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門一入，只見三疊情人再見，生死永訣
我被捕後，一直關在臺北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的第五房，關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見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燈光與通風維持。在這房中，我曾被疲勞審問和刑求。刑求中的一個重要關鍵是要我承認我是"臺灣本部"五委員之一、是臺獨五巨頭之一。事實上，我對這難題毫無所知，所以無從承認起。糾纏了十幾天，我感到既然臺獨分子和官方情報咬定我是臺獨五巨頭之一，我不遙為配合，恐怕不得了結。於是心生一計，說我對謝聰敏開過加入的玩笑。我心裡想：這樣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減輕。聽了我自承開玩笑加人的說辭，聯合小組的調查局代表劉科長（劉昭祥，此人學問高出一般特務甚多）還用文言文反問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後來冤獄定案了，劉科長來跟我小聊，我說："我實在不是什麼五委員之一，可是先抓進來的人口供先入為主，我後來居下，就會吃虧。俗話說賊咬一口爛三分，因為辦案人員照例從賊的邏輯，認為做賊的，不咬別人卻單單咬你，可見你一定有問題、你一定也不是好東西，縱查無實據，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併移送。正因為有此天經地義，所以一個人，一旦被賊所咬，便沒那麼容易脫身，被咬之處，用具體寫法，便有三分之爛了。縱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創傷難愈，往往是一輩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說什麼都太遲了，只希望你們下次抓人時，務必先抓我，因為先被抓的可以佔便宜，別人必須配合他的口供，他卻可以撒豆成兵－千萬別優待我，千萬請先抓我！"我這種戲諺性的說法，其實也是真話。古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對國民黨情治人員說來，這話應改為"辦案無親，常與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這些牛頭馬面的信任，這些人"毀"人不倦、聞過（別人的過）則喜、老k點囚、多多益善，凡此種種，無不靠咬以張之。咬之為用，真大矣哉！
我出獄後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師和劉科長來看我，劉科長已退休了，講話恢復了人性，他說："你的案子我們後來查出是冤枉你了，於是我們專案小組簽報上級，建議政治解決、放你出來，可是上級很反常，竟不採納我們專案小組的建議，直到今天還弄不清為什麼上級不放你。"劉科長的話，應屬可信，因為在劉科長之前，我在西門町碰到警總的魏宜智組長，他也透露過專案小組的建議，他也奇怪上級為什麼不肯放李敖出來。我想，這該是蔣經國他們最錯的決策之一，他們終於為我達成了深恨他們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獄又復出後，一路追殺蔣家，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到蔣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連二十年猶未停止，可見我有仇報仇的兇悍——要關老子嗎？讓依認得阿拉，他媽的你可關錯了人了，你們後悔都來不及啦！我在保安處第五房的時候、國特們朝我大吼大叫，說："你在我們眼中，是玻璃缸裡的金魚，我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實，他們在吹牛，他們從來沒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陰險和報復能力絕非蔣氏父子及其走狗們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後能夠口誅筆伐，幹他們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認識謝聰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後認識的。他們牽扯到所謂臺甫美國新聞處、臺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其實也是冤獄。判決書下來的時候，寫得洋洋灑灑，有人名、有時間、有地點、有炸藥、有細節，一切應有盡有，誰還會懷疑案子根本不是這五大元兇乾的呢？
可是，事實上，誰也想不到：這樣言之鑿鑿的判決書，竟根本是一篇憑空編匯出來的神話！據李政一跟我說：他在被捕不久，吳彰炯少將他們煞有介事的，找來臺南美國新聞處和臺北美國商業銀行的人來指認，因為事先傳說有個黃衣人在現場，吳彰炯少將他們就找來一件舊黃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並且，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們還被帶到臺北美國商業銀行去"現場表演"！因為他們根本沒幹過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導演"一一指點細節，以應現場錄影之需！這種整人整得無微不至，不是演戲，又是什麼呢？
李政一他們這些受難者，在整個案子的多年發展裡，除了被苦刑時有短暫的誣服外，他們在坐牢時、在出獄後、在一個個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們都眾口一聲，不承認他們幹過這種轟然一響的案子。說他們反對國民黨，這是千古不易的；但說他們反國民黨反到玩炸彈，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麼，臺南美國新聞處、臺北美國商業銀行的爆炸案，又是誰下的呢？一個傳說是：真正幹它的人，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為了報復美國當時對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彈開花，給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兩破，趁機清除反對分子，並把反對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給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當然不能確知真相是不是這樣，但我確知每有大案發生，下級人員為了希旨承風，邀功領獎，就常常毛手毛腳，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親歷的這件案子，十足是吳彰炯少將在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副司令王潔中將等指揮下主持破獲的一件大假案。
吳彰炯少將他們為了希旨承風、為了邀功領獎，做下了這樣一件傷天害理的黑事，我認為縱使政治上他們可以被原諒、法律上可以被開脫，但在道德上和歷史上，他們的惡行，必須有以記錄，這是人間起碼的公道，想吳彰炯諸公自己，在安享餘年、下臺數鈔票之餘，也該有以首肯吧？人間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決二十一年後，我路遇退役下來的吳彰炯，那時他在富貴樓餐廳做總經理，他透露給我，說美國機構爆炸案接連發生後，蔣經國在治安會議上大發脾氣，因為破不了案，嚇得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不敢出席會議，下令要處分治安主管多人，吳彰炯向尹俊說，你處分了這些人，案子就永遠破不了了。尹俊問為什麼？吳彰炯說這批人處分下臺，新上臺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臺，不如留下；舊人不動，叫他們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聽了，就停止下令處分。不久以後，抓到了李政一他們，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吳彰炯所謂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蔣經國以下的焦慮之情，卻令我們開了眼界。與吳彰炯談話後幾個月，蕭啟慶、王國瓔夫婦請我在富貴樓吃飯。吳彰炯過來拍我肩膀說："李敖兄，你為什麼一直不來我們飯店吃飯？"
我說："我怕你下毒藥毒我。"他聽了笑著捏我一把，說我胡說，我說："說下毒藥也許重了一點，不過放瀉藥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人生際遇，這是蔣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黃昏。在黃昏中，你的主要敵人都已死去，但他們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從良，彷彿跟你一起珍惜夕陽無限之好，人世玄黃乍變，竟離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狀是臺獨，純屬冤獄。不過，臺獨分子誣攀我是他們同志，倒有一點可取——他們真識貨！《水滸傳》阮小五阮小七"手拍著脖項"說："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
上海流氓杜月籤說："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這些話其實滿有哲學味，雖然有點阿q。承蒙臺獨分子抬愛，我也如阮小七所謂的"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最後"牢裡牢裡去"，我雖有怨，但卻能原諒。害我的臺獨分子最關鍵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島上謝聰敏。為了政治，犧牲朋友，何必責怪？臺獨分子比國民黨對李敖識貨得多，只是他們辦貨辦得不夠朋友而已。謝聰敏後來寫口憶，說當時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獄之成，不無情治人員做案的事實，但以我當時在牢中的身受親歷，卻覺得他還是寫得有所保留了。事實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員咬我，我就不會受那麼多的罪。咬人有兩種咬法，一種是活咬，一種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脫身脫困；後者卻使人百口莫辯。例如謝聰敏說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談吳國幀後，一邊用吸塵器吸地，一邊表示同意做"臺灣本部"五委員之一的。事實上，確有談吳國幀並吸地的事實，但在這種事實後面來番移花接木，就使我無從"印證"起了。謝聰敏咬人，咬得這麼逼真、這麼細膩，情治人員當然樂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況我為了替他們守秘密，一到案就說了不少謊話，沒想到他們這些英雄好漢卻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員當然更相信他們了。
謝聰敏在牢中神通廣大，他居然託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帶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紐約時報》上。其中提到在國民黨"瘋狂的刑求"下，"我只好採取較緩和的態度，答應他們接受某些反蔣活動的控訴，包括爆炸美國商業銀行的偽訴。並承認李敖先生，臺灣非常傑出的學者並是最受歡迎的作家，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委員（事實上我根本不曉得有關委員之事）。"這封信披露後，國民黨大為難堪，遂把謝聰敏釘上腳鐐，一個人關在又陰又潮的小黑房裡，放封時，只許他一個人散步，不準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傷害。我在牢房裡，攀上鐵窗，遙望他吃力地帶著腳鐐，用一根撕破內褲編結起來的細繩，吊住鐵鏈，雙手提著，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彎的、背是駝的、整個監獄的氣壓是低的，十分鐘過後，班長吆喝一聲"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動人的背影，我永難忘記。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臺北市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景美秀朗橋下軍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仁愛莊"）。"仁愛教育實驗所"原名"生產教育實驗所"，地點設在臺北縣土城鄉仁愛路二十三號，是把政治犯洗腦的大本營，名之為感訓，其實"仁愛"而能"實驗"，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訓的歲月裡，謝聰敏和我被關在同一問房裡，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洗腦是完全失敗的，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都沒有改變。如果有所改變，那是變得更頑強。出獄以後，謝聰敏遠走高飛，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動；而我呢，守死不去，在臺灣繼續依然故我，只是多寫了一百多本書掉頭給官方洗腦，以為回敬。告訴他們：你們關錯了人，我不是臺獨分子，你們卻把我當成臺獨分子來關。好吧，就讓你們付點代價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後，謝聰敏和我分別出獄，我對謝聰敏的看法是：把我咬進臺獨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個人對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無法接受這種為政治而犧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獄後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絕交狀態，沒有任何來往。一九八五年，美國全美臺灣同鄉會邀請李敖訪美，卻有化名"莊腳人"的，在《臺灣公論報》表示反對。因為"莊腳人"不是個人而是團體，是臺獨聯盟欲借李敖引起爭端，煽動臺灣同鄉反對全美會主席，因此引起洪哲勝和謝聰敏的反駁。洪哲勝寫《從李敖事件看臺灣人的統戰觀》，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謝聰敏寫《君子和而不同》，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謝聰敏文中有這樣沉痛的話："一個革命組織在誇耀它的偉大成就之際，也應該回顧那些被犧牲的人怎樣在黑暗中忍受他們的痛苦。李敖就是為臺獨聯盟走進政治監獄的。現在全美臺灣同鄉會邀請李敖來美訪問，反對的聲音竟然來自《公論報》未曾亮出姓名的莊腳人。""特務逮捕李敖，也有相當的根據。一九七0年，李敖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務跟蹤，他拍下跟蹤便衣人員的照片，附著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送給國際特赦協會秘書長馬丁·恩耐爾斯。臺獨聯盟獲得國際特赦協會發表的照片和名單，刊登在《臺灣青年》雜誌。在這次照片和名單刊出之前，《臺灣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調查局便衣人員監視的照片。特務遂斷定這些都是李敖的傑作，懷疑李敖和臺獨聯盟一定暗中聯絡。一九七一年；日曆過年，有人在北上火車經過臺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時散發大批傳單。傳單上說：
歡迎外省人參加臺獨，歡迎李敖參加臺獨。這就是特務對我刑求逼供，羅織臺灣本部，編造李敖參加臺獨聯盟的根據。""就李敖和臺灣人的關係來說，我認為臺灣人欠他的比他欠臺灣人的更多。"……謝聰敏在我和他形同絕交的狀態下，還寫公道之言，大聲疾呼臺灣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臺灣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氣度，遠非今天對李敖忘恩負義的臺灣人可比。臺灣人的每下愈況，洵可知矣！
咬我進去的不止謝聰敏，還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獄後，跟我說："只要有反國民黨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壯，聞之可喜。後來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臺獨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獄後，他弟弟魏廷昱來看我，我說："我被你哥哥和謝聰敏咬成臺獨分子，坐在冤獄裡，心想這兩個臺灣人是最壞的臺灣人；現在我閱臺灣人已多，發現他們兩個是最好的臺灣人啦！"臺灣人的每下愈況，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時代，認識了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黃中國。黃中國是個怪名字，我戲稱他叫chinahuang，並開玩笑說："黃字在中文裡動詞用法是把事情給弄砸了，你這黃中國，是把中國給弄砸了，憑你這名字，你就該坐牢！"我第一次見到他在軍法處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學生鬧絕食，我聽到走廊上一個山東口音的人在罵他，說："年紀輕輕的，就找死啊！就要餓死自己啊！你笨蛋！"我從牆上窺視孔看過去，看到的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五十多歲，是一個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稱第一。他皮膚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雞雞的。他那時新任外役，每天替我們押房中的送飯送水。送水是用塑膠水桶，每房一個，他用一根粗麻繩，在飯後把水桶一個個串起來帶走。串水桶的時候。空桶相碰，通通作響，我們就知道是他來了。坐牢的人聽覺都非常敏銳，敏銳到可以聽出牢門一開，開的是第幾號房或大概第幾號房。這種生存能力的離奇，沒坐過牢的人是難以想象的。黃中國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為案子很小，又沒有共犯，就被調出來做外役。外役是囚犯們最羨慕的工作，因為他們住的牢房房門白天不鎖，他們可以在走廊或院裡走動、可以抽菸、可以看到家屬送菜時包菜的有油的報紙、可以趁班長不在時同別人偷著講話……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簡單，黃中國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從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權被判無期調走後，就一人獨居。七月裡修房子，我改調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積率"五人，但我親眼見過關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後，改關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國龍（輔仁大學學生）和高時運（高山族縣議員，我開玩笑，說他的名字讀起來像"狗屎運"）。李國龍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時運與世無爭（至少與平地人無爭），由我做龍頭老大，三人相依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聲大作，遠遠地聽到一個人連哭帶喊，漸漸過來，中間還夾著腳鐐拖地之聲。不料到了我們房門口，忽然房門大開，一個大漢，滿面淚水、滿身汗水、上身赤條條、下體只穿內褲、掛著腳鐐，被監獄官和馬士官長一擁而入。大漢不是別人，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一進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麼案子嘛！他們判我死刑啊！"聲音發自山東男低音的一種嘶喊與絕望，令人悲憤、令人同情。馬士官長向我說："李先生，我們老鄉情緒不穩定，我們不得不偏勞你照顧他，代他寫個狀子。"隨即對黃中國說："你別擔心啦！有李先生照顧你，給你寫狀子，包你無罪回家。戴幾天腳鐐，不算什麼。"
黃中國聽了，突然雙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頭來，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趕忙將他扶起來，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淚和汗。我安慰他，說："不要擔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沒問題。"就這樣的，折騰了兩三個小時，黃中國情緒稍微平靜。晚飯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開吃了，黃中國忽然從行李裡掏出五條雞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驚！黃中國分了兩條給我，李國龍、高時運各一條，他自己一條，就大吃起來，了無異狀。飯後我向李國龍偷偷說：
"這傢伙原來是政經分離的呢！判死刑歸判死刑，大吃大喝歸大吃大喝，兩者互不相干。現在你知道他為什麼那麼胖了吧？"
黃中國加入十一房後，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來了胡炎漢（中正大學畢業，輔委會簡任官）、黃毅辛（《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後來高時運調走、黃毅辛出獄，又來了崔積澤（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陰友）。整天跟黃中國相處，發現他為人淳樸忠厚，他是山東萊陽的農民，粗識文字，在抗戰勝利前夕，他隻身跑到青島，去做海軍，但他不知道那是"偽海軍"（日本統、臺下傀儡政府的海軍），所以不久勝利，就變成了"漢奸"我笑他："要做漢好早做啊！為什麼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漢好呢？"他苦笑說："誰曉得呀！我們是鄉下種田的，只曉得去青島入海軍，誰曉得是誰的海軍呀！"黃中國因為做了海軍、上了賊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準退役、跑到臺灣來。後來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吳興街開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賭博糾紛，被他萊陽同鄉打主意，想挖點錢。大概黃中國有點小氣，不肯破財消災，就被整起冤枉來，被誣告於一九四五年農曆七月間，在共產黨佔領下的萊陽繞嶺區，幹過共產黨的指導員；後來派到輦至頭村地方、幹過共產黨的小學教員。就憑這點單薄的人證和罪名，就被警備總部軍法處初審判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了！黃中國初審判決的案號是"一九七二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號（61）秤理字第四二六九號"，我仔細研究了它的內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終於完成了"軍法聲請復判理由書狀"，我共分十四點來為他喊冤。寫成以後，黃中國對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話下。
在為黃中國寫狀子後兩個多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牢裡翻到約翰·多恩（johndonne）的詩（nomanisanisland，intireofitself；everymanisapeeceofthecontinent，apartofthemaine；ifaclodbeewashedawaybythesea，europeisthelesse，aswellasifapromontorywere，awellasamanorofthyfriendsorofthineownwere，anymansdeathdiminishesme，becauselaminvolvedinmankind．andthereforeneversendtoknowforwhomtobelltolls。ittollsforthee.），譯之如下：
沒有人能自全，
沒有人是孤島，
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要為本土應卯
那便是一塊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莊園，
不論是你的、還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沖走，
歐洲就要變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減少，
作為人類的一員，
我與生靈共老。
喪鐘在為誰敲，
我本茫然不曉，
不為幽明永隔，
它正為你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