回到龍灣路八十八號，冷靜下來一分析，大家對曹月芳提供的這些情況都表示了相當的疑惑=聽他這麼一說，勞爺幾乎就成了一個「偏執、多疑、焦躁又極其自戀」的人。而這個人掙扎了幾十年，最終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臨近退休時，個人慾望又一次惡性膨張，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承擔了一個他無法承擔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連串無法排解的矛盾和問題以後，導致了精神崩潰．最終讓自己走進了牛角尖裡……包括勞爺自認為的那個「謀殺」．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過是他心態發生一連串畸變後產生的一種」幻覺」而已。而他的死，則很可能是「自殺」造成的……
這怎麼可能?
這個曹月芳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為此，趙五六要求邵長水儘快再技壽泰求深談一次，以核實曹月芳談話內容的真實性．並且告訴了邵長水一個新的情況：前些日子，他把勞爺的那個「紅鱒魚」記事本和邵長水破譯的「密文」一併送交公安部技術鑑定中心去做了個鑑定，公安部的技術專家認可邵長水的破譯。但是，他們對這份密件究竟是什麼時候寫的，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
「他們認為，這份‘遺囑’書寫的時間．間隔勞爺出事的時間，至少也應該在三四個月以上。」
「事發前三四個月，勞爺就寫下了這份‘密件’?可能嗎?」邵長水一愣。
「是的，據鑑定，至少也應該有三個月左右了。」
「三個月?」如果這份密件真是勞爺被撞死前三個月，或更早一些時候寫的，這就說明，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個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則他不會產生自己可能被謀害的預感。那時候，他去陶里根的時間還不太長。在那麼短的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他感到非要寫下這一類的「遺言」不可?二，又是什麼原因，使得對方加害勞爺的意圖拖延了三四個月才實施?三，如果這個鑑定結論是準確的，這倒有助於理解名單裡的那些同志態度為什麼會從勞爺所說的「熱衷」於此事，變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說，這幾個月期間，在勞爺和這些同志之間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促使這些同志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那麼，現在需要追問的是，
這幾個月間，在他們之間又發生了什麼事?
……兩天後，邵長水緊急約見壽泰求，這回，壽泰求沒再找理由推拒，也沒去任何一家茶館和飯店，而是把壽泰求直接約到龍灣路八十八號來了；並婉轉地向壽泰求提了個要求，希望他自己一個人來，不要帶任何人。談話前，邵長水還到省委組織部去了解了一下壽泰求的現實表現情況。據省委組織部的同志介紹，在從陶裡
根調出的那麼些幹部中，歷次考評，壽的綜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潔自律」方面，省紀委對他的評價也不錯。
那天，壽泰求應諾隻身一人來了。
也許是因為這階段忙於籌備那個軸承集團的緣故，或許還有別的什麼為外人難以猜測的原因，比上一回見面時，壽泰求不僅瘦了，還顯得有些「老」了。臉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麼光鮮精神，甚至連襯衣領子都顯得不如上回的堅挺乾淨。
「我是不是瘦了?」一見面，還不等入座，壽泰求就迫不及待地這麼詢問。顯然他對自己近期的健康狀況，挺有些憂慮。
「還行吧……」邵長水仔細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減肥呢?」
「減啥肥?!大夫說我血糖有點高……」壽泰求無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點意了。吃得太好。營養過剩，活動量不夠，心神過於疲勞，內分泌失調，急速消瘦……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狀。得少搓一點大盤子了。」邵長水笑道。
「您還挺懂?」壽泰求不經意地挪揄道。
「嗨，幹我們刑偵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點，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雞毛蒜皮，不懂還真不行。」
「您……過去是搞刑事偵查的?」壽泰求問：
「啥叫‘過去是’?現在還是。」邵長水笑道。
「哦……」壽泰求眼睛裡忽然本能地掠過一綹黯淡的神情。一般人總是認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讓刑警找上門來談話，總不是件好事。這使壽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種壓抑和不快。而後有一小會兒工夫!他沒再作聲；而後又突然抬起頭來問：「今天我們怎麼談?」
「談之前，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機關掉一個小時嗎?要不我們還真談不痛快：」邵長水略帶著一點開玩笑的口氣說道。
「對不起。今天我這手機不能關。」壽泰求立即拒絕了，「我已經答應了你們今天不帶秘書。所以，我的手機就不能再關了。集團那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事。這一點．我想不用我多解釋……」
「那行那行：還是別影響了您那邊的工作。您就隨意吧。我們想了解勞爺在陶里根期間的真實情況．您跟他接觸比較多。現在外頭對於他的死，有三種說法，說謀殺的．說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說自殺的。請您談談您所瞭解的勞東林。您覺得他的死是怎麼造成的?」
「我能先不對他的死定性嗎?」
「可以可以。談什麼，怎麼談．一切都由您自己決定。」
「上一回我談到勞爺後期內心挺痛苦的……」
「是的，談到這兒您突然中斷了談話。」
「我有顧慮。」
「我們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猶豫了這麼長時間，我覺得還是應該跟你們把事情說說清楚。否則真的非常對不起勞爺……也對不起……對不起你們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們即便不找我，這幾天裡我也會找你們好好地聊一聊。當然，我只能談談我所瞭解的勞東林。這裡難免就會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會有顧頭不顧尾的現象。另外，我宣告一下，今天我帶了個錄音機。這樣一個正式的談話，我也想留個底，完全沒有別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話，我就開始錄音了。」這樣，壽泰求很平緩地，顯然又是很有準備地開始了他長篇的憶述。
「我和勞爺是好朋友。一個老警察和一個年輕的大型國有企業老總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許會讓你們感到有些奇怪。但我倆的確是好朋友，而且是屬於那種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裡去撈人，也不需要他託人去替我買駕本兒。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廠子裡安排親戚就業。雙方都沒有任何實際利益的需求。雙方都不在對方身上‘尋租’。這種關係，現如今很難得。所以說，我一直挺珍惜我們之間的這點關係。先說說我倆是怎麼認識的吧。其實我倆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也就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那時候我們二分廠出了一起命案，有個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廠外一個廢棄的排水溝裡。勞爺奉命來破這個案，我們就認識了。從表面上看，他跟別的刑警沒啥兩樣，外粗內細，外冷內熱，說話做事還稍稍端著一點架子，有時一張嘴還挺沖人。初一接觸，的確讓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裡一接觸，我覺得他這人心裡真有玩意兒。這個‘玩意兒’，我指兩個方面。一是他業務上確實行，也就是說他手上那點活兒確買漂亮，讓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說我們二分廠那個案子，原先是市局刑偵大隊的人在破。折騰了一個來月，沒整出啥頭緒，他們才把勞爺搬來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後，被塞進一個蛇皮袋，丟在那排水溝裡的。大夥兒一致認為發現屍體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現場這方面我是個大外行，不懂。據當時刑偵大隊的同志們說，找到第一現場，對偵破這個案子至關重要。是這樣嗎?」
「是這樣。」邵長水答道。
「棄屍現場周圍是繁雜的居民區。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區。當年住的都是廠子裡的工人。現在，居民成分就很複雜了。相當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預製板結構的簡易樓。街道狹窄，樓群密集，人口密度極高．旁子的隔音條件相當差。因此．他們判定殺人的第一現場不可能在附近。在這樣一個區域裡殺人，再移屍，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組織了大量警力在方圓五公里範圍內排查空房、黑出租房、違章建築旁……真是費了老大的勁兒，一無所獲。於是準備把排查範圍再擴大到方圓十公里。但這一擴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這決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難的時候，勞爺來了。勞爺仔細研究了現場勘查記錄和遺留的物件——那個裝屍體的蛇皮袋和捆彝屍體的繩索。他告訴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圓五百米的範圍內查吧．大概齊，能有個八九不離十。市局的同志聽他這麼說，太吃驚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試著去查吧。不久果然在離棄屍現場並不太遠的一幢簡易樓裡找到了殺人現場。後來勞爺解釋．他是從裝屍體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綁屍體的繩索上得到啟發的。他在仔細檢視後，發現這個蛇皮袋的拉鏈是壞的，袋上還有破洞；而用繩索捆挷屍體時也捆得相當草率。丟屍現場是鬧中取靜的地方。但握周圍的居民反映，案發當天晚上，並沒有聽到汽車聲．因此兇手移屍時使用的運輸工具可能是腳踏車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車。如果運用這樣的運輸工具．又要從較遠的地方往這兒棄屍．就不可能包紮得如此草率。反過來說，他包紮得如此草率隨便．是不是也可以證明他是就近扔棄的?還
有一點，如果殺人現場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兇手在那麼遠的地方殺了人，他不往更遠更偏僻的地方棄屍，卻要返過頭來往人多眼雜的市內丟．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著一大袋死人，往繁華地段走有風險?難道說．世界上還真有這樣的人，活膩了．愣提溜著自己的腦袋往槍口上撞?不會吧。所以，他判斷這個殺人現場離棄屍現場應該不會太遠，估計下來也就幾百米吧：你瞧，這事讓勞爺這麼一說，又簡單，又明瞭。據說像這一類點石成金、芝麻開門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這種埋頭幹實事，只要一齣手就能解決實際問題的人。實事求是地說，世界是靠這樣的人支撐著的。
「我說他‘心裡有玩意兒’的第二個理由……就有些複雜了．一時半會兒好像還有點說它不清。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待現代的一些人。‘文革’時期我們出了一批‘政治動物’，這二十來年又出了一大批‘經濟動物’。當年，一個勁兒地走極端，把政治強調到絕對中心的位置，把幾億人的注意力全轉移到你整我、我整你上，耽誤了強國富民；但反過來，如果再一次走極端，在人們的心靈中，完全用物質利益經濟利益取代一切，難道就對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群人——請你們注意，我這兒說的是‘一群人’，其實單個的人也一樣，不管是誰，缺失了信仰和靈魂，幹啥都是持久不了了的，都會形成泡沫。而只要是泡沫，總有一天會破滅的，只不過早點晚點罷了。我這裡特別要說的是一大批‘泡沫人’。在缺失了信仰和靈魂以後，在失去了人之所以是人的根基以後，在我們周圍不可避免地就產生了一批這樣的‘泡沫人’。他們一個勁兒地追求浮在浪尖上湧動的那種生存感覺。在太陽光的照射下，他們使這個世界顯得那麼的熱鬧、喧囂和五彩斑斕。對於他們來說，這世界根本就沒有什麼‘永恆’和‘持久’，‘眼前的熱鬧、喧囂和五彩斑斕’就是一切。他們拼命享受著眼前這個‘熱鬧、喧囂和五彩斑斕’。除了這點‘熱鬧、喧囂和五彩斑斕’，其他的一切，對於他們來
說都算不了什麼。但你仔細瞧一瞧，除了這一時間的‘熱鬧、喧囂和五彩斑斕’以外，他們給這個世界並沒有帶來任何真東西。如果，他們只是海面上薄薄的一層，那倒也無所大礙了。但萬一這‘海洋’中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都堆積的是這一類的‘泡沫’，那就可怕了……
「我說勞爺‘心裡有玩意兒’，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他不是那種‘泡沫人’，他不僅不是‘泡沫人’．而且還是一個有非常根基的人、活得極認真的人。他去陶里根以後．我們曾長談過幾次。每次長談，都讓我明顯地感受到他內心的激盪和變化。這一點確確實實讓我驚歎。他真是活得太認真了．也太累了。現在別說像他那年紀的人，就是像我這樣的．或者比我還要年輕得多的，都活礙不那麼認真了，都不會把周邊發生的事太當一回事了。
「我跟他第一次長談是在他辭職去淘里根後的兩三個星期。那時，天已經漸漸地冷了，陶里根那邊好像都下過頭一場雪了。(它那邊下雪，一般要比省城這邊早二十天左右。)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是想見見我，跟我聊一聊。我問他是在陶里根呢，還是在哪兒。他說他已經到省城了，是昨天到的。我說，你昨天到的，為什麼今天才給我打電話?他說，昨天晚間在一家飯店裡給妻子做生日來著。我說，給嫂子過生日，你不通知我。你也太不把我當自己人了。他忙解釋說，昨天過生日的是池前妻，不是目前的這一位。我說，如果是前妻，那就更應該通知我了。我早就跟你說過，我要見見你的那兩位前妻。不少人告訴我說，你幾位前妻，論人品、長相、工作能力，都相當不錯，也不知道為啥，你把人家都‘甩’了。他忙說，不是我甩的。我們是友好分手的，絕對是友好分手的。你看，我們至今還相敬如賓著哩．還在一起祝賀對方的生日。我說，那就更得讓我見見了：他忙說．免了免了。我說，人家這已經不是你老婆了，你免個啥呀?他還是說。免了免了。我說我一定要見。他猶豫了一會兒對我說，其實昨天過生日的那一位，你經常見到。我忙問，誰啊，我還經常見?他說．她就在你們軸承廠幹著哩。我再問，他就死活不肯說了。我後來才‘查清’，他那位我經常能見到的前妻，原來就是我三分廠的工會主席。真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他一直不告訴我她的這點身份關係，是不想增加我額外的負擔．不想為難我=其實人家在廠子裡於得挺不錯的，根本用不著我額外的提攜或照頤：
「那次他來，主要是來跟我核實有關顧代省長和祝磊的某些情況的……」
邵長水問：「他跟你說了他去陶里根的真實目的了嗎?」
「說了。但說得比較隱晦。」
「明說了是去調查顧代省長問題的?」
「那倒沒有。只說是去了解一些領導的情況。」
「哦……」
「……那天他說，想要請我幫他排除一個疑問。他說他在陶里根待了這麼些日子，受到很大的震撼，但得到的情況，相互之問卻又非常矛盾。在有些人嘴裡，陶里根時期的顧代省長簡直就跟一枝花一樣，無比優秀，無比傑出，簡直都可以稱得上無與倫比了。但也有人把他說成一個兇惡的霸主，獨斷專行，蠻橫不講理，且又為所欲為。有人說他大有功於陶里根，是陶里根歷史上最有開拓精神、最有作為的父母官，開創了陶里根發展的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奠定了陶里根現代化程式的堅實基礎。但也有人說他是陶里根歷史上最會做秀、最會為自己撈政治資本、只顧樹立個人政績形象而不顧百姓死活、並給繼任者留下一大堆難以彌補的財政黑洞的政客……他說他想知道我的看法，並且向我保證，我那天跟他說的任何情況，他都會替我保密。而且是絕對保密。
「當時我沉吟了一下，笑著回答他：‘你覺得像我這樣一個人，會相信誰的口頭保證嗎?’
「他立馬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可以給你立書面保證。’
「我又笑道：‘我要你寫書面保證，那我倆還能算是鐵哥兒們?’
「他馬上無奈地攤開雙手問：‘那你說咋辦?’
「我苦笑著回答道：‘咋辦?今天你壓根兒就不該這麼來為難我。’
「他說：‘你實事求是地說，是啥樣就說啥樣，有啥為難的?’
「我又苦笑著長嘆一口氣說道：‘實事求是?說得輕巧。你這是逼我在刀尖上跳舞，在懸崖上走鋼絲哩。’
「他馬上又流露出他的那種不高興了，說道：‘沒人逼你幹啥。說不說，完全由你。’
「當然，那天我還是跟他說了我對顧這個人的看法。我跟他說，信不信由你，顧立源的確是陶里根現當代歷史上有據可查的一個最富有開拓精神、最有實際作為的父母官，可以說是他開創了陶里根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奠定了陶里根現代化程式的堅實基礎。從這個角度說，他又的確是優秀的、傑出的，是萌生在我們高緯度黑土地上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雖然還不能說他‘無與倫比’——因為他畢竟還年輕，只比我大六七歲。倫比不倫比，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哩：但是，你想啊，不到四十歲，就已經走上正省部級崗位了，了不得啊。完全是一個奇蹟、陶里根的一個驕傲。但我又要告訴你，他確實又是獨斷專行的．有時候也確實是蠻不講理的，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說他是‘為昕欲為’的。但絕對不能說他是一個‘兇惡的霸主’；更不能說他只是在做秀，只是在為個人撈取政治資本。陶里根從一個破縣窮縣無人問津的邊境小縣，變成邊貿、觀光旅遊的重要口岸，眾目睽睽之下，迅速成長為一個地級市，gdp直逼省內一些副省級大市。這些年來，可以說星光熠熠，有口皆碑……這些變化的取得．的確是他主政陶里根階段確立和完成的：這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是要影響陶里根今後幾十年幾百年發展道路的東西：
「那天我對勞爺說，現在很多人對陶里根時期的顧代省長有懷疑，說穿了主要是懷疑池跟遠東盛唐的老總饒上都的那點關係，懷疑他和那個所謂的‘陶里根集團’的關係。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團’黑名單的。其實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們不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逼出來的。他們只知道顧立源是靠那個‘邊貿權’事件‘發跡’的。其實發生那個‘邊貿權’事件後，等中央領導一走，顧立源的日子一下變得非常窘迫和艱難，而且這種窘迫、艱難的狀況持續了相當長一段對間。為什麼?陶里根這地方窮，但大夥都窮慣了．悠閒慣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認可這個‘窮’的。現在說起來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議的事情——居然會認可窮．可當時就是這樣。因為認可了這個‘窮’，所以就一直這麼窮了下來。同樣是因為認可了這個‘窮’，所以這窮日子還過得挺悠閒，挺‘有滋有味’的。用大夥的話來說，我們雖然窮，但也沒那麼些煩心事。串個門啊，上江裡去打個魚，燉上一鍋湯，再拿玉米麵貼上十來個餅子，從酸菜罈子裡撈一大碗酸菜，等那邊太陽一落山，這邊全家人已經熱熱和和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區還出一種野果子，叫‘殼裡紅’，酸澀酸澀，卻特別提神。據說這裡頭還含有一種良性的興奮劑成分，會讓人上癮，但不傷身體。你看一人秋，陶里根家家戶戶房簷下都晾著一串串焦黃顏色的小果子。掰開那殼兒，裡頭有幾瓣血紅血紅的果肉。等大雪封蓋住了這個世界，幾個熟人湊在火爐旁，沏上一壺釅茶，吧唧吧唧嚼著這血紅血紅的果肉，有聊沒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個冬天……一個春天……再一個冬天……聊上一輩子……上街上一走，見到的淨是牙口暗紅的熟人。到機關裡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個電話鈴響。月底萬一領不到工資，大夥也不用發愁，這是國家欠下的，黨欠下的，都替你存著哩。無非就是存在了‘無錫(息)銀行’裡罷了，總有一天會發還給你的。況且也不是你一個人沒領著，全都沒領著哩，連縣長縣委書記的工資賬上打的都是白條。只要山裡還結著‘殼裡紅’，江裡還蹦噠著魚，糧袋裡還剩著玉米麵，大罈子裡還醃著酸白菜……只要大雪沒壓塌了煙囪，爐子裡還有最後一塊柴火在熊熊燃燒，這日子咋過不是個過?咋過不都是一輩子?!但現在突然冒出來這樣一個年輕人，議論什麼‘邊貿權，問題。這‘邊貿權’是你隨隨便便能耍的嗎?鬧得不好，就牽涉國格人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幹，我也能幹，還要外交部外經貿部幹啥?真是的!!但沒過太長的時間，上頭還正經下發了一個紅標頭檔案，讓陶里根進行邊貿權下放的‘試點工作’。上頭圖省心。只說讓你‘試點’，讓你‘摸著石頭’去過河。可河裡的石頭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塊石頭才能順順當當地過那河，他卻不說了。他不說，我們咋幹?縣委縣政府的領導都在邊境地區工作多年，深知邊境地區點點滴滴都跟外交、跟‘對敵鬥爭’聯絡著。而敬愛的周總埋說過，外交戰線無小事。一旦出了這樣的問題，負責任的是縣委縣政府領導，不是你顧立源!你說這讓人‘煩心不煩心’!這段日子裡，顧立源走到哪兒，背後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說啥的都有。紅標頭檔案下發兩三個月，縣裡一直按兵不動。不敢動。省里老書記再三打電話催問試點情況，還詢問那個姓頤的小年輕的情況，把縣裡幾位領導‘逼’得實在沒轍了．縣長把顧立源找到辦公室，說，你現在出足風頭了，在老書記那兒都掛上號了，你說吧，這個邊貿權．咱們咋個試法?顧立源說，讓我想想……縣長一聽就火了，說，你這會兒才開始‘想想’?早幹嗎去了?你當時給老書記遞小條兒的時候咋不想好了再遞?你這一遞．好嘛，你出名了，把我們全逼到絕路上去了。縣裡研究定了，這第一筆生意你去做。你給我立軍令狀。成了，我替你總結經驗上報；敗了，你承擔全部責任。談完話，給他五千元啟動資金．五個從縣政府機關分流下崗的中老年幹部，由他牽頭，獨立創辦一個‘陶里根邊貿有限公司’，去進行這個試點。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縣裡使的這一招，實在是太高明瞭。萬一事情真成了，是他們與時俱進，大膽支援新生事物，啟用年輕人，推進了改革；假如失敗了呢!責任全在這個姓顧的小子和他的公司頭上，縣裡的損失也就是這五千元現金，但卻又藉機把這個給縣裡捅下大婁子的‘出頭椽子’給變相地開除了，還讓他帶走了五個下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個下崗分流的幹部哭天抹淚地誰也不願上顧立源那個‘邊貿公司’去報到，誰也不願跟這個‘傻小子’一起去承擔這責任：拿著五千元的承諾，顧立源足足有好幾晚上沒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維繫在這一著上了。他堅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邊貿中找到巨大的發展空間。他堅信邊境貿易能把這個沉寂了千數百年的邊境窮縣方方面面的經濟潛力啟用起來。但第一筆生意到底找誰去做，拿什麼去做，做什麼才能真正有利可雷。他不是學經濟的，也從沒做過生意，再說，區區五千元．真是隻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開做，他還得去找資金。可是縣城裡所有銀行的領導那些日子裡忽然間都‘出差’了，只要聽說顧立源找他們談貸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機關裡的那些同事，平時都很熟，跟你談什麼都可以說是談‘邊貿’．對不起，立即推託．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顧立源糾纏上了，以後要跟他一起來分擔這個‘責任’。當時願意走近顧立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人是祝磊，另一個就是饒上都。祝磊在大學裡是學經濟的，分回陶里根以後，在縣實驗中學當教員。因為同是大學畢業後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來的，他倆平時就有不少的接觸。祝磊研究生畢業時做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試論我國高緯度地區邊境貿易的現狀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邊境兩邊互通有無，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麼東西。第一份跟對岸進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為顧立源策劃的。而饒上都倒賣倒買所謂的名犬時攢了些錢；另外，他在對岸生意界和政府裡也有一幫子熟人。他願意把這些錢和關係，作為‘資源’都拿出來供顧立源使用，條件只有一個：將來如果賺了，請還本付息。‘如果賠了呢?’顧立源當時這樣問他。‘賠了，就算我交您這麼個朋友付的手續費。’饒上都這麼回答。後來租船的錢，買酒和水果的錢，僱船工和搬運工的錢，在對岸疏通關係請客送禮的錢……全都是饒上都掏的。饒上都甚至還答應了顧立源這樣一個極為苛刻的，不僅‘不平等’，而且還帶有一定侮辱性的約定：整個過程中，饒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參與了這件事。也就是說，花了他的錢，還不許他對人說這錢是他的。饒上都明白顧立源這麼做的原因：饒有前科，政治上有汙點。如果一開始就讓人知道此事有饒的參與，而且是資金的主要投入者，那麼，來自各方的阻力和壓力，很可能就會使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對顧立源提出的這一切，饒上都全應承了。這讓顧立源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激。對用不用饒上都的錢，跟不跟饒上都這樣的人打交道，顧立源是猶豫再三的。要把對自己人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跟一個坐過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塊兒，確實是要有一點勇氣和魄力的，且還要有一點大智慧和大決斷力。對於顧立源來說，當時已是別無選擇。幹成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幹成這樣一檔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後顧地花了饒上都的這一大筆錢。讓他完全沒想到的是，事情幹成後所形成的轟動效應，居然使萬分激動的陶里根人都無暇去追問顧立源當時是從誰腰包裡掏出錢來運作這一切的……
「十年後，人們漸漸冷靜下來，有人開始追問顧立源跟饒上都的這種種關係，也有人跟顧立源打趣道：‘你小子當年膽兒夠大的。刑滿釋放分子的錢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顧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願花刑滿釋放分子的錢。我也．願意花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良家婦女的錢：但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良家婦女當時讓我花你們的錢嗎?’
「顧立源這人講情義；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饒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幹勁兒和聰明勁兒．甚至還可以說看上了他那點‘油勁兒’；雖然是個外來戶，但又願意紮根落戶在陶里根。而這些年來．這樣的人在陶里根越來越少了：只要有一點能耐有一點辦法的．都想方設法往大中城市跑：據於以上這些因素，顧立源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在設法報答這個饒上都，並有意地為他創造了許多於事的機會和條件。包括那個副市長祝磊，也包括外頭盛傳的所謂的‘陶里根集團’，他們和顧主源之間的這種‘關係’，都是這麼歷史地形成的。就說那個‘瑪里根集團’吧，主要是差不多時間跟顧立源似的從各大學畢業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輕人。當時的這
批大學生還比較‘憨’。比較‘傻’，經不住人家三說兩勸地，就回家鄉來改變‘一窮二白’面貌來了。在他們以後，更年輕的一撥又一撥孩子，從陶里根考出去以後．你看還有誰回陶里根的?大學畢了業，寧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著，住地下室，打臨工，謀個啥自由職業的混混，也不願回陶里根。因此當初那一批大學畢業生在當地就成了寶貝。顧立源一掌權．很自然地就把這些同齡人攏到了自己身邊，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隻用那批大學生。你看我，年齡比他們小六七歲七八歲．拿的只是電大的文憑，不論從哪方面衡量，都是一個土八路．可顧立源不照樣起用了我嗎?我說到這兒，勞爺馬上反駁道：‘這歸根結底跟你是陶里根人還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吧?’我又舉了饒上都的例子回駁他：‘那你說他看好饒上都是因為什麼?饒上都總不是羯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顧立源用人，的確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裡頭，但誰當政，不用自己比較熟悉和比較親近的人?用你是為了去做事，他不瞭解你，怎麼敢放手讓你去做事?你不親近他，他怎麼放心讓你去替他做事?舉賢不避親，古已有之嘛。’
「聽我說了這一大段話以後，勞爺呆在那兒，坐了好大一會兒，才低聲地問道：‘那麼，照你這麼說，顧代省長在陶里根時期，十全十美了?可我聽到的反映不是這樣。’
「我問：‘你還聽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說饒上都私下裡給他送了兩套別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說是花了一百多萬美元，還是三十年代英國人建的花園別墅。光裝修就花了二百來萬人民幣。有鼻子有眼，說得跟真的似的。拉xx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饒上都那樣老練圓滑的商人，他真要給領導送個啥，能鬧騰得滿城風雨，路人皆知?反過來，你也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凡是鬧得滿城風雨，路人皆知的，一準是口頭文學，民間創造，臆想的成分不會少。倒是不少人對他後期行政干預，愣讓銀行貸給饒上都五個億，開發那個高檔別墅區，又基本上沒賣出去多少。讓銀行背上了個大包袱，挺有意見。但這樣的事情，在現階段很難避免。真的很難避免。這樣的失誤絕對也不止出現在顧立源一個人身上，也不是顧立源個人的人品問題，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問題。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樣實行高官問責制，真去嚴格追究這種失誤的個人責任，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在中國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從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政治大地震。實事求是地說，把責任完全歸結到這些高官個人頭上，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因為，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個人身上。這裡有一個大環境的問題，有一個體制的問題……’
「‘但是，許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訴我，顧立源在當市長前，不是這樣的。原先他也挺聰明挺能幹，但也許是因為受父親和家庭的影響，幹啥都還比較小心謹慎，還知道這世界上有「不可能」這三個字。後來……後來，整個兒就不對頭了，當了市長，尤其是他任市委書記以後，一直到調任副省長以前，變化特別大，簡直就跟換，個人似的，簡直……簡直……怎麼說好呢?用他們的原話說，這世界上好像整個兒……整個兒就沒他不可能的事了。這個反映準確不?’勞爺鄭重地問道。
「我當時是這樣回答他的：‘我還是要勸告你，不要把這問題簡單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對的。’
「‘那麼請你教教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才不至於簡單化了?，勞爺挺認真地問道：
「我忙擺擺手答道：‘別說什麼教教啊：咱倆誰教誰啊?你要這麼說，我可就無地自容了。但我覺得要是能分這樣三個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也許就會客觀一些，公正一些。一，在這個階段，我們這位顧代省長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請你注意群眾反映中提及的一個限制性前提，他們說一直到調任副省長以前——也就是說，不少人都注意到，當他調到省裡當副省長以後，情況又有好轉，甚至是極大的好轉：這一點是絕對不應該疏忽的。三，如果說他在擔任陶里根市委書記兼市長期間確有所變化，甚至我們也承認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並且也承認因為這些變化，他在決策的推行過程中，釀成了某些失誤=他本人固然要為這些失誤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的那樣，實事求是地說，把責任完全推給這些高官個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這麼說，絕不是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擔任著一定的領導工作……’
「‘按你的意思，應該讓誰來承擔責任?社會?體制?這是不是太虛了?讓紀檢和司法部門怎麼去追究社會和體制的責任，可能嗎?’勞爺立即打斷我的話．遲疑地反問道。
「‘當然不應該很虛化地讓什麼社會和體制來承擔責任。’
「‘那讓誰來為頤立源他們承擔責任?’
「‘你……’
「‘我?讓我來為他們承擔責任?’
「‘還有我。’
「‘你?怎麼又扯上你了?’
「‘是我們。我們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員，甚至普通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