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中國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讓他抄一份，我同意了，於是他趴在本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這時復判判決遲遲不下來，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下來，我說大概就在這幾天吧，我當時已知道軍法處的習慣：他們要槍斃人，復判的決定，是拖至施刑前一兩小時才通知的，通知的時候，已經把人犯五花大綁了。所以，黃中國得知死刑判決確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場槍斃之時，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這一真相，我是不願透露給他的。
由於我對國民黨的習性頗有研究，我預感黃中國的案子，雖然經我細心寫狀，也是無濟幹事的。黃中國的處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早五點點鐘，十一房的房門突然間被開啟，七八個禁子牢頭衝進來抓住他，用布條纏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門。黃中國的聲音，在布條纏嘴的時候，立刻就由哀嚎轉變成另一種嘶咧，我一生中，從沒聽到人類能夠發出那種聲音。我坐在那裡，披上小棉襖，目擊全部快速動作的完成與離去，神色夷然。遠遠的，又一兩聲黃中國的慘叫，在冬夜中，聲音淒厲可聞。他顯然是拖到安坑刑場去了。
先前黃中國家人送來一堆水果，李國龍說黃中國小氣，不肯分給大家吃，我說誰吃這些水果，還不知道呢！黃中國被拖出去後，這些水果，胡炎漢、崔積澤是忌諱的，我和李國龍分吃了，真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本來該在黃中國肚裡的，卻裝進我們肚裡了。
當天晚上，大家談起清早的事，胡炎漢說："在那樣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靜的做一個旁觀者，還不忘記照顧熱水瓶，你可真狠！"我說："希臘左巴在親近的人死去時候，他提起親近的人心愛的鸚鵡，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並且，在觀察人間永珍的時候，你必須冷靜，有一天，我會為黃中國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後，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我花了十個小時，寫了一篇《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細述黃中國的哀史，作為國民黨統治下千萬血淚的一頁。黃中國是中國農民，他在亂世裡，莫名其妙的捲入政治漩渦，陰錯陽差的客死異鄉刑場。他無識無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魯迅筆下的阿q。黃中國的悲劇是他純屬小人物，人微望輕，以致被當成"匪諜"給"繳"掉。他死後，李國龍問我："難道軍法官不知道黃中國根本不是匪諜？"我說："怎麼不知道！當然知道。只是國民黨要表現捉拿匪諜的成績，不槍斃一些人，就會被上面打官腔。在這種邀功繳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諜來充數。上面要繳匪諜，誰管那麼多！"於是，需諜孔殷下，黃中國備位犧牲，伏屍法場矣！
黃中國被槍斃後，我譯的那首約翰·多恩的詩，對我更有蒼茫的意味，我就妥為"處理"，終於使它偷渡成功，隨我一起出獄。後來被胡茵夢看到了，胡茵夢抄襲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裡，又收進她的《茵夢湖》一書裡。這是一首我非常喜歡的英文詩，此詩當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whomthebelltolls一句用作書名，就是中譯的《戰地鐘聲》。海明威把這首詩的全文印在扉頁，可是所有的中譯本都沒翻它，跳過去了，所以這首詩也就從來沒有中譯，這是很遺憾的。中國人中，沒人有功力能翻譯這首詩並且押出韻來，只有李敖優為之，大師就是大師呀！
黃中國做過外役，所謂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來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務。本來這種服務是該禁子牢頭——班長做的，但班長除了手拿鑰匙外，是不大做什麼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選擇出來的囚犯，要刑期短的、無政治顧慮的。選好後，就叫他們送飯、送水、掃地、送物，並且替班長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舉一動，班長都要站在背後監視，偶爾班長會偷懶、會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趕忙聊幾句，透露一點外面的馬路新聞，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為刑期都不長，流動性比較大。寒來暑往，年復一年的，我不知"洞見"了多少外役的來去。有時候，我的確記不清他們的長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們同我說話，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後把頭橫過來看我；房裡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貼地看他們，雙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們看到的我的眼睛，是與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們的眼睛，是與地垂直的。雙方的臉再經過三十乘十五釐米的框框一過濾，在陰暗的光線下，緊張的表情中，的確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時候記不清他們的長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這些記不清裡，有一個最清楚的記憶，卻使我畢生難忘，那是一張年輕、飽滿。聰明、白白的臉，配上一對精明的眼睛，一張有毅力的嘴，出現在我的洞口，低聲同我說："李先生，我是你的讀者，我佩服你，有什麼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興，是殺人犯……
班長來了，再見！"
法學家們一定蛋頭式的以為：俞中興一定是現役軍人，不然怎麼會分到軍監來呢？殊不知俞中興並非現役軍人，他只是殺人時用了槍，依這個地區的槍支過敏症，凡動槍的，不管犯什麼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亂"送軍法單位，經查明與叛亂無關後，才不起訴，改移司法單位。俞中興殺人時只用了獵槍，就犯了槍禁，就這樣的，先分到軍監來了。
俞中興做外役時候，上下其手的機會總是有的，比如打菜時候，他會自動多打一點給我；裝水時候，他會自動把五公升水桶裝足；偶爾撿到一塊報紙，他會自動高速丟進，使我這年復一年不準看報的"中華民國公民"，多知道一點"中華民國"的訊息。
終於有一天，俞中興和我有一次長談的機會了。軍監要粉飾走廊，要俞中興做油漆匠，他做工時，要在一問間小房外面刷上一陣。當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時候，他站在梯子上，從小房的高窗向我說話，當然班長正好不在，所以我們就聊起來了。這次聊天，使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俞中興身體極好，長得人高馬大，他念過大學，後來討厭做書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園黑社會以足智多謀好勇鬥狠出名，結果同古永城派衝突，他和外號"閹雞"的李盛淵等，表演了轟動一時的"飛車殺人案"，殺掉古永城的大將，古永城死裡逃生，俞中興就這樣抓進來了。抓進來後，他憤憤不平，對我說："他媽的警察真不夠朋友！"我說："美國黑社會有一句諺語說：千萬別同警察交朋友，因為你不曉得他什麼時候公事公辦。這就是說，警察隨時翻臉無情的。"俞中興說："是啊！他媽的我們幹掉了古永城他們的流氓，是等於幫了警察的忙啊！他們怎麼可以反倒抓我們！他們整天靠我們養，真他媽的太不夠朋友了！我們殺古永城他們，是為民除害啊！"
我聽了，為之好笑，我說："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興說："我是一害啊！可是我們殺了一個，總少了一害啊！
他媽的警察怎麼可以抓替他們辦事的人！這樣亂來，以後誰還敢替天行道啊！"這最後一段話，大大的震驚了我，我覺得說得真是有趣之至、說得真是含義深長。俞中興使我想到晉朝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周處頓悟之後，上山殺虎、下水斬蚊，然後自己改行向善，後來做了大將，為國殉死，俞中興有除害之心，不管該不該他除，其人縱可誅，其心不可誅，這種有善念的青年，難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萬劫不復嗎？這次談話後不久，俞中興就被移送司法單位了。他從桃園龜山監獄寫了一封信給我，我因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
後來聽說他判了無期徒刑，移送綠島隔離犯監獄，在移送前夜，被打斷肋骨多根，顯然是有意把他報廢了！我讀美國舍伍德（robertemmetsherwood）描寫流氓的名劇，深深感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們做人，乾乾脆脆，毫不偽君子。他們的行徑或不足取、他們的人生觀或很奇特，但他們放浪形骸、敢做敢為，的確比所謂上流社會的狗男女們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會的人，沒人敢"替天行道"，他們只是偽善而已。
在軍法看守所見聞不少，但十九是冤獄，並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積寬喊自己萬歲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積寬是"花園新城"、"中山樓"的建造人修澤蘭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機關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總統府前面做慶祝代表，當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煩，同事開玩笑說："老傅，等一下子蔣總統出來，喊萬歲時你敢不敢不喊蔣總統萬歲而改喊傅積寬萬歲？"傅積寬開玩笑說："有什麼不敢，等下子喊給你看。"他說話算話，等下子真在眾口一聲喊時喊了自己萬歲，結果被比老百姓還多的治安人員發現，抓到牢裡，判了五年。他在牢裡碰到我，對我還傻笑呢！一天放封時在小院中散步，一個新來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長陳亞象問他判了幾年，他說："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長冷笑說："一點沒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點罪。"傅積寬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萬歲，他真該羨慕"江蓋世"喲！（民進黨大員江蓋世微時寫信給我，說他的名字拼成英文，與"蔣介石"同音，按說如果江蓋世喊自己萬歲，應該不被羅織。其實不然，"蔣介石"三個字，也是犯禁的。）
其實，傅積寬這種還算是幸運的，他被判罪，至少沒戴紅帽子。當時最流行的判法是給你戴紅帽子，所以如此，和檢舉匪諜可領獎金有關。有一次屠申虹開玩笑說："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檢舉個匪諜，領點獎金花花，我窮死了！"我說：
"匪諜豈是好檢舉的！我在軍法處坐牢時候，看到不少檢舉匪諜的，糊里糊塗，弄得同匪諜一起坐了牢！國特們辦案，你不知道他們心理，他們是被告寧濫毋缺、寧多毋少的。他們聞過則喜－聞別人的過；也誨人不倦－毀滅人的毀。他們辦案，覺得被告人數不足時候，就會把檢舉人一併拉進來充數，所以啊，你檢舉了匪諜，你可能同時也變成了匪諜！"屠申虹聽了，哈哈大笑。
在檢舉"匪諜"以外，還有一種同類的檢舉，就是檢舉反動傳單、反動標語。"國特"們鼓勵檢舉這些，聲稱檢舉者有賞，不檢舉者有罰。於是，小民領命，在地上撿到了傳單，或在公廁裡看到了粉筆字，就直奔官府報告去訖，不料"國特"們收到這些，破案為難，可是不破又不成，於是乾脆就地取材，把檢舉人橫加罪名，說發傳單者即閣下、在茅房門後寫"打倒蔣××"者亦閣下，閣下以檢舉人始，以謊報人終。他領獎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戲，最後以鼻青眼腫收場。
還有一種檢舉，是跟以上檢舉別異其趣的，以上檢舉是檢舉別人，這種檢舉卻是檢舉自己，這就是所謂"匪諜自首"。"國特"們號召"匪諜自首"，信誓旦旦，保證自首以後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諜"，為了安全，先"自首"了，這下子麻煩大矣！因為你一"自首"，"國特"們就如獲珍寶，以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負責人，一切惟你是問。
結果一間三不知，"國特"們於赫斯怒，遂錫閣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實"，就是雖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實實交出關係。結果閣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
他領獎金你坐牢，一幕棄暗投明大戲，最後也以鼻青眼腫收場。
我住軍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時候，正對面是第十房，住著調查局的處長範子文，他被局長沈之嶽誣以"匪諜"，關進牢中，我早就聽說，臺北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就是他主持"偵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聲念佛，表達懺緒，聲聲不斷，至少有一聲應和姚嘉薦命案有關。救在"放封"時和他一組散步，我沒好意思問他姚嘉薦的事，只聽他嘮叨自己在調查局被刑求的事，我問他那你在調查局做處長，你也刑求人了？他說刑求人的事，他們高階層的不知道！我說那沈之嶽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說："沈之嶽也不知道吧？"事實上，他被我問到死角，有苦說不出了。
散步時他告訴我："是不是共產黨，我們行家一聞就知道，今天牢裡抓進來的，都是假共產黨，真共產黨他們根本抓不到！"範子文這話，自負中不失可信度，因為就近取材，眼前的紅色難友，簡直無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範子文以外，關在第四房的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也是另一個假匪諜。他做副處長時，負責處理臺灣"政治暗流"情報、研判"反黨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張動向等。"奉命"把高玉樹等人當"敵人"看待，也"奉命"要視雷震、李敖等為"敵人"。自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傑先後獲得陸海空軍褒狀、國民黨中央黨部獎狀、數度年終考績"特優"，記大功、蔣介石二次召見、贈給"玉照"等等。蔣介石贈"玉照"、稱"同志"後一年，"李世傑同志"突然變成蔣家欽定的"匪諜"！他從雲端一頭栽下，從此掙扎生死線上，展開了悲慘的人生。李世傑下獄後，兩次被判死刑，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張畫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腳鐐，彳亍而歸。放封時他戴著腳鐐，不良於行，面色死灰，但卻勁氣內斂，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時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點鐘，都可能被提出去槍決。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時，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陽出來。這種夜夜驚魂的日子，真教人難過。這種夜夜驚魂的折磨，終於在三十二個月以後，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無期徒刑定讞，腳鐐再度離開了他，這時他五十八歲。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從初判十年改為八年六個月，這時我四十歲。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傑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時與我在一起，談話漸多，交情也漸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飯後，監獄官開了他的房門，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準備移監綠島（火燒島）。李世傑在班長監視下，無法向我道別，只好在提著行李、路過我窗下時，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為暗訊。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島了。李世傑走後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愛教育實驗所"。景美軍法看守所時代，便就此告一結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獄，我出獄後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傑也出獄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獄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態龍鍾，這時他行年七十，已經是白髮老人了。我深知李世傑博聞強記，筆下又行，聽說他出獄，亟思鼓動他寫出幾十年來種種見聞，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過陳菊，打聽出李世傑的電話，跟他取得聯絡，說動他展開大寫作計劃。他本來只想用化名寫，不敢用真名，我說你寫出來的事，一查就是隻有你李世傑才清楚的，你還賴得掉嗎？還是拋頭露面迎頭痛擊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開始出現在我主持的"萬歲評論"、"千秋評論"上，連續發表，前後四年，直寫到中風死去。四年間，夜以繼日、鍥而不捨，寫出了兩百多萬字的揭發黑暗的文字，我為他印行的有《調查局研究》、《調查局黑牢345夭》、《軍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內容翔實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過的牢房中，第八房於我獨親，原因是我在其中，一個人住了兩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憶。第八房是在警備總部軍法看守所的獨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過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裡的達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卻面壁四面，小房有三疊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馬桶和水槽，所餘空間，已經不多，一個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牆與地的交接點上，有一個小洞，長方形，約有三十乘十五釐米大，每天三頓飯，就從小洞推進來；喝的水，裝在五公升的塑膠桶裡，也從小洞拖進來；購買日用品。借針線。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來，檢查後，也捲成一長卷，從小洞一段段塞進。小房雖有門，卻是極難一開的，班長不喜歡開門。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來，從小洞辦。這個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實的"洞房"。在"洞房"裡，隨著陰晴、日夜、光暗等變化，一個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時候，我有這樣的經驗：每天午飯後，到下午開始做運動前，有兩個多小時特別安靜的一段時間，比夜裡還安靜，因為經常夢魔的鄰居們午睡時倒不叫。我認為午睡是浪費，從來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別能清醒的獨佔這兩個多小時的特別安靜。本來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屬於我，但這兩小時好像更屬於我，尤其是星期天的這兩小時。只要天氣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個約會，約會的物件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萬倍的太陽。冬天時候，太陽午後從高窗下透進幾塊——真是成塊的，於是在這小房間裡，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動態。陽光總是先照上水泥臺，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牆，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麼高，就斷了。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膠碗、塑膠筷、塑膠杯等，分放在幾處陽光下面，然後自己也擠進去。因為陽光只有幾塊，所以就像照調光一樣，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這隻胳臂，再照那隻，若想同時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陽雖好像是個小氣鬼，只照進那麼少、那麼短，但對我已是奢侈品。陽光在冬天雖然熱力有限，但至少看起來也暖和——
幾塊暖和。這種光與熱，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東西，它們從天而降，從九千多萬英里的地方直達而來，沒有停留、沒有轉運，前後只不過八分鐘，光熱從太陽身上已到你身上。這種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時感受到，有了這種感受，你彷彿覺得，雖然陽光普照，可是卻於你獨親，世態炎涼，太陽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陰天時候，我的經驗又翻開了新頁：為了使光線好一點，為了乾淨一點，我買了兩刀稿紙，來糊四面斑駁的牆，印格子的一面朝牆，四邊抹漿湖，貼上去，立刻弄平。從最下面貼起，牆與地板接縫處露縫寬窄不一，先用橋牌攔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邊貼牆上，一邊貼地板上，再蓋上稿紙，一張稿紙可蓋住四張半橋牌。橋牌也是正面朝牆，於是自王（king）到後（queen）和什麼保皇黨賈克（jack）等，都像法國路易十六（louisxvi）和瑪麗·安託內特（marieantoinette）等等一樣，都完了。漿糊幹了的時候，稿紙就繃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後，一行行稿紙背面，白裡透綠，一個個小格子都襯出來，每個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樣。原來糊的時候，只求光線好一點、乾淨一點，並無其他奢求－稿紙已為自己做了這麼偉大的服務，還奢求什麼？當然它們不夠白，但白紙買不到。白報紙雖可買到，但質料人差，快變成褐報紙了。打字紙又人薄，糊l去什麼都蓋不住，所以還是稿紙最好。想到當年字稿紙惹禍，今天把槁紙用來糊牆，頗有焚琴煮鶴的味道。陰天來了的時候，我才意外的發現來了新作用。房間溼氣重了，關節上的風溼開始隱隱作怪，稿紙們吸足了溼氣，紛紛鼓了起來，好像也在作怪。隨著抹漿糊的痕跡，紛紛鼓出了各形各狀的"浮雕"。一個個看去，頗為好玩，有美女側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樂的鼻子、還有好幾條香腸。打蚊子留下的痕跡，有時用溼抹布探不乾淨，索性加貼一小塊稿紙上去，加貼的部分，因為全部是漿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隻白螃蟹，在那裡橫行。整個的感覺是，自己不但活在溼氣裡，還活在一臺千奇百怪的溼度計裡。
在這種空間的感覺以外，還有時間的感覺：因為太久太久沒有鍾也沒有表，甚至沒有計時燭（markedcandle），沒有滴漏（clepsydra），也沒有沙漏（hourglass），看時間的習慣已經退化。你無法準確的知道時間有多短或有多長，你開始沒有一分鐘、沒有五分鐘、十分鐘……沒有一小時、兩小時。
任何完整的時間感已經沒有了。代替準確時間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鄰居早起者的聲音，大概是五點多；早飯推進來，大概是六點半；午飯推進來，大概是十一點；又是塑膠小壺來，大概是兩點半；晚飯推進來，大概也推進了五點（十七點）；六點起身和九點（二十一點）入睡的兩次音樂通知是一天中最準確的兩次。九點過後，擦地、洗臉、鋪被、看書等，總拖到大概十點才睡。自己好像一個大沙漏，從起身到入睡，十六七個小時正好漏完。第二天，一開始，就好像把沙漏倒過來，一切從頭開始——從和昨天一樣的地方開始。
從和前天一樣的地方開始……小時早已不是時間的單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樣、昨天和今天一樣、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樣。甚至星期也不是時間的單位，每個星期跟上個星期、下個星期也一樣。比較近似的時間單位，反倒是月，一兩月或兩三個月，也許會冒出一點變化——別人的變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異都很少。大同而小不異。因為時間的單位變長，相對的，衡量時間也跟著大手大腳。過一個月，再過一個月，多過一個月，根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你不會指望一天要怎樣有趣、一星期要怎樣靈通，自然也不指望一個月會有什麼奇蹟。再過一個月，多過一個月，這就是你對時間的信仰。無趣味、無訊息、無奇蹟，也無所謂。你是時間的批發商，你已學會不再計較小段的歲月。空間是短的、時間是長的，空間跟時間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匯，真可惜愛因斯但的理論，竟沒在這方面尋找證明。一上面這種空間與時間的感覺，都是我在第八房裡感受到的。這些感受，只有在長久的孤獨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細膩。在第八房的孤獨歲月裡，我覺得我真能對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對於我，就永遠有著一股莫可名狀的幽情，在我離開多年以後，還會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國民黨總統"關入黑牢之時，年方三十五歲，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問題，也有性慾問題。前者解決，要靠"總統"；後者解決，要靠自己。牢裡放封時有受難人問我這方面問題，我一本正經而言曰："總統日理萬機，我日理一雞－xx巴的雞。"聞者無不開懷而笑。其實，國家被他們搞壞，毛病就出在做"總統"的，不知為君之道，反倒專門管小事，察察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萬機為得計。殊不知只有拋棄萬機，百密之中，獨探一雞，才是正本清源無為而治之道。可惜這些傻不雞雞的東西不懂也！後來我出獄後，有人間我感想，並說國民黨願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國民黨了。我的答覆總是："原諒國民黨嗎？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頭可以原諒國民黨，我的老二、小頭卻不肯原諒。用日本話來說，我的阿它罵（日語腦袋）可以原諒國民黨，我的欽它罵（日語辜丸）卻不肯原諒。一想到那麼多年青春，斷送在黑牢裡，害得xx巴月出無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這怎麼能不記仇？我若原諒了國民黨，我就對不起我xx巴！"－正因為禍伏於胯下，所以，兩次政治犯下來，我幹國民黨，可幹得九淺一深呢！幹到今天，還只九牛一毛呢！
……（略一…編者狗屎編者－文嶺）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時，我帶了一本一九七0年十月號的playboy雜誌在手，它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幫助。原來這本雜誌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中間大跨頁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對雙胞胎姊妹的裸照……
（略-編者狗屎編者－文嶺）是我相當喜歡的一幅畫面。這本雜誌，一直陪著我過了將近一年的歲月。在苦悶、不自由的監獄生涯裡，她們帶給我許多剎那的快樂時光。另外家裡送進一本playboy日曆，中有她們兩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愛，日曆上這張姊妹都跪在床上，別有情味。這對雙胞胎名叫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playboy登出她們裸照後十六年（一九八六），又出版《姊妹們》（playboyssisters）一冊，把雙胞胎同類的裸照整合一冊，其中也有六張這對姊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帶進牢中的這兩張。可見照片與其本人其實落差頗大，傳神入畫，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罷，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從臺北博愛路警總保安處移送景美軍法看守所，牢門一入，由監獄官郭同奇檢查，此人臉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別的。在他的冷酷檢查下，我從保安處帶來的書刊都被"保管"了，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姊妹等裸照也一起離開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為未來漫長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見意淫、手淫的道具了，這可真難捱也。
三年以後，監獄官換人了，我跟這看守所也熟了，那時看守所輔導官是政工幹校出身的馮音汝少校，他為了使"囚情穩定"，在書刊進口方面，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不少優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數和檢查方面，也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一些方便，雖然是責任使然，但在出入之問，既不像其他輔導官那樣政上幹，想來還是該感謝他的。更感謝他的是，一天晚。他同意我到庫房裡，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帶回押房來，於是，那天晚上對著雙胞胎姊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後來為了蔡添樹越獄事件，看守所所長徐元麟和馮音汝都遭撤換，而我的案子也確定了，隨時有移監到"仁愛教育實驗所"的可能，因此我把兩張雙胞胎姊妹的裸照，藏在《藍登字典》的硬紙封面中，果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突然移監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軍法青守所的許多書物，但字典等工具書除外，於是夾帶中的雙胞胎姊妹便倖存下來，一直陪找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獄，方才完成"階段性使命"。
playboy雜誌與我還有後緣，後未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訪問我，並在英文一九九0年年刊（1990annualreport）裡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從十五種外語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選出三位，李敖即在王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房坐牢時，對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間，有一位囚犯獨居。囚犯大陸籍，平頭，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說話、也不看書、寫書、也不出來放風、也不提出任何抗議和要求。對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沒有一點聲音的活著，像個鬼似的，令我們十分好奇。我們對他的任何關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給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來了，獄方加發毯子，監獄官孫紅全（這個人不錯）沿房開門，問寒間暖，問到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無反應。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這怪人取名為"息先生"。他這種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聲音也沒有的囚犯，為我生平僅見。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紅塵，寧願自閉的。這樣子與"鬼"為鄰好一陣後，我們往往忘了第三房還有一個人在。聽說他早就服刑期滿，只因為隻身在臺，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獄。他後來被送到綠島"候保隊"了，這樣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斷孤島，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別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間題。留意之下，發現政治犯胡虛一他們所說"從沒見過一位難友是無保放人的"之言，確是實情。不過，在我入獄之前，我卻聽說有過無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對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獄時，是沒有交保的。這一自述，給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記得清清楚楚。魏廷朝這次跟我坐牢時，他因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獄。他出獄後，"仁愛教育實驗所"負責人告訴我：現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獄，你隨便找兩個朋友保你吧！
我一聽，就立刻拒絕了。後來他們糾纏不止，我這時記起魏廷朝無保放人的自述，我說，保什麼啊？魏廷朝就無保釋放過，為什麼老找我麻煩，不料他們說，誰說魏廷朝沒交保了？
我們拿證據給你看！隨後他們果然拿出證據給我看，原來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證據後，我心裡一陣沮喪，在我眼中的臺灣英雄，原來如此！不過，既然事已穿幫，我還是"執迷不悟"，我說，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態度強硬，就暗示我沒保就不會放人，我說我就是沒保，你們不放我可也。最後他們屈服，破例無保釋放。後來得知，我是國民黨所抓成千上萬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個無保釋放的個例。
最有趣又最噁心的是：我的開釋證明書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狀及悛悔情事"專欄，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樣，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明明政治犯無過可悔，卻硬要說他悔了過，這種強制悔過症，在我以前，就施之於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勳——陳獨秀身上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給《申報》編輯部寫信，表示："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物件：
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陳獨秀這一書面宣告，《申報》不敢把它登出來。四十年後，國民黨"進步"了，至少不再發訊息說李敖"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媽的國都被你們丟光了，還愛個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