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光宗的時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們去請他，請得沒法，他只好出來，走到門口，忽然皇后把他攔住，說：「天好冷啊！我們喝酒去嘛！」皇帝一聽，就又不朝前走了。這時候，有一個大臣叫傳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讓他回去喝酒。皇后氣起來了，大罵說：「你是不是要找死？」傳良聽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說：「君臣如同父子，兒子勸父親不聽，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著他！」

這個故事，說明了古代勸皇帝的人，並沒有一定的中央標準局勸法，並不如機記晰要求的，勸三次不聽，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鉅子們，他們勸皇帝，常常採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馬；有的要表演自殺；有的拚命磕頭，磕得滿臉是血。有的皇帝對勸他的人很討厭，為了怕人勸他做某件事，乾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來個宣告，宣告的文字常常是——

有諫即死，無赦！（翻成白話是「不要勸我呀！誰勸我我就宰誰，絕不饒他！」）

敢有諫者，斬！（翻成白話是：「誰敢勸我，我砍誰的腦袋！」）

做皇帝的，本以為這樣「有言在先」，應該不再有人多嘴了，應該把那些長舌頭的男士們嚇唬住了，這樣一來，應該少去不少麻煩了。可是呀，沒用，還是沒用，還是有一些敢死隊前來衝鋒，來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國的莊王，說了誰諫就殺誰的，可是蘇縱還是要去勸他；又如晉國的靈公，也說了誰諫就殺誰的，可是孫息還是要去勸他。做皇帝的，簡直氣得沒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錯事，勸他不聽，常常要用無賴的方法去阻止。漢朝光武帝本來要出去玩玩的，剛上車，大臣申屠剛勸他不要去，申屠剛的理由是：天下還沒平定，你皇帝大人怎麼好去玩？光武帝不聽，下令開車，申屠剛見皇帝不聽，立刻趴在地上，把頭塞在車輪子裡，意思是說：「你要不聽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乾脆用車把我壓死算了！你壓呀！你壓呀！」這麼一來，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時候，有一次大臣陳禾向皇帝說話，皇帝聽得不耐煩，氣得站起來了，陳未立刻跑過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說；「請聽我講完。」皇帝不聽，硬是要走，陳示非要他聽，硬是拉住不放，結果裂帛一聲，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罵：「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陳木說：「你為了不聽我的話，不在乎衣服；我為了使你聽我的話，也不在乎腦袋！」

像這類當作紀念品，當作一種鼓勵和象徵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據的。漢朝成帝的時候，一個叫朱雲的，本是陝西地方的一個小官，但他要求見皇帝。在大庭廣眾之間，皇帝接見了他。朱雲說：「現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著職位吃白飯、不管事的，都不能幫皇帝的忙，我請求皇帝給我一把劍，殺個壞大臣，好給這些人一點警告。」皇帝一聽，氣起來了，說：「這個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殺掉他！」於是左右的人跑來抓朱雲，朱雲用手攀住宮殿的欄杆，死不肯放，別人用力一拉，結果連堅固的欄杆都給弄斷了。朱雲大叫說：「我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雲遊了，只不知道你們可怎麼辦！」這時候，將軍叫辛慶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頭來，他說：「這個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話說得對，不該殺他；如果說得不對，我們應該包容他。我願意以一條老命，來為朱雲爭取他的命！」話說完了，辛慶忌就梆梆梆梆磕起頭來，磕個沒完，磕得滿頭是血。於是，皇帝氣消了，說算了。後來木匠要來換欄杆，皇帝說：「不要換了，補一補就好了！就讓它那個樣子，作為一種鼓勵、一種象徵。」

還有一種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許鉅子可以有話直說，原因卻不是由於皇帝度量大，而是伯外國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時候，大臣戈謙勸他不聽，旁邊有人拍皇帝馬屁，知道皇帝討厭戈謙，特進馬屁要求把戈謙趕走，皇帝同意了。這時候，一名叫楊士奇的，立刻勸皇帝說：「現在外國人來朝見皇帝的很多，這件事著傳到外國去，洋鬼子們就要說我們沒有度量、沒有自由了，這是不好的。」於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種情形，皇帝寬大是為了怕歷史，怕歷史家記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趙匡風，喜歡打鳥（那時候沒有獵槍，用的是彈引。有一天，玩得高興，左右報告說，有大臣為了急事來求見，皇帝叫人把這個大臣叫進來聽報告，聽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氣了，他問：「為什麼這種普通的事現在來報告？」那大臣答說：「我認為這種事並不普通，至少比打鳥還重要！」’皇帝更氣了，立刻拿傢伙打這大臣的嘴，結果門牙兩顆，打掉在地下。那個大臣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彎下腰來，把門牙撿起，往口袋裡一放。皇帝奇怪了，問他說：「你檢門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說：「我怎麼敢告皇帝？這件事，自然會有歷史家去寫！」皇帝一聽，笑起來了，下令送這大臣許多錢，表示抱歉。

歷史上關於臣子勸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為勸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們，還是要一個接一個，勸個沒完。宋朝一位做過諫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他還做過一篇《靈烏賦》，高叫作為知識分子的人，要——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個人只有為「鳴」不計一切，才算是一個人。一個人要寧肯為「鳴」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國歷史上，向皇帝諫淨的人，理由並不見得正確，目標也不見得遠大，但是他們的基本精神則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壞的，我要說；

不讓我說，不可以！

（附記）有人拿諫諍事實與制度，來比擬言論自由的事實與制度，這是比擬不倫的。諫諍與言論自由是兩回事。甚至諫諍的精神，和爭取言論自由的精神比起來，也不相類。言論自由的本質是：我有權利說我高興說的，說的內容也許是罵你、也許是挖苦你、也許是尋你開心、也許是勸你，隨我高興，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諫諍就不一樣，諫諍是我低一級，低好幾級，以這種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