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他來了，但找不到這個香檳廳，我出去迎他一下。」
你就去迎胥保羅。
果然，胥保羅來了，在大堂裡呆頭呆腦地張望，他正如所料地找不到所約定的具體場所。
你在滾梯上就看見了胥保羅。他沒有發胖，身材看上去比當年略矮了一些，腰板也還挺拔，穿著一身大概是平日輕易不穿的西裝，還結著領帶，但渾身顯露出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土氣——顯然他是頭一回走進這金碧輝煌的王府飯店，也許他連其他那些三星四星的大飯店也都沒有進去過，他被包圍著他的徹頭徹尾西方化而且是西方的上層社會化的景象震懾住了，可以估計出來他已經乘滾梯去過上面一層也下過底下一層，但他沒有找到香檳廳；又可以估計出來他羞於開口向那些穿著西方式號服的侍應生詢問……
你一望見胥保羅，望見他那一頭全然灰白了的頭髮，望見他那老遠便能看出皺紋的面孔，便不由得鼻子一酸……
你和胥保羅高中畢業時都在報考大學的志願表上填寫了一連串各自所向往的高等學府，你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他的第一志願是清華大學機械系……
你們考得都不錯。有標準答案，可以自己核對，自己估算得分，即使盡量保守，打折扣，往少算，那也還可以樂觀。
但結果卻出乎意料。你考上的不是北京大學，而是師範學院，這倒還不離奇，離奇的是胥保羅接到的是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科的錄取通知書——他報的是理工科，參加的理工科的考試，而且考分絕對不低，但卻不被任何一所志願表上所填寫的或未填寫的理工科大學或專業錄取，他從小就最不喜歡語文，最不擅長語文，卻偏偏分配他去學語文，並安排他以後去作為一名語文教師教語文！
後來你們都搞清楚了，你未能考上第一或第二或第三志願，胥保羅未考上所有的志願乃至完全被轉移了學科走向，確實不是因為考分的問題，不是因為身體條件的問題，或其他什麼問題，而是因為操行評語，那報名表上所附的評語不是班主任擬定的，而是由團支部書記黎曙霞填寫的，錄取者看了那令人咋舌的評語還錄取你，並且終於還錄取了胥保羅，應當說已相當地寬宏大量。再一個原因是那時候師範學院總招不滿，而師範專科學校的中文科，就更不得不從理工科中因操行評語不好而被淘汰掉的考生中，再找補回一些考分確實很高身體又健康的來填補空缺……
黎曙霞給你和胥保羅填寫的加蓋了學校印鑑的操行評語，就這樣決定了你們一生中後來的走向。不知當她填寫那評語時是冷笑著露出了粉紅的牙齦，還是嚴肅得鼻子皮起皺。
……上師範學院後你同胥保羅，以及其他中學時代的同學都不再來往。後來你到一所中學當了語文教師。你漸漸從教師這平凡的崗位上獲得了生活的動力和內心的滿足，後來你不僅適應而且喜歡上了這一職業……到「文革」的前一年，講究實現「革命化」。有一回你所在的那所位於南城的中學組織教師們到位於北郊的一所中學去「取經」，因為那所中學的「革命化」搞得好，有關部門號召同行業都去參觀學習……在那所中學別開生面的經驗展示會上，忽然鑽出一隊青年教師，高唱他們自編的革命歌曲，而在一旁用手風琴伴奏的那位，你好生面熟，定睛一認，不是別人，便是胥保羅！
歌一唱完，你立即走過去招呼他：「保羅！」
他笑吟吟地過來同你緊緊握手，但糾正你說：「叫我保紅！保衛紅色江山！保證一顆紅心！別再叫我保羅，那是宗教味兒的洋名字，腐朽！落後！……」
胥保紅？你總覺得彆扭，你就不再叫名字，只叫他胥老師。胥老師問到你的情況，頭一句話就是：「入黨了嗎？」你在中學教書時倒是終於入了團。但，入黨，那還沒有想過，難道……你便問：「你入黨了嗎？」
他滿面紅光地對你說：「快了！」
你很吃驚。當然，你為他高興……
「胥保羅！」
你從王府飯店前堂的滾梯上下來，你招呼已經滿頭灰髮滿臉褶子的老同學、老同行。他現在確實已經又習慣於人們叫他胥保羅了。
「啊呀，你……我怎麼也找不著那個廳……虔祈呢？」胥保羅如獲大赦地迎上去握住你的手。
你就領他去香檳廳。
在滾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著額上、鼻頭的汗，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你說：「真不習慣……」
7
「要點什麼飲料？」
「隨便……隨便……」
「你要哪一種色拉？」
「都行……都好……」
「熱菜呢？能吃烤波爾多蝸牛嗎？」
「蝸牛？……挺貴吧？別……不用……」
「喜歡還是不喜歡？不喜歡蝸牛？那麼，羊腿怎麼樣？燒羊腿？」
「那好……行……」
「湯呢？你喜歡濃的還是清的？」
「怎麼都好……」
「喝一點乾白？白葡萄酒？中國的就挺好，喝‘長城’的，
還是‘王朝’的？」
「你定吧，你定……」
「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魚和海鮮，那就該配點紅酒，乾紅怎麼樣？給你來點法國的乾紅，如何？」
「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們一樣吧……」
「想吃哪一種甜食？要不要點乾酪？法國的乾酪世界第一，有幾百種……」
「不用了……要一點也行……不要吧，夠了夠了……」
「餐後來咖啡，還是香檳？建議都來一點，先香檳，後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樣就行了……」
……
你望著胥保羅，彷彿對著一面鏡子，照出了10年前的你，那時候你初次出國訪問，大家請你吃飯，你也是這樣；好在年先生畢竟不是洋生洋長的洋人，他還能懂得「隨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類話語背後的心理狀態，還能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耐心地為胥保羅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譜。
……邊吃邊聊。你注意到胥保羅並不同於那些從未玩過洋葷的土包子，他能中規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湯時能自然而然地由內向外地用勺舀湯，只是那動作都不夠麻利，對了對了，胥保羅本是牧師的兒子，他家裡一度非常的西化，他從小就彈鋼琴、練體操、打冰球……而且，當年年虔祈、胥保羅他們住的那個院子原來根本就是教會的房產，裡面住的不是神職人員便是兩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點偏於西化，而胥保羅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問到胥保羅的父母：「令尊令堂都還健在吧？」
胥保羅簡單地說：「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現在很好，他是神學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羅臉上隱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讀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裡一定纏攪著痛苦與困惑，活像一團蠕動著掙扎著而分離不開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經活動中邂逅之後，你同胥保羅只有次數不多的來往。有一回他來找你，你也是問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對你說：「他們一個是友，一個是敵，在組織的指引下，我能夠站穩革命的立場，區別地對待他們。我母親，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學教語文，她思想落後，跟我父親劃不清界限，我對她採取的是‘原則性關懷’的態度，就是說，生活上照顧她，思想上批判她……因為下面還有弟弟、妹妹，生活上發生暫時困難，那幾年我母親就每一季度去血庫獻一次血，這也是支援社會主義醫療事業，沒有什麼不好，同時國家也給予獻血者一定的補貼，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她回到家總是說：‘唉，又賣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訴她不能說‘賣血’，要說‘獻血’……當然我採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說理的、和風細雨的方式……跟我父親那就不一樣了。我一度想跟他斷絕父子關係，但學校黨支部批評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種懦夫思想，也是一種投機心理，我不能逃避鬥爭，更不能以為只要一刀兩斷就解決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堅決不去勞改農場看他，讓他不要對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絕不迴避他是我父親這一事實，我就主動回憶他對我的毒害，每月定期交一份揭發和批判他的思想彙報給黨支部……」
你至今還記得胥保羅——那時候改名叫胥保紅——對你講到的這番話，你當時很震驚，不是對他震驚，而是震驚自己——你驚恐地發現，儘管你也確實在努力地使自己「革命化」，拼命地改造思想，但直到那時你還是完全不能理解他講的那些話，特別是因為你比其他人更相信他的真誠和執著……
但那時令你震驚的事層出不窮，並不斷地加速著呈現的頻率……有一天你從報紙上看見一大版的文章，文章批判著一個文化界的領導人物，說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義的觀點和主張，那被點名批判的不是別人，便是黎曙霞的父親。你當時心裡怦怦亂跳，並且不得不作如此聯想：黎曙霞是否也在某一處地方看那張報紙那篇文章呢？她會怎樣？是露出她那粉紅色的牙齦，還是鼻子皮起皺？……
你知道，當你和胥保羅被分配到師範院校的時候，黎曙霞卻儘管考分不夠高，但政治條件奇好而被清華大學錄取，什麼專業你不記得了也無關緊要——因為聽說她剛上到二年級便被抽出去當了專職的政工幹部，先在系裡當，後來升到校一級機構裡被委以了重任……
「文革」的急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你嚇壞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裡的親人，你顧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
「文革」後你趁時順勢，竟終於成為了一個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細讀一遍，讀完不禁遍體清涼。這以後你再沒在報刊上看到過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許她還在清華？她還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樣的文章她只能寫一遍，而你也只能讀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應刊物之約寫的，內容是悼念她的雙親。她的父母都是幾十年黨齡的老革命，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親死在批鬥會的現場，從三張桌子搭成的一個高臺上昏倒摔下來當場斃命，母親則在隔離審查的屋子裡用撕成布條的襯衣結成繩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門把手上——完成了她繼那先進女工、農村女幹部和紅軍女政委三個舞臺形象後的第四個形象，不過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臺上。
……你在「文革」結束好幾年之後，才想起來去找胥保羅，那是出於一個實用主義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聖經》，因為你弄文學，需要把那當作一本必要的參考書和工具書；你在報紙一角的一則訊息中獲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而在一個有關部門召開的落實宗教政策的座談會上，有幾位宗教界的代表發了言，開列出的發言者名單中，有一位牧師正是胥保羅的父親；你去胥保羅任教的那所中學去找胥保羅，他果然還在那裡沒有換過別的單位別的工作，他見到你既未流露出高興也絕對沒表現出不高興，他知道你已經成為了一個作家，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兒，他主動問你的頭一個問題依然是：「你入黨了嗎？」
你便問他：「你呢？」
他認認真真地回答說：「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學校操場邊上那高高的白楊樹下一邊漫步一邊聊天。你記得他對你說：「我跟父親要本《聖經》給你那沒有問題。其實你直接找他要他也會給你，他還記得你。他現在是神學院的教授。現在我不能單純地把他看成一個宗教界人士，一個唯心主義者，我認識到，他也是國家的一個難得的人才。因為，你知道，他懂得羅馬文，古羅馬文，還有希臘文，古希臘文，那是好比梵文、滿文那樣的死文字，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人用那樣的語言說話了，也幾乎沒有人用那樣的文字書寫，就是能讀能認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親還會。儘管他在勞改農場呆了20多年，他居然還拾得起來……有關部門很重視他這個專長，正讓他帶幾個學生……不過我當年確實對他太‘左’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線、‘左’的思潮影響麼！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勞改部門把我找去了，他們對我說，我父親勞教期滿了，讓我把父親接回家去，我一聽就懵了，那怎麼行？我多年來一直同他劃清界限，不跟他見面，不允許他鑽空子用父子情什麼的那一套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人道主義來軟化我。再說我母親已去世了，我們家已經拆散了，我作主把我們家住的房子捐給街道託兒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賴父母那不乾不淨的房產過活；對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樣，考大學不管原來填的什麼志願，最後都只被師範類院校錄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專業，所以跟我一樣全是語文教師，滿門語文教師……總之那時候我們都沒有結婚，都住學校的集體宿舍，接回我父親去我也沒有地方安置他，勞改部門就說他們可以通知我們學校，讓學校為我和父親專門安排一間宿舍，那不成問題，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堅持了那麼多年，同我父親劃清界限，現在可倒好，忽然他跟我一塊兒住在學校，住在一間屋子裡，我怎麼受得了？並且你要知道，勞改部門跟我說得很清楚：我父親儘管勞教期滿，但他的右派帽子還沒有摘掉，因為他拒不承認自己的右派罪行；你想當時我能接出那麼個父親來一塊兒住麼？我也實在不懂，他不認右派罪行，那又為什麼不繼續對他勞教呢？勞改部門就耐心給我解釋，說雖然我父親不認原有的罪行，但他在勞改農場的鍋爐房燒火很盡職，又沒有新的右派言行，而原來所判的勞教年限確實已到不擬對其加判，所以我作為家屬中的最年長者應當將其領出……我堅決拒絕，我說我無論如何不能容忍跟他住在同一個屋頂下的那種生活，勞改部門就勸我跟父親見個面，雙方協商一下，看怎麼辦；我也堅決不肯跟父親見面，我說我是他兒子那沒有辦法，但我不願意同一個頑固的右派分子見面，勞改部門就說那隻好安排你父親在勞改農場實行期滿留場就業。我一聽就同意，說很好，留場就業很好。當然，他留場就業，我也還要繼續肅清他對我的毒害和影響……你看，那時候我有多‘左’！可當時我真是那麼想的，我以為那樣做是對的……」
胥保羅講到這一切時，語氣趨向於平淡，你聽了卻又一次感到震驚，你在心底裡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和諒解他當年的那種態度和做法，你可以斷定，倘若換了你，你或許也會提醒自己要同父親的右派罪行劃清界限，但你會毫不猶豫地將他接出來，住到一處……
你記得那一天天氣異常晴朗，金亮的陽光從白楊樹上穿出來，撒出無數閃動的「金幣」在你們的身上，那些「金幣」非常誘人，然而卻虛幻不實……
你問胥保羅：「落實政策以後，你父親見到你，他原諒你了嗎？」
胥保羅點頭說：「他原諒，全原諒，徹底原諒。我問他：爸，你為什麼原諒我？還問他：爸，那些年，連我們兒女都不認你，不要你，政府要放你出來，我們反不容，你在那裡面又總不低頭認罪，你是靠什麼支撐住的？弟弟妹妹又跟他說，你那時候沒出來也好，因為如果出來了，半年以後就是‘文革’，勞改農場裡的地富反壞右反倒受不到‘紅衛兵’的直接衝擊，那‘紅衛兵’對漂在外頭的地富反壞右可是不論什麼政策不政策的，有的拖出去就活活給打死。你沒出來倒反而保住了……爸爸就說那他也不怕，我們就問：你為什麼不怕？你為什麼在什麼情況下都能泰然處之？你知道他是怎麼回答我們的嗎？你知道嗎？」
你設想不出來。
「我爸的回答很簡單，他挺直身子，莊嚴地說——我信上帝！」
你心中有一個大震撼。
……後來你得到了一本《聖經》。
8
「……你又在寫什麼新的作品呢？」
年先生的臉龐彷彿從非常遙遠的地方又飄了回來，清晰地呈現在餐桌對面。你這才意識到已經上了餐後香檳。你沉浸在回憶之中，完全不知道年先生和胥老師兩位老同學、老鄰居、老教友已經聊過了一些什麼。
你原以為年先生會提及當年的那一天那一回，在他家，你跟他講過的那個話，你要寫一本書，一本挺厚的小說，名叫《阿姐》……然而他根本不提，顯然他忘了，甚至於當時他就並沒有在意，沒有去記，所以也無所謂遺忘……顯然他只是朦朧地記得你當年就幻想當一個作家，而且也只是從美國的華文報紙上知道你已經成為了一個作家，他至今仍並未讀過你的任何一篇作品，而且今後也不會去讀——他太忙，他的心思主要在他的商務活動上。當然，他倒也有跟老同學、老鄰居、老教友們聚一聚的興致，利用幾個商務活動的間隙約他們來吃一餐聊一聊。於他來說倒真不失為一種調節神經調劑心理調養精神的妙方。
你知道，年先生這天一早就參加了一個已談判成功的簽約儀式，下午三點還要拜會一個有關部門的頭頭，晚上則要出席為上午那個成功的專案所舉辦的一個宴請——是中方掏錢，在新世界飯店，吃潮州菜。
中國人講究午睡，美國人不午睡，年先生就絕不午睡，他這天把中午十二點半到兩點半拿出來與你和胥保羅共進午餐，並重敘舊情。
同時也順便關注到你們的現狀。他就問你又在寫什麼新的作品。
不知道為什麼你彷彿又嗅到一股從舊人字呢大衣上飄散出來的樟腦丸和黴菌混合的氣味……
你就說你目前只寫一點零碎文字，給報紙副刊和軟性雜誌投稿，掙一些稿費，以補助生活，「著書都為稻粱謀」，純粹是賣文為生，有些文章不過是小巧玲瓏而已，沒什麼深意，不過是博讀者一笑，當然啦，「賣笑不賣身」……這樣的提籃小賣也掙不了多少錢，同胥保羅那樣的中學教師一樣，現在儘管中學教師也有了種種津貼，如班主任費呀，教研室主任費呀，超鐘點費呀……以及從校辦工廠的收入中分得一點福利費，歸裡包堆——北京市民時下的俗話叫「亂七八糟加起來」，終究也沒有多少，絕對比不了個體戶，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貧不笑娼」啊，對吧？……
喝了大半杯香檳，你覺得自己的口舌變得油滑了，看見胥保羅一顆灰白頭髮包住的頭顱在微微地點動。
「……不要寫《古拉格群島》那樣的玩意兒！」美國人年先生捏著裝香檳的倒傘形闊口玻璃杯，用一種指導性的口氣對你說。「你看，現在蘇聯和東歐，官方自己已經把什麼都公佈出來了，還用作家去寫嗎？你寫，能超過官方自己公佈的材料嗎？你寫不贏的！」
沒想到本應「在商會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種「在商會文」的雅興和頗為不俗的見解。
啞然。
咖啡送上來了。
9
同年先生和胥保羅分手後，你決定一路散步著走回家去。
一邊順著王府大街往北邊走，一邊想：不要寫什麼？要寫什麼？怎麼連年虔祈先生這位美國商人也來加以指導？這樣那樣的好意指導實在是太多了……
實在的，當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對他說，你要寫一本書，一本叫《阿姐》的書，你為什麼要那麼想、那麼說？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終於成為一個作家，一路寫下來了。你要什麼？不要什麼？該怎樣寫？不該怎樣寫？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還是不要的……
你心中有一個定數，變的是展現形式，如2+2、22、(1+1)×2、8÷2、
x-4=0……終究變不出那個定數4去，該怎樣，不該怎樣，你說不清道不明，但你終究總是你……
最要緊的是你不但想寫，而且能寫；你對自己說，想寫能寫，那就別猶豫，繼續往下寫吧！
這麼想著，走著，你就漸漸走進了童年時代曾經居住過的那條衚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