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陽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嘆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橫亙東西，穿越縣境，境內有數十條汶河支流，經緯交織。西部有重巒疊嶂的神童山，東部是沃野平疇。
神童山中，虯幹曲枝的古松、古柏，華蓋如傘；扶疏疊翠的老橡樹，巍峨崢嶸；古廟、古剎隱現其間，表明這裡曾是道家、佛門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連綿的丘陵上，有20萬畝百年大棗林。遠遠望去，鬱郁蒼蒼，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腳下的汗漫的青黛色雲煙。棗林裡棵棵老棗樹枝幹交疊，遮天蔽日，串串瑪瑙般圓潤的大棗，壓彎了幹，壓顫了枝，嫩紅、淺紅、緋紅、絳紅、濃紅、紫紅、玫瑰紅、杜鵑紅的棗兒，斑駁陸離，溢光泛彩。棗林四周，間有座座梨園，嘟嘟嚕嚕黃橙橙的鴨梨綴滿枝頭，人們在飽享豐收喜悅的同時，也會為梨枝的負重而擔心……
走進盛產名蟲的泗店、鄉飲、磁窯、伏山等幾個鄉鎮的沃野裡，映進人們眼簾的是一片五穀豐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壯漢還要高過一頭，每棵秸稈上甩有一對尺把長的棒棰；齊腰深的豆田裡，串串飽鼓鼓的豆莢，似要在金風裡隨時炸裂；塊塊棉田裡，株株都是金鈴吊掛，綻出雪一樣潔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豈能不令人發出這樣的詠歎：寧陽蟲的鳴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寧陽鬥蟋所以數度打遍天下無敵手，是神童山的鍾秀賦予它們超邁的神韻，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們油亮的翅羽，是棗林梨園的花香薰柔了它們婉轉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補足了它們滂沛的元氣，是田疇裡的豆谷糜粟強健了它們剛勁的筋骨……
歷史是一齣永遠沒有結局的連臺本戲，常是「龍笙」乍歇，「鳳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閉幕，又是這出戲的新情節的開始。
開國後，賭博、狎妓與嗜食煙土等舊中國遺留下的沉痼惡習，被理所當然地明令禁除，鬥蟋之戲也被視為玩物喪志而銷聲匿跡。「文革」時，國人的精神原野被全線冰結。曠世的劫難，扭曲了國人的生命神經；貌似激情的頌歌裡，顫動著理智的失控。人的本性裡含納著動物性的本能，人的情洩性、娛樂性即是動物本能的一種折射。當「紅海洋」的潮水退去之後，留給國人的是一片無邊的精神迷惘……
改革開放後，國人的物質生活開始由溫飽向小康過渡。衣食有著的人們，自會通過各種傳統的和引進的娛樂方式，去宣洩過剩的精力。鬥蟋之戲，作為一項有著千載歷史且極富誘惑力的民俗活動，當然不會被國人遺忘，蟋事潛滋暗長，當在情理之中。
「奇」是誘發「好」的先決條件。1981年，上海電視臺率先播放了蟋蟀格鬥的錄影。小精靈那交口如閃電乃至得勝之蟲發出的鳴唱，既極大地滿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蟲迷心中麻癢，舊夢重溫。
1985年，天津由民間發起成立了全國第一家蟋蟀協會，繼而上海、杭州、蘇州、濟南、廣州、西安、瀋陽、哈爾濱等二十幾個城市，也先後成立了「蟋協」。至此，在建國後中斷了近四十載的蟋事之鏈環，終被蟲迷們焊鉚起來。
有著文化積澱的人類，不僅能不斷創造出新的娛樂方式，而且也能對傳統的娛樂方式，進行著花樣翻新。
1989年深秋，全國「維力多·濟公杯」蟋蟀大賽在上海舉辦。翌年秋，亞運會在北京隆重啟幕，為使亞洲及世界來京的友人一睹中國古老文化的豐厚多彩，亞運會組委會特成立了龍潭廟會指揮部，展示各種民間遊樂活動。廟會指揮部還委託北京長壽協會蟋蟀研究中心，舉辦長城杯蟋蟀大賽，特邀京、津、滬、魯四地的玩蟲、鬥蟲高手參加角逐。這就使得鬥蟋之戲，由純民間活動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會前臺。
在濟公杯和長城杯舉辦之前，香港在鬥蟋大賽中，山東寧津所產之蟲，高歌奏凱，兩度奪魁，寧津遂引起全國蟲迷的高度關注。在濟公杯和長城杯的大賽中，寧陽蟲又折衝樽俎，獨佔鰲頭。此後的1992年秋，上海隊與天津隊兩軍對壘，上海盡遣寧陽蟲搦戰，結果寧陽蟲以泰山壓頂之勢，使天津隊大敗虧輸，比分是10：0。此一戰使寧陽愈發名聲大噪，使全國蟲迷對寧陽蟲口中嘖嘖，厚愛有加。
跋涉於大沙漠中極度於渴的旅人，會把昂貴的金銀珠寶視為沙礫，而把一壺清水當作救命的甘露。這是人們在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出現的商品價值的移位。在悠長的歲月裡，寧陽父老從來沒把遍野歡蹦亂跳的蛐蛐兒視為「金玉有價蟲無價」的商品。在農業學大寨的年代，人們甚至把蟋蟀視作吞食五穀的害蟲，必欲除之而後快。
昔年，寧陽百姓常聽瞽人演唱《濟公傳》。當說書人演唱到濟公這位急公好義的傳奇和尚，曾用三隻蟋蟀戲耍臨安羅相府的羅公子、一隻蟋蟀能值千兩銀子時，寧陽鄉親們無不啞然失笑：這是唱書人逗咱樂的，若蛐蛐那麼珍貴，咱寧陽豈不滿坡遍地都是金銀了……
地處孔孟之鄉的寧陽，民風淳樸，向把土地、稼穡視為安身立命之本。建國之前，寧陽以捕蟋謀生者僅有一王姓之家，住縣城北關王家店。王家地無一壟，僅開有一小茶鋪，王家祖孫三代以捕蟲、賣蟲補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蟲人，自珍自愛，他們於谷地豆壟中捕蟲時，從不損傷一棵莊稼。於瓜田李下捉蟋歸去時，還每每插一「茶鋪王氏來此」的標識，為的是讓園主檢視果瓜是否有失。見王家捕蟲如此仁義，街坊鄰里也「網開三面」。每當聽到家院內有好蟲嗚叫時，便夜不閉戶，好讓王家人來院中捕捉。看護場院的人，每當秋蟲於夜間盛鳴時，也悄悄離去，是為了讓王家祖孫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靜辨蟲鳴而獲好蟲……但寧陽百姓對當地少見的有地不種而玩蟋鬥蟀的農人，一概視為不務正業的「二流子」，除了白眼還是白眼。
在我們居住的這顆星球上，上蒼為人類創造了數不盡的奇物異寶，但它們暴有納入人的享用範圍之內，才能顯示出價值。
蟋蟀這小精靈被當成商品，自南宋以來，便有記載。南宋詞人姜白石在《詠蟋蟀》一詞的序中雲：「……好事者或以二三十萬錢致一枚。」據明清時的有關資料記載，當時一隻蟋中上品，能值幾十兩銀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為聽蟲鳴，買一隻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蟈蟈，也得花費幾兩銀子……
當小蛐蛐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再度成為商品時，寧陽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說書時，那「只蟋千銀」的說唱並非虛妄之詞。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寧陽人首先懂得蛐蛐竟還能成為商品者，當屬泗店鎮南王村的王爵民。
現年53歲的王爵民，在剛告別開襠褲時便開始玩蟲。在充滿稚趣童興的遊樂裡，對蟲兒悟性極強的他，逐漸識別出哪種顏色的蟋蟀好勝，哪種形狀的蛐蛐善打。「文革」後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蟲迷名李永年，悄悄來到南王村捕蟲，玩蟲之心不退的王爵民聞知後，便給老蟲迷當幫手。三個秋天過來，青年蟲迷從老年蟲迷那裡學到了辨蟲、捉蟲、養蟲等十八般武藝。這年深秋某日，老蟲迷攜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蟲興沖沖北歸，王爵民送蟀師至火車站。當列車員見老人包裡裝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時，便順手扔出車窗。時年78歲的津門蟲迷，見狀老淚縱橫，王爵民也徒喚奈何……
進入80年代中期，滬、津、京的蟋事暗潮湧動，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來泗店鎮收蟲，王爵民捉得一隻上品，得款120元，這在當時等於一縣級幹部的月工資。後來，全國各地來泗店的收蟲人漸多，王爵民便率兩個兒子專事蟲業。
某日，一農婦拿著一隻連兩元錢都難出手的小蟲找王爵民，王憑著一雙識蟲慧眼，當即將蟲買下，按照津門蟀師秘傳的技藝，經一月餵養，小蟲由紅牙變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購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兒媳到圈中餵豬，往食槽裡倒食時，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順手捉住，交公爹辨識，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從此，「一隻蛐蛐換一頭牛」之說，便風傳寧陽。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蟲、收蟲，往返滬、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萬元。時間一長，王爵民與京滬線上的列車長們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攜一批蛐蛐往上海銷售，列車長看上其中一隻，想掏幾個錢買下玩玩，王爵民當即拱手相送。那列車長至滬後，拿此蟲到蟲市上去晃晃價兒，沒想到瞬間便有幾十個玩家圍攏過來，一玩家一下搶過這列車長手中的小蟲罐，不容分說，扔下一萬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此事傳到寧陽，使寧陽的捕蟋潮陡漲。
這期間，全國的鬥蟋熱急驟升溫，上海又成為全國的玩蟲中心。有報刊披露，在1997年，上海孩童鬥蟋不計其內，玩蟲的成年人已達百萬，而全國的玩蟲者多達千萬之眾，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勢。而在此時，寧陽人靠捕蟲、賣蟲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子靠蟲業已蓋起兩幢小洋樓，而泗店羅河村一羅姓農民，後來居上，一家五口連捕帶收，靠小蟲一季收入便達七八萬元，近十載下來，目下正向百萬富翁的行列靠攏……
在寧陽，農民見小小蛐蛐能為自己馱來新房，銜來票子，焉能不眼熱心跳，心慕手追。
外地來寧陽的收蟲者，不乏大款。上海一收蟲大戶，每歲初秋便住進鄉飲鎮的宮家村。這大款帶有三個助手，外加一個專燒上海菜的廚師。每月3000元租住的民房內，冰箱、彩電、微波爐一應俱全，且在每年兩個多月的收蟲季節過後，就將這些家電便隨意棄之，來歲再置新的。
求等性是人類的社會本性，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狀態在近距離的比較中，這種求等性的願望會變得愈加強烈。雖然政治上已取得法定的平等但在物質生活上又與城裡人有著巨大差距的寧陽農民，見收蟲大款如此大手大腳，自會更激起他們求富的慾望。
寧陽縣的領導者們，見遍地皆是的蛐蛐，已成為縣內重要的商品資源，為改變縣裡的貧困面貌，便理直氣壯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打出了「蟲產業」、「蟲經濟」的旗子，並於1998年始，年年於秋季舉辦全國性的「中華蟋蟀友誼大賽」。
由於寧陽蟲在全國各地的鬥場上，驍勇無比，屢屢金蟾折桂，來寧陽的蟲迷、蟲販愈來愈多，近幾年，每年都高達十萬之眾。
寧陽，儼然成了蟲迷心目中的聖地「麥加」。
十萬玩蟲大軍潮湧寧陽，使縣裡的大小賓館旅館座座爆滿。身份較低的蟲客、蟲販，只得住進縣城左近幾個鄉鎮的農家茅舍。弄蟲人中不乏錢袋鼓鼓的玩家，他們講究的是吃喝娛樂一條龍；多數蟲販一住就是兩三個月，小酒兒也得天天喝，這就使得寧陽生產的「蟋都酒」得以暢銷；捕蟲需要特製的工具，畜蟲需要陶瓷器皿；來被譽為「蟋都」的寧陽一遊，總得留個紀念，那胸前印有「中國寧陽」字樣的中華蟋蟀採集衫，自會成為走俏品……
一蟲帶來百業興，小蟲兒咬活了大經濟。近幾年，寧陽農民每年賣蟲收入達七八千萬元，而十萬弄蟲大軍扔在寧陽的票子多達三四個億。
小精靈的身價在其所產之地，年見騰貴。繼1998年魯北寧津一蟲賣得9800元的高價之後，2000年寧陽一蟲又賣出18000元的天價。
寧陽鄉飲鎮南衛周村有一菜農，前年秋某日，在其栽種的一畝黃瓜塑膠大棚裡，忽然發現架下秧上爬滿蛐蛐，便忙喚親朋前來幫助捕捉。一畝黃瓜雖被折騰得架散棚破，但棚中的蛐蛐卻賣得4萬餘元，創出一畝地裡的蛐蛐勝過20畝黃瓜的單位面積產值的紀錄……
蛐蛐這小精靈身上所生髮出的金錢的磁場，既牽引著捕蟲者身軀上的每一根纖維，也啟用著眾多玩蟲人生命的每一個細胞。
寧陽蟲的捕捉時間大抵從處暑開始，持續到白露後的一週左右。2000年的捕蟲旺季，我二進寧陽觀看泗店鎮及肥(城)兗(州)公路那20華里長的蟲市之後，也目睹過此地農人夜間和白日捕蟲的情景。
那是一個黝黝的秋夜，沉沉的夜幕像黑絲絨般籠罩著田野。我在磁窯鎮一土崗上佇立靜觀。
大概是晚上八九點鐘許，崗下的田埂地堰上，便有一撥撥、一群群的青男壯夫，人人頭戴礦燈、身著迷彩服、手持捕蟲網、肩荷裝蟀器具，貓著腰，步捷身輕地或鑽入墓地老林，或潛入豆叢谷壟，或匿身玉米田中。盞盞礦燈若流螢，似鬼火，在暗夜裡忽明忽滅……
夜色愈來愈濃，秋禾已披滿露珠。草兒花兒都睡了，連遙掛天際的星星也在打盹兒，而夜捕人卻捕興正酣。此時，蟋蟀的鳴聲分外清晰。捕蟲行家都深悉，上品蟲大都在凌晨二至四時才開始鳴唱，它們的鳴唱雖然高亢洪亮，音傳數里，但叫聲暫短，且間隔時間長，捕蟲人必須有足夠的靈敏和耐心……
東方作曙，夜捕人才漸漸收兵，雖然他們周身被露水打得漉溼，臉上沾滿泥塵，但眉眼和嘴角旁都洋溢著難以掩飾的喜悅。
翌日下午，我在伏山鄉一片剛剛收割了的豆田裡，又目睹了農人白日聯手捕蟲的場面。
豆茬地東西兩側的田邊上，各站有二百餘名壯漢。只聽「哎嗨」一聲領呼，兩邊的壯漢們同時發出的有節奏的「嗨嗨」聲。伴著響遏行雲的「嗨嗨」聲，那石夯般沉重的齊步跳，震得大地簌簌發顫……此時，避光而晝棲的小精靈們正在土穴中鼾鼾沉睡，受此巨大驚擾，如同滿月小兒聽到霹靂，全身筋骨都要被震酥。於是乎，小乖乖兒紛紛躍出小小洞穴，倉皇出千逃。這時，立在南北兩側的「娘子軍」和「童子軍」，適時出擊，捕捉急蹦亂跳、失魂落魄的小精靈，人們不分雄雌，不辨優劣，盡將蛐蛐一一擒捉於水桶之中。包圍圈越來越小，最終來了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這情景，這場面，與昔年寧陽惟一的捕蟲世家王氏三代人的捕蟲「信條」，大相徑庭。
捕蟲本是玩蟲人的一項極具雅趣的夜間戶外活動。真正的蟲迷，聽到上品蟲的幾聲夜鳴，會激動得全身發抖，連氣兒都透不過來。有時為捕獲一隻名蟲而又不傷其須爪，稔熟蟋蟀有著歸穴性的玩蟲人，常是一夜未獲，三夜佇候，甚至等四五個晚上方能如願……
面對眼前這「大兵團作戰」式的竭澤而漁的捕蟲場面，我不忍心責怪「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兄弟，他們近似瘋狂的捕蟋，也許是被一個「窮」字逼的!且這不近常理的狂追濫捕，畢竟還是靠體力去獲得酬報；而不像某些城狐社鼠，是靠權力的貪佔而自甘自肥!
當然，我的心同時也在隱隱作疼——
蟋蟀作為大自然天才的歌手，那聲動梁塵的鳴唱，在商品大潮中似乎已經變了味兒，在某些捕蟲人、蟲販乃至賭徒們的耳中，小精靈們那「曜曜，曜曜」的音韻，已變作金錢!金錢!金錢！
六
在商品社會中，商家賺錢的訣竅，常是把一種名產從豐富之地販到稀少之區，並使其價格由低廉變得昂貴。
如果說寧陽、寧津等山東名蟲產地的農人捕蟋捕得天旋地轉，那麼一些大中城市的蟲市賣蟲賣得更是水沸火燙。
作為近代全國鬥蟋中心的上海，民國時期，蟋市主要集中在四馬路(今稱福州路)。當時四馬路街兩旁，有百餘家蟲鋪蟲店毗連一起，賣各種蟲具的貨棧商樓，也挨梁接柱。陰文的、陽文的、掛牙子的、帶流蘇的各色賣名蟲、賣古盆古罐的招牌，令人目不暇給。三教九流，風從雲集，闊老逸少，流連其間。被租界中的洋人，稱之為「東方一大人文景觀」。
80年代以來，蟋事暗潮初湧時，上海冷不丁一下冒出十數處蟋蟀非法市場。抽刀斷水水更流，上海市政府因勢利導，於1987年將瀏河路定為蟋蟀合法市場，見蟋市人滿為患，又於1993年一下闢出文廟、曹安路、旱橋、昆明路、本溪路等五大蟋市。其中尤以文廟為盛。
1998年秋，我到上海出差時，曾一睹文廟蟋市的火爆。
這裡的賣蟲者、買蟲者、觀蟲者亞肩疊背，磕頭碰腦；聲聲叫賣，此伏彼起；陣陣喝彩，濤湧浪漲。任何消費市場與這蟲市相比，都會黯然失色。由兩萬餘眾匯成的氣浪聲波，簡直要把文廟中那耳不雜聽、目不斜視的孔老夫子端莊斯文的雕像給衝歪了……
小蟲的價格更令我咋舌，這文廟蟲市上，到處掛有一塊塊黑板，上面各自醒目地寫有：「玉頂射弓紅」15000元，參觀費15元；「白黃大翅」1萬元，參觀費10元；「壽星頭」8000元，參觀費8元……在黑板下的攤點上，還擺有各種出版社刊行的精美的鬥蟋圖冊，上面印有各色名蟲的玉照。有的攤主，還將自己所持有的名蟲，拍成了放大十數倍的彩照，掛諸店旁，招徠買者……
文廟蟋市的市場管理人員告訴我，這裡每天成交的小蟲多達幾十萬只，價格高低不一。本地一般小蟲一隻10元左右，是家長買給小孩玩的；從外地販來的小蟲，價格也很懸殊，一般百元左右一隻，這種蟲能被多數蟲迷所接受，至於名蟲的價格，那就由交易雙方各自去定了……
津、杭、蘇等鬥蟋熱火的城市的蟋市，也是這般熱鬧。
正如綠茵場上歐洲的足球先生和中國乙級隊的球員，其身價不可同日而語，也如我國演藝界的歌手，縣級文工團的頭號女伶與京城芳名蓋世的女歌星之出場價有著天壤之別一樣；同是兩須兩牙兩尾六爪的鬥蟋，其各自的身價，竟也判若雲泥。一隻蟲王，在港澳臺地區及東南亞一些國家，能換一輛豪華車早就不是奇聞。在寧陽，王爵民父子捕獲的一隻上品蟲，被上海蟲販轉賣到澳門，竟被炒到17萬元。
小精靈從大自然母親懷抱裡再次被變成商品後，因了它們的價格高低貴賤不同，也因蟲主想從它們身上得到的欲求不一，它們又身分五等，有的成為盆中貴族、紳士，有的則淪為罐中的監犯囚徒。
小精靈有著自殘性，一旦環境不適應，性情便變得乖戾。有的用頭撞盆觸罐，以求速死；有的牙噬已腿己腹，企盼玉樓赴召。凡有愛憐之心的真正蟲迷無不曉得，這小精靈比大觀園中的林黛玉還難伺候。
每到春夏之交，北京、濟南的玩家們見面時總會問一聲：「接雨水了沒有?」在一問一答中，雙方便知對方年內是否還玩蟲兒。因小精靈懼怕自來水中的漂白粉，人們只能用房簷流下的雨水洗盆刷罐，只能讓小蟲啜飲無汙染的井水。養蟲若無老盆古罐，凡購得的新陶皿，須用各種中藥材熬水反覆煮燙洗刷。小乖乖之嬌貴，還表現在它們怕煙，怕酒，怕油，忌醋，忌鹼，忌鹽，現代工業文明創造的化工產品，諸如香水、香皂、口紅、眉筆、護膚液等所彌散的異味，皆能給小精靈致命一擊。小乖乖冷了不行，熱了也不行，它們對居室溫度的要求，比當年的江青還要苛刻。另外，最懼怕陽光的小精靈還有潔癖，每週需沐浴一至兩次，暗室中沐浴的澡水須用井水自不待說，且浴盆必須木製。
真正的蟲家，在飼蟲方面也特別講究小乖乖的膳食結構。古譜雲「七分蟲三分養」，現代人卻站在營養學的高度，提出了「三分蟲七分養」的新觀念。行家們對小精靈所需營養結構，進行了程度不一的科學搭配，過去那種「南方米，北方飯」的飼養法已被淘汰。小乖乖所吃的食中，芝麻不可多，玉米、穀子不可少，除雜以黑豆、黃豆外，還要外加茯苓、丁豆、甘草、首烏、蒺藜、蓮子、人參等。小精靈在早秋發育階段，每週還得讓它吃一至兩次河蝦或公雞心。有條件的養主，還會以蟹腿內的蟹絲，鰻魚背上的精肉，給小精靈換換口味兒……
在大千世界中，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謎團撲朔迷離地擺在我們面前，令人大惑不解。但只要我們用心去洞察和思考，總能窺出個中的部分奧妙。
某些玩蟲人，所以對小蟲這樣百般豢養、千般呵護、萬般珍愛，我猜度大致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家境富裕且有閒暇的玩蟲人，他們將小蟲視為小寵物而關懷備至，這是熱愛生命而「推己及蟲」的愛心使然。二是養蟲有癖的玩蟲者，他們把觀小蟲相鬥，視為比打撲克更帶刺激的一種遊樂。這些蟲迷，勝者得意洋洋，敗者臉貼紙條，頂多以幾盒煙一瓶酒為押注，贏家開懷大樂，輸家赧顏一笑。三為將小蟲作為賭具，進行豪賭的賭徒。情況常常會是這樣，那些價格愈是驚人的小蟲，愈有可能成為賭徒們的造鈔機。他們藉助蟋蟀那微小的軀體，善斗的品格，去獲取鉅額的不義之款，去賺得血腥的利息……
黃、毒、賭乃社會三大公害，世界上沒有哪一位作家能寫盡它們的罪惡。人一旦染上賭的惡習，便像狎妓一樣著魔，吸毒一般上癮。
小精靈成為豪賭者們的賭具後，人們就無法懸揣那隱藏在它身後的悲劇。賭徒們將渺茫的勝利寄託於小蟲，吝嗇的變得慷慨，穩重的變得浮躁，安分的變得貪婪，而命運之神卻躲在一旁暗自冷笑，給賭徒們以無情的揶揄。
北京已進耄耋之歲的老玩家，莫不知悉清末民初「來大爺」因鬥蟋而敗家的故事。
「來大爺」名來幼和，曾住京城交道口圓恩寺處的一府第中。來家本是粵海豪富，在京城開著幾家當鋪，家資萬貫，金玉滿堂。來家食則山饈海錯，穿則錦衣輕裘，出則駟馬高車，動則呼奴喚婢。至來幼和這一代時，家中還僱有專司畜養蛐蛐和蟈蟈的蟲師。來幼和吃喝嫖賭，無一不染，尤沉湎於鬥蟋豪賭。十餘年下來，來家的產業蕩盡一空，曾被稱作「來大爺」的來幼和，淪為小飯鋪的傭工，像武大郎一般，當爐烙燒餅叫賣。最終流浪街頭，落魄而亡。
民國初年，濟南歷城有兩戶財主，曾是地界相鄰，田畝相挨。兩財主每屆秋高氣爽時，便在毗連的地壟邊的樹陰下作鬥蟋之戲。初時，兩人以一壟地作為賭注，甲財主先是一壟一壟地贏；博局一開，乙財主越輸越紅眼，便一畝一畝地賭，仍是贏少輸多；輸家氣急敗壞，便十畝、二十畝地下注。兩個秋天下來，乙地主的數頃良田盡歸於甲。甲地主見不費吹灰之力，僅用蛐蛐的小口便咬出大片沃田，遂賭膽包天，竟提上幾隻上品蟲，與濟南府中的鬥蟋高手相搏。鄉下土財主哪是城中蟋壇老斗家的敵手!一個鬥季下來，甲財主同乙財主一樣，也難有湖口之田了……
人一旦走進賭場，就如同跨進地獄之門。賭場如同魔鬼的陷阱，只要賭者置身其間，必會愈陷愈深，從躍躍欲試到欲罷不能再到鬼迷心竅，直至走向人生最後的沉淪。
民國時的上海，有洪某耽於蟋賭著瘋著魔，竟日忘歸。洪某從父輩那裡繼承下一大筆遺產，且有花園洋房一幢。洪某自幼遊手好閒，終日與一些花花公子以蟋賭為樂。洪某自恃家中堆金積玉，在下賭注時，常是一擲便是千塊「袁大頭」。然而，洪某鬥蟲僅為「小兒科」輩，常是每賭必輸。至解放前夕，父傳的家產幾被他輸盡，惟三百多隻畜蟋老盆及十餘部蟲譜完好無損。
「文革」初期，紅衛兵抄家抄得天翻地覆，洪某預感大事不妙。在其家被抄的前一天夜裡，他竟神差鬼使地將老盆及蟲譜轉移於昔年的老傭人家中。
80年代初，鬥蟋之戲再演滬上。洪某年已望八，手腳不便，老眼昏花，但對蟋事仍念茲系茲。他自知親自上陣去蟋賭難有作為，便寄厚望於兒子。洪某常給兒子「痛說鬥蟋家史」，並一再講述新盆難養好蟲，老盆及蟲譜躲過「文革」大劫之不易，並敦促兒子潛心研讀蟲譜，好在博局上大展「經綸」，以洗昔年家恥。每屆8月，洪氏父子四處尋蟲，直至三百多隻老盆裡都裝有蟋蟀。
下棋覓高手，弄斧到班門。1997年10月上旬，洪某見其子鬥蟋已入得「法門」，便親督兒子與玩蟲奸詐而聞名的「小鬍子」去交搏。一日，擺下博局，每局賭金為1萬元。雙方派遣的鬥蟲均從寧陽購得。刁鑽的「小鬍子」，以自己的下品對洪家的上品，以中品對下品，以上品對中品，結果因布兵擺陣有方，首局先贏。但洪家父子赧顏一笑，並不氣餒。於是博局再開，洪家押以重金。洪某父子取出寧陽超品「銀線烏青」，去戰「小鬍子」的「紅牙青」。年邁的洪某心中竊喜，覺得「小鬍子」太嫩。誰知，兩蟲相交，洪家的超品蟲的觸鬚竟然微微發抖，蟲身也打著激靈，不戰而退……
八十高齡的洪某，一眼便判斷出「小鬍子」之蟲是餵過海洛因的「藥蟲」，便惡火攻心，訇然倒地。待兒子將洪某送進醫院，經搶救方保一命。因突發腦溢血，洪某偏癱在家，幾近成了植物人……
香餌之下，必有死魚。當蟋賭中的幸運者面對飛絮般的鈔票倏然而來時，也常常會竊喜的笑容尚未逝去，悲苦的淚水又倏地注滿心田。
上海有綽號「金六」者，曾用一隻寧陽蟲一口為其叼來過65萬元。靠賭蟋發跡的他，也曾開起大小11座飯館。近兩年卻不見他來寧陽選蟲、買蟲了。寧陽的知情者經過打聽，方知「金六」於去歲秋的蟋賭中厄運降臨，竟將他的飯館輸得一家末剩……
上海某廠工人大a，粗壯高大，下崗後無所事事，便玩起蟲來。大a之妻雖三十有六，仍容貌秀麗，肌膚似雪，美豔動人。」96年秋，在上海民間組織的蟋蟀擂臺賽中，大a所持之蟲，力挫群雄奪冠，獲得獎金200舊元。大賽中，上海一蟲迷老b，是年過半百的大款。他見大a之妻風韻天然，便暗暗打起主意。老b先是吹捧大a鬥蟲之技如何高超，使大a飄飄欲仙；繼而又將大a拉進博局，與一杭州賭徒進行蟋賭，使大a連連獲勝，錢袋鼓鼓。老b見大a已入彀，又引逗大a盡遣所持之蟲與上海一些老賭手交兵。結果大a不僅將所贏之錢輸個精光，還欠下了老b兩萬元的債務。屢試屢躓、屢戰屢敗的大a急得抓耳撓腮，只得四處討覓名蟲，精心伺候。他見妻仍每日描眉畫黛，怕異味影響小蟲，見了妻子的化妝品就扔。為此，夫妻倆經常雞撲鵝鬥。老b乘虛而入，約大a狂飲。當大a喝得天旋地轉時，老b索要欠款及利息。身無分文的大a，央求來秋贏錢還債。老b執意不應，提出錢不還可以，但必須把其妻借與他用用。大a氣極返家，將老b之語盡告其妻。其妻聽罷，非但沒有懊惱，反而淡淡一笑。實際上，大a之妻與大款老b早已眉來眼去。這時，大a之妻便順手拿起早已裝好的衣物，投奔老b而去……
世間的喜劇有時不需金錢也能產生，但世上的悲劇大半是金錢的魔杖在導演。如果說，這些兩人或數人相賭的蟋局，僅能使幾家數人進入悲劇的幕帷；那麼聚眾大賭的蟋局，不僅會給更多的家庭降下潑天大難，而且還會危及社會安定。
任何科學的發明，都有它的「兩面像」。它能實現人們的幻想，也能撕碎人們的幻想；它在播撒美麗的同時，也在誘發著醜陋。微機、網路等等，就是如此。
昔年賭徒們聚眾鬥蟋，對小小鬥柵內的蟲搏，只有蟲主及一位執事(即裁判)能親睹輸贏。賭額下得大的賭家，也僅是坐在鬥廳，聽執事報告戰況。那些站在廳外隨彩的小賭戶，只能從唱戰者口中一傳十、十傳百地得悉小小鬥柵裡的戰果。而彩電的發明、鬥柵內戰況的直播，足可使廳內廳外的隨彩者，同步看到鬥柵裡的兩蟲交斗的每一個經過極度放大了的細節。勝蟲一鳴，便知自己的輸贏。這種現代傳媒手段，能使隨彩者感到蟋賭的「公開、公平、公正」，能大大提高了蟋賭的誘惑性和刺激性，也更能招徠賭者，更加刺激某些人一夜暴富的慾望。
1998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上海某賓館四層樓的大廳裡，蟋局正開得火火爆爆。以前，隨彩者進門費底價1萬元，時巳增至5萬元。當警察將這蟋局包圍時，賭徒們驚恐萬狀，慌不擇逃。其中有蟋賭前科者6人，怕再入囚室，紛紛從四樓破窗而跳，結果死二傷四……
在上海，近些年每年破獲的蟋賭案竟達一百多起，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而津、京、杭、濟等一些城市，蟋賭案也屢屢發生。1999年秋，在濟南三環路外的一家大酒店裡，賭蟋者發生口角，眾賭徒抽刀相向，刺得鮮血淋漓，致使數人重傷……
邪惡是對人類美好願望的一種否定。蟋賭案的連連發生，使得某些媒體將本是「人間歡樂小天使」的蟋蟀，視為釀造悲劇、鬧劇、慘劇的禍根，有的甚至呼籲取締民間的鬥蟋活動。
然而，我常常發問：小蟲何罪之有!這正如江蘇省民間促織研究會一副會長所言：「菜刀是用來切菜的，有人拿它去殺人，我們不能對賣菜刀者興師問罪。」
七
玩蟲人用於兩蟋交搏的鬥柵，昔年多為陶製之盆，今多是有機玻璃所做。一般長20釐米，寬12釐米，高10釐米，其空間大小還抵不上山野村姑用的梳頭匣子，可謂方寸之地擺戰場。作為戰場，它僅容得下古時窈窕淑女的三寸金蓮，卻橫不開赳赳武夫的尺長刺刀。然而這小小鬥柵裡，卻能貯滿人的多種慾望和情感。它能使孤注一擲的賭徒，或一夕暴富，得意忘形，或一日敗家，噬臍莫及；它在給眾多蟲迷帶來感官刺激的同時，也能使當今某些「大哥大」、「大姐大」的表現欲、競爭欲、虛榮心等得以無所顧忌地宣洩。
寧陽縣蟋蟀研究會駐會理事長王際雲先生，以教授民間舞蹈及樂器見長，曾任縣文化館研究室主任。王氏自幼鍾情蟋事，卻從不想從小精靈身上求田問舍，因「蟲」假私。近年來，白髮皤然的王老先生，有三種編著的蟋書行世。在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刊印的其《鬥蟋》一書中，盡收了王氏十數年來珍藏的各種名蟲的彩照及兩蟲交口時的彩圖。王氏在研磨古譜的基礎上，對兩蟲鬥口的口法，也一一在書中的彩圖下做了形象的詮釋。
我再次驚歎本來沒有呼吸沒有知覺的單個方塊漢字，一經學人組合，竟變得那般活蹦亂跳，繪影繪神。僅兩蟲相鬥交口時的口法，古今蟋人竟命名了近三十種。
兩蟲相遇，鬥口連連，快如雞啄米，轉眼幾十口，猛蟲將敵手咬得手忙腳亂，不能應口而敗陣，稱日「啄口」；兩蟲相咬，不分上下，雙方均不敢貿然出口，像摔跤人相互圍轉，旋如推磨，謂之「磨盤口」；兩蟲搭牙，合口之間，一蟲用牙將對方掀向一旁，甚至甩出柵外，叫作「挑口」；兩蟲交口，一蟲咬敵蟲之牙，雙腿蹬地躍起，在半空中扭撕扯拉敵蟲，稱日「飛叨」；兩蟲牙接，一蟲鉗住對方牙齒，用力左右搖擺、摔打，把敵蟲咬傷摔殘，謂之「搖口」；兩蟲相逢，一蟲咬住對方，猛一抬頭，用牙將敵蟲高舉過頂，同時提、拉、鉗並用，叫作「霸王舉鼎」……
小小鬥柵內的小戰場，雖沒有古戰場那種驅堅策肥、鼓鳴旌飄，矢石如雨、刀光劍影的壯觀，但卻不乏拼鬥的慘烈，廝殺的悲壯，鏖戰的血腥。對於軀體內含有「好鬥基因」的人類來說，觀兩蟲交戰，隨著「得勝將軍」的鳴唱奏凱，會令人產生凌雲直上的愉悅，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還會讓人發出「人生能有幾回搏」的感慨。
前兩年，杭州一女郎聞得王際雲對蟋事研究頗有造詣，每歲秋總是乘寶馬車至寧陽，拜謁際雲先生。這位杭州女子，體態嫋娜，面容姣好，周身充溢著江浙美女的嫵媚與清雅。她雖年僅二十四五歲，卻因在生意場上游刃有餘而成了「千萬富姐」。每見到際雲先生，這杭州女總是讓助手遞上一張50萬元的現金支票，讓際雲先生幫她選覓名蟲。聲言她買好蟲，決非用於賭場，她每年都要贊助杭州幾位與她熟悉的蟲迷一筆款子，民間組織公開會鬥時，她僅是現場觀鬥，一飽眼福。際雲先生不是見利忘義之人，他深知在名蟲產地寧陽，能賣得上萬元一隻的蛐蛐並不多見，便為這杭州女子介紹了當地幾位捕蟲高手，讓他們幫其捕捉好蟲……
這杭州女郎常與際雲先生談及蟋事。每當談到她資助的蟲迷在會鬥中如何取勝時，她那白若凝脂的臉上淺淺的酒窩裡也溢滿了笑意。際雲由此推斷：此女玩蟲，純為取樂。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科醫生也難以解剖美女的心思，就連弗洛伊德那樣的哲人恐也難準確判斷麗人的心理。我猜度，這位「千萬富姐」覓蟋不擺賭局是真，但是否還有更高層面的情感需求。抑或是她在一些「奶油小生」身上尋不到大丈夫的氣概，卻從這小蟲身上獲得了某種精神的滿足；抑或她本是一外柔內剛之女子，想從勇猛的小精靈身上，捕捉雄性的元氣、勇氣與志氣，以使她在激烈如戰場的商海中，高揚商帆，再圖大舉……
講排場，愛面子是一種極具普遍性的社會意識行為。除精神病人和植物人，概莫能外。國內外一些文學巨匠，早巳把人的虛榮心刻畫得入木三分。
鬥蟋之戲，從興起那日起，便成了國人中某些玩家們展示虛榮心的一個視窗。
民國時期，津門的寓公遺老在參加蟋局時，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鑲玉的太師椅，由家丁前呼後擁，招搖過市；他們裝蟋罐蟀盆用的紅木大圓盒也滿身珠光寶氣。主人進得鬥局，在鬥廳兩側的華室內，朝煙榻上一躺，就雲裡霧裡，並不把鬥廳裡的勝負放在心上，贏了算是意外小錢，輸千把兩銀子也不在乎，要的是這種派頭……至於斯時京都中的巨卿軍棍、財閥寡頭在坐莊鬥蟋以及拜祭蟲王時的擺闊程度，更勝津門一籌。
當今的文學作品，比起萬花筒般的社會現實，總顯得黯然失色。誠如歌德所言：「現實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蟲迷，向我講述了一則當代大款鬥蟋擺闊的軼聞，驚得我口舌打結，半晌無語。
上海一資產逾億的民營老闆，與外地一資產相當的豪富，相約在一黃道吉日，於杭州某大賓館舉行兩蟲相鬥，並言定只重友誼，不下賭注，一局分勝負。
這滬上老闆從寧陽買得一隻「紅頭金翅」蟲王，已試斗六場，連戰皆捷。從滬上出發那天，民營老闆偕其女秘，操芡手及扈從等一行十數人，分乘六輛頂級豪華轎車，護送「紅頭金翅」赴杭。這老闆知雄蟋喜「一夫多妾」，早已讓手下人在雌蟋中，精擇了5位「美媛麗姝」，讓紅頭金翅在決鬥前隨時「採陰補陽」。老闆焉能親自上陣，他的操芡手，乃月薪3萬元僱得，並許諾贏後再付重金。此操芡者乃「蟋林」高手，操芡時「誘、提、摻、抹、挽、挑、換、帶、上鋒牽、下鋒牽」等十八般芡法，莫不心手相應，神乎其技……
為一隻小蟲，如此興師動眾，大擺派頭，這與當年「蟋蟀皇帝」宣德為得勝之蟲「披花遊宮」可堪伯仲，異曲同工，也可足令民國時期京都津門的闊佬權貴鬥蟋擺闊的場面相形見絀。當今綠茵場上最負盛名的羅納爾多，拳擊場上頭號拳王泰森，出場比賽時，也決沒有這種闊氣，這種派頭……
如今體育比賽專案中的舉重、拳擊，級別。鬥蟋比賽，自明清以來，也是按雄蟋的體重來進行競爭的。因小精靈體重太輕，只得用「毫戥秤」來稱其重量。鬥蟋是以「釐」作為最大計重單位的(100釐等於按16兩計斤的老秤的一錢)，八釐蟋即稱得上重量級選手了。
賭博的精義，就是人瘠我肥。有的賭徒為在那瞬息悲歡，倏忽成敗的博局上追逐運氣，常在小精靈的體重上用盡殘忍。為減輕小蟲體重所採取的種種手段，行話統稱為「籠形」。在開鬥前一天，有的蟲主僅讓鬥蟲食半飽並絕水，可使蟲重下降一釐。鬥蟋在飢不擇食時有時會吞食同類，賭徒這樣做的目的，既可減輕小蟲重量，又使小蟲在交鬥時如餓虎撲食。有的蟲主，還把鬥蟲從老盆換入乾燥的新盆中，投進於燥劑，並用紙張裹嚴投入木箱，一囚禁便是半天，使喜歡潮溼的小蟲體重銳減。還有些賭徒，在賭鬥前，把蟲罐放進80°c高溫的熱容器中，進行熱處理，使蟲體脫水而減重。這時蟲罐內的溫度，比當今的桑拿浴室還要高出許多，人在這種溫度裡會身熱如焚，怕冷怕熱的小天使哪堪受得了這種折磨，它們輒是從「熱囚」裡放出搏鬥一場，即魂歸西天……
任何偽裝都抵不過真實。賭徒們往日那種百般豢養、千般呵護、萬般珍愛小蟲的面紗，此時已被金錢的慾火燒得一絲不掛!
還有的賭徒在兩蟲兩鬥時施盡了陰險。有的在芡草上抹上蠅血，以血腥味兒刺激小蟲的鬥性；更有甚者，有人竟將當今體育比賽中厲禁的興奮劑也使用到小蟲身上；最不可忍者，是將毒藥抹在小蟲牙上，讓小蟲在毒咬敵手製勝後，自身也很快消亡……
古譜中有「小不鬥大，嫩不鬥老，長不鬥闊，薄不鬥厚，有病不鬥尋常」等十二不鬥的戒律，古人還從鬥蟋身上發現了「鳴不失時是其信，敗則不鳴知恥辱」等蟲之「五德」，可當今某些看似道貌岸然的賭徒，竟變得那般兇殘如狼，狡黠似狐。這不能不使人發出泰戈爾在《飛鳥集》中那樣的哀嘆：「當人是獸時，他比獸更壞。」
鬥場上發生的種種醜惡現象，引起全國各地「蟋協」的高度重視。在組織蟋蟀會鬥時，「蟋協」將各代表隊的鬥蟋集中起來，統一餵養五至七日再進行比賽。發現有問題者，除禁賽外，並當即取消其會員資格。
中國是個向以「食文化」著稱於世界的國度。但近些年的「食文化」裡，卻被某些人摻雜了暴殄天物的血腥味兒。在泛及全國的吃喝風中，有人以吃過豹肉、金雕、山龜、穿山甲及藍、綠孔雀等，作為向他人炫耀的一種資本。在南方某些號稱「野味」的餐館旁，有的甚至還辟有專讓食客吃的「動物園」。那頑皮可愛的猴子，被人塞進有圓洞的餐桌，露出當場被剃光的猴頭，鐵錘一敲，猴頭洞開，食客用匙勺舀著熱乎乎、白花花的猴腦放進酒杯悠悠品嚐；那花紋斑斕的鹿麂，被人用抽血管刺進動脈，紅殷殷一時不會凝固的鹿血倒進杯盞，供酒徒滋陰壯陽；更令人慘不忍睹的是，那憨態可掬的小熊，被人用利斧砍掉一前掌時，便吱哇亂叫著把另一前掌緊緊藏匿於背後……所謂「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的天性，此時已被人的原罪大大玷汙了。
遍野嗚叫滿坡騰躍的小蟋蟀，不屬稀有保護動物。但當人們得知蟋蟀是治療癌症、肝硬化等病的良藥時，南方某些賓館裡又以炸炒蟋蟀，作為一種「食尚」。再加上玩蟲之風席捲全國，致使京、滬許多老字號的中藥房裡，那曾貨源充足的「中華蟋蟀」，已陷入斷檔……
八
2001年仲秋，在寧陽舉辦的全國第四屆「中華蟋蟀友誼大賽」開幕前夕，我第三次踏上了這片樂土福地。
捕蟲、養蟲、賣蟲、買蟲，是鬥蟲的「序幕」。近些年，這序幕一拉開，全國各地的十萬弄蟲大軍便湧進寧陽，整個寧陽早已是輪轂相接，肩臂相摩，絲竹管絃，風雷鼓板，熱鬧得「舞袖飄金谷」，「游魚亦翻蕩」。如今的三秋，也早已成了寧陽人比春節還要紅火還要長久的「秋節」。而這全國性的鬥蟋大賽一啟幕，便將這秋節推向了高xdx潮。
大賽開幕這天，裝扮一新的古城寧陽，街街花團錦簇，巷巷披紅掛綵。
多年來，寧陽一直注重自然環境保護。縣境西部的神童山，早就被定為省級森林公園；山下那20萬畝百年大棗林盛產的大棗，也被國家衛生部定為「保健食品」；寧陽農作物制種業十分發達，僅其黃瓜種的銷售量已佔全國的大半壁江山。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幾十家媒體，聰明的寧陽人自然不會錯過在全國蟋蟀大賽中，宣傳其經濟優勢的機會。於是，「寧陽種子種天下，寧陽大棗譽四方，寧陽蟋蟀霸五洲」的巨幅標語，橫街垂樓，舉目皆是。盛大的鬥蟋開幕式，在縣城中心的人民劇院前的廣場上舉行。四面直徑長達四米的擂鼓，各有六名鼓手敲擊，三十八面鼙鼓，同時擂動，絲桐嗩吶，間或吹彈，共奏一曲由縣文化局組織創作的《蟋都雄風》。伴隨著撼天酥地的鼓聲，旱船、腰鼓、獅子隊，有光有聲有色，耍舞得酣暢淋漓。
最令人動情的是孩童們表演的《蛐蛐舞》了。廣場上，百名身著長袖綵衣的少男少女，組成了金谷起伏、玉茭疊浪的秋野。百對男女稚童扮作蛐蛐，他們頭頂上那金燦燦的蟋須，搖動著幼童的爛熳，脊背上那亮晶晶的蟀翅，馱載著稚童的天真。在這黃綠錯綜、紅藍相間的「秋野」裡，百對「蛐蛐」，時而騰躍，時而追逐，時而戲耍，時而搏鬥……
隨著百對孩童這惟妙惟肖的仿蟋表演，會場不時歆動，觀者心中似有一條歡樂的小河在流淌……
來自全國的32支蟋隊，經3天90局的激烈角逐，在冠亞軍爭奪時，已成為寧陽蟲對寧陽蟲的表演。
寧陽蟲的戰績再次證明，它們不僅是山東「蟋蟀王國」裡的「御林軍」，更是中國浩浩蟋族中的「常勝將軍」。
大賽結束後，我造訪了昔年寧陽惟一的捕蟲世家「王氏」第三代傳人王學謙。
在近十年寧陽興起的捕蟲、賣蟲熱中，身有辨蟲捕蟲絕技的王學謙，竟金盆洗手，沒捕賣過一隻蛐蛐。這位年近花甲，已退休的電氣焊工，仍體健步捷，在家專事養兔。其祖傳辨蟋秘訣，既不傳兒孫，亦不示外人。我問他目下蟋情逐年見長、為何不重操舊業時，他憨厚地一笑道，其爺爺臨終前留下遺言，說蛐蛐與人一樣，也是有靈性的。只要溫飽有著，就不要再去捕捉……
這位老捕蟋者還說，玩蛐蛐只觀其鬥而不賭方不失其雅，聽蛐蛐鳴唱，才是玩蟋人的至高境界。
王學謙的這番話語，引起我綿綿的思緒。
由於農藥已成．了各種鳴蟲的「催命符」，「除草劑」也成了蛐蛐的「斷腸砂」，再加上人們對蟋蟀的狂捕亂捉，已使「歡樂小天使」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生存空間愈來愈小。古譜上記載的德州名蟲墨牙黃、保定名蟲竹節須等，皆巳絕跡多年。北京的老玩蟲人無不知曉，昔年北京西北郊的蘇家坨、東北郊的回龍觀，所出的蛐蛐又大又好，所產蟈蟈的鳴聲既響且脆。然而眼下，蘇家坨的田野裡，已無蟋跳蟈唱，而商樓林立的回龍觀一帶，水泥木板組成的樓房裡，只能生傳播疾病的蟑螂而不生小精靈蛐蛐了。
蟋蟀在西方某些國家的神話中是一種吉祥物。《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蟋蟀」詞條中這樣寫道：「有蟋蟀存在就等於好運和智慧，傷害蟋蟀便帶來不幸。」寧陽的父老兄弟們，蟋蟀既是你們的「小財神」，也是你們芬芳土地的「保護神」，千萬要百倍地珍愛它們——
因為每一種生命都有它的春天和秋天，都有它獨特的生存價值。上蒼即使創造一朵小花，也得需要千萬載之功……
作者附記：
吾孤陋寡聞，只知世界上有市花、國花，而未嘗得悉哪市哪國有市蟲、國蟲。拙作篇名「國蟲」，乃筆者一人之譫語耳。
我所以將蟋蟀稱作「國蟲」，一是蟋蟀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二乃自然界之昆蟲凡幾百萬種，卻未見何種蟲豸似蛐蛐，與國人情緣竟如此深廣，將其稱作「神州第一蟲」，想不為過。
冠以市花、國花之花卉，須經市民、國民鄭重公推。而不若時下遴選名模，經泳裝、日裝、晚裝等諸項表演後，僅有十數評委打分計票，便可產生。
世人常將所在單位之漂亮女子，謂之校花、廠花，此並非其所在單位票選，只是人們竊語而定。我將蟋蚌稱作「國蟲」，連「竊語程式」也未走，更顯荒唐也。
孩提時，我曾捕蟬於響楊亮柳，燒豆於曠野山塢，偶作鬥蛩之戲，夢迴常蟋唱聒耳。然投身軍旅後，再未做此等遊戲。今我五十又五，每憶兒時，輒嗟童夢難追。我將蟋蟀稱作「國蟲」，無非覺得它之鳴唱，委實動聽怡人。
寫此文時，我小住故宮後某部招待所，筆耕疲憊，常沿街彳亍。一日午飯後，剛至北海東門，耳畔有蟲鳴之聲不息，乃喜難自禁。趨前觀之，蟲鳴之聲，卻是從貨攤之玩具內傳出。玩具狀若花生果，長三寸許，殼乃樹脂做成。殼中或裝蛐蛐，或盛蟈蟈，鳴蟲皆為銅片所制，蟲鳴之聲採用感光技術、由蜂嗚器發出，殼蓋開之蟲則鳴，閉之聲則啞。我購得幾隻，放諸床頭，然此人工技巧之物，鳴聲板滯單調，絕無秋野月夜蟲嗚的天籟之音。
大自然的鳥鳴蟲唱，能將人類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的音符清除。明代袁宏道筆下之京都「家家皆養促織」的鳴聲早巳不再，豈不悲哉!
我想，即使從保護蟋蟀這「天才歌手」的角度而言，稱其「國蟲」，尚不會引起讀者諸君之非議。
古人云「王顧左右而言他」，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相信有讀者看罷拙作，或許還能為我列出幾條稱蟋蟀為「國蟲」的緣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