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從大自然萬物萬有那裡獲取的無窮樂趣，都是上蒼饋贈給人類的最完美的禮物。
近幾年，我把目光瞄向體長僅20毫米的小蛐蛐，決不僅是未泯童心的放飛和復歸，而是想從這神秘的小蟲豸身上，去觀察、理解和破譯迴響在宇宙中心的最響亮的音符——「人」。
去歲元宵節前夕，我到山東名蟲產地寧津縣採訪。該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曾連續舉辦過兩屆全國性的蛐蛐節。
寧津尤集鄉陳家村一捕蟲農人，向我講述了一樁聽來令人不勝唏噓的故事：這農人曾捕得一「紅砂青」名蟲，被上海某玩家購去。紅砂青在上海鬥場上連戰十數場，皆扼吭拊背，致敵死命。此蟲於深冬壽終正寢，蟲主先是打造金棺將蟲裝殮，接著乘飛機從滬至濟，繼而又租乘賓士直奔陳家村。蟲主與捕蟲人一起祭拜圓寂的紅砂青小蟲後，蟲主趁風高月黑，獨自悄悄掘深窟將金棺埋葬，讓這蟲中的「常勝將軍」魂歸故里……
濟南有一陳姓玩家，嗜蟲如命，素以飲酒鬥蟲為快。前年初冬，陳因一愛蟲猝死而痛不欲生。他將放大的愛蟲遺像端置案几，每日焚香叩拜，追薦亡靈。嗣後的一段時日，人們常見陳雙手捧著玻璃製作的小棺材，內裝其愛蟲遺體，在鬧市中踉踉蹌蹌，呼天喚地，泣如雨下。不明就裡的觀者視其為「瘋子」，而圈內人則嘆其為「蟲痴」……
「金棺葬蟲」的上海蟲主與「哭祭亡蟲」的濟南玩家之作為，雖有悖於世之常情，但凡瞭解中國昔年蟋事的人，便會覺得這不過是邯鄲學步而已。
前些年，寧津縣領導層因對「蟲經濟」見解歧異，在繼續鼓勵農民捕蟲、賣蟲的同時，不再舉辦全國性的蛐蛐節。山東另一名蟲產地寧陽，便抵瑕蹈隙，及鋒而試，人棄我取，再舉蟀幟。
寧陽自1998年始，每年都於仲秋時節舉辦「中華蟋蟀全國友誼大賽」，迄今未斷。
早就聽說每當處暑節令過後，寧陽的蟲市便開始火爆起來。為一睹蟲市景況，我於2000年8月中旬的一個清晨，驅車來到寧陽縣的泗店鎮。
泗店既是名蟲產區也是全國最大的蟋蟀集散地。肥城至兗州的公路主幹線在鎮中橫穿，公路兩側是寬展壙琅的蟲市。
蟲市上到處擺滿小桌子，每張桌後皆端坐著收蟲人。他們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以滬、津、京、杭、西安人居多。當地青男壯夫因夜間捕蟲此時正在酣睡，賣蟲者多是農婦村姑和稚童。他們或車推或肩挑或手提著裝有蛐蛐的七彩紛呈的瓷罐陶皿，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湧向蟲市。未及中午，蟲市已是比肩繼踵，人山人海。賣蟲者和買蟲客挨著、擠著、移動著，整個蟲市連衽成帷，人聲鼎沸，望去已達到飽和程度。
陪同者告訴我，近幾年每屆八、九兩月，全國各地來寧陽的購蟲者多達十萬之眾。十萬弄蟲大軍潮湧寧陽，歲歲使得幾千萬只蛐蛐背井離鄉。
見鎮中蟲市已無法穿行，我和陪同者只好繞過泗店，沿鄉間土路再踅回公路幹線上。
這裡另有一番景象。
在寬闊的公路左側的白楊樹下，呈「一」字形擺下一張張木桌，桌的前後左右，皆疊放著五顏六色的蟲罐。與泗店大蟲市所不同的是，這裡的坐桌人均是賣蟲者而不是購蟲客。在公路右側，則停放著首尾相銜的轎車：林肯表露著主人的派頭，賓士呈現著蟲客的尊貴，藍鳥展現著買主的瀟灑，福特炫示著玩家的闊綽……那「一」字形擺開的賣蟲桌，見頭不見尾；而轎車排列的長蛇陣，則從這泗店一直排到20華里外兗州市的漕河。路中央的過往車輛，只得蝸行牛步，沿途不時有警察在維持著交通秩序。
這些乘豪華轎車而來的購蟲客，或有曼妙女郎相伴，或有蟲行家跟隨，他們千挑百選，不計蟲價高低，只希冀能購得蟲中的元帥或將軍。
從泗店到漕河只不過區區二十華里，但我彷彿覺得是在漫長的歷史走廊裡穿行。
眼前的購蟋潮，很容易令人想起曩時的鬥蟋熱。
小小蛐蛐，你那美妙絕倫的歌唱，曾給多少童稚帶來歡悅，曾給多少長者送上溫馨，曾讓多少墨客騷人詩興遄發，曾使多少丹青畫子落筆成珍……但在這美醜共生、善惡共存的人世間，你那尖銳犀利的牙齒，又咬破過多少卑微、齷齪、貪婪、邪惡的靈魂……
小蟲性燭照出大人性。
小鬥柵連結著社會大舞臺。
二
殷代的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蟬，「秋」字狀若蟋蟀，足見華夏先民對應時而生的夏蟬與秋蟋早有認知。
蟋蟀在我國分佈極廣，北起瀋陽南至海口，西從陝西東至沿海諸省，到處都可以見到它的倩影。上海人稱它「賺織」，北方人叫它「蛐蛐」，玩家們叫得最乾脆：「蟲」。
漢字與洋文的區別在於，洋文僅僅是一種語言符號，而單個漢字除有語言符號的功能外，還具有情感盪漾的空間。我們的老祖憑藉方塊漢字獨具的張力和魅力，竟給蟋蟀這可愛的小精靈起了近30個名字。因蟋蟀鳴如機杼之聲，民間自古就有「促織鳴，懶婦驚」之說。故而，這小蟲又稱趨織、促織、絡緯、促機、梭雞等。另外，它還有蛩、王孫、樗雞、莎雞等稱謂，而它真正的學名叫「鬥蟋」。
蟋蟀入詩，始見於我國第一部詩集《詩經》。《唐風·蟋蟀》中雲：「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歲聿其逝……」《豳風·七月》中亦歌日：「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見那時的先民，對蟋蟀的生活規律巳相當熟悉。
情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人類的情感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單元的旋律，而需要大自然多母音符的協奏和共鳴。蟋蟀作為冥冥中的鳴蟲，極易濺起人的感情之海的波瀾。
國人畜養蟋蟀，始自圈在皇宮中的憂怨宮娥。
西晉武帝司馬炎本是一貪色之君，滅吳後，更不忘及時行樂。一道詔書下去，五千吳女盡歸晉主。這些原吳主孫皓宮中的嬌娃，個個明眸皓齒，雪膚花貌，玉臂蜂腰，嫋嫋婷婷。再加上原晉宮中的五千佳麗，後宮美女竟多達萬人以上。武帝終日遊樂於脂粉叢中，常不知該幸臨哪宮為好。一班佞臣便給武帝出了個怪誕主意：讓晉主乘坐一輛羊拉的宮車，任憑羊車停在哪裡，便在那裡縱慾。宮女們為得武帝幾滴雨露，個個大展媚技，施盡手段。有宮女曉得羊喜食帶鹽的竹葉，便折來竹枝灑上鹽水，插在宮門前，招引羊車。眾宮娥采女見此招靈驗，皆仿效之。結果羊車剛在此宮停歇，又到彼宮住腳，弄得武帝雲裡霧裡，昏頭暈腦。即使晉主有龍馬精神，日御九女而不倦，這萬名美女三載方能輪一圈兒。這就使得萬名宮娥「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唐·李益《宮怨》)。
風流皇帝唐玄宗，面對眾多的後宮粉黛，也曾遇到像司馬炎一樣的難題。玄宗便在後宮中做起「隨蝶所幸」的遊戲：開元末，玄宗常於宮中大宴嬪妃，他讓嬪妃採來鮮花各自插於髮髻，玄宗親捉粉蝶放之，蛺蝶落到哪位嬪妃頭上，他便臨幸那位。後因楊貴妃專寵，此酷謔遊戲方才告罷。
司馬炎的「竹枝引車」與李隆基的「隨蝶所幸」，是歷代宮娥悲劇的縮影。宮女們身鎖幽宮，雖錦衣玉食，珠環翠繞，但孤獨這個魔鬼卻終生與她們如影隨形；寂寞的淚水至死也沖刷不掉她們心靈的鏽斑，抑鬱如同悶塞的火爐，會將她們青春的心燒成灰燼。對於「鴛衾半擁空床月」的宮女們來說，蟋蟀那動聽的鳴唱，自會給她們死寂的心帶來某種復活，帶來些許生氣。由此看來，畜養蟋蟀之風首先在皇宮中興起，自是不難理喻的了。
五代唐廢帝時翰林學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寶開元遺事》中，有這樣的記載：「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提貯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養鳴蟲便逐漸傳播開來，普及民間。因蟋蟀秋盡則殞，然達官貴人玩興猶濃，常引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進行人工繁殖，經多次試驗，獲得成功。他們先讓雌蟋在土盆中產卵，以土置暖炕，日日灑水，用棉被覆蓋；俟五、六日，土蠕蠕動；越七、八日，蟲出；再置之蔬葉餵養，仍灑水被覆，幾經蛻變，滿月後蟲則鳴。這種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養蟲專業戶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鳴蟲，每年元宵節，除觀燈、賞花之外，與大臣一道聆聽蟋鳴是宮中一大娛樂專案。每逢設宴，宮人便將蟋蟀置於繡籠之中，放於宴廳之側。聽著聲不絕耳的「曜曜」之聲，康熙帝龍顏生輝，眾臣子也樂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出色詩人，總能從一朵鮮花中窺見天國，於一滴露珠裡參悟生命。蟋蟀的嗚叫，自然會成為中國曆代詩人的審美意象。晉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蘇東坡、楊萬里等詩家，都對蟋蟀多有詠唱。因深秋之後，蟋蟀的鳴唱由旺叫時的金腔玉韻漸次變得悽切婉轉，且中國古代文人素有「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筆墨傳統。故而，他們在借蟋蟀「託物言志」時，表達的常是孤獨、失意、思鄉、懷舊及憂國憂民的種種情愫。
詩聖杜甫在《促織》詩中吟道：「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放妻難及晨。悲思與急管，感激異天真。」耳聽床下成雙的蟋蟀發出的鳴唱，久客他鄉的杜子美，此時思親的淚水雖早已流乾，但聞聲生懷，還是依稀見到老妻夜難成寐的情景……讀來令人感同身受，徒增憂傷和淒涼。
唐人張喬在《促織》詩中，則這樣唱道：「念爾無機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聲。椒房金屋何曾識，偏向貧家壁下鳴。」詩人在向蟋蟀發出為何不到錦門繡戶去促織、反到柴門蓬牖鳴個不停的質問中，既表達了詩人對貧富懸殊的憤懣，又對勞動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遍覽歷代詩家詠吟蟋蟀的詩詞歌賦，大都離不開一個「悲」字。就連遁入佛門、四大皆空的明高僧善持，也情難自禁地詠道：「西風吹蟋蟀，切切動哀音。」
在西方一些國家，無論是記述昆蟲的典籍還是描寫蟋蟀的文學作品，都將蟋蟀稱作「芬芳土地的靈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領唱」。同是一種小蟲的嗚叫，西方的學者文豪與東方的騷人墨客，何以出現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們這個國家歷史上戰亂頻仍，兵連禍結，常會使得人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抑或是因了我們這個民族長期浸潤在孔孟之道、陰陽五行等傳統文化的河流裡，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鬱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濤……
我真正領略到蟋蟀及諸多鳴蟲清揚激越的合唱，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孟秋。
那時，我在濟南軍區歌舞團任創作員。為反映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後的鉅變，團裡欲組織一臺「放歌秋野」的演唱會。我同團裡一作曲家和幾位民樂演奏家，奉命赴寧陽採風。
初秋的寧陽，絢麗繽紛的色調令人目不暇給，到處有金子般的黃，翡翠般的綠，瑪瑙般的紅，宛如油畫家精心繪製的各種色塊的大組合。
這實在是一片充滿大豐收希望的土地。
一天晚飯後，縣文化館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訴我們，他要安排一場「秋野演唱會」，來激發我們的創作靈感。
這天晚上8時許，我們乘車來到寧陽泗店鎮鄉間的田野裡。
大半輪水淋淋的月亮掛在中天，給秋野灑下朦朧的銀霧，群星宛若亮晶晶的寶石，綴滿幽遠深邃的天幕。片片玉米，塊塊金谷，壟壟瓜架，行行樹木……一切都融入月夜的帷幕裡。泥土的潮氣，野草、菜蔬、莊稼散發出的氣味，匯聚成秋野特有的芬芳。我們坐在長滿莠草的田埂上，側耳諦聽，「秋野音樂會」此刻正漸入佳境。無垠的原野裡，似有千萬個歌手同時亮開歌喉，它們有的高吟，有的淺唱；有重音，有分合，組成了大自然的交響樂。
「噔綾綾，噔綾綾——」那振翼嗚叫的是金鐘兒；「呦呦呦，呦呦呦——」那一展歌喉的是油葫蘆；「梆梆梆，梆梆梆——」那鼓翅敲打的是梆子頭；「吱吱吱，吱吱吱——」那用盡丹田之力歌壇獻藝的是花鈴子；「極極極，極極極——」那急促嗚叫，發出近乎金屬撞擊時才有的清脆聲響的，當是蟈蟈的歌聲和樂段了……
也許因蟋蟀家族最為龐大和興旺，那「曜曜曜，曜曜曜」的鳴唱，此起彼伏。千百萬只蟋蟀的鞘翅，如同純銀製就的一架架琴絃，它們演奏出的聲音，沒有蟬鳴時的沙啞，更妙在它們知道如何抑揚頓挫。這就使得蟋蟀們的演奏，既渾圓洪亮而又極富節奏感。在這「秋野演唱會」上，蟋蟀家族既是最出色的領唱者，也是大合唱的主聲部。
作曲家醉了，連聲稱歎：這是上帝的歌唱。
演奏家們迷了，紛紛扼腕擊節：這是天外的聲響。
置身於這「秋野演唱會」的我，彷彿感到身內的宇宙與身外的宇宙已融為一體，而身外的宇宙是那樣深邃、玄奧、廣袤、無窮。千百萬只鳴蟲鼓動著詩與音樂的翅翼，載著我的心靈在天地間自由翱翔……
這次寧陽之行的「秋野音樂會」，令人銷魂奪魄，在我記憶的迴音壁上，留下了永難消逝的音符。
十餘年後，我在一刊物上讀到這樣一則訊息：1993年2月21日，英國搖滾歌星埃爾頓·約翰，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露天廣場上舉行演唱會，因無數蟋蟀齊聲鳴唱，欲與歌星一比歌喉，使得歌星自愧弗如，只得取消演出，與數萬歌迷一道，同聞天籟。
蟋蟀的確是大自然最高超的歌手。如果人類僅僅用它那美妙的歌聲來悅耳陶情，無疑會使人們品味到天人合一的歡愉。然而，我們的老祖宗最早發現了蟋蟀的鬥性，有人又將其鬥性用以賭博，這就給大自然中這可愛的小精靈身上，塗上了銅臭和血腥。
三
人的本能中包含著各種慾望。
大自然萬物萬有的多樣性，簡直達到了極為豪奢的程度，佛家要清淨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所產生的慾望，人類皆能從大自然中得以滿足。
人人都有權利這樣說：「大自然是上蒼為我創造的。」而小小的蟋蟀，就是上蒼派遣到人間的歡樂小天使。
前些年我參加中美作家對話會時，曾在美國大地博物館內，看到宋人蘇漢臣的《百子圖》。圖上有七個垂髫小兒在做鬥蟋蟀的遊戲。鬥蟋場地的背景，是奇石壘疊的假山、挺拔瑩潤的竹林、青翠欲滴的芭蕉。從場景上看，應是江南一望族舍中的花園。一半身在畫內、半身在畫外的頑童，似在伏地捕蟋，地上擺有幾隻蟋罐和一方形鬥蟋籠具，一小兒半蹲於地、手執鬥柵往蟋盆裡倒蟲，餘下的娃兒們或立或坐或趴，悠然自得地望著倒蟋蟀的小夥伴……
此畫題額為《百子圖》，應有百子，然畫中僅有七童。我猜度，匠心獨運的畫家，定是將藏在罐中和匿於竹林叢裡的小蟋蟀也計算在內了。因為稚童與蟋蟀都是大自然的寧馨兒。圖中，稚童們那一雙雙眸子裡流溢位的純淨目光，和掛在張張小臉上的燦爛的笑，實乃人世間最完美的詩句。
我看到兩位白髮盈顛的僑胞，在《百子圖》前久久駐足。從兩位長者那留戀的目光和追憶的神情裡，我讀到了老叟們常有的「返童性」。
鬥蟋本是充滿稚趣童興、老少咸宜的遊戲。凡是在山野間長大的孩子，哪個不曾留下戲嬉蟋蟀的甜蜜記憶。然而，鬥蟋之風的盛行，同畜養蟋蟀一樣，並非肇始於茅舍，而是發軔於宮廷。
宋人顧逢在《負暄雜錄》中寫道：「鬥蛩亦始於天寶年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顧氏之說，僅為一家言，並無史料佐證。在顧氏之前的五代唐廢帝時的《天寶開元遺事》中，只記載了唐玄宗時宮女「金籠畜蟀聽其鳴」的情景，而隻字未提鬥蛩之事。況唐開元年間，詩人迭出，燦若星列，人間永珍，市井百態，皆在詩家筆下得以淋漓盡致的表述。李隆基有鬥雞之好，不僅史書多有記載，詩仙李白在《古風》中，亦有繪影繪神的描寫：「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霓，行人皆怵惕。」而當時的民謠，則對宮廷大肆鬥雞引發的社會弊端，作了無情的抨擊：「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顯然，民謠中的賈家小兒，因馴雞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昇天，驟然暴富。倘若當時玄宗有鬥蟋之癮，史家、詩人、民謠，焉有不記、不吟、不諷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晝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鳴好鬥的習性。雄蟋為爭奪住穴和情侶，交鬥多發生在夜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人很難窺見。自唐天寶年間之後，憂怨宮女「畜蟋聞聲」之風不絕。後人猜度，發現雄蟋善斗的「專利」，大概應屬於大內中的宮娥或太監。他(她)們抑或在畜養蟋蟋時，不經意地將兩隻或多隻雄蟋放於一籠，偶然間發現了小蟲的鬥性。
爭鬥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類的軀體內，不乏「蠻性」的遺留，人的攻擊性可謂根深蒂固。有正義、非正義之分的戰爭，固然是因政治、經濟、信仰、文化等諸多因素所引發的，但人軀體內的雄性荷爾蒙通過戰爭得到釋放，也是當代一些科學家、哲學家經過反覆研究得出的結論。小狗小貓剛離母懷，便會追逐撲咬；頑童剛會行走，便無師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戰。各種體育比賽，都是「文明戰爭」的上演。
觀賞自然界的各種生命的爭鬥，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撥和引逗下，往往鬥性倍發，逞勇顯威，極富觀賞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鬥性，由宮人發現並變為一種遊戲，很快傳播到民間，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憑藉正史之所記，野史之所載，詩文之所敘，乃至今人從宋．墓中發掘出的鬥蟋用的過籠，我們便可清楚地知曉，鬥蟋之風盛行於南宋。
其時，最大的蟋蟀玩家，當屬奸相賈似道。
賈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寵愛的貴妃。身為國舅的賈似道飛揚跋扈，權傾朝野。當時，賈既是右丞相又兼樞密使(宋軍最高統帥)，但賈膽小如鼠，從不親臨戰場。宋度宗時，賈既是宰相，又是太師。度宗昏庸無能，只知享樂，將朝中大小政務皆委於賈，趙家的天下實則成了賈家的江山。賈似道聲色利貨，無一不好。度宗賜與賈似道的府第，位於杭州葛嶺(今西湖邊新新飯店處)，名曰半閒堂。半閒堂倚湖傍山，嵐影沉浮，府中樓臺亭榭，廊腰縵回，中有一「多寶閣」，內藏賈從全國各地搜刮的寶玩，其數量之多之珍貴，遠遠超過朝廷。賈從宮中、民間、青樓乃至尼庵，廣採美女，充斥後庭，日夜淫亂。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鬥蟋作樂。每屆秋時，賈與群妾踞地鬥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窺視半閒堂。某日，賈一妾之兄來府探妹，被鬥蟋正迷的賈似道瞥見，一怒之下著人將其妾兄投入火中燒死……這畏敵如虎的佞臣，卻將小蟲相鬥戲稱為「軍國大事」，乃至元軍兵圍襄陽，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聞……
如果說見於《宋史·賈似道傳》中的這些史實，足令讀史人聲罪致討，那麼野史中關於賈似道養蟋的一則遺事，聽來更會叫人咒詛唾罵。每當這奸相獲得蟋蟀中的超品之後，他便珍如拱璧。為增強蟲王之鬥性，他在餵養時有著獨出心裁的奇技淫巧。他竟讓個數粉面桃腮的宮女，先沐浴淨身後，又於夜間將宮女們皆雙臂捆綁，裸身投進門戶洞開的庫房，讓飛進的蚊蟲，去飽吮宮女之血。繼而，他又命家丁捉來吸足宮女之血的蚊蟲，去喂蜘蛛，再將因吃飽蚊蟲而腸滿肚肥的蜘蛛，去餵養他心愛的蟋蟀……
賈似道只顧奢靡腐化，從不抵抗元軍，加上卜晝卜夜地淫樂和鬥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斷送在他的手中，被後人斥罵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蒼派來人間的歡樂天使，卻被「蟋蟀宰相」釀造出如此登峰造極的人間慘劇。倘若上蒼有眼，也不得不懷疑她創造蟋蟀這小精靈的初衷。
蟋蟀歲歲秋鳴，國人年年玩蟲，樂此不疲。至明代，鬥蟋中心已由杭州轉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長孫。朱瞻基初登龍墩時，推賢進士，廣開言路，崇尚節儉，還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內定後，卻由少時「夙夜不倦，日誦萬言」的書痴，變成了歷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權社會中，皇家的權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樂方面的每個念頭，每個奇想，乃至每個示意的眼神，總會很快得到實現。《龕州史料》中，收錄了宣宗的這樣一道詔書：「敕蘇州府知府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樣採取促織，今他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後運自，要一千個。敕至，爾可協同他辦，不要誤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為堂堂天下之主，一國之君，為小蟲事又是下詔，又是差人，又是催辦，這在歷代皇帝的詔書中，恐是絕無僅有的。況鍾以為官清風兩袖、彰善癉惡，而甘棠遺愛，口碑載道，但面對敕令，這蘇州府尹也不得不將進貢蟋蟀去當做最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野史記載，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異蟲，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揚，初時並不得宣宗恩寵。有大臣見此蟲翅上似有兩點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蟲交鬥時，驍勇無比，竟使得宮中所畜養的蟲王皆俯首稱臣。宣宗這才移情別戀，獨鍾梅花翅。恰在這時，蘇州一姓朱的鎮撫，獻上一隻名日「金絲黃麻頭」的兇蟲。此蟲頭呈蜜蠟色，兩須橙黃，六足粗壯，兩翅燦若金箔。宣宗御覽後，樂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無廝殺對手，便傳旨著梅花翅與黃麻頭於金鑾殿上捉對格鬥，並著臣子宮人聚殿觀陣。
黃麻頭與梅花翅幾經交口，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黃麻頭來了個「霸王舉鼎」，將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鬥柵……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蟲奏凱」時，才恍然醒悟。當他得知此蟲乃朱鎮撫所獻時，便傳旨：「金絲黃麻頭賜宮花披紅巡各殿，朱鎮撫加官兩級，赤金萬兩。」
《吳縣誌》載，朱鎮撫橫徵暴斂，殘民以逞，被百姓詈罵為「吳中四凶」，並把朱這種「巧將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虛籠小蟲」的行徑，視作吳人的「百年大辱」。
趨炎附勢，阿諛逢迎，攀龍附鳳，望風希指，是「皇權政治」的一種通病。帝王希冀長生不老，有人會傳煉丹之技；萬歲耽於溫柔之鄉，有人會獻秘房之術；聖上喜聽頌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氣東來的種種吉祥徵兆。天子朱瞻基纏綿鬥柵，自然會有人阿其所好。
朱鎮撫以一隻小蟲，官進兩級的「示範性」，自然會使得一些官迷們，巴不得搜盡天下名蟲集於一宮，以達他們升官晉爵之目的。
其時，全國盛傳這樣的民謠：「促織曜曜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標榜「朕以安民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為了他一人一己鬥蟋時生髮的情感上的歡快，竟使多少百姓為進貢小蟲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記下這樣一則故事：蘇州楓橋一小小糧長，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蟲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駿馬易得一上品小蟲。糧長之妻聽說小蟲乃大馬所換，納罕驚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時，悄悄開啟蟲罐看個究竟，誰知小蟲從罐中一躍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雞一口啄食。婦人深感惹下禍端，便自縊而死。糧長歸家，見罐空蟲失，妻子懸樑，既為亡妻悲傷又覺蟲差難交，他也尋一根粗繩自盡，與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橋……
由是觀之，一代文章聖手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的名篇《促織》，並非向壁虛構，徒託空言，而是以小蟲刺斫大明王朝之腐敗，可謂力透紙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薰染著宮廷，浸染著大臣，感染著京城，也習染著百姓。於是，從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從富商大賈到販夫走卒，舉國上下掀起了養蟋、鬥蟋的沸沸揚揚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織志》開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當時京師「蟋蟀熱」之熾之盛：「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餘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汙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以引鬥為樂。」
人們所以捕捉蟋蟀「如饞貓見鼠」，當然不全是為了娛樂，攫取金錢的慾念，使更多的捕蟲人，玩蟲者忽略了快樂天使那精妙動人的音樂，使更多的鬥蟲人加入到了賭徒的行伍。《萬曆野獲編》中記載：「吳越浪子尤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僅在位十載便駕崩，但由這「蟋蟀皇帝」點燃起的全國性的「鬥蟋熱」，卻絲毫沒有降溫。斯時，除農家的翁媼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將鬥蟋作為娛樂外，大部分玩家、鬥家則將小蟲當做一種賭具，使鬥蟋成了賭博的代名詞。
明代文人陸粲在《庚已編》中記述了吳人張廷芳因鬥蟋樂極生悲、悲極生樂的軼事：張廷芳乃一賭狂，初時每鬥必敗，銀錢輸光後，只得變賣家產物業抵蟲債，其歲歲逢秋必鬥，直賭得傾家蕩產，身無寸縷。後經高士指點，獲一蟲王，每戰必勝，不消十數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蟲王死，張悲痛欲絕，嚎啕大哭，為報小蟲知遇之恩，張鑄一銀棺，盛葬小蟲……
在鬥蟋史上，向有南蟲、北蟲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們鬥遍全國諸多名蟋產地的名蟲後，通過類比，辨析，漸次發現北蟲之鬥性優於南蟲。在北蟲中，又以魯蟲為翹楚。齊魯之寧陽、寧津、樂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蒼秀，骨豐實，牙堅硬，皮梟老，性剛烈，鬥期長，色品俱全，大受鬥蟋場上斫輪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後，從京都大邑到窮鄉僻壤，以小蟲為賭具的博局，隨處可見，只是賭資多寡而已。就連軍中將領也痴迷於鬥蟲賭場。
明末將領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太保之要職。當清兵大軍壓境，小朝廷如同魚游釜中之時，馬士英仍容頭過身，大斗蟋蟀，後人嗤之為「蟋蟀相公」。
從南宋的「蟋蟀宰相」賈似道，到朱明王朝中葉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這「蟋蟀相公」馬士英，後人從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結論。作為「歡樂天使」降臨人間的小小蟋蟀，蒙受這等奇恥大辱，實乃背情悖理。這些人世間鬧劇、慘劇的上演，絕不是小蟲兒的過錯，而是人性殘缺的悲哀。
滿族人入關，天下一統。興起於漠北馬背上的民族，本不曉得蟋事，但因受到漢文化的浸潤和融合，又加之蟋蟀這小精靈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宮裡的帝王貴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鬥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鳴，宮中遂有了專司畜養蟋蟀的蟲師及太監。因「促織」有催人「紡織」的寓意，京都的鬥蟋活動，也每每由朝廷的織造府牽頭組織，且於鬥前在大街小巷裡張貼海報，以招徠百姓前往觀看。當然，小蟲仍必須作為賭具的角色，方可誘發人們踴躍參與的激情。有史料證明，酷愛權力的慈禧太后亦酷愛鬥蟋賭博。她每屆歲秋都要住進頤和園，於重陽節這天開局鬥蟋，歷時一月方休。僅此一項，那拉氏每年都大獲一批銀兩……
民國時期，軍閥戰得糜沸蟻動，昏天黑地；小蟲兒也咬得肉薄骨並，雙鋒插雲。津門的蟋事在清代就可與京都比肩，這時，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裡，又從全國各地湧來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勢；而斯時的十里洋場上海，自會不甘人後，鬥蟋也鬥得蜩螗沸羹，不亦樂乎。還有資料表明，抗戰時期，全國區域性性的鬥蟋比賽仍是「雷打不動」，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滬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達到歷史高xdx潮蟋蟀，這上蒼派來人間的「歡樂小天使」，面對國人歷千載而不衰的鬥蟋潮，也不得不為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懾於金錢的淫威，而乖乖俯首聽命了。
四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都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心靈之樹上的果實。
近些年來，國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樂及一些有趣的群體行為，均提純到文化的層面去追根溯源，去詮釋闡解，併成為一種習尚和時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傳統文化，紛紛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這自在情理之中；園林文化、建築文化、服飾文化等等，成為學人的研究課題，當也不穿鑿附會；至於猴年有人話猴文化，鼠年有人說鼠文化，兔年有人論兔文化，便顯得「文化」的價值大為貶值；再至於新近有人在小報上提出什麼菸草文化、廁所文化、廚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覺得是鑿空之論，郢書燕說了。當今，「文化」一詞使用頻率之高，已使我們感到這個詞彙的「通貨膨脹」。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有專家學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幟。不明就裡的人們聽到還有這種「蟲文化」，難免忍俊不禁。歷史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見證，只要我們對古往今來的中國有關蟋蟀那捲帙浩繁的典籍進行研讀，只要我們從萬籤插架的書海里，去搜尋那些關於蟋蟀的忽明忽暗的歷史鱗片進行組合，便會驚愕地發現：那藏在書頁裡「小精靈」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鬥，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們在傳統文化的長河裡沉浮；而與「小天使」相關連的諸多學科與藝術領域，會把我們引進蟲學與美學的「高等學府」。
琴棋書畫、花鳥魚蟲，古稱「八藝」，向被視為高官貴爵、文人騷客、隱士逸民修身養性的雅文化。在「八藝」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華舍，普及民間。秋野勞作的農夫，捉得一對鬥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觀；山間秋牧的頑童，捕到一隻蛐蛐，放入葦編小籠，投進幾顆青豆，便可夜聽其唱……
人在親近自然的靜觀中，在滲透自然的默察裡，與「歡樂小天使」的心靈得以同化，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雛形。
《詩經》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鳴蟲所引發的。自春秋戰國以來，吟述蟋蟀的詩文不可勝記，自宋代以後，關於鬥蟋的民謠、歌訣也不絕如縷……鬥蟋之戲的普及性及博彩性決定了鬥蟋文化的雅俗共賞，瑜瑕互存。
惡貫滿盈的亂臣賊子，死後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們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隨著其屍骨入土。「蟋蟀宰相」賈似道卻似乎是個例外，他編纂的《促織經》竟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看來，這位奸相不僅只善於漁獵美色與寶玩，而且還工於蒐羅天下關於詠記蟋蟀的妙文及民間畜養鬥蟋的秘方及歌訣。《促織經》分上下兩卷，集「論賦、論形、論色、論養、論病」於一冊。今人讀來，除覺個別處缺乏科學依據外，通篇都是人們長期捕蟋、畜蟋、鬥蟋經驗之結晶。致使後來的蟋事研究者想繞也繞不開這奸相的著作，成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讀書。
習俗往往是人類文化生活的嚮導。隨著鬥蟋熱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詩文灼閃才華的明人袁宏道，於萬曆年間著有《促織志》。此文分「論畜、論似、論體性、論色、論形、論病、名色、養法、治法、總論」等章節，對蟋事抽絲剝繭，言必有中，讀來文采郁郁，辭藻華贍。寫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禎七年進士劉侗，也撰有《促織志》。文中分「產、捕、辨、材、鬥、名、留、俗、別」等段落，也將蟋事寫得如畫如真，妙趣橫生。自明至民國，有關蟋蟀的鑑譜、秘要之專著多達十餘部。其中民國時期李石孫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譜》，是自宋以降，文人學者與玩家歌詠、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愛因斯坦有言：「科學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銳性和清晰性。」
當我漫遊於自宋以來國人對蟋事研究的書林裡，不得不驚歎：即使最博學的昆蟲學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學家，也難以對小小蟋蟀做出這般纖毫無誤的鉤稽與考究。
在一般人看來，蟋蟀這個小精靈，雖然五顏六色，但不外青、紫、黃、黑、紅、白等，而經歷代玩家及愛好者的辨析，僅青色蟋蟀，古譜上就離析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葉青、竹葉青、蘆花青、生蝦青、熟蝦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鐵青等凡30餘種，而且每種青色均有歌訣描繪。即使對色彩尤為敏感的油畫家，見青之色竟有這多種，也會擊碎唾壺。
古譜中對紫、黃、黑、白、紅諸色，也復如斯。在尋常人看來，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兩須、兩牙、兩尾、六爪，在形體上差異並不大。而歷代蟲家憑著那機敏銳利的目光和對大自然多種昆蟲的感知，卻將鬥蟋的形狀進行了細化加形象化，古譜記有「蝴蜂形、螻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棗核形、龜鶴形、土狗形、蝦脊形……」等近20形，且每種形態，亦有歌訣論之。如《論蚱蜢形》歌日：「頭大肩尖腿腳長，秀釘模樣最難當(難以抵擋之意)。側生身分高而厚，鬥到秋深贏滿場。」
選蟲如選將。經歷代玩家之實踐，古譜上對蟋蟀的須、頭、額、眼、牙、項、背、翼、爪、腹、尾等每一個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說，就連人們用肉眼極難觀察到的比米粒還小的蟋蟀之鈴門(即肛門)及其排便情況，古譜上亦有準確的考釋：蟲糞細小且堅實，說明蟲之強壯；糞粗且酥軟，證明蟲之孱弱；如果鈴門紅若塗朱，是為難得的驍勇之將；倘若鈴門色成薑黃，則蟲已近垂暮之期；而鈴門發黑，則是罹病之兆……
歷代蟲家薪盡火傳，對小小蟋蟀的食、飲、住、行乃至生活隱私，也記述得細緻入微。明本《重刊訂秋蟲譜》中，載有「促織三拗」，說的是蟋蟀有悖常規的三種行為：一是鬥蟋在交鬥時，勝者嗚叫而敗者無聲；二是雄、雌蟋交配時，雌蟋壓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後的雄蟋，鬥時情緒亢奮，變得更加勇猛……
辨別蟋之鳴聲，是選將拔帥的要訣之一。令人嗟訝稱歎的是，歷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靈敏得如同當今的聲譜儀，在一片蟋鳴中，他們竟能分得出：哪是獨處的蟋蟀怡然自得的「嗚叫聲」；哪是受擾蟋蟀向其同伴發出的急促的「警戒聲」；哪是相鬥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競鬥聲」；哪是尋歡的鬥蟋向雌蟋唱出的纏綿的「求愛聲」，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時哼出的亢奮的「做愛聲」……
國人對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謂卓矣，越矣，顯矣，著矣，精矣，絕矣。倘若自明以來的袁宏道、劉侗、李石孫輩再世，他們足可挾其著述，款款走進當今的高等學府，去客串講授——「動物界之節肢動物門之昆蟲綱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識，即使將他們聘為昆蟲學博導，也能名至實歸。
在蟋蟀文化中，還有一道奇異的風景線：歷年鬥蟋，每歲產生的蟲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編寫的《功蟲錄》。錄中，對每秋「殿試」中躍過龍門的「蟲狀元」、「蟲將軍」皆「誥封」賜名，並對蟲的形貌、體長、身重、顏色及所鬥場次及戰場表現，皆一一形象化地備述。述後，還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頌詩。
清《功蟲錄》載，寧陽有一小蟲獨佔整頭後，即被「誥封」為「驍勇大蟲王青金翅」。對該蟲，錄中有無名氏頌詩四首，其三雲：
項闊頭圓體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儀。
諸雄膽破倉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這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現象，這是舊中國有閒階級和幫閒文人對小蟲「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間，每一種生命都有其獨具的自然法則。小小蟋蟀從羽化成蟲到死，僅有三幾個月的時光，故被稱為「百日蟲」。它們鑽土為穴，以五穀雜糧為主食，間啜其它昆蟲。蟋蟀是寬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懷中的小乖乖，上蒼給了它們最大的自由。然而，當它們被人們玩於股掌之上後，尤其從唐代開始被「召進」皇宮後，它們在失去自由的同時，也蟲分五等，身有九級。這小乖乖們被人為地拉開了「階級的差距」，生活的差別。
皇族鼎貴，為炫示富有和滿足人性中的虛榮心，對小蟲兒的吃住，進行了極為奢華的安排。金編銀鑄的小籠，瑪瑙雕成的蟲樓，碧玉鏤鐫的蟲室，無不小巧玲瓏，精美絕倫。這足令身棲草棚茅舍的農夫發出「人不如蟲，蟲比人貴」的喟嘆。
至宋代，玩家們漸次發現，小蟲兒有喜陰避光的習性，這才將它們從金玉之舍中解脫出來，讓其改為盆居。在英語中，陶瓷是中國的同義語。而小蟲盆居，更能讓皇室鉅富去顯示花樣繁多的奢靡。從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賈似道官號)、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蟲盆，其盆體、盆蓋上，莫不描金繪彩，有的甚至鑲有珍珠和寶石。盆體、盆蓋上的塑雕及圖案，或仿青銅，或摹漢魏，或肖臉譜，或雕雲鶴，或鏤獅球，或刻龍描鳳……在不大的蟲盆上，魏紫姚黃，爭奇鬥豔，竟把中國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極致。
皇室裡的蟲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為玉製，飲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鈴房，提蟀交鬥時用的過籠，皆由官窯燒製，其圖案之精美，顏色之絢麗，足也令人眼花繚亂。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撥下才會交鬥。農家小兒折根黃草當芡草，既能順應蟲性也能玩個盡興；而皇家和貴權用的芡草，則常是鼠須或貂鬣所精製，而芡筒則是象牙鏤空而成…—．
如果將這些宮廷及王公們使用的集「詩、書、畫、鏤、塑、雕、鑄、鍛、燒」於一體的蟲盆、蟲具匯聚一起，足可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長廊。
難怪當今最負盛名的大鑒賞家、大收藏家、學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飽覽民國時富家養蟲的精舍美器後，在《秋蟲篇》一文中，不乏風趣地寫道：「……我有時也想變成蛐蛐，在罐子裡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來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過籠，長嘯幾聲，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顯貴為蟋事，曾消耗了國人多少聰明才智，曾揮霍了國象多少金銀資財!倘若明清時當權者把玩蟋的濃興移出半分去倡導科學與民生，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於在清末被列強那一條條、一款款辱國條約的利刃，戳成碎片……
《論語》中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儒家文化那龐大而影響深遠的思想體系，早巳無孔不入地滲透在國人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感情狀態之中，當然也不會不氤氳於「蟋蟀文化」裡。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馬比君子，常被歷代有良知的文化人，來闡釋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織有「三德」，同是清人的馮芫霽雲則雲蟋蟀有五德：「鳴不失時，是其信也；遇敵必鬥，是其勇也；寒則歸宇，識時務也；傷重致死，是其忠也；敗則不鳴，知恥辱也。」但這種聲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鬥蟋大潮中，畢竟顯得力弱音微。
……
中國的蟋蟀文化，不謂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顆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來，很難分辨它是澀，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鬥蟋隨筆》，實際上是一本近代「功蟲錄」。書中記有從清光緒二十一年到民國二十九年的46年間，全國鬥蟋決出的「功蟲」，計有26只。因《鬥蟋隨筆》的手抄本發現時巳殘缺，人們能讀到的功蟲只有21只，其中山東蟲佔17只，寧陽獨佔8只。作為一縣之地，寧陽在全國當是無出其右。
從明清以來，山東便被玩蟲者譽為「蟋蟀王國」，而寧陽、寧津名蟲產地所產之蟲，又是這「蟋蟀王國」中的「御林軍」。
古譜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脈靈秀之地，燥溼得宜之壤。」
凡於秋日來寧陽的玩蟲人，看罷這裡的錦山秀水後，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蟲王應該產生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