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寫作雖多，卻始終沒辦過自己的雜誌，過去主持《文星》雜誌，是鵲巢鳩佔，不算是自己的雜誌。《文星》被封后，我申請不到雜誌執照，後來坐牢，一連十四年大黴運，高辦雜誌愈來愈遠。十四年後復出，在1981年申請雜誌執照，「行政院新聞局」在該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條給了我《千秋評論雜誌》執照，但在一個多月後，卻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條「技術擊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獄而不得為雜誌發行人。這一內幕，值得細說。

我二十四歲拿到臺大畢業文憑後，一連二十二年都長捐箱底，一直沒有用它，因為我沒有正式職業，文憑對我毫無用處。不過，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歲時候，它派上了用場，因為我想辦一本雜誌，申請雜誌執照要用大學畢業證書，我就申請了一張《千秋評論雜誌》執照（局版臺志字第二七七五號）。可是，這個執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執照發下來（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無罪的官司（蕭孟能自訴李敖所謂侵佔案），突然受政治影響，一夕之間，竟被臺灣「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黃劍青、顧錦才三人枉法裁判為有罪（1980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九八號）！這一判決，微妙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也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妙的還不止這種巧於配合的枉法裁判，還有更妙的。在枉法判決後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臺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號」市長李登輝的來函，說：「一、準‘臺灣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略以：李敖因侵佔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雜誌之發行人。另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新聞紙、雜誌……之發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條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條之規定申請變更發行人登記，登出其登記。」收到這封來函後，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輝如果希旨承風，想封殺李敖的《千秋評論》雜誌，儘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灣高等法院」來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臺灣高等法院」，封殺的依據，只能根據報上李敖判罪的新聞，這樣證據力就弱了一點，因此抬出「臺灣高等法院」來，一切就都站得穩了。更妙的還不止臺北當局這封來函，還有更更妙的。這來函中「說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馬腳。「說明」之「一」指出，臺北當局是「準臺灣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而要李敖「前來辦理變更發行人登記手續」的，但是，怪事來了，因為按照臺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只是裁判書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給臺北當局呢？「臺灣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犢勞形之時，居然好整以暇，寫信給臺北當局，告以「李敖因侵佔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這不是天下怪事嗎？難道法院承辦審理業務之不足，還要兼辦箝制言論的通風報信嗎？這種行文，豈不是太明顯的聯合作業封殺李敖嗎？更微妙的是：這一雜誌執照是「新聞局」局長宋楚瑜核發的，而李登輝給我的信中，卻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聞局」字樣，這又明顯有違行政作業的常規，因為在我尚未拒絕申請變更登記前，毫無知會「新聞局」之理，可見市長李登輝知會局長宋楚瑜，全是兩條蔣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聯腳作業。當然，我是不會做變更登記的，但我略施巧計，就打垮了他們的作業：按照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條，出版品分為三類：一。「新聞紙類」。二、「書籍類」。三、「其他出版品類」。再按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條，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行政處分：一、「警告」。二、「罰援」。三、「禁止出售散佈進口或扣押沒入」。四、「定期停止發行」。五、「撤銷登記」。這一條中「定期停止發行」、「撤銷登記」，是箝制「新聞紙類」的致命法寶，但對非「新聞紙類」的「書籍類」，卻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書籍類」既非「按期發行」，自然所謂「行政處分」，也就至多不過即時查禁了事。而「新聞紙類」卻可來個查禁一年，或撤銷登記。換句話說：對「書籍類」，處分只能及身而絕，不能延伸；對「新聞紙類」，處分卻能斷子絕孫，可以延伸。因此，理論上，一個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發行」）出書，則在某種形式上，幾與雜誌無異；雖然在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多產的作者，能夠維持——經年累月的維持——每月十萬字這種寫作量。就這樣的，雖然《幹秋評論》雜誌執照被封殺了，但我的《千秋評論》（全名《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就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出國民黨不意的情況下，「創世記」一般地出現了它的「創‘書’記」。這種突破與成績，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矣！

《千秋評論》的開始，是典型的憂患之書，因為它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前六冊，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這種作法，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即可付印成書。在編六冊書的時候，原是以獄中新作無法外傳的準備下編成的。我入獄後，林秉欽為了配合時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裡編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認識的李敖》。後來在獄中結識石柏蒼，他一手幫我建立了秘密運出稿件的管道，於是，從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換進我的獄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題泰國漫畫》、《中國式好人》、《我最難忘的一個流氓》、《黨外是誰喊出來的？》、《給黨外人士上一課》、《文化美容、財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許我中央，不許你中央》；第五期的《夢做駱馬的自由》、《李詩四首》、《論褫奪狂——兼論政治犯是終身職》、《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顯性偽君子」和「隱性偽君子」》、《「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從大軌跡評論人》、《這樣的法官配做院長嗎？》、《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喜歡的與該做的》，總計一下，一共十七篇，這十七篇從秘密管道流出來的文字，是《千秋評論》前六期中後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後，其中雖有許多也是獄中偷運出來的，但那時我已出獄了，發表時候，「傳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裡相比的。

我出獄後，每月用《千秋評論》打擊以國民黨為主軸的魔鬼，從戒嚴打擊到解嚴，一路打擊不休、難分難解。國民黨自然負蝸頑抗，從第一期就予以搶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冊）、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搶劫查禁。直到國民黨主子蔣氏父子死光，李登輝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麼對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評論》仍在排除萬難下「按期發行」，大體都在每月一冊的進度下飛躍前進、迂迴前進、匍匐前進。……在前進過程中，有時情況近乎拉鋸式的慘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為例，1986年7月23日國民黨派出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還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一千五百本。我還不屈服，又再印。……這種一次又一次你搶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而我那種心之所善、九死無悔、就是要前進的剛毅性格，於此可見一斑。最後，走狗們力不從心，才告罷。最後勝利屬於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實的「魔鬼終結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評論》在創造歷史十年以後，停刊進入歷史，前後追憶，不無滄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贏得千載，卻也值得。《紅樓夢》開宗明義就點出：「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千秋評論》十年辛苦，字字看來皆喊打，自非吟風弄月的《紅樓夢》可比，但究其背後，亦血書也。

《千秋評論》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萬歲評論》（「萬歲評論叢書」），每月一冊，與《千秋評論》錯開出版，等於每半個月出書一冊。三年兩個月期間，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餘三十六期統統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

《千秋評論》《萬歲評論》以外，我還賈其餘勇出了四冊《千秋評論》號外。事實上，我以《千秋評論》為主軸，展開了黨外雜誌的大串連。我幾乎來者不拒地免費為所有黨外雜誌拔刀跨刀，最主要的是鄧維禎、鄧維賢的《政治家》系、許榮淑的《深耕》系、周清玉的《關懷》系、林正杰的《前進》系列等等，但是關係最深、持續最久的是鄭南榕《自由時代》系。鄭南榕活了四十二歲，但他「追隨」我的時間長達二十一年。他本是一個力爭上游的好學生，從輔仁大學哲學系轉入臺灣大學哲學系後，深受自由思想的啟迪。他佩服殷海光，也佩服李敖，但他與殷海光並無較深的淵源。他對殷、李的感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殷海光死時，他曾倭然下淚；李敖入獄時，他曾愴然若狂，這種感情，都是「我與蒼生哭」、「我為蒼生狂」式的，全無私慟成分。殷海光沒教過他，他只是殷海光的再傳弟子，但他對他老師——殷海光一傳弟子劉福增、陳鼓應都看不起，而只直接佩服殷海光。但殷海光與鄭南榕之間，並無私交的發展，原因很簡單，這兩個人都是陰陽怪氣的，他們的表面性格都不討人喜歡，只有和他們深交後，有識之士才會肯定他們。他們兩人並無深交的機會，自然總是「蕭條異代不同時」。至於南榕和我，情況就不同了。他二十多歲時，跑來看我，但我並無特別印象，原因是我雖不陰陽怪氣，但有「洗腳戲門生」那種孤傲，以測驗人，南榕似乎沒有通過我那種奇怪的測驗方式。但他並不灰心，十多年後，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後，他又來了，在「紫藤廬」裡，他走過來向我打招呼，我重新回憶了這個穿短褲的怪朋友。

那時南榕在《政治家》發表《李敖，不要走！》一文，說他如果是「出入境管理的掌權人」，他就要「禁止李敖出境」，因為，臺灣需要李敖。「李敖受了六年九個月的枯囚，同一時間許多人的心靈因而枯萎。」他對我的期許，情見乎詞。此後來往漸多，到1984年3月，遂有合作辦雜誌的事。

在雜誌創刊之初，他請我到雜誌社，拿出封底的設計給我看，上有赫然黃色大字：「爭取100％自由」。當時我表示：我是《自由中國》的作者、是《文星》的主編，在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漫長黑夜裡，我多年躬逢其盛，並且苦戰不衰，但是也只能做到百分之幾十，始終做不到百分之百。如今你老弟有此雄心，大家就努力努力看。我當時做這種表示，心裡實在並不怎麼樂觀，也許是當年躬逢其盛的積壓影響了我，使我估算國民黨的餘威，有所出入。但鄭南榕顯然比我樂觀，他大刀闊斧地幹起來了。我因忙於《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對他的幫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萬」「幹」之時，與《自由時代系列》雜誌連線作戰，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卻也不甘後人。回想創刊之初，我和南榕攜手爭取言論自由，南榕親筆在創刊號第一篇「言論自由第一優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雖然指出「在這個蔑視自由的小島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從來沒有過。李敖先生個人力爭自由的成績是第一名」，但在我看來，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卻後來居上。我認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績，是他在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上。至於後來從事爭取組黨的自由（他是臺灣第一個以行動突破黨禁的人，遠在投機的民進黨不敢組黨前，他就加入了許信良的臺灣民主黨）、從事爭取集會的自由。……只不過都是在爭取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來的。別有懷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績，定位在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外，這是對南榕的一種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與小化，是與史實不合的。基於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從相識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資格說這種話。

《自由時代系列》在鄭南榕的實際主持下，最後打著李敖的旗號，真正做到了百無禁忌的言論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對蔣家三代的總清算，這種成績與勇氣，可謂歷來所無！當時突破行動中，最有名的是連載江南寫的《蔣經國傳》，南榕這一舉動，連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後卻在封面印著「李敖總監」的聲勢下，冒險推出，由此一事，可見我對他如何縱容與信任，他對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後生，想來不勝驚歎。

江南命案後，兇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給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許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許先生」方臉，戴眼鏡，身高約一米七○，微胖，年紀三十出頭，外省口音，會說臺語。他開門見山，坦白說他不姓許，有關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務請原諒。他登門拜訪，只是受朋友之託，前來交付一包東西給李敖先生，託他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許先生」告訴南榕說，這包東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賓前親筆寫的，小董本想留下錄音帶，但怕錄音有誤差，所以決定用手寫。小董在偷渡前夜，把這檔案託許先生轉給李敖，並說由李敖自行處理。小董走後，「許先生」想直接見到李敖，但是苦無門路，所以耽誤一陣。最近他看到《千秋評論》第四十二期，裡頭有李敖二月份的日記，在日記中發現：鄭南榕在二月裡見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鄭南榕一定可靠，所以親自來找鄭南榕，請把檔案轉給李敖。送走「許先生」後，南榕立刻到我家，轉來密封的一包東西。我立刻決定由我寫篇文章發表。兩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後來聽說，南榕在發排我這篇文章時，在雜誌社「清場」，提前讓人員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覺性，由此可見。在我寫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帶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時告訴我，為防這一密件的真實性出問題，那位送信的「許先生」雖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會留下手印，可以追蹤。我說我相信東西是小董寫的，沒問題，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給送信人惹來麻煩，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這個故事，顯示了鄭南榕雖然剛毅木訥，學哲學的，但是極有才幹，做事舉重若輕，「於無聲處聽驚雷」，真是罕見的大將。

這種罕見的大將，在發起反國民黨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幹。「五一九綠色行動」倡議之初，大家都意存觀望，但鄭南榕認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萬無，心裡還想：「這回給鄭南榕買爆竹玩。」後來行動開始，把國民黨鬧得七葷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鄭南榕這種大將，國民黨當然要去之而後快，所以在他加入並推動「臺灣民主黨」，策劃「百萬人簽名運動」等相繼而來的時候，國民黨只好以康寧祥系大將張德銘控南榕訟案為藉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以「鄭南榕落網」的大標題，廣事宣傳，儼然把他當做江洋大盜。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罵他洪水猛獸，江亢虎說，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獸也。說我洪水猛獸，我真高興呢！如今鄭南榕以江洋大盜落網，乍看不倫，實乃神似。鄭南榕辦《自由時代系列》雜誌、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加入並推動「臺灣民主黨」，最後又策劃「百萬人簽名運動」，在思想界與政治圈中不斷興風作浪，說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盜，不亦宜乎？南榕下獄後，我親自送十萬元到他家裡，給他母親；另約南榕太太葉菊蘭和邱謙城（雜誌社業務負責人）到我家，面致五十萬元，告訴他們：雜誌賠了錢，本來與南榕講好各賠一半的，現在由我全賠，不要南榕賠了。葉菊蘭謙辭，我強她收下。南榕出獄以後，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儀訪問，刊出訪問記。曾心儀問他：「李敖與你的私交，大家都很瞭解。在你的這個案子裡，很特別的，我們看到李敖對你的關心是對別人從來沒有的。從你被收押起，他就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麼樣？」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們的交往已經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濃如蜜。他會對我這樣超乎他平常對朋友的行為規範，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會出庭、打點等等，他用寫文章來支援；從這點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樣。他會對我這樣，是因為看得起我辦雜誌有格。他對其他的朋友只會做到某一個程度。」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訪問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評臺灣人的文章。他說：「李敖常常發表政治方面的意見，他刺傷了他現有的聽眾。他現有的聽眾大部分都只見過臺灣島。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動，他也沒有放棄臺灣，也沒有和國民黨妥協要國民黨讓他去美國那麼大的國家。他在這裡批評、批評、批評，就是他喜歡這個地方的人，就是希望這邊的人他媽的比較有格調一點。」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對臺灣的感情。

本來辦雜誌是爭取言論自由、鼓吹人權民主的，但是南榕愈辦愈把重點轉移了，我是不贊成臺獨的，於是兩人便逐漸疏遠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電邀我為雜誌五週年寫幾句話，我寫了《言論自由還是第一優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們的一臉苦笑」。那次電話通了四十分鐘，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話，電話中我反覆舉證，告訴他臺獨是一種夢幻，「我們要犧牲，但是不要為夢幻的理想犧牲」。從此以後，南榕的聲音，對我已是絕響了。一個月後，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葉菊蘭、邱謙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兒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間，似有無限深沉與哀怨。竹梅十歲時寫詩說：「爸爸像太陽一樣，如果太陽不見了，我會哭，我會叫，但還是叫不回太陽。」——對小女兒而言，南榕是太陽；但對好朋友說來，南榕是孤星。正因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進黨。南榕自焚殉道後，民進黨趁機擁死人為籌碼，奉他為「靈魂黨員」。殊不知南榕不屑入這種黨，正因為這種黨的政客沒有「靈魂」，他們唐突死者，無恥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後，一個說法是包圍雜誌社的警察們謀殺了他，這種鄭南榕非自焚論，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帶頭，就非自焚論展開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殺的可能性，大作文章：陳水扁太太吳淑珍也依據陳永興、黃華的話，同此炒作。而臺南地區，也有四十名民進黨員藉口「國民黨活活燒死鄭南榕」，大舉遊行。——臺北方面是打死後焚屍滅跡的，臺南方面卻是進一步活活燒死了，可見這一被殺焚屍「羅生門」，還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說詞呢！

事實上，鄭南榕決心自焚殉道，早見於該年2月18日《自由時代》總號第二六四期裡，他用書面表達出「他們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的宣示。4月7日的從容一死，只不過是實踐這一宣示而已。他的犧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線上，他溫柔地叫醒十歲小女兒，叫「你們大家先走」，然後反鎖自己於辦公室內，自行了結他四十二歲的生命。檢察官驗屍時發現，起火後鄭南榕安坐在桌旁，沒有逃走的跡象，雙手扶在辦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筆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屬首見。嗚呼南榕，在生死大節上，圖難於易，從容如此，平生所學，真實不虛矣！

我捐給南榕搞「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十萬元，來源頗為有趣。那是我告國民黨議員鬱慕明誹謗的戰利品。鬱慕明最後以道歉、賠款同我和解，併成為朋友。我借花獻佛、「因糧於敵」，把十萬元捐給黨外。我交給南榕的時候，南榕說：「李先生你捐了這麼多錢，整個的宣傳費用，都解決啦！」後來得知參加者每人身上佩貼的圓形五一九綠色標誌，都是「鬱同志」出的錢！

鄭南榕並沒有錢，他辦雜誌的一些資金，是向我借的。他採納鄧維禎的建議，把我名字以「李敖總監」形式，單獨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廣招徠，為時年餘之久。後來我笑謂：你曉得俞大維掛名做「國防部長」的奧妙嗎？他掛名，目的就在把蔣經國帶進場，最後還政蔣氏，由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如今我幹了一年多了，還是由你來掛名吧。從此以後，《自由時代系列》雜誌就在封面上改由鄭南榕掛名了。

我自己掛名的「雜誌」，除了《千秋評論》、《萬歲評論》等月刊外，我還辦過《烏鴉評論》週刊，自1988年10月1日辦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辦月刊。辦週刊，還辦報紙，在國民黨報禁解除後，新創刊的《世界論壇報》邀我寫專欄——《世論新語》。《世界論壇報》是一家低格調的爛報，只因全臺灣只有這一家報的發行人願意邀我寫專欄，並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論自由，所以我也就以「爾為爾，我為我」地劃清界限，撒起野來了。最後發行人吃不消，大家鬧翻也、絕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無遺憾，但恨沒有第二家爛報爛眼識人耳！不過，報禁開放後，我自己倒陰錯陽差，有了一次辦報的機會。有周孟祿者，學新聞出身，是高斯機的總代理，報禁解除後，他機會大好，大賣這種印報機，但卻回收了一些舊的印報機，堆在倉庫。他想到如能把這種舊機器廢物利用，以小額投資辦張報紙，可能是一個好計劃。因此通過海王印刷廠的張坤山介紹，以伍振環做人頭，邀我合作。伍振環本是警備總部的高幹，當年負責查禁過我的書，如今找上門來，我心中一邊發毛、一邊好笑，於是合作起來，由我包辦一切言責，辦了只有一大張四個版的《求是報》。這報極有特色，從不奉「中華民國」正朔到天天彩色「三點要露」臭「新聞局」，熱鬧萬分。這報沒有一個記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幫我，就每天出刊起來了。從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辦了近半年，最後以曲高和寡、資金不足，以致中道崩姐。雖然周孟祿、伍振環雙雙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說，他們兩人實在眼光不錯。——他們能找到李敖做這場空前絕後的大買賣，雖然買賣垮了官司在，但他們絕對可附李敖驥尾而青史留名，橋也橋、路歸路，我雖然告他們背信罪，但仍不埋沒兩人的功勞。

辦報期間，彭明敏來信問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寫這一生涯：

《求是報》一辦轉眼兩個月了，忙得沒有好好回信給你。前一陣子看電視張學良說他是「很膽大妄為的」，我想我辦《求是報》，也屬「膽大妄為」的一種。因為按情按理按實力，我實在沒有辦報的財力，正因為如此，報卻辦了出來，除「膽大妄為」外，殊乏其他解釋。

《求是報》開辦以後，我個人倒還好，因為即使不辦報，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個不停，所以辦報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辦報的同人，忙得人仰馬翻，以致屢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過慣閒雲野鶴生活的，這一忙，嚇壞了他，乃留書出走，略謂georgesantayana與陽春有約，他老孟與鄉村有約雲，一走了之，瀟灑無比。

雖然屢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豈怕別人叛我的變，仍舊「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何況老孟並非夏桀也乎？

老孟寫文章，考究環境，他說最理想的地方是獅頭山廟裡，青山綠水、清風徐來，才有靈感。他問我為何隨意下筆就千言，不要靠靈感，我說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慾？靠有性慾才能接客，還能幹這行嗎？

不管怎麼責人而不責己，《求是報》辦出來，可謂「惡有惡‘報’」。當年我曾說「如果你想害一個人，你就勸他辦雜誌」（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說的），如今當修正為「勸他辦報紙」了。

不過，不論怎麼「悔不當初」，《求是報》總算做到了一點，就是全部都是可讀的東西。就光憑這一點，《求是報》就是鶴立雞群啦！

雖然理由頭頭是道，可是夜裡三點泡在浴盆裡，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詩說「老去無端玩古董」，我倒有點「老去無端辦報紙」之感。蓋辦報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起認為對我是天方夜譚。報辦成後，可好了，每天不要「跑三點半」了，——每天跑夜裡「十二點半」了。《求是報》每天夜裡四點鐘由dhl快傳到美國出美洲版，「十二點半」，正是「‘夜’正當中」呢！

你說「每日出報，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謝打氣。

1991年11月三日，我創辦了《李敖求是評論》月刊，在發刊詞中寫道：

我的《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辦了十年。《求是報》辦了半年，如今雙雙達成它們歷史的、階段性的使命，我決定創辦《李敖求是評論》雜誌，以開新酞。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是我五十六歲時創辦的，由於我餘生生命貫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幾部重要小說，以及非小說的《中國思想史》等書，花在「東打一拳。西踢一腳」式的雜誌上面，時間已有限制。因此我用兩百頁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雖是雜誌，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並不是我一個人發言，而是把特立獨行之言、振聾醒聵之言、「雖幹萬人，吾往矣」之言，不論古今、不論中外、不論新舊，都有以召集，形成光束與彈花，為「中國」開道、為「中國人」導向。「中國人」混蛋混蛋滿天下，上自高等知識分子、袞袞諸公；下至匹夫匹婦、販夫走卒，滔滔皆是混蛋、到處都是混蛋。在這種世風下，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來，以實事求是的論證，說點明白話、主持一些公道，這是起碼該有的獨來獨往。《李敖求是評論》雜誌就是在這一抱負下創辦的。這是全臺灣唯—‘一個崇尚真理、全說真話、專講是非、沒有黨派的雜誌。我敢說，看了它，臺灣任何刊物都「不夠看」、都「何足數」了。——淺人看來，這種開場白有點吹牛；但真正有眼識泰山的人看來，李敖幾十年孤軍奮鬥、呼嘯叢林的紀錄，豈不都印證了這一事實嗎？

《李敖求是評論》共辦了六期，為時半年。到了1992年4月1日，我急著寫我要寫《北京法源寺》以外的那些書，決心結束每月不得安寧的寫作方式，於是在《李敖求是評論》第六期出版後，告別了這一每月折騰的生涯。自《千秋評論》起算，這一生涯長達十年之久。

這十年中，我帶頭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聲勢，整天四面樹敵、八面威風，這一情景，我有一首浴盆中作的打油詩，約可談笑得之：

一

二次出獄後，聲名翻兩番。

先當孫行者，後變彼得潘。

只做單幹戶，不搞李家班。

獨來又獨往，管他關不關。

二

二次出獄後，聲名翻兩翻。

早戒奪命酒。不抽長壽菸。

忙時撼天下，閒來逛地攤。

周公不吐哺，獨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獄後，聲名翻兩番。

東流渾似水，北望氣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來心更寬。

蜀中需大將，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獄後，聲名翻兩番。

筆寫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釀工蜂蜜，不搬陶侃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