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次軍法審判的時候，我雖一言不發，但卻留了一張書面的意見，可以顯示我採取「緘默權」的根源，全文如下：

審判長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鐘就可以把話說完，我的話共分五點：

第一點：關於本案內容部分——我沒有話可說，我用法律裡面的緘默權。我想我也不必說明我為什麼不說話，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穌在被審判的時候，也不說話。

第二點：關於判決的部分——過去我不上訴，以後也不上訴。雖然我是無辜的，雖然我沒有罪，我仍願引用印度獨立的偉大領袖甘地在法庭上的兩句話：「我不願浪費法庭的時間，我承認有罪。」

第三點：關於我的態度部分——我現在宣告，我自被捕後，因被刑求而來的一切我寫和我簽字的東西，全部無效。也許我信心不夠，無法抵抗現代科學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聖女貞德在被捕以後，也犯過跟我同樣的無可奈何的錯誤。

第四點：關於所謂爆炸案部分——雖然跟我無關，但我願為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五個小朋友做他們「人品的證人」，這就是說，我相信他們不是做這種事的人，他們的誣服，是被刑求的結果。我請求審判長先生給他們做無罪的判決（附帶宣告一聲、，在進這軍法處大門以前，我跟他們並不認識，所以我的請求，可以說是客觀的，值得審判長先生參考的）。

第五點：關於我個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減刑的判決，也不對加重不滿。美國民間領袖尤金·戴布茲（就是坐在牢裡還有一百萬人投票選他做總統的尤金·戴布茲）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話就是我的話：

「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儔；

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這島上，不論我在牢裡也好，在牢外也罷；不論我是「名不副實」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實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罷，我都不會有自由的感覺。因此關於我個人這部分，我不請求減輕。

李敖9月15日

從這一書面陳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來，心靈上所顯示的平靜與蒼茫，這一平靜與蒼茫，使我對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獄並不沾滯，但對我放眼的方向，卻別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決確定後，我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吳俊才老師，吳俊才在臺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時是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是當權派，我信中說：

俊才老師：

以十八年師生之誼，請老師先聽我一句——「李敖實非臺獨分子！」

我十四歲到臺灣，現已四十，但我至今不會說臺灣話。不會聽臺灣話。我二十七歲「暴得大名」，貴黨報紙罵我是「反派小生。」臺灣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統戰」我這外省人，不足為奇。但我對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絕了高玉樹。

臺獨分子拿我做物件，我想至少有三派——（一）「臺灣青年」派（他們不斷拿我在他們機關刊物上做主題）；（二）散發傳單派（散發「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三）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一）（二）兩派我根本不認識。第（三）派認識都在他們變成叛亂犯之前。他們出獄後，跟我有來往，我不相信他們會再做書呆子式的政治活動，所以不以為意，不避瓜李之嫌，現在證明了我比他們還書呆。

我在謝、魏被捕後三週被捕，他們把我說成「五分之一」（謝說「五委員」之一，魏說「兩個半」之半），說我同意加入組織，我完全莫名其妙。這時候正是火車站出現「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的時候……當然構成了辦案聯合小組（各單位組成）對我的合理懷疑，由於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紀錄太壞，使我無法取信於人。……大概十幾天後，我感到不遙為配合這「五分之一」的說法，恐怕不得了結。我出於無奈，編了一套說辭，我說我們開過加入的玩笑。我當時想，這一說辭，既可遙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開玩笑而大事化小，既無法在「有無上」澄清，只好在「輕重上」取信於一時。

半年以後，調查局的劉科長來看我說：「好訊息告訴你，查清楚了，我們知道冤枉你了。」後來我聽說臺獨分子終於承認對我誣攀。一年後開庭，臺獨分子當庭承認對我誣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實這時候，臺獨分子的宣傳目的已達，他們終於號召成功他們有了一個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並且讓貴黨背害賢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沒話說；但陪臺獨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為之茫然。

接著我提到：

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貴黨任何「愛國者」並無二致，雖然我被目為敵人。

我被目為敵人。我的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牛肉麵都賣不成了。……我淪為荒貨小販，靠老面子推銷古書和舊貨（即《紐約時報》說我的在賣舊電器）。當李翰祥太太看我滿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廚房搬，問我：「一代大作家為何淪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後十四個月軟禁到來，使我朋友嚇光，生意垮盡。我沒想到我放棄筆桿已六年，可是仍不見容於人。

我又衝動了，我認為貴黨不許我做拿筆桿的人，又不許我做不拿筆桿的人。我開始報復。這些報復都開始在沉默六年以後，都開始在軟禁發生以後。……我依稀看到悲劇的後果，我看到兩敗俱傷。

我又寫道：

從軟禁起算，我失掉身體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六年來，是荒貨小販做不成了，朋友嚇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親人變了，甚至弟弟也因債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內在的自己已由絢爛趨於平淡，外在的關係已由平淡歸於虛無，六年煙雲，可使內外有如此奇變，我彷彿覺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臺灣，我在窮苦中長大，從寫蠟板到送報，到餓著早飯省錢買書，逐漸建立我的一點尚不尋常的「成績」，我做過錢穆寫信稱許的中學生，老師賞識的大學生，胡適限時信送錢贖當的研究生。我最後在極短的時間裡純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雲，所向披靡，使想用筆桿壓伏我的人為之失色，轉而以筆桿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顏色。「才如江海命如絲」，我從大作家降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燈黯淡，子夜獨思，李鴻章說這島是「傷心之地」，對我更有多重的感傷。

我自動申請斗室獨居，終年做宗教式的閉關隱遁。細讀老師的新作《甘地與現代印度》。在靈脩方面，得益尤多。日遠的哲人星期一靜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靜默使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達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初判十年，我不上訴，我認為，我該在「傷心之地」坐牢，我願用長年坐牢，償付我做的和我沒做的。我認為一切都已太遲。這次更審，在法庭上我一片緘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師書中的話——「我不願浪費法庭時間，我承認有罪。」

老師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所餘刑期已不到一年。寫這封信的時機，已經到來。我願向老師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與困境——每況愈下的困境——償還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將兩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貴黨同來這「傷心之地」，同樣的「愛國」、同樣的胼手胝足，雖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該是敵人。天下沒有不解的怨仇，何況我們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結。在這即將兩清的尾聲中，我願透過老師，站在「國家」利益的觀點，權衡我在這島上的去留。我們的敵國，經過權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寬大本身就是雄辯，抵消出境後作家的「馬後炮」而有餘，在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爾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馬克西莫夫也罷，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論，當然是借喻，不是拿蘇聯來比喻。因為我們不是放逐，而是歡送，是雙方在和諧氣氛下協議出我的好處，就是臺灣的好處。我在這島上對臺灣是多餘，對我是浪費。……

在以低姿態建言，提議出獄後放我去外國，我並告訴吳俊才老師，在我這政治案本案以外，還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謂詐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這種被誣的不名譽的牢，我請求老師代我政治解決。」全文最神來之筆是我向吳俊才老師提出的奇想，我說我去外國，可以協助彭明敏問題的解決，「我認為他回來非不可能。」這當然是我的一個餌，誘他們放我出去，我再徐圖後計，跟國民黨算總賬。君子報仇，「出國」不晚。果然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愛莊」被洗腦，所方忽然通知我，說保安處派車來，接我去臺北一趟。上車後直駛基隆路警備總部招待所客廳，未幾吳俊才老師出現，他說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動，為「國家」為學生他都願出面處理。問我有什麼困難，都可跟他說。我說我入獄後，我弟弟吃了我的錢，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財產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沒收）的水晶大廈房子給押在華僑銀行，又不繳利息，以致房子落在銀行之手，盼能代為解決。後來吳俊才老師再和我見一次面，他說水晶大廈房子部分，他幫忙解決；去外國部分，等我出獄後再說；案中案的司法冤獄部分，查明確是冤獄，乃透過協調，以「不執行」解決。吳俊才老師相對要求我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以表示大家不再敵對，並且解決我的生活問題，我以叛亂案的褫奪公權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證明所謂國民黨法治，不過乃爾！乃同意。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個月期滿，無保出獄的。出獄後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個正式職業。那天「國關中心」主任蔡維屏約我見面，說目前研究大樓的研究室已滿，把我安排到總務大樓，用總務主任辦公廳對面的房間做研究室，我心知他們要「隔離」我，我笑而受之。「國關中心」圖書館「敵情資料」甚多，我去借書，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並向女職員們調查我所借何書，我心裡有數，一本書也不借。我去「國關中心」，根本的心態就是應付吳俊才老師的。到了第二年，吳俊才老師去薩爾瓦多做「大使」去了，我趁機堅辭「國關中心」職務，主任蔡維屏不肯放人。我感覺是：「那次短暫的‘副研究員’，就好像一個人上街買菜，突然被抓去當兵，他一有機會，必然要開小差，還回去買菜一樣。」最後，「在中心我待了十三個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時間，不到十三個小時。不但拒絕研究，也拒絕討論、拒絕聽演講會、拒絕簽到、拒絕請領書報，最後拒絕領薪水。」我決心走人。1978年，我甚至有存證信給蔡維屏：

一、本人已早於1月22日以掛號信辭職，同時退回薪水，附還證件，並請寄下離職證明。

二、不料等了四個多月，一直沒收到離職證明，反到收到「國研」政人○二○九號和○四○○號來件，視同本人仍在任職，顯與事實不符。

三、並隨信退回來件，並請將離職證明寄下。

只是蔡維屏做不了主，堅不準辭。後來吳俊才老師自薩爾瓦多返臺，親到我家，同意我辭職，但邀我去《中央日報》任主筆，再準備接任總主筆，我笑著說：「我不會給國民黨做打手的，謝謝老師啦！」1978年8月20日，我終於收到蔡維屏簽發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工作人員離職證明書」，「離職原因」欄填的是「辭職」，「離職日期」欄填的是「1978年3月1日」，但證明書籤發日期卻是「1978年8月18日」，可見這一辭職，是經過好幾個月的折騰才成功的。合理的推測是：官方想以「粥馬溫」之職羈縻我，並顯示雙方關係沒惡化，但是這種「優遇」，對李敖是無效的，李敖還是幹方百計地跑了。離開「國關中心」顯示了我的兩點風格：第一，我不愛錢，薪水是副教授待遇，純領乾薪，每年也不少錢，如老老實實，可領二十多年，為數可觀；第二，我愛惜羽毛和自由，主動求去，不像陳鼓應他們貪領薪水，最後因競選被掃地出門了。

我要離開「國關中心」，基本上是一心想過我獄中那種平靜與蒼茫的生活，息交絕遊，謝絕人事。我的經濟基礎是我坐牢前留下的兩戶房子，但坐牢時，都被我弟弟趁火打劫，夥同溺愛他的母親，私下予以抵押，抵押了又不繳利息，以致魚爛河決，難以收拾。最後吳俊才老師請保安處出面，保安處轉由林家祺（他是非常練達的幹才，最有化敵為友的本領，後來我隱居時，一連五個半月不下樓，還是他有辦法把我請出家門的）個人出面見證，「逼迫」華僑銀行以二百三十萬買下水晶大廈房子。我還給該行一百萬欠債後，所餘又還了另一戶房子的三十多萬欠債，最後手上不過百萬元，靠著這點錢，我計劃東山再起。這時舊年將屆，我正開門整修房子，蕭孟能突然而至，抱怨說前幾天在百貨公司碰到我，我竟不同他說話，暗示有人跟蹤，如今他決定還是來看看我，跟我恢復邦交，並說他年關需款，盼我把一百多萬借他幾天，我無奈，只好同意了。不料舊年過後，他告訴我他身陷出售水晶大廈困境之中，欠我的錢無法還，除非我下海幫他解決。我無奈，只好同意了。於是我日日坐鎮水晶大廈，幫他從官方到私人、從私人到他小姨子，個個文書往返或個別交涉，費了好幾個月，費盡力氣，兼做土木包工，才算大體解決。蕭孟能依諾送了一百萬給我，我連同舊存，買下敦化南路金蘭大廈十二樓的房子。搬進去以後，我的生活基調還是息交絕遊式的，但有一筆財路，大大改進了我的經濟能力，那就是辜振甫收購我的一批股票錢。原來這批股票，是辜振甫成立「中國合成橡膠公司」時送給蕭同茲的，當時是二十五萬元。蕭同茲死後，由蕭孟能繼承，因五年不漲，持之乏味，就轉賣給我，因此我成為該公司的股東。先是我在1976年6月，在「仁愛莊」時看報得知有所謂「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卡發行，只要存五萬元即可自然取得，不必靠人介紹，我感於政治犯出獄後處境困難，有信用卡在手，方便許多，如今既可在不求人條件下持有此卡，乃在1976年6月10日匯去五萬元，依法成為該公司五萬元小股東。沒想到我買下蕭孟能的「中國合成橡膠公司」股票後，被我發現在「中國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冊」中，信託投資公司所佔股數竟超出總股數百分之五十後又多超出一三一、四一五股（即過佔總股數百分之五十四）！完全違反「財政部」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的規定。規定目的本在防止「‘信託公司’利用信託資金購買其他公司大部分股權，並從事經營，無異併吞其他企業」，而「中國信託投資公司」顯然違法，結果形成我參加的兩個公司相互之間有大吃小、左手吃右手的怪現象，因而發生複雜嚴重的衝突。

┌──────────┬───────┬─────────┐

│衝突公司│造成衝突之禍首│造成衝突之被害人│

├──────────┼───────┼─────────┤

│「中國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辜振甫│信託資金委託人李敖│

├──────────┼───────┼─────────┤

│「中國合成橡膠公司」│董事長辜振甫│股東李敖│

└──────────┴───────┴─────────┘我乃在1979年3月26日起，以股東身分三次發函「中國合成橡膠公司」質問，並在4月3日派我弟弟李放參加股東會議，三天後我有信如下：

本公司1979年股東常會，於4月3日召開，本人在保留訴訟權利下，委託舍弟李放代理出席。經李放於會後一小時內，整理開會重點，特寫奉如下，做為備忘錄。

一、開會通知常會「上午十時三十分」召開，同時有辜振甫先生「中午十二時，分敬備菲酌」的請帖，證明一年不見，同聚一堂，會程只安排一個半小時時間。在開會以前，一年之中，公司對股東沒有寄出任何一片有助瞭解的資料，禮貌廣本已欠缺。開會時又只安排一個半小時，實在太目中無人。如果一切虛應故事，一個半小時已多；但要認真討論，那就絕對不夠。這次常會，因為本人前後三封信，總算象徵性地討論了一下，已經拖到十二點半，無法結束。經李放提出，一切改為書面詳復，這樣不但準確，並且可使沒出席的股東有所瞭解。承辜振甫先生滿口答應，於是散會。整個過程，是兩個小時。

二、會一開始，負責人就提到剛才十點鐘收到李股東的限時掛號信，對通知開會日期異議，於是一位「王律師」出現了。他說據經濟部的命令，發信日要算一天。李放說李股東根據的是法律，依法命令牴觸法律者無效。但公司負責人堅持要開會，李放說此事只好等復李股東信後，依法解決。

三、會一開始，辜振甫先生請人把本人第一封和第三封信宣讀一遍，本人很感謝辜振甫先生的大度與風度，他的風度一直很好。

四、公司負責人並沒針對本人的信切實答覆，只是挑著答，時間不夠也是原因之一，他們表示了下面幾點：

（一）香山土地申請的耽誤，是建設廳的錯誤（但沒能解釋為何不依法告建設廳，要求政府賠償）。

（二）林園買地是看著地圖買的，沒實地去看。

（三）經營方面承認錯誤太多、太慢。

（四）因為求功過急，難免有錯誤。

（五）在林園的工廠，是林園第一家，問題特多。

（六）在臺灣獨家生產資格，乃是負責人辛苦取得，此中創業甘苦，李股東有所未知。

（七）他們為公司節省了不少錢。

（八）中油公司的塔底油不適用，他們沒能預先注意；表示中油公司對自己產品亦不十分明瞭，不給樣品，他們以為可以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