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的尊嚴

我在前一章裡已經討論過人類的不免一死和在動物界裡的地位，以及人類文明本質上因此而發生的後果。可是我們覺得這個輪廓還不完全，我們還需要一種用以造成一個關於人類天性和人類尊嚴二者聯合而成的圓滿觀念。噢，有了，人類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找尋的名詞！我們必須對這一點多加說明，我們必須瞭解這尊嚴是由什麼東西所造成，否則就會有謬誤，而失掉它的蹤跡。尤其是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和後代，我們隨時有失掉我們尊嚴的危險。

如果你一定說我們是動物，那麼你以為人類是最奇妙的動物嗎？這一點我很同意。只有人類發明了一種文明，這就是難能可貴的事情。世間也許有形式更優良，構造更完美的高超動物，如馬就是一例；其他如獅子，則有著更優美的肌肉；狗有著更靈敏的嗅覺，更馴良、更忠義的心地；鷹有著更銳利的視覺；鴿子有著更清晰的方向感覺；螞蟻有著更節儉、更有紀律、更有勞作的能力；鳩鴿和鹿有著更溫順的脾氣；牛有著更大的忍耐性和滿足性；百靈有著更悅耳的歌喉；鸚鵡和孔雀有著更美麗的服飾。最後還有猴子有著一種更好的才能，使我比較喜歡猴子而不喜歡上述那些動物。人類因有一些猴子的好奇心和聰明，所以我就寧願做人。就算螞蟻像我上面所說，比我們有著更合理、更有紀律的社會，有著一個比今日西班牙更穩固的政府，可是它們沒有圖書館和博物院，是不是？假如螞蟻或象有一日發明一個大望遠鏡，或發現一顆新行星或預知月蝕的時候，或海豹假如能有一日發現微積分學，或海獺能夠開浚巴拿馬運河，我便要把錦標贈給它們，稱它們為世界之主和宇宙的主宰。現在我們覺得很可自負，不過，這可以使我們足以自負的究是什麼東西？和人類尊嚴的精華究竟在哪裡？最好都把它探索出來。

我在本書的卷首已約略暗示過，這種人類的尊嚴是由放浪者（中國文學上所尊敬的人物）的四種特質所造成。就是：一種嬉戲的好奇心，一種夢想的能力，一種糾正這些夢想的幽默感，一種在行為上任性的、不可測度的質素。這些特質併合起來便是由美國的個人學說所蛻變而來的中國人的觀念。中國文學上所表現的放浪者是一幅極其生動的個人主義者的肖像，擁戴美國個人主義最有力的文學家惠特曼（waltwhitman）之所以被人家稱為「偉大的閒逸者」，確是有來由的。

近乎戲弄的好奇：人類文明的勃興

人類的放浪者怎樣開始去爬上文明的山巔？他的遠大的前程，或他的發展中的智力，事先可有一些什麼徵兆？這問題的答案，無疑地便是人類有一種嬉戲的好奇心，他開頭就用他的雙手去摸索，把一切東西都翻過來考驗研究，像猴子在閒逸的時候把同伴的眼皮或耳朵撥開來，捉一捉蝨，或竟是無目的地翻著玩玩。你到動物園去看一對猴子在彼此玩弄耳朵，便可意會到一個牛頓或一個愛因斯坦的前程。

人類以手去做嬉戲摸捉的活動形象，實是一個科學上的真理，而不僅是一個形象。當人類能夠把身體直立起來，變成了兩足動物後，他的雙手已得到了解放，人類文明的根基就這樣造了起來。我們甚至在貓的身上，當它們的前肢不必擔負走路和支撐身體的任務時，也常可以看見這種嬉戲的好奇心。貓和猴子都有產生文明的可能，只可惜雖然猴子的手指因為攀握樹枝，已經有了特異的發展，而貓掌依然還是一個掌——一塊塊的肉和軟骨造成的東西。

讓我暫時忘掉我不是一個及格的生物學家，而由這兩隻手的解放來考據一些人類的文明興起，因為我有幾句話要說，不過這話也許已經有人說過亦未可知。直立的姿勢和雙手的解放發生了極重大的後果。這使人類開始能夠運用器具，產生了謙遜的意識，而且征服了女人；在這方面也許還有語言的發展，以及嬉戲的好奇心，和探索本能的增強。大家都知道人類文明是由發現器具而開始，而這種發現就是因為人類曉得怎樣運用他的雙手的結果。當那隻大人猿的一部分身體由樹上伸下來時（也許因為他的身體太笨重吧），它的進化有兩種趨向，不是變成用四隻腳走路的狒狒，就是變成學用兩隻後腳走路的猩猩。由此可以猜想到人類的祖先一定不是狒狒，因為狒狒的前掌太忙了。在另一方面，猩猩至少已經能夠直立起來，因此兩隻手可以得到自由，這種自由在全世界的文明發展上，它的意義是多麼重大啊！那個時候，這人猿一定已經學會用手去採摘果子，而不必再用他的大顎。不久之後，他就居住在高崖上的山洞裡，能搬起石頭，由崖上滾下來攻打他的敵人。這是人類所用的第一個器具。我們可以想像到他當時怎樣地無時無刻用雙手去探索操縱，漫無目的地攫取著各式各樣的東西。他在漫無目標的摸索之中，偶然摸到一些尖銳的燧石或凹凸稜角的石塊，而發覺比圓形的石塊更適於鬥爭殺戮。把東西翻覆察看的簡單動作，例如：看看耳後或耳前的簡單動作，一定已經增加了他對一切東西的思考力，因而增加了他腦中的印象，於是他的頭腦的前部因受刺激而發育起來。

我相信人類對於性慾方面的羞怯觀念——這在動物是完全沒有的——其原因也是由於這種直立的姿勢。因為這種直立的姿勢（造物主在創造萬物的時候也許不曾有過這個意思）使身體後面的某些部分，立刻變成了身體的中心。而本來是在後邊的東西，現在卻在前邊了。此外還有其他不良的部位調整與這種新姿勢有關，這些不良的部位調整尤其影響到女人，使她們時常發生流產及月經方面的煩惱。依解剖學說來，我們的肌肉構造原本是根據四足動物而成。例如，當母豬懷胎的時候，它就很合理地將它的胎兒由身上的橫脊骨懸掛下來，像已洗滌乾淨的衣服曬掛在一條繩索上一樣，重量的分配非常均稱。如果要懷孕的女人直立著，正如把那繩索垂直起來，而仍希望掛在上邊的衣服保持著原來的地位。我們的腹膜肌肉是極端不適於這種姿勢的：如果我們本來是兩足動物，那麼這種肌肉一定會很適宜地連在肩膀上，而一切也比較合理稱職。對於人類的子宮和卵巢的構造有著相當研究的人，在看見這些東西能保持原來的位置並且發生了它們本來的作用，而並沒有脫節和引起更多的月經煩擾等等時，應當感覺奇怪。月經的整個神秘現象還沒有人有過滿意的解釋，可是我卻非常相信縱使卵巢裡的卵子有按期更換的必要，我們敢說這種機能的現時程式實是太不適當、太冗長和太痛苦，我相信現在這些缺點都是二足的姿勢所造成。

於是便發生了女人屈服的事情，而人類社會及其現在的特徵或許也就這樣發展起來。假如人類的母親能以四足走路，我想絕不會被她的丈夫所征服。這裡有著兩種力量同時在進行。在一方面當時男女已經是閒逸的、好奇的、嬉戲的動物，好色的本能有了新的表現。接吻還不夠快樂或完全美滿，這點我們可由兩隻黑猩猩用堅硬的、突出的下顎互相接吻的情形看出來。可是有了手卻產生出一些較靈巧較溫柔的新動作：輕拍、撫摩、搔抓、擁抱，這些完全是因為互相捕捉身上的蝨子而偶然發現的。假如我們多毛的人類祖宗身上沒有蝨子，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不會有抒情詩之類的東西產生，所以對於這好色本能的發展一定是有著很大幫助。

在另一方面，那兩足而懷孕的母親，現在須過著長期的、微弱無力的、一籌莫展的生活。在較早的時候，當人類對於直立的姿勢還沒有完全適應時，我知道那懷孕的母親如要帶著她的重負到各處去走動，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在腳腿和後跟還沒有完全改變成功，盤骨還沒有向後突出，而使前面的負擔可以平衡的時候。在最早的時期，直立的姿勢尚是拙劣不便的，所以一個洪積期的母親一定會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匍匐而行，以減輕其背脊的疼痛。人類的母親因為有了這些不便利，和其他方面的女人的困難，於是便開始運用其他的手段，而以愛情為媒介，但因此便失掉了她的一些獨立精神。她在這種困於床褥的時候，當然需要人家的安慰和體貼啊！並且直立的姿勢使嬰孩難於學步，因此，總須經過一段長的嬰孩時期方能走路，但小牛或小象幾乎一齣世就會走路，而初生的嬰孩卻要二三年的工夫才能學會。擔任養育嬰孩的責任除了母親外還有更適宜的人嗎1？

於是人類走上了一條嶄新的發展之路。廣義的性問題開始渲染了人類的日常生活；人類社會就是依據這一個事實而發展起來的。女人比其他的雌性動物——黑女比雌虎，伯爵夫人比雌獅——更有著女人特具的女性化，更始終不變地成為女性。在文明的意義上說來，男女開始有了明顯的分野。從前是男人注意修飾，現在卻是女人專意修飾了；她們第一步想必是把臉上和胸前的毫毛拔去。這不足為怪，純然是生存策略之一，在動物間尤其明顯。老虎有攻擊的策略，烏龜有退避的策略，馬匹有逃走的策略——究其目的，無非是求生存。女性的可愛和美麗，以及溫柔的和狡猾的手段，在生存目的上自有其價值。男人有著較強壯的臂膀，跟他們戰鬥是不能取勝的；所以惟有賄賂他，諂媚他，博他的歡心，這便是現代文明的特性。女人不用抵抗和進攻的策略，而用迷惑的手段，不用武力去達到她的目的，而盡力用溫柔的方法去求實現。所以總括的說，溫和即文明。我認為人類的文明是由女人開始的，而不是由男人。

同時，我也認為在說話（即今日之所謂語言）的進展史上，女人也比男子佔著更重要的地位。說話的本能在女人是得天獨厚的，所以我深信她們對於人類語言的演進，一定有著比男人更重大的貢獻。我想古代的人類一定是沉默寡歡的動物。當男性人猿離開洞穴去打獵時，鄰居的女人在她們的洞穴前無所一事，一定談論威廉是否比哈羅好，或哈羅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羅昨晚多情得討厭，他性子多麼暴躁。我想人類的語言必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此外別無他途。人類以手去取食，使鄂部不必再擔負去拿食物的任務，結果使顎部逐漸低平，逐漸變小，這對於人類語言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這種姿勢最重要的結果，是把兩手解放了，使它們可以把東西拿起來觀察研究，像猴子捉蝨為樂那樣，這種動作便是研究精神發展的起點。今日的人類進步大抵還須歸功於捕捉那些擾亂人類的蝨子。一種好奇的本能也發展出來了，使人類的靈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戲的態度去探究各種題目和社會疾患。這智慧上的活動和尋索食物並沒有關係，而完全是一種人類精神上的訓練。猴子捉蝨的目的，不是想把它們吃掉，而是當一種遊戲玩著。這便是有價值的人類學術和智識的特徵，對事物本身發生興趣，心中存著嬉戲的、閒逸的慾望想把它們瞭解。而並不是因為那種學問可以直接使我們的肚子不餓。（如果這裡有自相矛盾的話，那麼，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對於自相矛盾這件事是覺得快活的。）我以為這是人性的特徵，對於人類尊嚴有著極大的幫助。追求知識的方式，不過是一種遊戲：所有一切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以及創立過有價值的偉大事業者，他們都是如此的。從事醫學研究的人覺得對微菌所引起的興趣比對人類更大；天文學家很起勁地記錄一顆距離我們有幾萬萬里遠的星星的動作，雖則這顆星星對於我們人類一點沒有關係。一切動物，尤其是年輕的，都有這種遊戲的本能，但也只有人類把這種嬉戲的好奇心發展到值得重視的地步。

因此，我痛恨一切的檢查員，以及想統制我們思想的機關或政府，我相信這種檢查員和統治者是在有意無意間侮辱人類的智慧。假如思想自由是人類心智最高貴的活動，那麼壓制思想自由應是人類間最卑鄙的舉動。尤里披第（euripides）對於奴隸一詞所下的定義也就是：一個喪失思想自由或意見自由的人。所以每一個專制政體便是製造尤里披第型奴隸的大工廠。我們在這二十世紀的世界裡，在文化的國度裡，不是有著很多的奴隸例證嗎？所以每一個專制政體，不問它是什麼方式，在智慧方面總是退化的。在中世紀時代，尤其是在西班牙的宗教肅清時代，更可以看得到這種現象。短視的政治家或傳教士也許以為信仰和思想的一致會有助於和平和安寧，可是由歷史的眼光看來，其結果會使人類的性格消沉下去。專制者對於一般的人民一定抱著極度的輕視，他們不但要控制一個民族的外表行為，並且也想統制人民內心的思想信仰。他們有一種很歪曲幼稚的念頭，相信人類的心智都可以適應這一種一致的規定，相信他們會依著政府宣傳官或宣傳部長的訓令，照著命令去喜歡或憎惡一本書、一首大樂曲或一部電影。每一個專制政府都想要把宣傳和文學混合起來，把那崇拜活的統治者思想和宗教思想混合起來。

無論如何，這是辦不到的，如果思想的統制者和人類的天性違背得過分，即等於他們在散播失敗的種子。孟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世界上的強盜，再沒有比劫奪我們思想自由的罪惡更大的了。如果我們失掉了思想自由，那還不如匍匐而行，承認兩足走路是一個錯誤，而回返到三萬多年前的原來姿勢。依孟子的話講起來，人民怨恨這個強盜，比之統制者的蔑視人民，其程度是一樣的厲害，也一樣的深刻。強盜劫去的東西越多，人民越恨他。世間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比我們智慧上的、道德上的或宗教上的那種信仰更寶貴、更個人化、更親切，所以那個剝奪了我們信仰自由的人，必引起我們心裡最深的痛恨。但是這種愚笨行為在專制者是很自然的，因為專制者根本是智慧上的退化分子。人性的反動力和人類良知的不可征服的自由，總會有一天反過來對專制的統治者給予一個打擊。

論夢想

有人說過，不知足是神聖的；我卻以為不知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號的陰沉動物，在動物中，我只看見黑猩猩有一個真正憂鬱的面孔。我往往覺得這種動物很像哲學家，因為惟有哲學家才會有憂鬱和沉思的表情。牛似乎不會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為它們看起來是那麼知足；象也許會懷著盛怒，可是它們那不斷擺動象鼻的動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懷中的一切不滿都排除。惟有猴子能夠顯示出徹底討厭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夠偉大啊！

九九歸原的說起來，哲學或許是由討厭的感覺而開始。無論怎樣，人類的特徵便是懷著一種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種憂鬱的、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類住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還有夢想另一個世界的能力和傾向。人類和猴子的差異點也許是猴子僅僅覺得討厭無聊，而人類除討厭無聊外，還有著想像力。我們都有一種脫離舊轍的慾望，我們都希望變成另一種人物，大家都有著夢想。兵卒夢想做伍長，伍長夢想做上尉，上尉要想做少校或上校。一個氣魄寬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當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詞語說起來，他僅僅稱之為服務人群的一個機會而已。在事實上講起來，這種工作確沒有什麼別的意義。老實說，瓊·克勞馥（joancrawford）對於自己並不像世人那麼注意，珍妮·蓋諾（janetgaynor）對於自己也不像世人那麼注意。世人對一切偉人說：「你們不都是很偉大嗎？」如果那些偉人真正是偉大的，他們總會回答：「偉大又算什麼呢？」所以這個世界很像一家照選單零點的餐館，每一個顧客總以為鄰桌顧客所點的菜餚，比他自己所點的更有味、更好吃。一位現代中國大學教授說過一句詼諧語：「老婆別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這種意義上說來，世間沒有一個人會感到絕對的滿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個人，只要這另一個人不是他現在的自己。

這種特性無疑地是由於我們有想像力和夢想才能。一個人的想像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滿足。所以一個富於想像力的小孩，往往比較難於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樣陰沉憂鬱，而不像牛那樣地感到快樂知足。同樣離婚的案件在理想主義者和富有想像力的人們當中，一定比無想像力的人們多。一個理想中的終身伴侶的幻想會生出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這種力量若在缺乏想像和理想的人們便永遠不會感覺。籠統地說來，人類有時也被這種理想的力量引入歧途，有時則輔導上進；可是人類終是完全靠這種想像力而進步的。

我們曉得凡是人都有志向和抱負。有這種東西是可貴的，因為志向和抱負大都被視為高尚的東西。無論個人和國家，都有夢想，我們的行動多少都依照夢想而行事。有些人比一般普通人多做了一些夢，正如每個家庭裡都有一個夢想較多的孩子，或是有一個夢想較少的孩子。我得承認我私下比較喜歡那個有夢想的孩子，雖則是個比較憂鬱的孩子，也沒有關係；他有時也會享受到更大的歡樂、興奮和狂喜。我覺得人類的構造和無線電收音機很相像，所差者我們收來的不是播來的音樂，而是我們自己所產生的觀念和思想。有些靈敏的收音機能夠收到其他收音機所收不到的短波，因為這些更遠更細的音樂不大容易收到，所以更覺寶貴。

而且我們幼時的那些夢想並不是沒有實現性的。這些夢想常和我們終身共存著。因此，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選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話，我頗願做個安徒生。能夠寫美人魚（themermaid）的故事，想著那美人魚的思想，渴望著到了長大的時候到水面上來，那真是人類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樂了。所以，無論一個孩子是在屋頂的小閣上，或在穀倉裡，或是躺在水邊，隨處都有他的夢想，而這些夢想也是真實的。愛迪生、史蒂芬生、司格德（sirwalterscott）這三個人在幼年時都夢想過。這種奇妙的夢想，結出了最優美最瑰麗的果。但是較平庸的孩子也曾多少有過這些夢想。他們夢想中的幻象或許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感覺到的快樂是一樣的。每個小孩子都有一顆思慕的和切望的靈魂，懷著一種熱望去睡覺，希望在早晨醒轉來時發現他的夢想已成為事實。他並不把這些夢想告訴大家，因為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長的自我的一部分。小孩子的夢想當中有些較為清晰，有些較模糊，清晰者產生了迫使這夢想實現的力量；而那些較不明晰的便在長成的時候逐漸消失。我們一生中總想把我們幼時的夢想說出來，但是，「有時還沒有找到我們所要說的話，我們已經死了。」

講到國家也是這樣，她也有其夢想。這種夢想可以經過許多的年代和世紀，依然存在著。有些夢想是高尚的，有些卻是歹惡的。征服人家，和那些獨霸世界一類的夢想，都可說是噩夢；這種國家比之那些較有和平夢想的國家不安得多。不過另外也還有較好的夢想，夢想著一個更好的世界，夢想著和平，夢想著各國和睦共處，夢想著減少殘酷，減少不公平，減少貧窮和痛苦。噩夢常想破壞好夢，因之，二者之間不斷地搏鬥苦戰。人們為夢想而鬥爭，正如為財產而鬥爭一樣。於是夢想即由幻象的世界走進了現實的世界，而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一個真實力量。夢想無論怎樣模糊，總潛伏在我們心底，使我們的心境永遠得不到寧靜，直到這些夢想成為事實才止；像種子在地下一樣，一定要萌芽滋長，伸出地面來，尋找陽光。所以夢想是真實的。

我們有時也會有混亂的夢想和不符現實的夢想，那是很危險的。因為夢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之一。一個做夢者常常夢想要逃避這個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要逃避到哪裡去。知更鳥常常引動浪漫主義者的幻想。人類有一種熱烈的慾望，想把今日的我們變成另一種人，脫離現在的常軌。只要是可以促成變遷的事物，一般人便趨之若鶩。戰爭總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使城市裡的事務員有機會可以穿起軍服，紮起綁腿布，可以有機會免費旅行；同時在戰壕裡已經度過三四年生活的兵士，而覺得厭倦了的時候，休戰也是情願的，因為這又使他們有機會回家再穿起平民的衣服，打上一條紅領帶了。人類顯然需要這種刺激。假如世界真要避免戰爭的話，最好各國政府行一種制度，每隔十年募集二十歲至四十五歲的人，送他們到歐洲大陸去做一次旅行，去參觀博覽會一類的盛會。現在英國政府正在動用五十萬萬英鎊去重整軍備，我想這筆款子儘夠送每個英國人民到利維埃拉（riviera,法國東南地中海邊名勝區）去旅行一次了。他們以為戰爭的費用是必須的，而旅行是奢侈。我覺得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須的，而戰爭才是奢侈哩。

此外還有其他的夢想，如烏托邦的夢想和長生不老的夢想。長生不老的夢想雖則也像其他的夢想一樣地模糊，但是十分近於人情，而且是極其普遍。不過人類如果真的可以長生不死，到了那時恐怕他們也要不知所為。長生不死的慾望，跟站在另一極端的自殺心理屬於同類。二者都厭惡這世界，以為現在的世界還不夠好。如果問為什麼現在的世界還不夠好呢？我們只要在春天到鄉間去遊覽一次，就能知道這句問話是不應該問而覺得驚異了。

烏托邦的夢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僅是一種信仰另一世態的心境，不管它是什麼一種世態，總之只要和現代人類的世態不同就是了。理想的自由主義者往往相信本國是國家中最壞的國家，他所生活的社會是最壞不過的社會。他依然是那個在餐館裡照單點菜的傢伙，相信鄰桌所點的菜總比他自己所點的好吃。《紐約時報》「論壇」的作者說：在那些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只有俄國的聶泊水閘是一個真正的水閘，而民主國家永遠沒有建築過水閘。當然也只有蘇聯才造過地底車道。在另一方面，法西斯報紙告訴他們的人民說，只有在他們的國度裡，人類才找得到世界上惟一合理的、正確的、可行的政體。烏托邦的自由主義者和法西斯的宣傳主任，他們的危險便在這裡。為糾正起見，他們必須有一種幽默感。

論幽默感

我很懷疑世人是否曾體驗過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對於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機能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化學上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經驗的根本組織。我們須預設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喪失了一個帝國，或者如一個美國人所說，使德國人民損失了幾十萬萬元。威康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許會笑，可是在公共場所中，他鬍鬚總是高翹著，給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遠在跟誰生氣似的。並且他那笑的性質和他所笑的東西——因勝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德國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笑，或對什麼東西應該笑。他的夢想是脫離笑的管束的。

據我看來最深刻的批評就是：民主國的總統會笑，而獨裁者總是那麼嚴肅——牙床凸出，下頷鼓起，下唇縮排，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閒的事情，好像沒有他們，世界便不成為世界。羅斯福常常在公共場所中微笑，這對於他是好的，對於喜歡看他們總統微笑的美國人也是好的。可是歐洲獨裁者們的微笑在哪裡？他們的人民不喜歡看他們的微笑嗎？他們一定要裝著吃驚、莊嚴、憤怒，或非常嚴肅的樣子，才能保持他們的政權嗎？我所讀到的關於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說他在私生活中是極其自然的。可是獨裁者如果非裝做憤怒或自負的樣子不可，那麼獨裁製度裡一定有什麼彆扭的地方，整個心性必都有錯誤。

現在我們討論獨裁者的微笑，並不是無聊地尋開心；當我們的統治者沒有笑容時，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他們有的是槍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當我們冥想這個世界，由一個嬉笑的統治者去管理時，我們才能夠體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說，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那麼世界便有救了。因為幽默一定和明達及合理的精神聯絡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會辨別矛盾、愚笨和壞邏輯的微妙力量，使之成為人類智慧的最高形式，我們可以肯定，必須這樣才能使每一個國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讓蕭伯納代表愛爾蘭，史梯芬·李可克（stephenleaclck）代表加拿大；切斯休頓（hesterton）已經死了，可是伍德郝斯（dehouse）或愛多斯·赫胥黎（aldoushuxley）可以代表英格蘭。威爾·羅傑（willrogers）可惜已經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個美國代表。現在我們可以請勞勃·本區雷（robertbenclhey）或海·胡德·勃朗（heywoodbroun）去代替他。義大利、法國、德國、俄國也有他們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這些人物在大戰的前夕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我想無論他們怎樣拼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歐洲的大戰來。你會不會想像到這一批國際外交家會掀起一次戰爭，或甚至企謀一次戰爭。幽默感會禁止他們這樣做法。當一個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戰時，他們是太嚴肅了，他們是半瘋狂的。他們深信自己是對的，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具有健全常識的幽默家是不會這麼樣想。你可以聽見蕭伯納在大喊愛爾蘭是錯誤的，一位柏林的諷刺畫家說一切錯誤都是我們的，勃朗宣稱大半的蠢事應由美國負責，可以看見李可克坐在椅子上向人類遭歉，溫和地提醒我們說，在愚蠢和愚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自譽強過其他民族。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戰又何至於能引起呢？

那麼是誰在掀起戰爭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計劃的人、謹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愛國的人，那些有「服務」人類慾望的人，那些想創造一些事業給世人一個「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麼場地裡造一個騎馬的銅像，來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地，那些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時，也就是最懦弱而糊塗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氣、深刻和機巧。他們永遠在處理瑣碎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那些心思較曠達的幽默家更能應付偉大的事情。如果一個外交家不低聲下氣地講話，裝得戰戰兢兢、膽怯、拘束、謹慎的樣子，便不成其為外交家。——事實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國際幽默家的會議來拯救這世界。我們大家都充分地潛藏著這種所謂幽默感的東西。當歐州大戰的爆發，真在一髮千鈞的當兒，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經驗」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於低聲下氣講話的，那些最會裝得戰戰兢兢、拘束、謹慎的模樣的，甚至那些最切望於「服務」人類的外交家，在他們被派遭到會議席上去時，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開會議程中，撥出十分鐘的辰光來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體外交家必須參加，那麼任何戰爭仍舊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