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有了這個無底洞，自須填滿。那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有這個肚子，它的影響確已及於人類歷史的過程。孔子對於人類的天性，有著深切的瞭解，他把人生的大欲簡括於營養和生育二事之下，簡單地說來，就是飲食男女。許多人曾抑制了色，可是我們不曾聽見過有一位聖人剋制過飲食。即使是最神聖的人，總不能把飲食忘記到四五小時之上。我們每隔幾小時腦海中便要浮起「是吃的時候了吧？」這一句話，每天至少要想到三次，多者四五次。國際會議在討論到政治局勢的緊要關頭時，也許因吃午餐而暫告停頓。國會須依吃飯的鐘點去安排議程。一個需要五六小時之久而礙於午餐的加冕典禮，將立被斥為有礙公眾生活。上天既然賦予了我們肚子，所以當我們聚在一起，想對祖父表示敬意的時候，最好是替他舉行一次慶壽的宴會。
所以這是不無原因的，朋友在餐席上的相見就是和平的相見。一碗燕窩湯或一盆美味的炒麵，對於激烈的爭辯，有緩和的效用，使雙方衝突的意見，會和緩下來。叫兩個空著肚子的好朋友在一起，總是要發生齟齬的。一餐豐美的飲食，效力之大，不只是延長到幾小時，直可以達到幾星期，甚至幾個月之久。如果要我們寫一篇書評去罵三四個月以前曾經請我們吃過一餐豐盛晚餐的作家的作品，我們真要猶豫不能落筆。正因為如此，所以洞燭人類天性的中國人，他們不拿爭論去對簿公庭，卻解決於筵席之上。他們不但是在杯酒之間去解決紛爭，而且也可用來防止紛爭。在中國，我們常設宴以聯歡。事實上，也是政治上的登龍術。假使有人去做一次統計的話，那麼他便會發現一個人的宴客次數與他的升官速度是有一種絕對的關係存在的。
可是，我們既然天生如此，我們又怎能背道而行呢？我不相信這是東方的特殊情形。一個西洋郵務總長或部長，對於一個曾請他到家裡去吃過五六次飯的朋友和私人請託，怎麼能夠拒絕呢？我敢說西洋人是與東方人一樣有人性的。那惟一的不同點，是西洋人未曾洞察人類天性，或未曾按著這人類天性去合理地進行組織他們的政治生活。我猜想的西洋的政治圈子中，也有與這種東方人生活方式相同的地方，因為我始終相信人類天性是大抵相同的，而同在這皮肉包裹之下，我們都是一樣的。只是那習慣，沒有像中國那樣普遍而已。我所聽見的事情，只有政府官吏候選人擺了露天茶會請區內選民的眷屬，拿冰淇淋和蘇打水給他們的小孩子吃，以賄賂他們的母親。這樣請了大家一頓之後，人們自然不免相信「他是一個和氣的好人」了，這句話是常常被當做歌曲唱著的。歐洲中世紀的王公貴族，在婚事或壽辰的時候，總要以豐盛的酒肉，設宴請佃戶們開懷大吃一餐，這也無非是這種事情的另一表現方式而已。
我們基本上受這種飲食的影響非常之深，在飢餓的時候，人們不肯工作，主角歌女不肯唱歌，參議員不肯辯論，除了在家裡圖一頓飽餐這目的之外，做丈夫的為什麼要整天在辦公室裡工作流汗呢？因此有一句俗話說，博得男人歡心最好的辦法，便是從他的肚子入手。當他的肉體滿足了以後，他的精神也便比較平靜舒適，他也便比較多情服帖了。妻子們總是埋怨他的丈夫不注意她們的新衣服，新鞋子，新眉樣，或新椅套，可是妻子們可曾有埋怨他的丈夫不注意一塊好肉排一客好煎蛋嗎？……除了愛我們幼時所愛吃的好東西之外還有什麼呢？
一個東方人在盛宴當前時是多麼精神煥發啊！當他的肚腸填滿了的時候，他是多麼輕易地會喊出人生是美妙的啊！從這個填滿了的肚子裡透射出了一種精神上的快樂。東方人是靠著本能的，而他的本能告訴他，當肚子好著的時候，一切事物也都好了，所以我說在東方人生活是靠近於本能，以及有一次使他們更能公開承認他們的生活近於本能的哲學。我曾在別處說過，中國人對於快樂的觀念是「溫、飽、黑、甜」——指吃完了一頓美餐上床去睡覺的情景。所以有一箇中國詩人說：「腸滿誠好事，餘者皆奢侈。」
因為中國人有著這種哲學，所以對於飲食就不固執，吃時不妨吃得津津有味。當喝一口好湯時，也不妨啜唇作響。這在西方人就是無禮貌。所謂西方的禮節，是強使我們鴉雀無聲地喝湯，一無欣賞藝術地靜靜吃飯，我想這或許就是阻礙西方烹調技術發展的真原因。西方人士在吃飯的時候，為什麼談得那麼有氣無力，吃得那麼陰森，規矩高尚呢？多數的美國人都沒有那種聰明，把一根雞腿啃個一乾二淨；反之，他們仍用刀叉玩弄著，感到非常苦惱，而不敢說一句話。假如雞肉真真是燒得很好的話，這真是一種罪過。講到餐桌上的禮貌，我覺得當母親禁止小孩啜唇作響的時候，就是使他開始感覺到人生的悲哀。依照人類的心理講，假使我們不表示我們的快樂，我們就不會再感覺到快樂，於是消化不良、憂鬱、神經衰弱，以及成人生活中所特有的精神病等都接踵而來了。當堂倌兒端上一盤美味的小牛排時，我們應該跟法國人學學說一聲「啊」，嘗過第一口後，像動物那樣地哼一聲「嗯！」欣賞食物不是什麼可羞的事。有健康的胃口不是很好嗎？不，中國人卻就兩樣。吃東西時禮貌雖不好，可是善於享受盛宴。
事實上，中國人之所以對動植物學一無貢獻，是因為中國的學者不能冷靜地觀察一條魚，只想著魚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我所以不信任中國的外科醫生，是因為我怕他們在割我的肝臟找石子的時候，也許會忘記了石子，而想把我的肝臟放到油鍋裡去。當中國人看見一隻豪豬時，便會想出種種的吃法來，只要在不中毒的原則之下吃掉它。在中國人看來，不中毒是惟一實際而重要的問題。豪豬的刺毛引不起我們的興趣。這些刺毛怎樣會豎立的？有什麼功用？它們和皮怎樣生連著？當它看見仇敵時，這些刺毛怎樣會有豎立的能力？這些問題，在中國人看來是極其無聊的。中國人對於動植物都是這樣，主要的觀念是怎樣欣賞它，享受它，而不是它們是什麼。鳥的歌聲，花的顏色，藍的花瓣，雞肉的肌理，才是我們所關心的東西。東方人須向西方人學習動植物的全部科學，可是西方人須向東方人學習怎樣欣賞花魚鳥獸，怎樣能賞心悅目地賞識動植物各種的輪廓與姿態，因而從它們聯想到各種不同的心情和感覺。
這樣看來，飲食是人生中難得的樂事之一。肚子餓不像性飢渴那樣受著社會的戒律和禁例，也大致不會發生什麼有損於遭德的問題，這是值得愉快的。人類在飲食方面比在性方面較少矯揉造作。哲學家、詩人、商賈能跟藝術家坐在一起吃飯，在眾目昭彰之下，做喂飼自己的工作而毫不害羞，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雖則也有些野蠻民族對於飲食尚有一些羞怯的意識，仍願獨個兒到沒有旁人的地方才敢吃。關於性的問題，以後再討論，我們在這裡，至少可以看見一種本能，這本能如不受阻礙，即可減少變態及瘋狂和犯罪的行為。在社會的接觸中，飢餓的本能和性的本能其差異是顯然的。可是事實上飢餓這種本能，前面已經講過，是不會牽涉到我們的心理生活，而實是人類的一種福利。其理由即因人類能對這個本能非常坦白，毫不諱飾。因為飲食沒有拘束，所以也就沒有精神病、神經官能症，或各種變態了。臨唇之杯不免有失手之虞，可是一進唇內，就比較沒有什麼意外。我們坦白地承認人類都要吃飯，可是對於性的本能，非但不如此，並加以抑制。假如食慾滿足了，麻煩就少。頂多有些人患消化不良症、胃瘡，或肝石症，或有些人以牙齒自掘墳墓——現代中國少數的要人頗有幾個是如此的——但即使如此，他們也並不以為可羞。
所以社會的罪惡從性慾問題產生的多，而從飲食問題產生的少。刑事條文為姦淫、離婚，和侵犯女性等案而設者為多，因飲食而違犯不合法、不道德或背信罪者就很少。頂多不過是有些丈夫去搜尋冰箱裡的食物，但是我們很少聽見因此而遭絞殺的。假如真有這麼一件案件上了法庭，法官對於被告一定也會表示同情。因為我們都願坦白承認大家必須飲食。我們對饑民表示同情，卻不曾對尼姑閹裡的尼姑表示同情。
這種推論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因為我們對於飲食的問題，總比性慾問題明白得多。滿洲家的女孩兒在出嫁之前，必須受烹調的訓練，同時也受關於戀愛之術的訓練，但世界上可有別處的人實行這種教育嗎？飲食問題已接受知識之光，可是性的問題仍是被神仙故事、神話和迷信所包圍。飲食問題可以說是見到天日了，但性的問題卻依然處於暗中。
在另一方面講，我們人類沒有沙囊或浮囊，真是莫大的缺憾，假如有的話，人類社會的過程一定會有極大的變更，可以說，我們將變為一種完全不同的人類。如有沙囊的話，人類一定會有最和平、最知足、最可愛的天性，和小雞、小羊一樣。我們也許會長出一個跟鳥嘴一樣的嘴巴，因而改變了我們審美的觀念，或者也許會生著一些齧齒類動物的牙齒。植物的種子和果實或許已足為我們的食物，也許我們會在青翠的山邊吃草。大自然的產物是那樣豐盛，我們不必再為食物而鬥爭，不必再用牙齒去咬仇敵的肉，也一定不會像我們今日這樣的好鬥。
食物與性情，它的關係比我們所想像的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凡是蔬食動物的天性都是和平的，如羊、馬、牛、象、麻雀等；凡是肉食動物都是好鬥嗜殺的，像狼、獅、虎、鷹等。如果我們是屬於前一類的，我們的天性就會比較像牛羊了。在無須戰鬥的地方，大自然並不造出好鬥的天性。公雞的搏鬥，不是為食物，是為雌性，人類社會中的男人也還有著這種鬥爭，但今日的歐洲，卻為了輸出罐頭食物的權利而鬥爭，其原因又有天壤之別了。
我不曾聽見過猴子會吃猴子，可是我卻知道人會吃人。考據我們的人類學，證明確有人吃人的習俗，而且是非常普遍的。我們的祖先便是這種肉食的動物。所以，在幾種意義上——個人的、社會的、國際的——如說我們依然在互相吞食，並不足為怪。蠻子和殺戮，好像是有連帶性，他們雖承認殺人是一種不合情理的事，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罪惡，可是依然很乾脆地把已被殺死的仇敵的腰肉、肋骨和肝臟吃掉。吃人的蠻子吃掉已死了的仇敵，而文明的人類，卻把殺死了的仇敵埋葬了，並在墓上豎起十字架來，為他們的靈魂禱告。我們實在自傲和劣性之外，又加上愚蠢了。這似乎就是吃人蠻子和文明人類的分別。
我也以為我們是在向著完美之路前進，那就是說，我們在目前還未達到完善的境地。我們要有沙囊動物的性情時，才可以稱為真文明的人類。在現代人類之間，肉食動物和蔬食動物都有之——前者就是性情可愛的，後者便是那種性情不可愛的。蔬食的人終身以管自己的事為主，而肉食的人則專以管別人的事為生。十年前我曾嘗試過政治生涯，但四個月後便棄絕仕途，因為我發現我不是天生的肉食動物，吃好肉排當然例外。世界上一半人是消磨時間去做事，另外一半人則強迫他人去替他們服役，或是弄到別人不得做事。肉食者的特點是喜歡格鬥、操縱、欺騙、鬥智，以及先下手為強，而且都出之以真興趣和全副本領，可是我得宣告我對於這種手段是絕對反對的。但這完全是本能問題；天生有格鬥本能的人似乎喜歡陶醉在這種舉動中，而同時真有創造性的才能，即能做自己事情的才能，和能認清自己目標的才能，卻似乎太不發展了。那些善良的、沉靜的、蔬食類的教授們，在和別人競爭之中，似乎全然沒有越過別人的貪慾和才能，不過我是多麼稱讚他們啊！事實上，我敢說，全世界有創造才能的藝術家，只管他們自己的事，實比去管別人的事情好得多，因此他們都可說是屬於蔬食類的。蔬食人種的繁殖率勝過肉食人種，這就是人類的真進化。可是在目前，肉食人種終究還是我們的統治者。在以強壯肌肉為信仰的現世界中其情其勢必如此的。
論強壯的肌肉
因為我們是動物，有一個會死的身體，所以我們也就有被殺的可能，一般的人當然是不喜歡被殺的。我們有一種追求智識和智慧的神聖慾望，可是我們一旦有了智識，因而便產生各人不同的見解，爭論也就此產生。在長生不死的神靈世界裡，爭論是永不會停止的，如果有異見的雙方都不肯認錯，我真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它。在人類的世界裡，便不同了，爭論者的對方便是他的眼中釘——越看越覺得看不順眼，他自己的論據也越覺合理——於是把對方乾脆殺死，爭端就此解決。如果甲殺死乙，甲便是對的；如果乙殺死甲，乙便是對的。毋庸諱言，這就是禽獸解決爭端的老法子。所以在動物世界裡，獅子始終是站在對的地位。
人類的社會情形就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種現象，把人類的歷史——一直到現代——做一種適當的解釋。關係地球圓形說及太陽系的問題，伽裡略（galileo）曾發現了一些觀念，但他不能不把他的觀念改變一些，因為他有一個會死會被殺戮和被苦刑的身體。和伽裡略辯論是件吃力的事，假如伽裡略少了一個會死的身體的話，你休想叫他認錯，這就變成討厭的事情了。但在當時，只要有一間行刑房或一間監牢——更不必說斷頭臺和炮烙柱——就可以叫他認錯。當時的傳教士和紳士們決心要和伽裡略一決雌雄。後來伽裡略認錯了，於是傳教士和紳士們更相信他們自己是對的。爭端也就此爽快地解決。
這種解決方法極為便當，極有效力。侵掠戰爭、宗教戰爭，薩拉丁（saladin，十二世紀埃及和敘利亞的蘇丹）跟基督教的戰爭，宗教的肅清，燒死神巫的事件，以至近代用戰艦去宣傳基督福音，逼迫異教徒改信基督教，以戰艦去迫別種人擔負「白種人的負荷」，以及墨索里尼以坦克和飛機到阿比西尼亞去傳播文明，這一切的事件——全是依據於這種人類由遺傳所得的動物的邏輯，義大利人有著較精良的槍炮，有著較準確的射擊術，能殺較多的人，因之墨索里尼把文明傳播到阿比西尼亞去了；如果阿比西尼亞有著更優良的槍炮，更準確的射擊，能殺更多的人，我想塞拉西（haileselassie）也必要把阿比西尼亞的文明帶到義大利去的。
我們都有一些高貴的獅子性格，我們都鄙視爭論。我們崇敬軍人，因為他能把意見不同者一無猶豫地殺死。如果一個人要證明他自己是對的，要使對方閉口無言，最敏捷的方法是把他絞殺，當人們無力強迫人家認錯時，才會用說話這方法。所以實際行動的人是少說話的，他們鄙視爭論。我們說話的目的是想影響人家，如果我們知道力量足以影響人家，或統治他們，那又何必多說話呢？這樣看來，國際聯盟在上次東三省戰爭和阿比西尼亞戰爭時說了那麼許多的話，豈不有點無聊嗎？那是夠傷心的，所以國際聯盟這種特性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在另一方面如果以武力解決爭論，而沒有幽默感的話，有時即會造成大笑話，例如日本人竟相信用飛機的轟炸和機關槍的掃射，能消滅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有著這個原因，我不敢決然地承認人類是合理的動物。
我常以為國際聯盟實是一所優良的現代語言學校，注重現代語言的翻譯，起先由一個演說家用英語做了一次完美的演說，等到聽眾熟識了演詞的要旨和內容後，又由一個翻譯專家把這篇演詞譯成流利暢達、優雅的法國語。關於發音聲調之抑揚頓挫等等，務必達於上乘，使聽眾對語言學得到一次極美滿的實習，事實上他比倍立茲學校更好；它是一所現代語言學兼演說學的學校。有一個朋友甚至對我說，當他在日內瓦住了六個月後，他多年發音含糊的舊習也居然糾正了。但是這裡也有一個令人詫異的事實，就是在這個雖然是專為交換意見之用的國際聯盟裡，除了說話外不做別用的機關裡，居然也有「大說話者」和「小說話者」之別，「大說話者」是那些有「大拳頭」者，「小說話者」是那些有「小拳頭」者，可見這種玩意兒根本是騙人的勾當，是十分無聊的。這好像是「小拳頭」國家的口才不能像「大拳頭」國家那麼流利似的，我以為信服「大拳頭」者的口才的固有觀念，仍是上述那種動物遺傳性的一部分。（我在此不願用畜生brute一字，然而用在這裡似乎是再適當也沒有了。）
這件事的要點當然是在人類除了有鬥爭的本能外，也還有說話的本能。從歷史的意義上說來，舌頭是和拳頭或粗臂膀同其久遠的。人類之異於其他動物，便是人類能把說話跟拳腳混合應用，這就是人類特有的性格。這點似乎是說明國際聯盟、美國議會或職工大會這一類的組織——只要是人類有機會說話的任何組織——會永遠存在著的，我們人類似乎是註定必須要先用談論的方法去決定正或誤，這並不錯，因為談論也是天使們的一個特性。所糟糕的是：當我們談論到某一個程度時，臂膀較粗的一邊便會惱羞成怒，由惱羞成怒而捏緊拳頭向臺一敲，揪住對方的頸項痛毆一番，然後回過頭來問那些好似陪審官的觀眾道：「我對，還是他對？」這種解決方法只有人類會用。天使完全以說話去解決爭端；禽獸完全以肌肉和爪牙解決爭端；惟有人類拿拳腳和說話去解決爭端。天使絕對相信公理；禽獸絕對相信強權；只有人類以為強權就是公理。兩者比較起來，談論本能或辯白是非的努力當然是比較高尚一些。我們相信終會有一天人類將完全以談論方式去解決爭端。到那時候，人類才是真的得救了。在現在我們只好暫時讓茶館方法和茶館心理去解決爭端，不管爭端是在茶館裡或國際聯盟裡解決；這兩個地方始終是一貫地同樣表現著人類的特性。
這種茶館式的解決方式，我曾見到過兩次，一次是在一九三二——三三年，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最有趣的是：在這二次的爭論中，又夾雜了人類的第三種本能——謙讓。在一九三二年那樁事件中，兩邊發生了爭端，我們在茶館裡據說是做陪審官的。起訴的原因是一邊犯了偷竊產業之罪。那個臂膀粗大的傢伙起初也參加爭論，做了一次替自己辯爭的演說，他說他對這鄰人已表示無上的忍酎——他是多麼有自制力，多麼大量慷慨，他是要替他鄰人整頓花園，動機是多麼純潔！但有樁可笑的事情，當他一邊在督促我們繼續談論下去時，一邊卻溜出屋外，在那偷來的產業四周築了一道籬笆，然後回來請我們去看看他的行徑是否正當。我們都去看，我們看見他把那道新築的籬笆，還在慢慢地向西擴大開去，籬笆在這時候還繼續不斷地移動著呢，「好吧！我對，還是他對？」我們的判決是：「你錯了。」——我們說這句話確有一點輕率。於是那個臂膀粗大的傢伙以為他在大庭廣眾之間遭了凌辱！他的謙讓之心受了冤枉，他的榮譽遭了玷汙，便提出抗議。並且又生氣又驕傲地走出會場，用著帶譏笑的卑視態度把鞋上的塵埃拂去，認為我們都不夠朋友。試想這樣的一個傢伙居然以為是受了凌辱！所以我說，謙讓這第三種本能把事情弄得愈加複雜。這次之後，這家以科學方法解決私人爭端為標榜的茶館便失掉了大部分的威信。
後來我們在一九三六年又去評判另一個爭端。另外一個臂膀粗大的傢伙說，他要把這次爭論的始末和盤托出，要求大家主持正義。我聽得「正義」一詞，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我們鑑於局勢的惡劣和我們陪審官的才能不足，所以早具戒心。但因為我們決心要表明我們確是名副其實的公正裁判者，所以幾乎全體一致地當面對他說，你的行為是錯誤的，是恃強凌弱的。他也以為他是受了凌辱，謙讓之心受了冤枉，榮譽受了玷汙。於是他即揪住對方的頸項，拖到外邊把他殺死，然後迴轉來問我們：「我對，還是他對？」我們齊聲說：「你對，你對！」一邊說一邊還深深地向他鞠一躬。他還是不滿足，又問我們：「現在我可有資格做你們的朋友嗎？」我們都像茶館裡的顧客一般，嚷道：「你當然有資格做我們的朋友！」殺人者是多麼謙遜啊！
這是救主降生後一九三六年的人類文明。我想法律和正義的演進，在最古的時候當我們還是野蠻人的時代，一定也有著上述那種情形。由茶館式的解決方式演進到最高法院——在那裡被判罪者並不抗議說他是受了凌辱——似乎已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發展。十年前當我們創辦那爿茶館時，我們以為我們是走上文明之路了，可是一個更明慧的上帝，一個認識人類和人類的主要性格的上帝，也許早就預料到中途會發生挫折的。他也許起始就知道我們一定會失敗，一定會躊躇不前，我們又回覆了從前的行為，像森林中的野蠻人一樣，互相攻擊，揪住對方的頭髮，咬著對方的肉。……但我並不完全絕望。因為謙讓或廉恥這種本能究竟是好的，談論也是好的本能。在我看來，現在的人類是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羞恥。但我們還是應該繼續假想著我們是有廉恥觀念的，繼續去談論吧，讓我們這樣一直談論下去，總會有一天能夠達到天使那種幸福的境地。
論靈心
你也許說人類的靈心是造物主最高貴的產物。這話大多數人是以為如此的，尤其是指像愛因斯坦的那種靈心一般，能以一個長的數學方程式去證明彎曲的空間。或像愛迪生的靈心那樣，發明留聲機和活動影戲，或像其他物理學家的靈心那樣，能測量出一顆行近地球或遠離地球的星辰的光線，或去研究無從捉摸的原子構造，或是像彩色電影攝影機發明家的靈心一樣；和猴子的無目的、善變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較之下，不得不使我們承認我們確有一個高貴的，偉大的靈心，有一個能夠了解這宇宙的靈心。
然而普通的靈心只是可愛而不是高貴的。如果人類的靈心都是高貴的，那麼我們將變成完全合理的動物，沒有罪惡，沒有弱點，也沒有錯誤的行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世界將變成一個多麼乏味的世界，我們一定會變成極討厭的動物。我是一個人性主義者。所以一無罪惡的聖人引不起我的興趣。而在我們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戲耍和假日的歡樂中、成見中、頑固中和健忘中，我覺得我們都是可愛的，如果我們都有一個十全十美的頭腦，則我們在每一新年裡便無用做新的計劃。當我們在大除夕回想到新年裡所決定的計劃時，我們發現我們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發現，還有三分之一則已經忘卻了。人生之美便在這裡。一個計劃如果可以完全實現，便不能引起我們的興趣。一個將軍如果預先知道可以絕對獲勝，連雙方死傷的確數也能預料得到，他對戰事便會失掉興趣，遠不如把它放棄不幹爽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道對方的靈心——不管是比他好的、壞的，或平常的——而無錯誤，便不會再想下棋。如果我們看小說時，確知書中每個人物的未來靈心動作，因此而料到小說的最後結果，那麼所有的小說便無一讀的價值了。閱讀一部小說，便是在追求一個多變動的、不可測度的靈心，這個靈心由一條以許多連續發生的情勢而造成的迷路，在相當的時候，實現其不可測摸的決定。如在小說中寫一個嚴峻的、無寬恕心的父親，假如一直沒有寬容子女的時候，在我們看來便不再像是一個人，甚至是一個不忠實的丈夫。如果永遠是這樣的話，不久就會失掉讀者的興趣。你可以假想一位驕傲的作曲家，人家無論怎樣規勸他，總不願替某一位美麗的女人寫一齣歌劇。可是當他一聽見有一位他所憎惡的作曲家想做這工作時，便會馬上答應的。或試想一位科學家，發誓不把他的著作刊在報紙上，可是一看見一位和他競爭的科學家弄錯了一個字，他便會忘掉自己所定的規律，拿著作品去發表。這裡，我們把握到人類靈心的特性了。
人類的靈心是不合理的，是固執的、偏見的，是任性的，是不可預料的，因此也就可愛。如果我們不承認這個真理，那麼我們費去一百年在人類心理學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為有結果。換言之，我們的靈心仍儲存著人猿智力上那種無目的、暗中摸索的性質。
試看人類靈心的演程式序。我們靈心的功用原本是一個覺察危險而保全生命的器官。而它的終於能夠體會邏輯和準確的數學方程式，僅是一樁偶然的事。我們的這個靈心確不是為這種功用而創造的。它的原來功用是僅想嗅嗅食物。但除了嗅嗅食物外，如也能嗅嗅一個抽象的數學公式，那固然也不壞。以我的觀念，人類的頭腦是像一條章魚或海盤車，長了一些觸角以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後就把他吃掉（我對其他動物的頭腦觀念也是如此）。我們今日總說「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說「思索」（think）真理。腦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頭腦的觸角怎樣摸索真理，在物理學上有著一個很奧妙的現象，正如眼睛網膜中的紫色怎樣感光一樣奧妙。當頭腦每次和其他有關的知覺器官脫離聯絡，從事所謂「抽象的思維」時，當每次離開詹姆斯（w.james）所謂知覺的現實（perceptualreality）而逃進意念的現實世界（theworldofconceptualreality）時，它的活力消滅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我們都被一種錯誤的見解所困惑，以為靈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維，如果我們不更正我們對「思維」這個名詞的錯誤觀念，我們一定會在哲學上造下很笨拙的錯誤。當一個哲學家走出他們的書房，會觀察市場上的往來群眾時，這個錯誤的見解一定會使他感到幻滅，好像思維與我們日常的行為是很有關係似的。
已故的羅賓孫（jameasharveyrobinson）在《創造中的靈心》（themindinthemaking）裡，曾經想證明我們的靈心是怎樣由四個基本階段而產生，他以為人類的靈心，是由於動物的靈心、野蠻人的靈心、孩童的靈心和傳統的文明人的靈心漸漸產生出來，現在還在這四個基本階段上進展著；他同時又更進一步說，如果現代的人類要想把文明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我們還須產生一個更善於批評的心。我的思慮比較科學化的時候，頗贊同這個見解，可是在比較明慧的時候，卻懷疑這個階段在一般的進步上是否能辦得到，或甚至是否適宜。我頗願讓我們的靈心，像現在一樣地不合理下去，這是可愛的。我不願見到我們在這世界上都變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類。我不相信科學的進步嗎？不，我不信任聖者的境界。我反對智識嗎？或許是，或許不是，我只是愛好人生，因愛好人生，所以我極端不信任智慧。你可以幻想出一個完美的世界，在那裡報紙上沒有殺人的新聞，因為那時大家都是無所不通、無所不知，因此沒有一所房屋會發生火警，沒有一架飛機會失事，沒有一個丈夫會遺棄他的老婆，沒有一個牧師會跟歌女私奔，沒有一個皇帝會因戀愛而犧牲皇位，每個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著他自己在十歲時所決定的計劃去實行，絲毫不苟——這麼一個幸福的人世還是省了吧！在這麼一個世界裡，人生的一切興奮和騷動全都消滅了。世界沒有文學了，因為那時已沒有罪惡，沒有錯誤的行為，沒有人類的弱點，沒有混亂的情慾，沒有不規則的舉動，最壞的是，沒有令人驚異的事物。那就等於四、五萬觀眾在看他們預先已知道哪一匹馬得錦標的跑馬比賽一樣，毫無趣味。人類易生錯誤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跳浜跑馬比賽上的出冷門一樣的有興趣。試想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如果沒有他的固執偏見將成為怎樣一個人？如果我們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類，那麼我們非但不能變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將退化而成自動機器，而人類靈心也只在記錄某一些衝動，像煤氣錶那樣機械地記錄下來。這便是不人道的行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讀者或許疑心我在故視罪惡為美德，竭力替人類的弱點辯護。這是不對的。如果我們一方面有了一個完全合理的靈心，而獲得了合理完美的行為，另一方面，卻會失去了人生的歡樂和色彩。跟一個具著美德但是平凡模樣的丈夫或妻子同過一生，是再無聊也沒有的事。我相信種種極其合理的人類所造成的社會，確是適於生存的，但我疑惑在這種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們固然要想盡種種方法去造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可是我們卻不要一個太過於有秩序的社會。我想世界上，也許螞蟻這種動物，是最合理的動物。它們無疑地已經創立了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萬年。如單以合理的行為方面而論，我想螞蟻應當佔第一位，人類佔第二位（但我還是懷疑我們是否有這個資格）。螞蟻是一種耐勞的、健全的、好儲蓄的、肯節儉的動物。它們的生活都受著社會的統制和自我的訓練，但是我們卻不然。它們為了國家或社會，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時；它們只知道義務而很少想到權利；它們有恆心、有秩序、有禮貌、有毅力，尤其有著更嚴明的紀律。人類在紀律方面是拙劣的標本，拙劣到連做博物院裡的標本也夠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紀念堂去看看那些陳列在甬道上的偉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覺得在他們的一生中合理行為是最缺少的東西。那個愛上克麗奧巴德（cleopatra）的愷撒（juliuscaesar）——高貴的愷撒，他的行為因為太不合理了，幾乎為了一個女人而忘掉了帝國（安東尼anthony卻是完全忘掉帝國的）。那個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乃山上銘刻的神聖石版敲碎，以這一點而論，他並不比那些叛棄上帝去崇拜金牛犢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那個大衛王（kingdavid）——有時殘暴，有時慷慨，有時虔誠，有時褻瀆，有時敬拜上帝，有時犯罪，後來寫了詩篇來表示懺悔，重新敬拜上帝。所羅門王（kingsolomon）——他是智慧的象徵，但對他的兒子卻一籌莫展。……孔子——他回答一個賓客說，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剛走到門口時，他又在樓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確是在家。耶穌——在喀西馬尼流淚，在十字架上懷著疑心。莎士比亞——把「次好的床」遺贈給他的老婆。密爾頓（milton）——因為不能和他十七歲的妻子共同生活，寫了一篇離婚的論文，後因受人攻擊，便在自由請願書（areopagitica）一文裡替言論自由辯護。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禮拜堂舉行婚禮時，他們那十九歲的兒子就站在旁邊看。史威夫脫（jonahanswift）和史黛拉（stella）……易卜生（ibsen）和巴達治（emiliebar-dach）（他保持著合理的行為——這對他是有益的。）……
統治這世界的是熱情，不是理智，這已是很明顯了。所以使這些偉大人物都成為可愛者，使他們有人性者，實是他們的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國人為他們祖先所寫的訃聞和傳記，大多是無趣味的，不正確的，所以不堪一讀，因為他們已把他們祖先寫成變態的、完全偽善人。——他們對於我所著的《吾國與吾民》最大的批評是：我把中國人描寫得太有人性了，因為我把他們的長處和缺點都描寫出來。他們（至少那些小官僚們）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國寫成一個樂園，有儒家聖賢居住著，永遠過著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夠替祖國做更有力的宣傳！官僚們的愚蠢真是沒有辦法。——傳記之有魔力和傳記值得一讀，全在其表現偉大人物所具有和我們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傳記裡面每一個不合理的行為，都能顯示其更有真實性。斯德抵齊（lyttoustrachey）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畫人物時能注意這一點。
英國人的健全靈心，可以做極佳的例證，英國人對於邏輯尚欠高明，但是他們的頭腦，卻有著很好的觸角去察覺危險，保全生命。不過我在他們的民族行為上或他們的理性的歷史裡，還尋不出合於邏輯的東西。他們的大學、憲法、英格蘭教會，都是雜湊成章的東西，因為它們都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起來的。不列顛帝國的力量就是在於英國人的腦筋欠高明，在於他們完全不能瞭解別人的意見，他們深信英國人的工作方法是惟一正當的方法，英國人的食品是惟一精美的食品。英國人如一旦懂得了講道理，並失去了倔強的自信心時，不列顛帝國便會傾覆滅亡。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尚且懷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我們全然不能瞭解英國人對他們國王的態度，一方面如此忠誠，和真實敬愛；但也就是他們剝奪了國王的言論自由，毫無顧忌地告訴他行為要謹慎，否則「滾你的蛋」……英國在伊利莎白女皇時代需要海盜來保護帝國，他便居然能夠有著相當數目的海盜以應付當時的局勢，因而也就崇敬他們。英國在每一時代都能在適當的時候，有著適當的同盟國，對付著相當的仇敵，從事適當的戰事，可是她總用著一個不適當的名稱。英國人從不依邏輯去行事，而是靠著他們的觸角去行事的。
英國人有著紅潤的膚色，無疑地這是由於倫敦的霧和玩板球戲的結果。這麼一個健康的皮膚在他們思想上當然佔著極重要的地位，換句話說，在他們摸索中過著一生的程式上佔著重要的地位。英國人用他們健康的皮膚去思想，正如中國人用他們的偉大的肚腸去思想一樣。這一回事，凡是中國人大多是承認的。我們中國人以為我們確是用肚腸去思想的；我們說一個學者有學問便稱他為「滿腹思想」、「滿腹經綸」、「滿腹詩文」。此外還有「滿腹」的「牢騷」、「憤怒」、「悔恨」、「鬱悶」或「期望」等話。中國的情人分別之後寫信時總說「愁腸百結」，或在別離的當兒說「肝腸寸斷」。中國學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講詞的大意想好，而還沒寫上紙時，我們便說他們已打好了「腹稿」。他們已經把他們要寫的東西在肚裡安排好了。這一點是絕對科學化的，可以拿得出證據來。尤其是在現代心理學家對於我們思想的情感性質，和構造更為明瞭的今日。可是中國人並不要科學上的證據，他們只要肚裡有數。中國曲調的情感性質，全由唱曲者的橫隔膜下發出來：如果你不懂得這個，你就無法瞭解中國音樂及其濃厚的情感色彩。
我們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類無關的任何東西時，不應該否認人類靈心的偉大才能。我對於科學的成就很樂觀，可是對善於批評的靈心在應付人類事件時，或對於人類達到一種超過情慾支配的寧靜和理解的境地時的發展，卻懷著較小的希望。以我個人的意思，人類也許已經達到崇高的階段，但是從社會集團這方面說來，人類還受著原始時代的情慾所支配。因之，在進化的過程中有時不免要開倒車，野蠻的本能有時要暴露出來，瘋狂的行為和集團的歇斯底里有時也要產生出來。
我們既然瞭解了我們人類的弱點，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詛罵那許許多多的壞蛋：即利用我們的弱點來煽動我們參加二次大戰的壞蛋；那個灌輸仇恨心理（我們之間的仇恨已經太多了）的人；那個稱頌自誇和自私（這二種東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個利用我們人類的頑固和種族觀念的人；那個在訓練青年時取消上帝第五誡的人；那個推崇殘殺和戰爭（好像我們還不夠好戰似的）的人；那個煽動我們人類的情慾（好像我們還不夠像禽獸似的）的人。這種壞蛋的靈心，無論人是怎樣的機巧，怎樣的聰明，終於是禽獸的靈心。智慧的優美精神被一隻禽獸或一個魔鬼絆纏著，這種情形我們現在才知道也是我們的動物遺傳性之一；或也可說：智慧的優雅精神拿著一條破舊的皮帶暫時把這個魔鬼縛住，使之馴服，不過這條皮帶隨時有扭斷的可能，魔鬼也隨時可以獲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萊頌讚上帝之聲或祈福之語）的頌讚聲中，偏淨天［jnggernaut，印度神話中昆溼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理斯那（krishna）的稱號］每年的紀念日，人民以巨車載其偶像遊行各處（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車輾死得昇天國）的車子將毫無顧忌地在我們身上輾過去，暗示著我們是始終如何的近於野蠻，和我們的文明是多麼膚淺，於是世界將變成一個偉大的舞臺，在舞臺上，摩爾人（moors）將殺死基督徒，基督徒將弄殺摩爾人，黑種人將攻擊白種人，白種人將殺死黑種人，野鼠將由溝渠裡跑出來吃人類的屍身，鷹鳥將盤旋於一個豐盛的人肉宴席上——這一切不過是要提醒我們，使我們知道動物間的關係罷了。大自然是善於做這種實驗的。
精神分析學家在醫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時，常常使他們回憶過去的事情，使他們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他們自己的生活。所以人類如果對於他們的過去多多回憶一下，這對於他們自己的駕御力也許會有更大的進步。我們如果知道，我們有一個動物的遺傳性以及跟禽獸相差無幾，我們或許就會曉得怎樣去抑止那些禽獸般的行為。我們有了這個動物遺性，使我們更容易在動物寓言和譏諷文章裡，如伊索寓言（aesop?蒺sfables）、喬塞的《禽鳥國會》（parliamentoffowles）、史威夫脫的《格里弗遊記》（swift?蒺sgulliver?蒺st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鵝島》（anatolefrancespenguinisland）等裡邊看見我們的原形。這些動物寓言在伊索時代固很合時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後四千年仍舊是很適合的。我們有補救的方法嗎？那善於批評的靈心是太淺陋、太冷酷了，要用這個靈心來思考是不能得益處的，智理也沒多大用處；只有那種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種溫暖的、朝氣的、情感的、直覺的思想，跟著同情混合起來，才不至使我們重複退化到我們祖先的典型。只有去把我們的生命發展起來，和我們的本能調和著，我們才會得救。我們為培植我們的感覺和情感，比諸教育我們的思想是更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