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像一顆鑽石，是多面發光的人物，可是由於環境的打壓，我的光環被單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寫文章的高手，卻不知道我在許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領，不止於寫文章這一單項，其他單項，我的表現，也像寫文章一樣優異。其中口才一項，就不為一般人所知。事實上，我是極會講話的人，談吐幽默、反應快速、頭腦靈活，片言可以解紛，當然也可以興風作浪。我往往覺得：我的口才，其實比我的文章更動人。對聽眾不幸的是，我這一方面的光環，一路被打壓了。以演講為例，不論在陸軍步兵學校受預官訓練時，或是在十七師做預官排長時，我的演講，都在掌聲雷動時被「長官」即時打壓；退伍後，臺大學生陳宏正他們請我演講，臺大校方甚至把場地鎖門。1965年5月4日，我給尚勤信中有這麼一段：

這幾個月來，臺大學生請我演說，被校方駁回的，據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學院原訂今晚請我演說五四運動，結果被駁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兩人不準在臺大演說。上次（三月二十六號），法學院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不先登記，請我演說《傅斯年與胡適》，聽眾擠得人山人海，結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從這一處境看，我「被封嘴」的情況，有甚於「被封筆」者。這一「被封嘴」情況，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稍有轉機。首先是清華大學請我演講，我講了《清華生與死》，後來各大學陸續請我，也不乏打壓之處，例如我在師範大學講《師大新與舊》，就遭到國民黨黨棍謝瑞智等的干預；我在輔仁大學講《輔仁神與鬼》，也有類似情形，只不過黨棍換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來臺灣四十週年，由蘇榮泉糾合多家出版社聯合主辦「李敖來臺四十週年紀念演講會」。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園以外的公開演講，不過在場地上還是被打壓了。——理想的場地都不給租，只租到狹小的耕莘文教院，結果人山人海，場外的人比場內的還多，連講臺上都坐滿了人。演講廣告上登：

殘山剩水我獨行

四百年來，臺灣在外國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蕩下，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膚淺的、荒謬的、走火入魔的島。李敖在這個島上，雖然不見容於朝、不見知於野，但是獨來獨往的氣概，「我手寫我口」的氣魄，卻老而彌堅。這次應邀演講，就是要在眾口一聲的時代裡，呱呱大叫一番。

演講過後現場簽名賣書，價值五十萬的書一賣而空。我簽名時，黃菊文特別請來便衣「保縹」暗中保護我。菊文是我們發行黨外書刊時的第一線總司令，與警總周旋，為功至偉。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見的難友刁德善、李國龍等也來了。多年不見的臺大法學院老學長黃奠華也來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臺大時帶我們參觀過臺北監獄，我一直記得他。

演講過後，蘇榮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現狀》錄影帶、錄音帶發售，頗受歡迎。我在《林治平先生來信書後》一文中，有這樣的回憶：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說：「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談生意，後來我給了他您演講的錄音帶，他也說：看您的文章，不如聽您的聲音。」

四十年來，由於國民黨封鎖我演講的機會和教書的機會，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講，根本沒有練習，沒有經驗。一旦演講，我只能搬出和擴大我日常的談吐——主導式地令「群衚衕笑、四座並歡」的談吐，應場而已。我的音調太高、說話太快，好處在提神醒腦，不像蔣氏父子演講那樣「慢動作電影」；壞處是常常使聽眾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躍的思路，甚至來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剛教授從美國打電話來，說看了我的演講錄影帶，發現鼓掌為什麼那麼少？我說：第一，我使聽眾快速跟著我跑，不給他們間歇的機會，他們來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聽眾一半是仇人，他們不丟番茄就不容易啦，你還要他們鼓掌？潘毓剛聽了，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說看我的文章不如聽我的演講，我認為他是真能發現我有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講上，我的博學與機智會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現，那種氣氛與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來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現上，我舉幾個例子。有一次演講，一聽眾義正辭嚴質問我：「你來臺灣四十年，吃臺灣米、喝臺灣水長大，為什麼不說臺灣話，是什麼心態？」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說：「我的心態，跟你們來臺灣四百年還不會說高山族的話同一心態。」還有一次，聽眾紛紛以紙條遞上講臺，問我問題，我有問必答、條條不漏，突然中一紙條，上寫「王八蛋」三字，別無其他。我「明白而立即」舉紙條面向聽眾說：「別人都問了問題，沒有簽名；這位聽眾只簽了名，忘了問問題。」我這類機智，不單表現在演講會上，私下裡也能片言解紛、化窘為夷。

由於「被封嘴」的情況漸入佳境，各路人馬請我演講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呂學海的「社會大學」最有計劃。有一次他請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貨頂樓演講，一個東吳大學法律系學生黃宏成去聽了，聽後大為感動，覺得這麼優秀的李先生，我們東吳大學真該請他來執教，由於黃宏成有無人可及的鍥而不捨的本事，最後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經過，他有回憶如下：

我打從高中開始就是李敖叢書的忠實讀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眼李敖，於是介紹我去聽一場在太平洋崇光百貨所舉行的敖之先生的講演，在聽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講演後，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認識，於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領來「對付」李先生，我憑著「死纏爛打」。「厚臉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糾纏不清，又復以「緣隨願生」的箴言自勉，在經歷一番「坎坷」的際遇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能漸漸贏得李先生對我的信賴，並進而建立起相當的友誼。

在此同時，包斯威爾所寫的《約翰生傳》帶給我莫大的感動與鼓舞，乃將李先生比擬成約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爾自勉，我經常為李先生淵博的知識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認識愈深，愈是為他所受的際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遺賢，何以不察？「國有」將才，何以不舉？我覺得忽視人才，就是埋沒人才，我年紀雖輕，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過校長的關係，或許能締造出一個「為國舉才」的機緣，那也未必可知。我實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輕自己，於是想請李先生任教於東吳的想法雛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據我們的觀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長主動出面聘請敖之先生到東吳來任教的話，是一件再合適不過的事，於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於東吳，李敖之於東吳，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無不可；於私，李先生和校長「兩家淵源」很「久遠」，由孝慈校長出面請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確定以後，我們就分二方面去進行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長與李先生的會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時候夾在二個大人物之間作穿針引線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尋味的事情。基本上，我們的性質有點兒像介紹人，又有點兒像媒婆，如果要讓雙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話，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腦筋的。首先，我們必須讓雙方達成一致的共識與焦點——會晤的共識與晤談的焦點。因為，有了會晤的共識，才會有晤談的焦點；有了晤談的焦點，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們誠摯地希望，雙方彼此要都贏了裡子，也都贏了面子才好。

於是我們小心翼翼地探求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在一個偶然機會里，我突然主動地問李先生說：「李先生，如果章校長來見您的話，您會不會給他難堪啊？」李先生笑著回答說：「他來了是我的客人，我怎麼會給他難堪呢？」聽完李先生這類似「保證書」似的回答，我暗自竊喜，似乎看到了二人會晤的遠景，李章會談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來，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都轉移在孝慈校長的身上，透過許多的聊天機會，我們經常向校長談起敖之先生，覺得李先生很有才華，可惜一直被埋沒了，如果東吳有機會請李先生來學校教書的話，那不是很好嗎？剛開始幾次，校長總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說：「再研究、再研究。」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讓李敖的作品自己說話，當我們拿給校長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時，他終於忍不住告訴我們說：「其實我年輕的時候，李敖的書對我影響很深，很多李敖寫的書我都有。」可是當我們進一步建議他和李先生做個朋友，大家認識一下的時候，他又開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著我們，那時我們想校長可能有不便之處，所以也沒好再問下去，可是當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書時，他曾對我們說：《北京法源寺》寫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書，李敖真是有才氣！」當時校長對《北京法源寺》一書及李先生的評價由此可見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個下著小雨的午後，我看見校長自商學院大門步出，由於校長手中沒有拿傘，所以冒著風雨向法學院走去，我一瞧見校長淋雨，就趕緊跑到校長身旁為他打傘，校長見我為他打傘露出會心的一笑，我當時覺得機不可失，於是笑著向校長報告說：「校長，我們找個機會認識認識李先生吧！校長和李先生見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絕不會令校長難堪的。校長，我是您的學生，您要信得過我呀！」校長胸有成竹地說：「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讀書人，怎麼會給我難堪呢？其實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幫我的個時間，再請秘書聯絡我好了。」我聽了校長這麼爽快的回答，連跑帶叫地跑了籃球場一圈，看到校長禮賢下士的氣度，想到章李會談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無限歡樂。

校長和李先生二人單獨會面的時間是約在3月26日，地點是約在敦化南路上的金蘭大廈，校長準備一套嬰兒服及小朋友玩的畫板，送給李先生的兒子當做見面禮，李先生則以《北京法源寺》一書回送給校長，並於書中題了一首詩給校長，這首詩這樣寫著：

臺海一島，法海真源，

我與孝慈，走過人人前。

當我將二人送作別時，曾詢問雙方是否可以照張相留作紀念，結果校長答以不方便，而作罷。如今校長臥病在床，沒能將他們二人留下一幀可供回憶的照片，是我們一直感到遺憾的事。當晚校長請李先生到鬍鬚張吃魯肉飯，事後他們兩人都告訴我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會，由於這次聚會的成功，使我們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於東吳已指日可待。

在這段期間，石齊平老師、肥皂箱社的許多同學們，像陳敬介。阮登科、齊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張淑貞、洪淑蕊……都給我們莫大的幫忙與鼓勵。而李先生也曾受我們之邀蒞臨東吳來演講，在演講期間也到過校長辦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長，並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給校長，以示對校長來訪的答謝。

於是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長禮賢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們這群毛頭小子橫衝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報上傳說章孝慈以大學教授之尊，熱中起實際政治，我在《世界論壇報》寫了一篇短文——《給章孝慈上一課》，文章最後說：

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新聞處副處長司馬笑的家裡，葉公超就向我說，他加入國民黨，原希望他兩腳踩到泥裡，可以把國民黨救出來，結果呢？他不但沒把國民黨救出來，反倒把自己陷進去，言下不勝悔恨。章孝慈也許以為他出來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餘蔭，但是他該知道，與其得先人之餘蔭，不如自己在一旁納涼。當年袁世凱身敗名裂而死，他的兒子袁克文鬻文賣字為活，寄情於崑曲山水，培養家中的書卷氣，最後他家老三袁家騮與媳婦吳健雄都成為物理學家。這種光宗耀祖，豈不比搞實際政治更多收穫？

足見終老學術，才是上智，願章孝慈勉之。四年後（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談到他當時讀了我給他上一課，就想結識我，因故未果，四年後有緣拜會，得償宿願。他來拜會後，在4月2日《中國時報》上自己發出訊息說：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問我敢不敢聘他到東吳授課，坦白說我正慎重考慮，很多人討厭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對，沒注意其論著資料的豐富和架構的嚴謹，大學就要容納各種聲音，我在當法學院長時，自由派的李鴻禧、蔡墩銘、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請來授課，院內各路學派都有，讓學生自由選擇，大學文化也就豐盈了，後來我轉任教務長，他們一個個離開，我現在想來都覺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請我在福華大飯店早餐，敲定我去東吳；十九天後，來了「東吳大學聘書」，「茲敦聘李敖先生為本大學兼任特聘教師」，我在6月底寄回「應聘書」，接著是填各種表格，表格中「著作欄」中我填的是：「不勝列舉。」「若干老師反映班級人數過多，影響教學品質，故調查各老師對班級人數設限之意願」欄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學生多。」就這樣的，我去了東吳。

去東吳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如何反對章孝慈》，學生們貼海報，一路從校園裡貼到校門外，這一演講，算是一場「下馬威」；9月對日，我上課那天，教室內外也形成擠擠擠擠場面，我在頭一堂課先花許多時間罵章孝慈的爺爺、罵章孝慈的爸爸，然後才進入正題。海內外輿論報道我上課盛況，當晚「中國電視公司」也播出了。

9月21日美國《世界日報》報道如下：

到東吳大學教書自嘲這是十餘年來的第一份正式職業

李敖突稱章孝慈「引狼入室」

【本報系記者簡余晏專訪】「蔣介石、蔣經國對我的政策是放虎歸山，章孝慈則是引狼入室。」時常撰文批評「蔣家」，且曾因政治主張入獄十年的作家李敖，受蔣家第三代現任私立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之邀，今天開始在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書。李敖表示雖然與章有所交情，在上課時如果談到必須批評蔣家的內容，李敖強調：「一句話都不會饒他。」

李敖表示，這是近十餘年來他的第一份正式職業，以前沒想到有人敢聘他到大學教書，更有趣的是：出面「三顧茅廬」的還是身份特殊的東吳校長章孝慈。他表示，年屆五十八歲，許多同年齡的人都快從大學教職退休了，他才進大學教書，心裡覺得怪怪的。

李敖說，很佩服章孝慈的膽量和度量。例如他形容章孝慈是「歹竹出好筍」，而且打比喻說，秦檜的曾孫秦鉅也是抗金而死的好臣。聽到李敖這番形容，章孝慈只反問：究竟指誰為秦檜呢？然後一笑置之。此外，李敖擔心聘他任教會遭刁難，章孝慈也坦白相告：讓李敖進來教書後，未來的麻煩可多呢。

當時臺灣《聯合報》標題「李敖東吳開講座無虛席沒準備特殊內容但見流利口才」；《民眾日報》標題「‘失業’十年後獲教職天馬行空暢談古今李敖‘忘我’爬上講桌授課」；對聘李敖到東吳，更是得意之舉，早在9月16日的美國《僑報》上，就標題出《章孝慈聘李敖任教決建東吳為具人文精神大學》，可見章孝慈心中的人文精神大學與李敖之來，不無關聯。這在10月1日香港《開放》雜誌刊出《批蔣作家李敖東吳開課——蔣家後人章孝慈引狼入室》一文中說得更明白：

章孝慈指出，未來東吳大學將以發揚人文精神為辦學宗旨，絕不讓政治和商業干擾校園。章孝慈說，也許這種人文風氣好幾代才能紮根，但是第一步就是從聘請李敖做起。

可見李敖在章孝慈眼中的地位。1994年5月23日美國《世界日報》刊出《章孝慈洛城談身世成長與東吳大學》，進一步看到他的得意：在「相容幷蓄」上，東吳大學最近聘請李敖擔任該校歷史系的特聘教師一事，充分說明了章孝慈一再強調的「包容性強，大學才會活潑」觀念。

也是其追求東吳「作風保守、學風自由」的具體做法。談起邀請李敖至東吳執教的經過，章孝慈也忍不住面露微笑，他說，當初是一位學生，向他推薦請李敖來東吳執教，他聽了學生的陳述理由後，覺得頗有道理，就至李敖家登門拜訪，長談數小時後，賓主歡暢，章孝慈也提出請李敖執教的請求。

章孝慈說，結果李敖在東吳大學歷史系開課，其教法大受學生歡迎，原預定上課地點只是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普通教室，後來換到大教室，依然擠得滿滿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章孝慈自美返臺後，8月15日在華視演講會上播出「大學教育之精神內涵」，特別指出：

在去年，我們聘請了李敖，李先生到學校來任教，有很多的報道滿關心的，說東吳大學怎麼聘李敖呢？李敖是備受爭議的一個作家。有人說他是個瘋狗、有人說他是個流氓、有人說他是個打手、有人說他是個天才，各種說法都有。我們很單純，我們認為任何角度的學者都可以在東吳發展一個看法、一個見解，因為這是一個自由市場，能不能被接愛，就須經過所謂的市場檢驗，這是一個最客觀的環境，而不是某些人來認定是好、是壞，讓他有機會在學校裡、在大學裡，把你的學術見解提出來，如果你真的是被大家所無法接受，可能的結果是沒有人選課嘛！我們常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向各位報告，學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哪個老師好，哪個老師不好，他清清楚楚的，你教的東西有沒有內容，他也是清清楚楚的。讓李敖李先生到東吳來，贊成他也好，不贊成他也好，那你在課堂上。在學術上和他討論，讓同學來做個選擇，這是一所大學的學術生命，要延續、要發展，不可缺少的就是相容幷蓄。

這篇演講後三個月（11月14日），章孝慈突在北京腦溢血，從此陷入昏迷。12月13日我寫信給東吳歷史系主任王慶琳，說：

前承素昧平生之東吳高材生黃宏成青眼建議、校長慧眼親邀，復蒙吾兄大駕光臨，竟使李敖在他人瀕臨退休之年，得進大學執教，對東吳言，足彰自由人文學風之光寵；對李敖言，終得有人識貨之禮遇，「寒雨連江夜人吳」，每一念及，百味雜陳。近日校長一病如此，百味之外，益增苦澀，正思有以略盡心意之際，頃得繫上轉知東吳大學秘書室專函，雲「各單位同仁之捐款，可委請專人統籌，齊一劃撥入戶」，特寫此信，奉報三點：

一、自執教以還，每月薪資，皆由校方直匯我在郵局專戶，我一直原封未動，早擬退還，為恐校長怪我矯情，故暫置之。於今累積至新臺幣六萬三千二百五十五元，我特全部提出，再照數加捐一倍，共計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元，隨信附上，敬請查收。

二、今後每月薪資，累積到學期終了，我會繼續比照辦理，加倍奉還。

三、我正籌辦一李敖私人收藏拍賣會，如果成功，對校長自可多金多助。深感校長與吾死相知之情，特陳心意，聊報一二。……

我籌辦的拍賣會，陳中雄介紹由傳家藝術公司白省三主持，1995年3月5日在新光美術館舉行，結果極為成功。4月5巳《中央日報》有這樣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