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個人的戰爭 林白 第1頁,共2頁

出逃是一道深淵,在路上是一道深淵。女人是一道深淵,男人是一道深淵。故鄉是一道深淵,異地是一道深淵。路的盡頭是一道永遠的深淵。

那一年我從n城出發,先到武漢,從武漢坐船經三峽到重慶,乘火車到成都,從成都到峨眉縣,上峨眉山,之後從成都到貴陽,從貴陽到六盤水,再搭貨車到雲南文山,經麻栗坡、富寧到百色,從百色回n城。

這是我此生的一次壯舉。

我獨自一人,自始至終。我意識到,再也沒有比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去更危險、更需要勇氣的了。一次又一次地從嚴肅和不太嚴肅的報紙上看到,一些女研究生和女大學生在並不偏僻的地方被人輕而易舉地就拐賣到農村給人當老婆的訊息,甚至在省會,獨身的年輕女子走出火車站,守候在站前的人販子一眼就會把她們認出來,人販子們在拐賣生涯中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如簧巧舌,他們熱情地把單身女子騙上了一輛據說是開往國營旅館的車。這車駛離了熱鬧的市區,它呼呼地開,越來越快,越開路越黑,單身女子感到了異樣,汽車就像行進中的黑洞,她莫名其妙地掉了進去。她喊道:我要下車!但她沒有聽見自己的聲音,她竭力想看清楚同坐在車廂裡的拐騙者,她看不清那人的臉,只感到有一道陰險的目光像貓一樣蹲在那裡。很久才有一輛汽車迎面開過來,獨身女子藉著車燈的光亮看到角落裡的女人長著一張可疑的狐狸臉,在她看到她的一瞬間,狐狸臉把手伸了過來,這是一隻跟她的臉一樣大的手。這手朝獨自出行的女子做著一個古怪的手勢,如同一個凶兆懸掛在曖昧的車廂裡。

她們來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周圍沒有樹,四處長著同一形狀的石山,此地的石山一律高大、肉色、形似圓柱、頂呈半球狀。獨身出行的女子從汽車裡出來,她聽見一聲陰險的咳嗽聲,身後的汽車和狐狸臉頃刻之間就消失不見了。

受過大學教育的女子竭力要從此地的地貌特徵弄清自己身在何處,這林立的石山使她最先想起「石林」這個詞,但這整齊劃一的肉色圓柱狀否定了石林的可能。獨身出行的女子回憶各種科教片、風光片、異國翻譯的電視劇、明信片等等,她越來越搞不清楚這是不是一個真實的地方。這時她聽見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說:這是真的,不信你掐掐自己的手。滿臉皺紋的女人說完這話後同樣消失不見了。天上的雲開始迅速聚攏,成為一個巨大的女人的嘴唇,鮮紅的顏色在天上散發著魅人的肉感,在這唇形的雲後面,是依然純藍的天空。肉柱形的石山中有一個最高最大的石柱,它在越來越低的唇形之中顯得充滿動感,它們越來越接近,伴隨著一聲蕩人心魄的叫喊,她看見肉柱的石山進入了鮮紅的唇形雲之中,她感到有一陣熱氣從那朵雲的處所散發出來。

與此同時,她發現了火把,它們像是在肉柱形的石山藏匿已久,那一聲蕩人心魄的叫喊如同一道號令,它們瞬間之內就從藏匿的石山後面走了出來。它們閃閃爍爍地跳動,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她環視周圍,看到火把已圍成了一個圓圈。她聽見那個老女人的聲音說:你再也跑不掉了。

四面的火把發出嗡嗡的聲音,那是男人的、雄性的聲響,如同肉形圓柱山一樣同屬一個體系。他們穩穩地走向她,火把上蒸發著黑煙,一種強烈的氣味瀰漫在空氣中,這些氣味穿過她的身體,使她感到了威脅。很快她就看到了火把後面的眼睛,這些眼睛既像男人又像狼,它們與火把合謀剝光了她身上的衣服,她的風衣、襯衫、乳罩,像大小不等的鳥兒在她頭頂的空中盲目地亂飛。

環圈中有一個火把走了出來,火把後面的臉老而醜,他把火把放近她長及腰際的長髮,頭髮地燒起來,發出濃烈的焦油味,那男人說:我來救你。他用手在她的頭上一捋,火苗立即沿著他的手走進了她的身體。他的身體隨即鼓脹堅硬起來,他把她放倒在地,用他的身體擠壓她,進入她。無數火把在周圍燃燒,發出耀眼的亮光。她感到她身上的水分被火把的亮光迅速蒸發,她越來越輕、越來越幹、越來越薄、越來越透明。她又輕又薄又透明地升上了天空,她恐怖地看到自己的身形張開著像風箏一樣懸浮在她躺著的上空,就像在某部恐怖的科幻片中所看到的那樣,被囚禁在二維的平面裡,永不能返回。

這是一個想像還是一個噩夢?

在那次漫長而曲折的單身旅途中,這個噩夢般的意象不時地從我的心裡升起,升到我的眼前和頭頂,瀰漫成一種莫測的氣息,使我越發感到,這是一個真實的危險,這個真實的危險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它就像一個無法預測的陷阱,隱藏在腳下將要到達的每一寸草叢下。

我越是害怕它它就越有誘惑力,危險從來就是美女,就是美女蛇,它的力量在看不見的地方,極大地激起著我們生命的知覺。

那一年,在長江的江輪上,事情輕而易舉地就發生了,那幾乎是我自己招來的。在前半截旅途中,我好大喜功,每逢有跟我搭話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我總搶著告訴人家,我獨自一人自費漫遊。我把自己看成了一個奇女子,我希望別人也這樣看我,我希望當我說出「隻身一人」這個偉大而英勇的字眼時,別人會驚呼一聲:你真了不起!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就幻想著長大以後擁有一份有聲有色的冒險生涯,b鎮平淡的日子和漫長的午後和夜晚給我提供了充足的養料,我一次次想像著英雄的業績和偉大的成就。為了鍛鍊自己的意志和勇氣,我無師自通地訓練自己,我強迫自己從兩米高的平臺上往下跳,把手伸到極燙的水中堅持儘可能長的時間。

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就作好了計劃,我決定終身不結婚,摒棄一切物質享受,我將過最簡樸的生活,把錢省下來作路費,遊歷全中國。

我懷著這個隱秘的理想分配到了n城圖書館,一報到我就領到了一個月的工資,我除了交伙食費、買書及日常開支,剩下的錢就全存起來。大學畢業的當年,我就開始實行我的計劃。我利用探親假的時間,開始時國家規定的單身職工探親假是十二天,後來改為二十天,就是給我回b鎮看望父母的。我一年到頭不回家,甚至在春節這樣的專門用來閤家團圓的節日也不回去,我有時會連著兩三個春節不回家。我給母親寫信說,我要利用過節這段完整的時間讀書寫作,總而言之要想有所成就要有所犧牲。實際上這只是一個藉口,我用它來掩蓋我對故鄉、家庭和親情的冷漠。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家、母親、故鄉這樣的字眼毫不動心,我甚至不能理解別人思鄉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長成的。在我的心目中,學校永遠比家庭好,我最不喜歡星期天,最怕放假,在這些不需要到學校去的日子裡,我總是感到十分難熬。學校是我的自由世界,而家庭卻是牢獄。這種與別人相反的感覺是怎樣得來的呢?我常常幻想著有一所永遠沒有星期天、永遠沒有寒暑假的學校,幻想著一個人一輩子永遠在校讀書。後來我知道每個人高中畢業都要去農村,這使我有點失望,但一想到去農村就可以離開家庭,我很快又高興起來。我天生能適應艱苦的環境,能過清苦的日子,當然這並不等於說,現在我樂意回到插隊的日子,插隊的兩年多時間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痕跡,如果我不說,別人會想不到這段經歷,我從來不說也從來不寫插隊的生活,我從來認為,那是我當時的最好去處。

我曾經說過,我小時候十分害怕我的母親,只要她在房間裡我就不進去,如果我在房間裡她進來了,我就連忙溜出來。這種害怕既不是畏懼,也沒有導致仇恨,而是一種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覺。我從不主動跟母親說話,除了要錢,她跟我說話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歲才開始懂事,知道要愛母親,母親養我這樣的女兒真是太虧了。我在寫信或說話中總是避免「媽」這個字眼,覺得說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隊第二年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母親從b鎮騎車三小時到生產隊看我,看到她我遲疑了一下,說:來了。母親很不高興,她說你連媽都不叫一聲,有你這樣的嗎,光乾巴巴地說「來了」。

我害怕母親一定不是因為她對我粗暴,她是一個懂得科學育兒(這是她的本行)和能夠嚴格要求子女的母親,她只是不寵孩子,要讓孩子艱苦樸素。現在想來,她沒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盡到了一個母親應盡的一切責任。我小時候經常發高燒,在那些全身灼熱的夜晚,我母親總是徹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額頭,給我物理降溫,酒精的芬芳瀰漫在那些夜晚,它總是帶著我母親在孤獨的黑夜中無助的臉龐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我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已去世,我長到十歲的時候,母親就總是跟我說:什麼事情都沒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發燒的夜晚,母親一個獨身女人,是如何六神無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親當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為了我,我父親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歲,她一直到三十歲才再婚,在她二十四歲到三十歲的美麗歲月裡,曾經有一個姓楊的叔叔經常到我家裡來,後來他不見了,聽母親的同事說楊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親怕影響我的前途。我想這是真的。我還想起來,母親再婚的時候確實跟我說過,她說你繼父成分好,以後不會影響你的前途。她又說:家裡還是要有個男人,這麼多年,凡事沒人可商量。當時我不懂這些,我只有十歲,我想:要人商量幹什麼?一切自己決定好了。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備戰的年月,城鎮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繼父商量的結果就是將我和弟弟送回另一個縣的農村老家。我當時想,還不如不商量的好。他們叫來了我的同父異母的姐姐,讓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鄉,我們經過地區所在縣玉林時,在姐姐的同學家吃了兩頓飯,其中有一頓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裡還有一臺織布機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奇怪的機器。在逛大街時我母親給我姐姐的五塊錢(在當時是一筆鉅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萬不要把丟錢的事告訴媽。她找了熟人,讓我們坐上了開往家鄉縣城的解放牌大卡車,那車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個小鎮。然後我們步行二十幾裡回到老家,開始了每頓吃很稀的稀粥和很鹹的鹹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學的日子,想起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將失學了,我以為僅僅只是因為備戰,母親讓我回老家暫時躲一躲,很快就會把我接回家的。在農村的叔叔家一安頓下來,我立即給母親寫信,信發出之後幾天,我便每天到大隊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個月,母親的信還是沒有來,這時姐姐說: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媽既然結婚了,你就在老家過吧,叔叔是好心人,不會嫌你的。這番話使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我隱約感到,我也許回不了b鎮母親的身邊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來的時候學校就開學了,開學的日子永遠是我的節日,我總是在開學之前的兩三天就興奮起來,心情輕鬆愉快,在那個四年級開始的學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沒有人想到我應該上學。我母親沒有來看我,也沒有給我寫信,現在想來,她當初也許是下了決心把我們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經盡到了責任,一個人靠三十幾元工資拉扯了兩個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經問心無愧了,林家的人有義務把林家的後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裡,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隊的學校張望,我遠遠地站在教室的後面,看著那些衣衫破舊的農村孩子在上課。我內心充滿了豔羨、焦慮和茫然,跟現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學兒童毫無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們是貧窮落後地區的農村孩子,我不是,我母親是國家幹部、醫務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聽著陌生的孩子們讀書的聲音,心裡充滿了悲傷和絕望,我想我是最優秀的學生啊,我怎麼就不能上學。我這樣想著的時候眼前就出現了我的老師和同學,我的算術老師會走到我的書桌前,把我提前許多天(有時是學期剛到一半我就把整個課本的算題做完了)做出的算題抄到他的課本上,他會認為我算出的都是對的。二十多年過去,老師寫信來,仍說我是他所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命運有時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後來母親又把我接回身邊上學,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長到十六歲就嫁人了事。每當我想到這個可能的結局時就心驚膽顫,全身冰涼。每當我陷入絕境的時候,那個可能的命運常常像一張飢瘦的黃臉在我面前晃動,它提醒我,我現在的一切都是賺了的,我應該滿足。

至今我感謝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個孩子之外收留我們姐弟,使我們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鹹的鹹菜(那是一種用蘿蔔加大量生鹽熬煮幾天幾夜,直到把蘿蔔煮到發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裡,名稱叫「蘿蔔腩」的一種鹹菜)。叔叔讓我上山打柴是理所當然的,他認為我既然已經十歲了就不能白吃飯;他不讓我上學,也是理所當然的,他想既然我母親都想不到讓我上學他為什麼要多管閒事呢?

所以我一點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裡,聽不懂他們說的客家話,沒有書看也沒有電影看(過年的時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戰》,令老家人激動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絕望。

那些日子我沒有想念母親,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學,我跟她們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們。我入神地想念她們的外號、吵架的聲音、難聽的粗話,她們所有的惡劣行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燦爛和明亮,就像並不是我真正經歷過的,而是一個夢境或天堂,我與她們真正是隔了千山萬水,永遠不能再相見了。我懷著永別的心情給她們寫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來了,信封脹鼓鼓的,寫著我的名字,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動不已地拆了封,裡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張紙,是五六個同學寫來的,她們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那是當年的習慣,寫作文和寫信都要先抄語錄。她們不知道要給我怎樣的鼓勵才好,她們便抄道:「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寫了莊嚴的語錄,才是她們各自寥寥數語的信,「文革」中唸書的四年級學生,除了抄語錄以外就表達不出別的意思了,她們的信空洞無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獲至寶地捧著它們,就像捧著最精彩的故事,它們像火焰一樣一朵一朵地在我的頭頂開放,成為我的節日。我無數次地讀過它們之後我平靜地想:她們雖然還在唸書,但她們不如我。

從秋天到冬天,荒涼而無望。春天到來的時候,學校又要開學了。我的同父異母的姐姐給我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多米是個聰明過人的孩子,她舉例說,她唱過的歌,不管有多複雜,多長,只要唱了一遍,多米就能一字不拉地唱出來。起先她以為我學過,後來發現確實不是,這使她十分吃驚。因此她希望母親能重視我培養我。我的姐姐是地區高中的高材生,既聰明又善良,只是生不逢時成了回鄉知青,與她相比,我的命運好多了。現在想起她,我就看見她一個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鋒利的菠蘿地裡,她的褲腿全是溼漉漉的露水,她用悽清的音調唱著毛澤東詩詞《七律·送瘟神》:「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首歌連同她那淒涼的唱法成為我在老家的日子裡的背景音樂。姐姐告誡我,高中畢業後一定要插隊,千萬不要回鄉,否則就會成為宗族鬥爭的犧牲品。

不知是姐姐的信起到了作用,還是母親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春天到來的時候她的信和匯款來了,姐姐重新帶領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個小鎮,然後乘車到縣城,從縣城換車到地區,地區換車到b鎮所在的縣。

到家沒幾天,學校就開學了,我懷著重獲新生的心情跑到學校報名。跨進學校門口,我一眼看到大廳正中貼著四年級報名處的地方正站著器重我的算術老師。他看到我眼睛一亮,說:林多米,上學期你回老家去了?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他在報名冊上飛快地寫下我的名字,然後微笑著看我說:這回你要補課了。這時又來了一個女同學要報名,女同學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師忘了怎麼寫,又重複一次,這個場面使我感到自信。一上課,老師就說要複習上學期的內容,第一節課先出一些小數除法的題給大家算算,看掌握得怎麼樣。這正是我缺的課,我一點都不知道怎樣除小數,我失去了那種老師一齣完題我的得數也出來一半的優勢,我只能問我的同桌。小數點移動的方法一經從她口中道出,我立即覺得這是我心中諳熟已久的方法,我對之毫不生疏,我熟練地寫起了豎式,豎式的一橫和一撇就像我的親人使我感到萬分熟悉和親切,我安靜地進入了狀態。算術老師寫完黑板後馬上走到我桌邊,他看到我會了。他走開之後我感到失學的難關過去了。

我知道,在這部小說中,我往失學的岔路上走得太遠了,據說這是典型的女性寫法,視點散漫、隨遇而安。讓我回到母親和故鄉的話題上。

我母親肯定是一名好母親,除了這次目的不明的失學(我不能問母親,只能問我的姐姐,但我首先要找到她,我已經十幾年沒有她的訊息了),我再也想不出她有什麼不好了,她把我這樣一個反常的、冷漠的、從來沒給她帶來過溫情的孩子養大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碰上別人早就不要我了。直到我十八歲,母親還幫我洗爛腳。那時我在農村插隊,雙腳每天浸泡在太陽蒸曬得發燙的水田裡,腳面很快就長滿了水泡,緊接著水泡就變成了膿泡,腳也腫了,人也開始發燒,於是只好回家治腳。母親領我打針吃藥,早晚兩次用一種黃藥水替我洗腳,她用一塊紗布輕輕按在我的爛腳上,把我隱藏著膿汁的疤痕徹底搗掉,她把我的爛腳捧起來舉到鼻子跟前仔細察看,這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場面。另一個場景是我上大學的時候,母親送我到地區所在地玉林,在那裡換乘火車去遙遠的w市,我輕鬆地就上了車,在車上我滿腦子想的是我是本縣的第二名,這個第二名是我輕而易舉就拿到的,我將到大城市去了,我將跟所有的人一試高低,我豪情滿懷,絲毫想不到要跟母親說一句告別的話,我的心裡還來不及產生脈脈溫情和惜別之感,我連看都沒有看站在站臺上的母親一眼,我只注意車廂上幾個也是要到w市上學的女生,她們說著流利的普通話(軍分割槽大院的?),使我有些自慚形穢,同時我又想,別看你普通話說得不錯,未必我就不如你,我暗暗地跟那素不相識的人鬥上了氣,忘記了我的母親站在站臺眼巴巴地望著我。

她擠在人堆中,踮著腳尖。

火車動了一下,慢慢開了,車廂裡的人全都湧到視窗跟送別的親人揮手告別,這時我才想到向站臺望一望,我看到母親慌亂而笨拙地朝我揮手(這是一個她十分陌生的動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邊的人),她的臉奇怪地扭曲著,給我一種想哭的印象,她聲音變形地叫著我的名字,我看見她追著火車跑了幾步很快就不見了。我受到了強烈的震動,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親在站臺的人群中一定悲喜交集,她想她的女兒考上名牌大學了,從此就會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部的苦就都有了回報,她想起她曾經罵過我長大以後找不著飯吃,想不到還有考大學這一新政策,她反覆說要感謝黨中央。

我對我母親的感情回憶總是這兩個固定的場景,這對於一個女兒,尤其是一個三歲喪父的女兒實在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給過母親什麼光榮,讓她因自己的女兒自豪。也許只有十九歲去電影廠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學這兩件事,但前者那光榮的峰巔很快就演化為一個深淵,這個深淵給她造成的驚悸許多年都沒有消散,直到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來n城,她總要找一個我心情好的合適時刻,謹慎而心事重重地說一句話,這句話是:你不要再寫詩了。這句話總是盤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聽到了許多難聽的話,她從不告訴我,這所有難聽的話哺育出了這樣一個茁壯的念頭,這個念頭生了根,拂之不去。因此我想,無論我現在寫了多少小說出了多少漂亮的書(這些東西對我是個極大的安慰),它們都不能給我的母親帶來光榮。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當年我考大學的時候棄理改文,她一定感到了失望,她從來沒有說過希望我以後幹什麼,現在我回想起她看醫學院來實習的學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讓我讀醫學院,將來做一名醫生。醫生是一個有用的職業,作家有什麼用呢?毫無用處。

她肯定是這樣想的。

我想母親養我這樣一個女兒真是虧透了,小時候我從不跟她親熱,不跟她說話,把家只看做客棧(這是她的原話)。長大離家後也很少給她寫信,有時半年才寫一封,所有的信幾乎都像電報一樣簡短無味,最長的信也從未超過兩頁紙。我在過年的時候總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親,總是要她寫信來提醒,我也極少給母親買過東西。我現在想來想去,只想出來曾經給她買過一雙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沒有了。繼父多次提醒我給母親配一副老花眼鏡,我總是忘了這件事,我也極少給母親寄錢,我自私地想:家裡已經沒有負擔了,母親又領兩份工資,我還是留著錢給自己買電腦吧。

我想,母親養我這樣的女兒有什麼用呢?我的婚姻也總是不能使她滿意,我的生活總是在動盪之中,我的工作至今還沒有固定,我在n城的家三年了也沒能搬妥。我這樣的女兒真是一點兒用處都沒有,白白地讓母親操心。

我對家鄉也是如此,在w城與n城,我從來不想念家鄉,我不參加同鄉會,不認老鄉,不說家鄉話。多年後,當我來到遙遠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從b鎮到n城,只需七個小時的火車、一個小時的汽車,同時n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樹木花草、飲食人文、地理氣候與b鎮相去不遠,它使我覺得這就是家鄉,同在一個省裡,怎麼不是家鄉呢?既然身在家鄉還有什麼需要強調的呢?完全可以無所謂。只有到了北京,到了這樣一個完全北方的地方,這裡的一切都不同,廣大而寒冷,周圍是永遠也學不會的捲舌音。在這裡,b鎮被遠遠地隔斷,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變得越來越不真實,越來越像前世了,只有這時,家鄉這個字眼,才連同一條河、一個船廠、一個碼頭、一條灰色的街,以及由於回憶而變得明亮和美好的雞蛋花來到我懷念的視野中,我所有與家鄉有關的文字,幾乎都是這個時候寫作的。

但在當時,在我只身漫遊的八十年代,這種懷念還遠遠未到,它們像一些珍貴的人性的水滴遠遠地停留在雲層裡,要等到下一個十年才能降落到我身上,滋潤我遠在異鄉的身軀。

讓我接著本章的開頭,敘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幾省的漫遊(這個詞我一直覺得用得不太準確,漫,這個字令人聯想到神仙般的輕鬆從容,想起一蹬腳就能騰雲駕霧的形式)之前我還去過兩個地方,一是遠在北方的京城,一是離n城不遠的北海。這耗去了我大學畢業後前兩年的積蓄和當年的探親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這是一個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裡的念頭,它不用我思考和選擇,只要我活著我就要到那裡。很早我就認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麼遠、多麼難以到達、多麼寒冷、多麼虛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這個念頭是否跟我在幼年時曾和b鎮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鄰居有關,在六十年代的南方邊陲小鎮,北京的確遠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這個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樂。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沒有給一個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機會,到我插隊的時候,我想只要我日後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資省下來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圖書館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著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我半年的積蓄只夠來回的車票錢,我便住到在郵電學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學的宿舍裡。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點都不懂事,既沒有給她帶任何東西,又不會說一句感謝之類的話,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談談心。當時她剛剛離婚,有一個遠在異地的情人,她靠所愛的人的來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會過不去週末。她該死的情人有妻子,從不提離婚的事情,我的同學只好滿足於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個城市生活,能夠看得見他,為此她準備放棄北京調到那個遙遠的外省城市。

這些都是聽別的同學說的,我從沒問過她,雖然我的女同學也未必希望跟我談心來獲得安慰,但我對她缺乏感情卻又要住在她的宿舍裡(她有什麼義務呢?),實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萬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後兩天,女同學說她的親戚要來了,讓我住到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去,一個男同學正當著一個班的班主任,他為我安排了鋪位,另一個女同學從家裡給我拿來了鋪蓋,於是我就高高興興地到北大住下來了,我一點兒都沒有想到自己給同學們帶來了什麼麻煩,想不到這是一種同窗的深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們的情了。現在我跟他們在同一座城市裡,卻一直沒有來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礙就像一片大海,阻斷了我和他們。

跟我有過交往而心胸寬容的人從來不說我自私,他們說,因為我小時候獨立生活的經歷,使我不習慣想到別人。我樂於接受這樣的說法。

我在北京逛了十二天,每天早出晚歸,只吃麵包和白開水,一個人去了八達嶺、故宮、天壇等地方,覺得北京的天特別藍特別透,空氣特別好,看到了成片的金黃的樹葉和紅色的葉子,這在n城是難以想像的。之後我便興沖沖地回去了。

第二年我去北海。大海如同北京,也是我的夙願。北海是離n城最近的海,它沒有花我太多的錢和時間。在北海最大的壯舉是在沙灘上過了一夜,當時的北海還沒有開發,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被炒得這樣發熱的一天,聽說現在沙灘上滿是伴泳女郎,要進去得花上許多錢。那時它只是一個臨海的荒涼的小城,可以說得上是荒無人煙,我整日在荒灘上亂走,後來來了幾個美術學院的學生,我注意到他們說要到沙灘上露宿,於是我尾隨其後,在沙灘上他們目力可達的地方鋪了幾張報紙過了一夜。十分平淡毫無刺激,第二天我便離開北海回b鎮,提前結束了這次夢寐以求的大海之行。

這兩次平淡無奇的旅行沒有動搖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著我,它有著變幻莫測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雙眼睛穿越層層空間在未來的時間裡盯著我。我深信,有某個契約讓我出門遠行,這個契約說:你要隻身一人,走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去,那裡必須沒有你的親人熟人,你將經歷艱難與危險,在那以後,你將獲得一種能力。

在大學畢業後的某一年,我帶上全部的財產一百四十元就動身了。我所到的第一站是有熟人的地方:武漢。在武漢的碼頭上,一切都很正常。一個美麗的女人來送人,她大概有三十多歲,穿著一件黑色風衣,她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人們情不自禁地要看她而不是看那些年輕的女孩,上了船的人紛紛到甲板上去,他們裝做看風景實際上是看這個女人。然後船就開動了,那個女人消失得十分奇怪,人們剛剛回過神她就蹤影全無了,令人惆悵不已。我想她也許是鑽進某輛轎車吱的一下開走了。

總之這個女人使許多男人和一個女孩(就是我)驚歎不已,江輪在長江裡浩蕩而行,她美麗的倩影在男人們的頭腦裡就如同在江裡的水一樣,很快就流走不見了,只在那個女孩的古怪頭腦裡留下印象。

船開後不久我就隨意走動,也許我的行為帶有單身出遊的印記,一下就被辨認了出來。一個閒轉著的年輕男人(實際上並不太年輕,只是我缺乏判斷力)跟我搭話,我看他穿著船上服務員的白色外套,我想假如他是一個壞人,找他的單位領導也是很容易的。

我裝出一副見過世面、身手不凡的樣子和他聊起來。事隔多年,我回想起這次經歷,我覺得當時之所以心甘情願地上當和上了當仍然不受傷害,仍然能繼續漫長的旅途,這一切都歸結於我良好的自我感覺。在那次旅途中,我總是提醒自己,我是一個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響,一切事情均不在話下。

我不同凡響地告訴這個人我的真實姓名、年齡、工作單位,我強調說此行我只有一個人,開始時我並沒有特別注意他的相貌,我總是不容易記住男性的相貌(相反,女人的容貌總是在我的記憶中長存),直到那人說他長得像日本電影《追捕》裡的矢村警長時,我才注意到他的長相,他的確長得很英俊,他的五官和臉型在男人中是少有地出眾,尤其是他的嘴唇和下巴,簡直有點像電影明星。他一定以為我被他的長相迷住了,要不然一個女大學生憑什麼對一個江輪上的服務員說出自己的名字呢!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解釋了。

矢村憑著對自己相貌的高度自信,我則出於渴望冒險的個人英雄主義,這個故事自始至終陰錯陽差。

矢村也許真不能算一個壞人,他一開始就告訴我他的真名實姓和家庭背景,在我失蹤之後,我的同學把我的情況報告了單位的保衛科,組織出面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他的家人,這使我的同學大惑不解,說這個人要騙人怎麼還把真名和父親家地址告訴你,讓人一找就找著了。

回顧這個事件,矢村對我說假話的只有他的年齡和他已經結了婚的事實,事發之後他的妻子到我的同學家來找我,我面容憔悴地靠在同學家的沙發上,她一看見我就放了心。她剪著短髮,長得清秀,但穿著打扮很普通,她放了心地說:我年輕的時候比你要漂亮,你到我這樣的年齡連我還不如呢,只不過你是大學生,我是工人,但我跟他都過了十年了,都有兩個孩子了。你也真有眼力,他說他二十七歲你就信了,他都三十七歲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麼,她緊盯著我問:你們下館子了沒有?我說:下了。她又問:是誰出的錢?我猶豫了一下說:有時是他,有時是我。

她更加放心了,同時自豪地說:他這個人我知道的,如果你們有事,他肯定不會讓你拿錢的。她的聲音使我聽起來有一種隔離感,雖然她就在我的對面,但她的話音卻像隔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彎曲著才能到達我的耳朵。我聽著這彎曲的聲音(其實她是不自信的),心裡想:真相是多麼容易被隱瞞啊!只要你堅決不說,只要不說就什麼也沒有發生,只要不說就什麼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堅信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誰(連你自己在內)又能找到證據呢?

我不知道我當時是否這樣想了。我既疲勞又混亂,沒有任何記憶又時時被記憶所佔據,在這兩相相抵中是一片混沌的空白。

我麻木地躺在同學家的沙發上,聽見門響,聽見有人走近我,聽見同學的聲音在門口說:多米,單位保衛科的同志想跟你談談。聲音消失,門口的光隨之消遁。一個又瘦又長的女人像女巫一樣降落在我的面前,她用密探的聲調對我說:你不要害怕,把一切發生過的事情告訴我們,我們會替你保密,並且替你懲罰壞人。我虛弱地躺在沙發上,我固執地不說一個字,為了表示我的決心,我自始至終不與她探尋的目光對視,我有時閉目養神,有時看著她以外的空間的某一點。她一遍遍地問:你們在北碚是怎麼住的?怎麼去了那麼久?她一遍遍地問:沒有發生意外吧?到底發生意外了沒有?她一字一句地問:發生了嗎?發生了?還是沒發生?

我想只要我不回答她的問題,問過一遍之後她就會沒趣地走開,但她執著得要命,每一句問話都堅定而自信,在整整一個上午,這種堅定而自信的討厭話音在房間裡塞得滿滿的,我用巨大的漠視抗衡它們,搞得精疲力竭。

之後我昏睡了一個下午。在黃昏的時候來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她的聲音在昏暗的室內像真正的月光,清澈而柔和。美麗的女人有時不用看,周圍的空氣就能傳導一種魅力。也許我剛剛睡過一大覺,對美的感覺特別靈敏,我的對著門口方向的那半邊臉頰感到了一種不同尋常的來自美麗女人的光芒,我不由自主地仰望她,我發現她就是那個在武漢碼頭送別的引人注目的神秘的女人,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時至今日,我還是不能證實她們是不是同一個人,髮型、臉型、身材都相像,是不是就是同一個人呢?也許我過於一廂情願,把兩個人看成了同一個人。後來我想到一定要問問矢村,但一直沒有機會。我跟矢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火車站,他在那裡等我,就這一點而言,他還是一個有心有肺的人。車站裡亂糟糟的,我的同學把我送到那裡,他們互相發現之後就仇視地對望著,我對他們說:你們都回去吧,我一個人可以。我想既然我一個人走了這麼遠,還有一大半的路要自己走,這一站沒有人送又算什麼呢?

果然他們就都走了。

我只聽矢村說過他有一個小姑姑,但她實際上並不是她的親姑姑,跟他的年齡相比,她顯得過於年輕。在船上的時候,他說這個小姑姑實際上是他父親的情人,他父親是部隊的高階幹部,身邊女人不斷,她們像流水一樣流來,又像流水一樣流走,只有這個女人在他父親身邊留了下來,成了他的小姑姑。小姑姑一直沒有結婚,在他們家,行使著外交夫人的職權,凡是碰到棘手的事情,總是由美麗的小姑姑去處理,一切便總是迎刃而解。

她像月光一樣降臨到我躺著的暗淡屋子裡,她說:我是他的小姑姑。

我坐起身。我的表現使我感到自己正如一個好色的頑童,對富有魅力的女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臣服。她問:你有多大了?我說:二十四歲。她說:你已經不是小女孩了,又是大學畢業生,對自己的行為有能力負責了。她問我:你為什麼要這樣呢?我說:我要寫小說,要體驗生活。她說:你可以慢慢在生活中觀察,不必寫什麼就要做什麼,這你大概也知道。她說話的語氣使我感到她才是真正的女作家,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如同一個毫不掩飾的崇拜者,我覺得她的話字字珠璣,閃著亮光,從她的淡香漫射的體內滴落到這光線幽暗的屋子裡,她的牙齒白而細小,她的嘴唇紅豔如玫瑰。

她說:我們老三喜歡女孩子,但他不壞,不會強迫別人幹什麼事情,這點我清楚,他從來不仗著自己是誰的兒子就幹壞事。她的聲音忽然像一個母親,游離了一開始時處理事件的口氣,她說:我們全家都不喜歡他現在的妻子,但是沒有辦法啊,他們都有兩個孩子了。孩子這樣的字眼像某種蓓蕾,使她的臉上掠過一點落寞和遲暮的影子。美麗的女人總是沒有孩子的,這是她們的缺陷,又是她們的完美。她們是一種孤零零的美,與別人沒有關係。

在整個過程中,矢村輕而易舉地就誘騙了我,每一次質的突破都勢如破竹,沒有受到更多的阻力。他一定以為是他英俊的外貌和他的家庭背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我才明白,有兩樣東西更重要:一是我的英雄主義(想冒險,自以為是奇女子,敢於進入任何可怕事件),一是我的軟弱無依。正是這兩樣相反的東西,把我引到了北碚。

我該怎樣敘述這個事件呢?

輪船與長江(湄公河與渡船),英俊的船員與年輕的女大學生,不用新增任何東西,只用這僅有的四個詞,就能構成一個足夠浪漫的故事。但我從未用浪漫的溫情、美好的回憶來想念過這個事件。我從未想到過它,一切都變味了,保衛科的幹部、他的妻子、小姑姑以及我的同學,他們紛紜而至,使這個故事變成了一起受騙失身的事件,這個事件以受害者的沉默而告終。

我的同學在火車站裡對我說:我不會對別人說起這件事,但你千萬不要一個人出來旅遊了,你趕快回去,不要再往前走了,實在太危險。我當時年輕,心裡想道:什麼都不能阻止我。但他躲閃和憐憫的目光給了我一種致命的心理暗示,使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悲慘的受害者。我越來越害怕回憶,我精神緊張,擔心矢村會來信,擔心他本人會來(他曾說過要來n城看我,我信以為真地等了許久),在我對所有往事的回憶中,每次走到這個事件的邊緣,我就會緊張地折返,彷彿一旦推開此門,就會看到一個血腥的強暴場面。

(我太容易接受暗示,一經暗示就受到強大的控制,把無變成有,把有變成無,把真正發生過的事忘得一乾二淨,把從未發生過的事件回憶得歷歷在目。)

事實上,這件事情平淡無奇,沒有太多戲劇性和浪漫色彩,我之所以對之念念不忘,只是因為這個事件跟我的初夜聯絡在一起。

那是多麼混亂的日子,多米!

多米在陌生的船艙裡,她聽說江輪要在半夜兩點的時候經過著名的葛洲壩,她信任地對周圍的人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呢?我肯定睡著了,看不到了。矢村順理成章地保證,半夜兩點,他一定把她叫醒。

半夜兩點,序幕拉開,多米一腳踏進了這個幽閉的黑夜,脫離了慣常的秩序。她站在船舷上,看壩裡的水一點點漲高,和上游持平,矢村試探性地攬了攬她的腰,她糊里糊塗地就讓他攬著了。她要讓自己看到,自己多麼關注於水位的上漲、對這一宏偉的圖景有著巨大的激情,一隻男人的手算得了什麼呢!簡直是區區小事。水位正在漲高,不同凡響,男人的手(正在她的腰上,猶豫而不自然、不舒服),並不重要。

男人的手忽然鬆開,同時她的臉被他捧住,熱乎乎的氣息直抵她的嘴唇。他吻她,吻的動作嫻熟有力,蕩人心魄,結束的時候他用了一個吸吮的動作,使對方的嘴唇潔淨乾爽,沒有一點點口水殘留,令人十分舒服。(在日後的漫長歲月中,這是唯一可以回味的地方。)

她傻傻地站著,一時竟反應不過來,在這愣神之間男人便以為與她達成了某種默契,他重新攬住她的腰,他的手貼切、自然、放鬆、親切,就像遊子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發現她再也不能挽回這個局面了,她已經慢了半拍,她應該在一開始就拒絕或驚叫,她沒有辦法在接受了吻(儘管是被動的,但當時她並沒有掙扎,而是一動不動)半分鐘之後再驚叫,她甚至不好退一步生他的氣。

她一開始就莫名其妙地服從了他。

在生活中,她還沒有過服從別人的機會,這個年輕的女孩三歲就失去了生身的父親,繼父在很久以後才出現,她從小自由,她已經害怕了這個廣闊無邊的東西,她需要一種服從。這是隱藏在深處的東西,一種拋掉意志的願望深深藏在這個女孩的體內,一有機會就會溜出來。女孩自己卻以為是另一些東西:浪漫、瞭解生活、英雄主義。

因此當男船員在說他的非凡的父親(一位大軍區的高層領導)時,女大學生不動聲色地聽他說完,之後她問他: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男船員問:什麼人?

間諜。女大學生說。

(間諜是我的另一件華美的大衣,只要我想讓自己膽識不凡,我就會迅速穿上它。)

間諜這個詞使男船員愣了一下,之後他問:

你要搞什麼情報呢?

這個直接切中要點的問題同樣使女大學生愣了一下,從來沒有人問過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使間諜這個詞站到了嚴肅的遊戲和模擬的真實之間。(女大學生後來想,男船員也許當時正暗自發笑,心想這麼傻的女孩竟說自己是間諜。)

女大學生說:我要軍事情報。她想到了男船員的家庭背景。

男船員問:你要軍事情報幹什麼用呢?

她嚴肅地說:我不能告訴你。

船員端詳著她的臉,他說:我可以幫助你。

女大學生像電影裡的我黨地下工作者一樣莊嚴地對視著男船員。男船員說:那次我父親正在地下室裡開會,我闖了進去,一眼看到一幅跟牆一樣大的地圖(一切都像是電影)。

他停下來,看到了女大學生亮晶晶的眼睛,這眼睛在說:我要的就是這個。他大著膽用手碰了一下她的rx房。她身上一顫,但臉上卻是一副關注於崇高事業的神色。

他又問:你要知道些什麼?

她漫無目的:什麼都要。

他們以這種特殊的關係在船上過了三天,到達萬縣的時候停船幾個小時,他便帶她進城看電影。在一個普通的影院,電影已經開映一小會兒了,門口仍有稀稀拉拉的人在進場。男船員買了票,跟女孩在黑暗中摸索著找位子,他牽著她的手,牽手這個姿勢在黑暗中又一次暗示了一種親密的關係。

坐下來不久,他便在她腿上摸索,她厭惡地皺著眉頭,他於是說:這電影我也不愛看,我教給你一個辦法,你不要去看電影裡的故事,看所有電影,要學人家怎樣打扮、穿衣,女人就是要學這個。

女大學生竟然沒有從這話裡聽出極端的男權意識,她甚至覺得這話新奇極了,她從來想不到有人是這樣看電影的。十幾年的學校教育使她一看電影就考慮影片的主題、人物的性格等等,看人家穿衣打扮的看法使她大惑不解。

散場之後他提出請她吃糖水雞蛋,在這個莫名其妙地來到的地方,這個深不可測的夜,秋風漸起,熱氣蒸騰的糖水雞蛋使她感到溫情瀰漫。

第二天,兩人繼續談話。船員問大學生:你多大了?

二十四歲。

船員馬上反應說:我二十七歲。正好比你大三歲。他盯著女大學生說:你看我長得怎麼樣?我身體很好,我會使你生兒子的,我事先吃點兒人參,把身體養得棒棒的。怎麼樣?生下的兒子肯定又壯又聰明,小時候我來養,長大了跟你讀書。

他又問女大學生到了重慶是一個人玩還是有伴,女大學生如實答道:一個人。

於是一切問題就變得簡單了,男船員說:那我陪你玩,我有假期,我會使你過得很幸福的。

男船員用了幸福這樣一個書面語言,顯得有些生硬,這點生硬使這個被用得爛熟的詞變得有些陌生,正如電影的另一種看法一樣,讓多米感到新鮮,使她感到,也許有著另一種她從來不知道的幸福。

男船員剛剛完成將一個姑娘誘拐到岸上的全部準備,船就到岸了。多米的同學負責地到碼頭上來接她,男船員跟她約好,第二天一早領她到溫泉去。

他們找到一家旅館,他讓她在一旁看著兩個簡單的挎包,他去服務檯辦手續,似乎手續辦得不順利,他只好讓她把工作證拿過來。她走過去,看到他用臂肘壓著一張紙,這紙的下端是一個淡紅的公章,上面寫著他的單位的名稱,多米不知道這就是空白介紹信,她更不知道、也壓根兒不會想到,那上面證明他跟她是夫妻關係。

她竭力想要看清楚這張蓋著公章的紙寫著什麼,她用手推他的肘臂,但他死死壓著不動,他對她說:你到那邊等著吧。

她跟他走到一個房間跟前,門一開,她一眼就看到了裡面的雙人床,這房間的幽閉以及床單被罩的俗豔色彩使它看上去十足一個小市民的洞房,這完全不是多米所期待的地方,她本來以為會住上大學裡的集體宿舍,男女生各一幢樓(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有這毫不沾邊的想法),沒想到卻碰上了一張罩著大紅床罩的雙人床!

她心情惡劣地坐在沙發上,男人解釋說:這就是最好的房間了,價格最貴的。

多米說:我不是說這個。她生氣地問:你只開了一個房間嗎?

男人看看她,說:登記的時候我說咱們是夫妻。

多米氣得一動不動,看起來有點像無動於衷,後來她覺得需要有所表示時,就一腳踢翻了茶几底下的字紙簍。

這個動作又慢了半拍,男人再也不擔心了,他曾經害怕她嚷出去,那是一個聯防治安如火如荼的時代,男人雖為偷情老手也不免心驚膽顫。

多米說:我不能跟你住一個屋。

男人響應說:不能!

你另外找地方!多米說。

男人老實地回應道:我另外找地方。

多米說:你要發誓。

男人說:好!我發誓。

多米想了想,說:你要跪下來發誓。

男人毫不猶豫,咚的一聲就跪在了地板上。

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在粉紅色的房間裡,對著一位年輕的姑娘下跪,這隻有在電影裡才能看到的場面真實地出現在多米麵前,使這個耳目閉塞、不諳世事的女孩感到了一種觸目驚心的詩意,她將這個下跪的男人看了又看,看了個夠,那男人跪著一動不動使她感到了滿足。

然後她放心地到衛生間洗臉去了。

他們在外面吃了晚飯,男人說多米在路上暈車,應該早點兒休息,於是他們一吃完了就回到了房間裡。

男人幫多米脫了鞋,他捏捏多米的腳,說:你真瘦。然後讓她躺在床上,多米覺得累極了,她想她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她閉上眼睛,聽見男人走進了衛生間,但是男人很快就出來了,他帶著溼漉漉的水的氣味靠到了她的枕頭上,多米睜開眼睛斜他一眼:你。

男人說:我靠在旁邊跟你講講話。

多米說:我累了。

男人說:天還沒黑呢,講講話就不累了。

多米說:走開!

男人不作聲,他扳過她的臉就吻起來,這吻銷魂蝕骨,使多米全身酥軟。

很輕的風從視窗潛入,掠過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陣涼意,這使她悚然一驚,她發現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經被男人完全解開了。

事情已經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動作迅猛、有力、簡捷、嫻熟,像真正高階的藝術一樣沒有半點兒拖泥帶水,比那個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強暴者強了一千倍。

她對那男人說:我還是處女。

男人說:你是處女?

她無辜地望著他,認真地說:是。

男人說:不可能!

多米說:我真的是處女。

男人說:不可能,我聽說插過隊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處女。

多米著急起來,說:可我是,我從來沒有跟男人睡過覺。

男人顧不上聽她的申辯,他的身體就像一個熾熱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沒了。她來不及絕望就被吞沒了。又像一個深淵,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經站到了深淵的邊緣,男人說,我們再往前走一步,不會掉下去的,但話還沒說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來,沒有開燈,房間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淵一樣黑暗。多米恢復了感覺,她感到某種異物充塞在自己的身體裡,這是一種類似於木質一樣的異物,又硬又澀,它毫無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體裡。

一陣劇痛滯留在多米的體內,只要男人一動,這痛就會增加,就像有火,在身體的某個地方燒烤著,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種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細膩的知覺統統遮蓋住了。即使在後來的幾天,疼痛逐漸減輕,她也沒有獲得絲毫快感。

無休無止的疼痛擠壓著她,她體內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體就像乾澀粗糙的沙灘,兩個人的身體乾澀地磨擦著,使她難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絕望,總算等到了結束,她聽到那男人說:你確實是處女。她閉著眼睛想:但現在又有什麼意義呢?

她懷著身上的疼痛睡著了。半夜的時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說:我疼極了。但她一點兒力氣都沒有,她無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進入她的身體裡。辣痛的感覺重新升起,她開始意識到,她毫不被憐惜,她身上的這個男人絲毫不在乎她的意願,他是一個惡棍和色狼,她竟眼睜睜地就讓他踐踏了自己的初夜。

恥辱和悲憤使她哭了起來,第一聲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萬馬奔騰,她充滿了絕望地嚎哭起來,哭聲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結束了。

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個陌生的房間,一個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們度過了自己的初夜。這個初夜像一道陰影,永遠籠罩了多米日後的歲月。

一九三八年,蕭紅與蕭軍分手,與端木到了武漢,她懷著蕭軍的孩子,常常到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書庫找舒群,她一來到舒群的住處,就把腳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悶。當時武漢的情況很緊張,日本侵略軍的戰線向西延伸,窗外時時傳來刺耳的空襲警報,空中經常出現狂吼怪叫的日軍轟炸機,蕭紅只好拖著沉重的身體到處躲避。在這種局面下,大批文化人倉促向四川轉移。蕭紅也坐船到了重慶。蕭紅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兩個月,生下一個沒有生命的死嬰(肖鳳《蕭紅傳》)。

多米從重慶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車,這是她在看地圖時忽然冒出來的想法,這個想法冒出來不久,火車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車,坐上江輪到縣城裡去。

她在一個招待所找到了住處,那是一個雙人間,一個床位三塊八,同室住了一個身材長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齡,她不懈地追問她,後來問急了,那姑娘便說她三十歲。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蕭紅生下一個死孩子的房子,她轉了幾條街之後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門口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說明文字,但是沒有闢為陳列館。裡面住著人家,一個退休老太太模樣的人正坐在門裡,雙眼警惕地看著多米,把多米打算闖進去看看的願望徹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開,她像一個負有重任的人那樣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個天才女作家就在這間屋子裡生了一個死孩子,她二十四歲成名,三十一歲夭折,有專門研究她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有她的紀念館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卻在這個小鎮的屋子裡生了一個死孩子,她死去將近半個世紀了,但她生了一個死孩子的屋子卻掛了一塊牌子,供人參觀。

多米盯著那牌子看了又看,覺得它就是那個死孩子。

這是一個路標,還是一個暗示?

一個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嬰,橫亙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這裡的隱喻也許要到多年以後才能破譯。

多米準備離開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男人,大城市裝束,很有文化的樣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後看那牌子,多米一轉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時地看了多米一眼,兩人目光對視的時候,幾乎同時點了點頭,於是他們便說起話來。

年輕男人說他是《四川日報》記者,川大中文系畢業的,剛分去,他說他當天下午就要趕五點多鐘的火車回成都。多米一聽,高興地叫了起來:我也是的!她立即拉開隨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車票讓那男人看,她說: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這趟車啊!

記者高興地說:我們正好同路。他們像兩個大學裡的男生和女生,開始談起了文學和人生,多米發現,她所敬仰的一個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學,她畢業後自願援藏,不久前因為翻車犧牲在藏北的一條冰河裡,多米為此還寫了一首悼詩,當她聽說她曾跟他同班時,激動得聲音都變了。她纏著記者,反覆追問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當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細節,以及關於她扎頭髮用橡皮筋還是髮帶的問題,多米把記者逼了半天。好在記者是個極其善良的人,他只是無奈地說:多米,你真像一個考古學家而不是詩人。

他們中午在街頭的一個面鋪吃了擔擔麵,之後他們又聊了好大一會兒才各自回住地收拾東西退房結賬。

他們約好時間在江邊碼頭等候,但是渡輪在他們到達之前剛剛上完人,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渡輪慢吞吞地走了一個來回。

這一耽誤就壞了事,當他們看著手錶趕到小火車站的時候,別人告訴他們說,那趟車五分鐘前剛剛開走。僅僅五分鐘!多米懊喪極了,這是她此行的第一個突發性事件,她馬上想到,她的票作廢了,她又要在這裡呆上一天一夜,這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多米越想越煩,記者卻到售票處打聽了訊息來,他告訴多米,當晚九點還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車。一聽說不用在這裡過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來了。

多米問:那我還要重新買票嗎?記者說:不用,我有記者證,到時我跟他們說說。多米便真正放鬆了起來,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給你一件壞事,又隨手補給你一件好事,車誤是誤了,卻給你一個不錯的夥伴。她看了看四處的荒地和田野,暮色無聲地襲來,除了車站有燈,八面一片蒼茫,秋風從看不見的江那邊涼嗖嗖地過來,多米想,要是隻有我一個人,該是多麼淒涼!

多米一碰到麻煩就想逃避,一逃避就總是逃到男人那裡,逃到男人那裡的結果是出現更大的麻煩,她便只有承受這更大的麻煩,似乎她不明白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