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國信託」入股大吃小，是「中國信託公司」的問題（此事由辜振甫先生特別表示經財政部特准，手放請出示特准檔案，辜振甫先生同意，當卷宗拿到辜振甫先生面前時候，有人對辜振甫先生耳語，於是拒絕出示）。但辜振甫先生保證後年投資報酬率為35.88％。後年起，至少可年賺八千萬。公司一賺錢，臺灣信託就撤退。

（十）郵局證明，提不出來。

五、負責人都有承認能力不夠以致造成經營不當的表示，但給人印象是甲朝乙身上推，乙朝甲身上推，然後甲乙又一齊朝外面人頭上推，再小心翼翼地朝辜振甫先生腳下推。辜振甫先生也承認能力不夠，自認外行，但他也未嘗不推——推給他同父異母弟弟已離開本公司的辜偉甫先生。他說1977年前都是辜偉甫先生實際主持的，他本人1977年3月15日才開始管事。他當選董事長，人正在外國。這就是告訴我們，他是「黃袍加身」才幹了六年至今的。

六、辜振甫先生在表示慚愧以後，宣佈他不要幹董事長了，他私人名下和臺灣信託他代表名下的表決權，他也全部放棄。他的勇於負責的態度，很令人佩服。但是這一形式上光明磊落的表示，立刻引起了他左右支援者和勸進者的頓失所依之感，紛紛大叫這怎麼可以！這樣不行！都連任！一切都維持原狀！……於是叫囂鼓掌，沒經過任何合法表決程式，就說一切都通過了。李放回來告訴本人說：「他好像參加了一次西裝筆挺的暴民大會。」

這封信發後六天（4月12日），我又有長信給「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指出：

貴公司負責人所為，實已在「刑法」第十五章偽造文書罪至第三十一章侵佔罪至第三十二章詐欺背信罪之間。貴公司袞袞諸公，無一非此島上「有頭有臉」之財閥階級，今竟利令智昏如此，通謀由辜振甫先生一馬當先，以特權總歸戶姿態，上通當道，下凌百姓，目無有條之法，手握非分之財。如此橫行，本人絕不干休。先致此信，請答覆。謝罪並賠償。如不獲合理解決，本人將續循輿論與法律途徑處理，特此正告。

辜振甫收到信後，自知勢態嚴重。他挽小姨子華嚴出面，前來談判。於是，華嚴帶了她的許多新作，到我家來，十多年不見，相見甚歡。華嚴是風華絕代的女人，我非常喜歡她。首先談到嚴僑的去世，華嚴和我都不勝傷感。然後「政經分離」，談起辜振甫。華嚴說：「辜先生自感對李先生很抱歉，我姊姊辜太太本來也想一起來拜訪李先生，我說我跟李敖最熟，還是我自己來好了。這次糾紛，的確公司方面不對，現在願意以一倍的價錢，由我出面，買回股票，我是你‘師姑’，請給我面子。」我說：「我老師被捕時候，嚴師母帶了三個小孩到臺北投靠親戚，可是到處吃閉門羹，誰給了她面子？其中辜振甫最可惡，我今天要跟他算二三十年的舊賬，絕不輕饒他。」經華嚴好說歹說，最後以八倍價錢，買回股票。作為「答覆、謝罪並賠償」，才算出了我累積二三十年的一口惡氣。

後來華嚴再來我家，完成了退股手續。我在11月19日，請來了已經十多年不見的嚴師母，當面送了十萬元即期支票給她。我告訴嚴師母：「這個錢你可以拿，這就是三十年前對你閉門不見那人的錢，今天我總算給你出這口惡氣。」嚴師母哭了，她收下了錢、收下了溫情與舊情，也收下了人間絕無僅有的李敖式的正義。後來她特別親手做了西點請我，表達她對我的感謝。

從嚴師母的口中和嚴方、嚴正的口中，我得知了嚴僑死前的一些情況。嚴僑死前六年，他已經遁入皈依宗教的境界，他絕口不談人間的許多事。他皈依的是密宗，家裡佛像、法器一大堆，整天耽迷在這裡。他的師父是一位屈老師，叫屈映光。我聽了一笑。嚴師母們問我笑什麼，我說你們不知道屈映光是誰，我可知道他是誰。他是民國初年的大軍閥啊、是放下屠刀的大軍閥啊！他們聽了，頓時一驚。屈映光垂老學佛後，變成了有道之士，嚴僑很信服他，為了怕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文字，特別寫斗大的粗筆字，向屈映光上書不絕。我參觀了嚴僑的遺物，看到了這些佛像、法器和這些走火入魔的上書等檔案，心裡為之浩嘆不已。嚴僑說他「不斷尋覓二十餘載」始得成解脫，其實他錯了，他其實沒有真解脫，因為他「尋覓二十餘載」，最後取代自己的，只不過是更舊的玄學而已。恰像那外國許多遠離共產黨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一樣，他們最後皈依的不是獨立自主，而是聖母與上帝。——他們永遠不是自己的主宰，風霜與苦難打倒了他們，他們不能不抱佛腳！

可憐的是，嚴僑最後的佛腳，也是假的。嚴僑的父親嚴琥，在1962年9月22日死在大陸。他在死前十五年（1947年9月2日），寫信給嚴僑的弟弟嚴僖，就說道：

真實的佛教，頗有高明之處。……不過中國的佛徒，十有八九皆十分庸闇，因「廣大」之名而引了許多邪神野鬼，此最為可惜。金剛經雲：佛無有定法可說，無定法者無偶像之成見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則不為一切法所拘囚，自然日進不已矣。然而無成見、無所住，非無頭無腦、無主意之謂，佛之頭腦在何處？在智慧，故曰金剛般若波羅密，言智慧如金剛，能摧壞一切愚闇煩惱，令人到彼岸也。故為佛徒而不求智慧，只講禮拜、燒香、禱告是佛教之大罪人，非佛徒也。雖信得性命不顧，亦非佛徒也。只是邪教而已。

佛教不拜偶像，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做佛教徒，為何行邪道。可惜了！

可憐的嚴僑，他在生命的晚年皈依佛門，竟也皈依錯了。他千辛萬苦去做佛教徒，可惜卻誤信了邪教！當然，嚴僑絕不以為他走錯了路，相反的，他認為他在子夜裡、在孤單裡，已經成功地摸索到了彼岸。智慧如金剛，多年的折磨，使嚴僑的金剛已壞，可惜他已老憊、已懵然無知。在五十五歲那年（1974年7月31日），他終因心肺衰竭死去。回想他生的那年，他的祖父嚴復曾興奮地寫詩期許這個長孫，告訴他：

神州須健者，

勿止大吾門。

又告訴他：

震旦方沉陸

何年得解懸？

太平如有象，

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過去了，在嚴僑的靈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壽的橫挽——「愴懷宅相」！可憐的嚴僑，他以不止光大吾門而生，竟以愴懷宅相而死。《北齊書》李渾傳記邢晏讚揚李繪，說：「若彼雲霧，如見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嚴僑、嚴僑，他被資本家這樣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看了嚴僑的一生，我始終以他未能生歸故國、一展抱負為憾。嚴僑飽更憂患，晚年油盡燈枯，看破紅塵，以至神明灰滅，守邪教以終老。在國共鬥爭中，一位這樣的不世之才，就這樣的被犧牲了！

我總覺得嚴氏一門，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好的家傳資料。第一代嚴復，身逢帝制不絕，志在引進新潮，齎志以沒了；第二代嚴琥，身逢新舊交替，志在富國強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嚴僑，身逢國共鬥爭，志在建國大業，自己報廢了；第四代嚴正，身逢國民黨在臺灣通吃，志在經濟掛帥，埋頭做白領階級了。嚴氏家傳的橫剖，豈不正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影？嚴僑生不逢時、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長在我心，他一生與中國現代史的橫剖關係，絕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寫下《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紀念他。這篇文章三年後由大陸帥華英烈》雜誌轉載，我最後說：

既傷逝者，行自念也。嚴老師英靈不泯，必將在太平有象之日，魂歸故國，以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愛國者永生，他們雖為消滅反動政權而犧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陸，中國畢竟站起來了。

辜振甫的二百萬臺幣對我有了大改變，除送了二十分之一給嚴師母，又以二十分之一給了我弟弟外，我以餘款買了東豐街一家小店面，後來趕上房地產大漲，使我有了翻一番的本錢，再加上「文字之業」的收入，使我從此立於經濟上不敗之地。——人間「致富」，可以陰錯陽差，時來運轉到這一複雜又交錯的程度，想來不勝離奇。

我剛出獄那年，還買不起六十二坪的敦化南路金蘭大廈，我看中旁邊新蓋的三十七坪的金記環球大廈，跑去簽約，認識了李明瑾，她那時大學剛畢業，明亮可愛、身材又好，令我心動，可惜當時有很好的男朋友。四年半後，在忠孝東路碰到她，相約在一家西餐廳「敘舊」，我第二天寫信給她：

昨晚在燭光下，聽你四次說到你很快樂，我卻不覺得，我覺得你是一個虛度青春的老是想考一百分的問題兒童。你不停止這種「燈之歌」式的人生觀，你的下場，一定很悲慘，悲慘得怎麼把痣點掉都沒用！不過不論怎麼悲慘，你將永遠冷豔動人，正如你昨晚一樣。

後來李明瑾主持電視節目，從俗以去，我一直為她可惜。金記環球大廈因為在車位上處理失當，我去信抗議，他們央求我的舊識黎昌意出面解決，最後以二十萬買了我收藏的一點字畫，雙方解約了事。後來建築界在車位上特別明訂權利歸屬，市井盛傳此乃「李敖條款」雲。

由於對小蕾的美好回憶，使我對銘傳女生特有好感。出獄後我在銘傳附近看她們下課，忽然一個女學生迎面而來，可愛、亮麗、清秀中有一股冷豔，令人一見動情並且一生難忘。她叫賀臺英，我每月送一本我寫的書給她，可是她一直拒絕我。直到我與胡茵夢離婚後，她才同我在圓山飯店有一次燭光約會，我們又在酒吧間談天。那是她和我第一次相聚也是最後一次。後來她也去外國了。

此一女的「育新」是我出獄後跟我有一次郊遊的小女生，她清純美麗，我一吻而別。後來她也去外國了。

在幫助蕭孟能解決水晶大廈糾紛時，我認識了他女婿周其新的女秘書——劉會雲。會雲嬌小可愛，臺大外文系畢業，是我一生中最得力的無怨無悔的女朋友，我們一直同居，直到胡茵夢出現。與胡茵夢離婚後，1984年12月5日，我有信給會雲，有幾段最能道出我的心境：

二十日機場見你含淚而去，在歸途上，我想的卻是《北非諜影》。……《北非諜影》畢竟是電影，所以最後出現了奇蹟。至於臺北，是一個沒有奇蹟的地方，所以soforso「bad」——我仍跟「德國人」在一起。「德國人」當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三十八，這期顯然拆穿了「德國人」建黨九十年的謊話，而被他們痛恨。這幾天他們整天慶祝建黨九十年，報紙、電視上一片馬屁，我真覺得我是這一片馬屁中唯一一個真人，我敢於並能夠獨立蒼茫獨自一人挺身與「德國人」鬥，我在這裡，也準備凶多吉少，死在這裡。宋朝梅堯臣寫《東溪》詩，說：「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我在這裡，卻「情雖已厭住下去，薄暮下筆不知疲」。我在這裡，至少表示了三點意義：

第一，我樹了一個大丈夫、男子漢的偉大榜樣。

第二，我拆穿了國民黨，並使國民黨在言論上對我全無還手之力。

第三，我為人類與臺灣前途，提供睿智的導向。我完全不知道我能這樣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隨時準備被暗殺、被下獄，絲毫不以為異，「視死如歸，臨兇若吉」（雖然凶多吉少，但是臨兇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達觀、從容，可謂「漢唐以來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後「沒世而名不稱焉」，我9月6日對羅小如說：

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做的一切努力，都會因國民黨在世上無立足之地而連累得也無立足之地，——臺灣變小了，你也跟著變小了。我們牢也沒少坐、刑也沒少受、罪也沒少遭，可是聲名成績卻不如蘇聯的人權鬥士，也不如韓國的，也不如菲律賓的，這都是因為同國民黨「與子偕小」的緣故。但是，「與子偕小」還是走運的呢，搞不好還要「與子偕亡」呢！古代的愛難者，他們雖然「流淚撒種」，但是可以「歡呼收割」；現代的受難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種固須流淚，收割也須流淚，因為你所得的往往是鏡花水月。雖然如此，志士仁人卻絕不懷憂喪志，仍舊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譯勞倫斯的文字，我真的喜歡這一段；

苦難當前，我們正置身廢墟之中。在廢墟中，我們開始蓋一些小建築、寄一些小希望。這當然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但已沒有更好的路通向未來了。我們要迂迴前進，要爬過層層障礙，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罷，我們還是要活。

在國民黨的「廢墟」中，我年復一年，不斷地要蓋「小建築」、寄「小希望」，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坐牢必於是、出獄必於是，我已學會收割時絕不流淚，因為我未嘗不知道鏡花水月總成空，但空又何妨，我們是男子漢啊！

雖然這裡與我的關係，到頭來不過如此，但我在萬里長空、且做[希臘]左巴舞的時候，總也想到人間畢竟該有「行者」與「死者」的佈局，羊角哀與左伯桃、公孫作自與程嬰……以至《北非諜影》中的亂世男女，無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該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並不忘了帶給別人「物喜」、成全別人的安全和快樂。我小時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漢一身力託城門門洞的千斤閘，讓人逃出，自己卻被壓死，我至今難忘。人間畢竟該有它的「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複雜意義，不但有這種複雜意義，並且在表達這種意義時，所用方式是「我自橫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種既勇者又達者的從容（甚至不妨伴同一點喜劇性的玩笑）。到了這一段數，才是人生的‘極高明’的境界。

這是我一生中最能表白心跡與處境的信，我寫給了會雲。會雲跟我度過我一生中最長的隱居時期，知我最深、護我最力，有一段時間我一連五個半月不下樓，都是會雲照顧我，她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從我出獄到隱居，已近兩年半了，「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三冬」將盡，「萬里」方來，在這成熟的復出時刻，一個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三顧大樓找到了我，他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斷：李敖基本上是一位偉大的文人，雖然歷經「告別文壇」、坐牢、隱居等過程，但總有一天會回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遠景一定要佔住先機。因此他一再向我試探，一顧兩顧我都不顧，直到他三顧前來，我才決定見他。見他之日我拿出他中學時寫給我的仰慕信給他看，他大為震撼：「李先生的記憶與細密竟如此驚人！」格於政治考慮，當時沈登恩提出構想，只是重版我那兩本當年未被查禁的書——《胡適研究》和《胡適評傳》，我告訴他：「李敖十四年被封鎖，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兩本出過的書，未免太寒酸了，總該出一本臺灣沒發表過的。我在受難期間，在香港出版過一本《借古不諷今》，如加以增補，改名《獨白下的傳統》出版也不錯。」沈登恩是在出版界反應一流的人，他立刻贊成，於是我們便秘密籌劃出版。沈登恩找來蘇宗顯為我秘密拍照、再由黃金鐘設計封面、梁正居封面攝影，井請我在扉頁來段題辭，我寫道：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

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

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又請我寫篇全書簡介，我寫道：

《紐約時報》說李敖——「受人歡迎的青年作家」，「以寫諷世文章出名」，「當地標準下的一個野人」；《聖路易郵訊報》說李敖——「中國傳統的著名批評家」；倫敦《中國季刊》說李敖——「一個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島日報》說李敖——「有才氣有勇氣，還有挾才勇俱來的流氣」，「四十一歲了，盼他重新執起筆來。」

李敖自寫《傳統下的獨白》闖禍起，被追訴多年，一直翻不了身，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書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隱於市，常常幾個月不下樓，神龍首尾皆不見。這本重新執筆的新書，聊可如見其人，併為仇者所痛，親者所快。

遠景過去沒有李敖，李敖過去沒有遠景，現在，都有了。

同時我為《胡適研究》、《胡適評傳》也寫了簡介：

羅丹為蕭伯納塑像，結果塑像本身比蕭伯納還動人；李敖寫《胡適評傳》、《胡適研究》，也正如此。胡適對李敖說：「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李敖瞭解胡適，並把胡適分色，潑墨出一代風雲。

所以，評傳不是胡適個人的評傳，研究不是胡適個人的研究，而是時代的評傳與研究。李敖不單寫出胡適曾怎麼樣，同時寫出胡適該怎麼樣，不但寫出胡適的理想，同時寫出理想的胡適。

胡適已經墓草久宿，但理想的胡適卻萬年長青，他是

「中國」知識分子的星火，從黑暗照到黎明。

沈登恩最欣賞我寫的廣告文字，廣告文字必須濃縮而奔放，我在這方面得心應手，可謂千古獨步。

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並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銷家。他在出書前夜，找到《中國時報》副刊版的主編高信疆，秘密透露他為李敖出書，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信鄭是我老友，這小弟弟對我慕名久矣，他見地過人、反應極快，立刻請沈登恩延後一天發書，使他有機會說動「餘老闆’（餘紀忠）。最後，在「餘老闆」的默許下，在出書之日，也就是上報之時，《中國時報》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我的《快看〈獨白下的傳統〉》，並且由周天瑞派出王健壯和金惟純兩位採訪我，在1979年6月6日社會版刊出《李敖變了嗎？看他怎麼說！》這是臺灣報紙第一次圖文並茂地大膽寫出李敖。從此文壇奔相走告：李敖復出了！而我出獄後兩年七個月的隱居，自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