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很可能是《臺北人》裡最受注意和歡迎的一篇，因為據我所知，好幾種中國現代小說選集，包括中文的和英譯的，都把白先勇這篇小說編選在內。《冬夜》之能受普遍歡迎，我想有三個原因。一、此篇採用比較明顯的呈示法表現小說主題。像《臺北人》其他每篇一樣，《冬夜》裡也有許多隱喻，可是明示和明喻更多，所以，在相當程度之內，我們不難了解小說旨意。二、此篇題材關涉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他們面臨的困境，而《臺北人》這一類嚴肅作品的讀者，大概也都是知識分子，如此，由於讀者能領會小說人物之心境處境，並切身體認小說裡提到的或呈示出來的有關中國文化的種種問題，就容易和作者發生共鳴，三、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因為《冬夜》確實是一篇以熟練技巧寫成的感人故事。讀後令人低迴沉思，喟嘆人生幾何。

《冬夜》的情節動作，和《臺北人》大多數故事一樣，發生在短短數小時內。而情節也主要靠小說人物的對白來推展。主角是一個在臺灣某大學教英國浪漫時期文學的老教授餘欽磊，另一重要角色，則是被譽為國際歷史權威的旅美學人吳柱國教授。民國初年，他們兩人在北京大學，同是領頭髮動五四運動的健將，後來，餘欽磊隨政府來臺，一直在大學教書，吳柱國則留居美國，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名人，現剛返臺北做數日之停留。《冬夜》小說情節，即敘述吳柱國在一個下著冷雨的冬夜，從社交應酬與學術演講的繁忙中抽出幾小時，來到溫州街餘教授的住宅，探訪老友，兩人談今話舊併發抒內心感觸的情形。小說始終客觀描寫，敘述餘教授之期待老友；情節主幹由兩人之對話構成；吳柱國離去後，高xdx潮即下降，作者恢復客觀描寫，敘述餘教授之所為所思，小說很快也就結束。

從這兩位老教授的回憶對話，我們得知五四運動的時候，和他們兩人交往甚密而抱持同樣理想的北大同學，還有賈宜生、邵子奇、陸衝、陳雄等人。其中陳雄後來變成日本大漢好，早遭槍斃，陸衝沒離開大陸，「百花齊放」時，被北大學生清算，說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為孔教作悵，逼他寫悔過書，他不屈而跳樓自殺。邵子奇和賈宜生，則也隨政府來臺，邵子奇改變初衷，當起官來，頗有社會地位，卻和老朋友疏離了關係。賈宜生和餘欽磊一樣，同在大學教書，由於妻子病在醫院，生活窮困不堪，半年前摔過一跤，摔破血管，一個月前去兼夜課時，不慎滑入陰溝裡亡故。

這幾個人的遭遇，都是餘、吳二人談話中說出的，小說裡真正出場的角色，除了二老教授，就只一個配角——餘欽磊二十歲的次子俊彥。然而，小說裡還有兩個沒和讀者直接見面的人，值得注意。那就是餘教授的前妻雅馨，和他在臺灣續娶的太太。雅馨是五四時代女師大的校花，當年和餘欽磊，是「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十分羅曼蒂克地結成姻緣，生下兩個小兒，不幸就去世。餘教授現在的太太，總是到隔壁蕭家打麻將，和餘欽磊毫無心靈上的溝通。

關於吳柱國在美國的家庭生活，我們只知他妻子已逝，沒有兒女，一人獨居。

作者雖然沒有明說，我們卻可從二友對話內容推斷，吳柱國這次是二十年來頭一次回臺。而且，餘吳二人雖然心裡一直儲存舊時的友誼，平常他們也極少通訊聯絡，雙方許多事情都彼此不知道。如今久別重逢，談話過程中，他們才又開始重新認識對方——被年歲和現實環境逼迫得改變了的對方。這篇小說的情節高xdx潮，就是建立在二老友彼此的逐漸醒悟。

如此，我們不難想像，作者必大量運用對比手法，來襯現五四時代的餘吳二人，和今日的他們，之間的大差距。作者同時也把過去那個時代的精神，和今日時代觀念，作為明顯對照，來強調今非昔比的主題。現在我們就先討論小說人物的今昔對比。

從小說開頭的客觀描述部分，我們看到餘教授「右腿跛瘸，穿著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蹣跚」。那是因為五年前他曾被一輛機器腳踏車撞傷。小說裡作者一再提到餘教授「那隻撞傷過的右腿」、「那條僵痛的右腿」、「僵硬」、「麻痛」、「一拐一拐」、「遲緩」、「蹣跚、蹭蹬」等等。可是，從二友的往事追敘中，我們得知「五四」時候，北大青年疊羅漢爬進曹汝霖家裡去，頭一個爬進去的就是餘欽磊，「把鞋子擠掉了，打著一雙赤足，滿院子亂跑，一邊放火」。今日之跛足拐腳，和昔日之疊羅漢赤足亂跑相比，是何等強烈的對照！餘教授聽著老友追敘這些往事，臉上一紅，「綻開了一個近似童稚的笑容來」。這一瞬間，他的心情彷彿又回到青春年代，「不由主的將一雙腳合攏在一起，搓了兩下」。這時他「沒有穿拖鞋」——正如五四時代之赤足。可是包在「打了兩個黑布補釘」的絨線襪裡的僵麻之足，怎能再和往日敏捷靈活的赤足相比？

吳柱國初見俊彥，驚歎道：「俊彥，要是我來你家，先看到你，一定還以為你父親返老還童了呢！欽磊，你在北大的時候，就是俊彥這個樣子！」由此可知，餘欽磊當年和俊彥現在一樣，「眉目異常英爽」，長著「一頭墨濃的頭髮」。現在呢？他有一張「皺紋滿布的臉」，而作者更是一再的提到他那「十分光禿的頭」，「十分光禿的腦袋」。

這些只是餘教授外貌上的今昔對比。更令人感觸的，是他精神上和生活態度上的今昔比照。

從他參加五四運動之事實，愛好浪漫時期文學的事實，以及當初和雅馨戀愛的情形，我們都可推斷，餘欽磊以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浪漫主義者，崇拜精神的解放，蔑視現實的桎梏。可是現在，由於年歲的逼迫和現實環境的壓力，他的浪漫精神早已磨損殆盡，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平一樣，他還在大學裡教英國浪漫文學，教拜倫的詩。可是現在他教書，顯然已無熱情，只是維持現實生活，餘太大有一次替他曬書，「把他夾在一本牛津版的拜倫詩集中，一疊筆記弄丟了——那些筆記，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候，記下來的心得」。這疊筆記的丟失，即影射他年輕時代的浪漫精神之喪失。

而使他失去那疊筆記的人，當然不是別人，是代表「現世」的餘太太。作者如此暗示，理想終被現實所逼失。餘教授的前後二妻，確是一個強烈的對比：雅馨象徵理想、精神和愛情，即「過去」；後妻象徵現實。物質和肉體，即「現在」。雅馨早歿，而「肥胖碩大」的餘太太健康活在人間，取代了雅馨的身分，這也是暗示現實終於取代了理想。

客觀說來，餘太太除了愛打麻將的毛病，其實也是一個不壞的妻子，會想到替丈夫曬書，會提醒他貼膏藥治腿，會想到「贏個百把塊錢，買只雞來燉給你吃」。然而她對丈夫的關切，只限於肉體方面，和健康問題。她完全不關懷也不瞭解餘教授心靈上的需要或希求。如此，為了講究衛生而曬書，卻丟了載滿心得的筆記；不忘替丈夫烘暖於善堂的膏藥，卻不耐煩聽他提起吳柱國；心想打牌贏錢買雞給丈夫吃，卻一口否決接吳柱國來家裡吃一餐便飯。

說到此，我聯想起一點，頗有些趣味，卻從來沒有提過，就此順便說一下。在白先勇的小說裡，雞肉，特別是燉出來的肥雞肉，常被用來當做女性肉體的象徵，《一把青》裡，心靈枯亡而肉體發達的朱青，端出一盆「熱氣騰騰的一隻大肥母雞」。劉騷包立刻笑鬧道：「小顧，快點多吃些，你們大姐燉雞來補你了」；姓王的也「吃豆腐」說道：「小顧來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雞湯都燉得下了蜜糖似的。」《歲除》裡，賴鳴升追敘在成都當騎兵連長時，如何被他營長的姨太太肉體引誘。她打牌打出一張白板，笑吟吟道：「給你一塊肥肉吃！」後來她回房，傳他進去，「早燉了紅棗雞湯在房裡頭等住了」。《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金大班和一群在洋機關做事的浮滑少年廝纏胡鬧。小蔡嬉笑道：「我們小馬說他還沒吃著你燉的雞呢。」金大班應聲戲答：「我還沒宰你這頭小童子雞，哪裡來的雞燉給他吃？」就是在《遊園驚夢》那麼一篇雅緻作品裡，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暗示。程參謀向錢夫人敬酒，一連喝下三杯，臉上頓現酒暈，「額頭髮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幾顆汗珠子來」。這臉神描寫，和當年鄭彥青與她肉體交歡時的臉神描寫，頗為相近，所以作者雖未點明，我們卻可想像，錢夫人這時，至少在潛意識裡，閃過一絲對於過去那次性交的記憶。而就在同一個時候，「程參謀替錢夫人拈了一隻貴妃雞的肉翅，自己也挾了一個雞頭來過酒」。

如此，餘教授的太太，要打牌贏錢「買只雞來燉給你吃」，就不單表示她關心丈夫肉身的健康，亦暗示她心裡明白餘教授需要她肉體所能給予他的性慾滿足。儘管餘教授滿心懷念雅馨，那「隨風飄去」的「凌波仙子」，他的肉體卻必須活下去，在現實中活下去。他不得不吃，不得不睡，而在吃飯睡覺與照顧肉體生命的忙碌中，靈性的光輝逐漸黯淡，往日的理想逐漸消亡。不錯——「現在」總戰勝「過去」，「現實」總戰勝，「理想」，正如餘教授每次想阻止太太打牌，「他太大總是贏的」。人，若要長保靈性，惟一的方法，恐怕就是擺脫肉體，像雅馨那樣早日「隨風飄去」。雅馨就是因為早死，才能在餘教授心目中成為「靈」的永恆象徵，她彷彿毫無肉性，所以，當然，二十年前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她做的是「掛爐鴨」，而不是燉雞之類。

餘教授的理想被現實擊敗的一大證據，便是他停止翻譯《拜倫詩集》。從二友談話中，我們得知餘欽磊早年立志譯完拜倫詩集，吳柱國原以為他早已譯畢，問起在臺灣是否暢銷，才知並未譯完，「這七八年，我沒譯過一個字」。餘教授不但停止譯作，教書也不再熱心，不似吳柱國想像那樣「守住崗位」。卻一心設法爭取外國贈送的研究獎金出國。他想出國，完全是被現實生活需要所逼，因為他送大兒子留學，借過一大筆債，無法還清，便打算出國積留些錢，償清債務。五年前，他好不容易爭得哈佛大學一個福特獎金，卻在赴美的前幾天被一輛機器腳踏車撞斷了腿，不得不住院治療。他明明知道生活窮困異常的賈宜生，也申請了這項獎金，如果自己宣佈放棄，賈宜生可能就會得到，可是他一直攀住不肯放棄，在醫院一躺五個月，哈佛就取消了這項獎金，餘教授對賈宜生的深厚友誼，是不容置疑的，這從他談及他時的感傷語氣，為他到處奔走籌治喪費與撫卹金的事實，替他整理校對未完成的《中國思想史》之苦心，都可以看出來。可是，顯然，當友情與自身現實的迫切需要起了正面衝突時，被犧牲的總是友情。現實，終是勝利的一方。

吳柱國告辭，餘教授陪他走出巷口。正當吳柱國要踏入計程車，兩人握別的時候，餘教授突然聲音微顫道：

「柱國，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開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薦一下，美國有什麼大學要請人教書，我還是想出去教一兩年。」

「可是——恐怕他們不會請中國人教英國文學哩。」

「當然，當然，」餘教授咳了一下，乾笑道，「我不會到美國去教拜倫了——我是說有學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麼的。」

「哦——」吳柱國遲疑了一下，說道，「好的，我替你去試試吧。」

以上這幾句對白，是小說最後的一個高xdx潮，呈示並強調出現實的全面勝利，理想的全然敗潰。餘教授要去美國，要停止教拜倫，即意味了在現實生活逼迫下，終於完全擱下了一生的理想。他不再教浪漫文學，也暗示他那一度光輝燦爛的浪漫精神之熄滅。如果吳柱國還對餘教授抱著一絲幻想，臨別時的這幾句話，把他最後這絲幻想也奪走了。

可是有一點，我們卻也不能忽略。餘欽磊被現實所逼，打算出國，只要去「一兩年」，並沒有要移民到美國永居的意思。這表示他還要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國，自己的「崗位」。所以，我們不宜說他「放棄」了理想，「屈服」於現實；只能說他「擱下」了理想，「接受」了現實。可嘆的是，他可能沒想到，現實的壓力並不是暫時的，而是愈積愈重。他也許以為「暫時」擱下理想，可是如此一擱，重新拾起的希望就愈來愈渺茫了。

現在讓我們轉過來，看看吳柱國和他的處境。

吳柱國是《冬夜》小說的第二主角，作者對他的處理，份量不及餘教授，可是從作者對他那麼一點的客觀描繪里，特別從吳柱國本人的談話內容和語氣裡，我們同樣活生生的看到他，並感染到他內心深處的困苦。基本上，他的故事和餘欽磊相似——都是現實戰勝理想的無可奈何的悲哀故事。

在小說開頭描述部分，作者藉由余教授的回想，描寫吳柱國這次回國抵達松山機場時之外貌與風度：

……那天吳柱國穿著一件黑呢大衣，戴著一副銀絲邊的眼鏡，一頭頭髮白得雪亮了；他手上持著菸斗，從容不迫，應對那些記者的訪問。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風範，好像隨著歲月，變得愈更醇厚了一般。

這樣的描繪，製造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時間和吳柱國，並非「逆行」，而是「順行」。使人覺得歲月並沒有能改變他。可是實際上如何？

他的改變，不如餘教授的改變那樣明顯。一大原因即他並非首要主角，作者沒把他年輕時候的面貌長相，呈現介紹給讀者，因而在外形上，我們無法比較他的今昔（不像餘教授，有禿頭與濃髮等之今昔對比）。作者對吳柱國的興趣，和要表現的重點，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態度上，由於現實情勢的逼迫而造成的轉變。

吳柱國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國留學的。他本擬次年返國，卻因大陸易幟而留居美國，轉眼二十年，這些年內，他在美國大學教中國歷史，寫過幾本關於唐代政治歷史的書，成為國際有名的東方歷史權威。

客觀說來，這樣的成就，確實是很不錯的了。他應該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國際間宣揚了一點中國文化！在松山機場上他表現的那種「學者風範」，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談話過程中，我們窺知這位「從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學者，內心卻迫壓著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虛的感覺。

從小說對白，我們得知五四運動時，北大青年打入趙家樓，下監獄那群學生當中，領頭打駐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吳柱國。他又扛大旗領隊遊行，跟警察打架，足見當年他是一個熱血奔騰，志氣高昂，不肯妥協的愛國青年。他的愛國情操，深植於他心中，儘管久居國外，久未接觸祖國土地，在他那國際學者的形貌下，卻一直珍留著中國靈魂。抵達餘教授家的時候，他脫下大衣，「裡面卻穿著一件中國絲棉短襖」，就是作者的一個暗示。

他留在美國教書，成為權威教授。從表面上看來，也就是從他實際活動表現評論起來，他都十分成功地適應了新環境。可是他心底深處，卻埋藏著一份不肯說出口的隱痛。所以，他在國外大學教課，「大多止於唐宋，民國史我是從來不開的」，「我們過去的光榮，到底容易講些」。當年他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五四是他的光榮，五四精神沒人能比他更瞭解。但當哈佛大學一個剛畢業的美國學生，在東方歷史學會宣讀論文，用純理性觀點把五四運動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卻一句辯駁話也不說，默默離開了會場。最深痛的悲哀是說不出口的。要說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當笑話來講。在美國任教二十年，吳柱國只一次向學生提到五四運動，那是因為看到美國學生鬧學潮而引起的話題，「也不過是逗著他們玩玩，當笑話講罷了」。

吳柱國內心的空虛無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靈魂壓得麻痺了。於是他任由自己像個機器人似的活在現實世界，習慣地向外國學生吹噓李唐王朝的強盛，併為免被解聘，為升級，「隔兩年，我便擠出一本〔書〕來，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會寫了的」。二十年的講課吹噓。幾十萬字的學術著作。「都是空話啊」！

這一苦悶鬱結，他深鎖內心一隅，不向人發抒，自己平時大概也無暇去想。為了在現實中生存下去，他忙碌於自認為空虛無用的工作，「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度過去的，看起來熱鬧得很」。可是現在，坐在臺北溫州街餘教授家咀，沉浸在舊日友情和往事回憶的溫暖中，這一鬱結突然逐漸舒松爭開。我們注意到，二友談話過程中，吳柱國彷彿被一股力量驅使，非向餘教授「認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層層剝開不可。

如此，在此短暫的時間內，吳柱國揭露了自己都不願面對的「自我」。而這個揭開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吳柱國，和他平日呈現於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裝的解脫，來暗示「面具」的解脫。我們記得吳柱國抵達松山機場時，穿黑呢大衣，戴銀絲邊眼鏡，手持菸斗。他一到餘宅。先就脫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說起五四運動被美國學生無情地「重新估價」之經驗，他「把菸斗擱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

除了衣服飾物的裝戴和解脫，吳柱國的整個神態儀表，給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間，也成一個強烈對比。在飛機場時他梳理得「雪亮」的一頭銀白頭髮，進入餘教授家「都讓他揩得蓬鬆零亂起來」。那份「恂恂儒雅」「從容不迫」的風度也消失不見，話說急時，他會迫促地「掙開餘教授的手」，聲音會變得「激動」「痛苦」，並「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緊皺的眉心」。

衣飾和儀表的改變與對比，當然都是影射吳柱國在現實世界裡所表現的生活態度，和他隱諱在內心的精神狀態，之間的大差距。五四時代，他滿腔熱血，敢做敢當，表裡如一。為達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協。可是如今，由於現實情勢的逼迫，現實生活的壓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來，把「精神」榨擠一角，而和現世取得了妥協，從他的談話內容與口氣，我們很可以感覺到他現今這種妥協的生活態度。回臺後，他忙於參加應酬，就是一個例子。以前他最「直」，現在變得甚「圓」；邵子奇請客，「我根本沒有下箸」，但大概因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還是要赴約敷衍交際一下（餘教授則保留住某種憨直，還是「方」型人物，「不會講虛套」，因而和邵子奇斷絕了來往）。告別的時候，吳柱國說次日一早還要到政治大學去演講。作者用「政治」大學，而不用臺大或師大，似亦存心傳達某種暗示。

不錯——儘管吳柱國內心藏著深切的悲痛，時間畢竟也改變了他，無可挽回地改變了他。和餘欽磊的遭遇一樣，「現在」總征服「過去」，「現實」總征服「理想」。在飛機場上他從容不迫應對記者的訪問——他必須撐住現在的臉面。餘欽磊到底是屬於過去的人，他怎麼能不顧現在而奔向過去？所以，在歡迎的人群中看到餘欽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邊說一句：「還是過兩天，我來看你吧。」在餘教授的舊情溫暖中，他的內心鬱結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辭時，他又已經回到了現實，說他後日便要飛西德參加一個漢學會議，「你不要來送我了」。他不要餘教授去機場送行，當然也是關懷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顯然也因為他知道，在記者和政府要人擁圍中，他將無暇顧及這個舊日的老友。

吳柱國對五四運動時代老朋友所懷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國人的問題，只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餘教授談到針灸治療時也說「中國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卻「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逃兵」。於是他覺得對不起五四時代的理想，五四時代的朋友。他說起陸衝在大陸跳樓自殺的事，感慨唏噓，即為一證。在這次相聚談話之前，他一直以為餘欽磊和賈宜生二人堅持著過去的精神，不顧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崗位」。他說：

「你不知道，欽磊，我在國外，一想到你和賈宜生，就不禁覺得內愧。生活那麼清苦，你們還能在國內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吳柱國說著，聲音都微微顫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現實擊倒，卻以為老朋友還抱持理想，他的慚愧心情可想而知。談話過程中，餘欽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賈宜生的窮困處境，吳柱國的回應和嘆息總是「含糊」、「曖昧」的，這也暗示他內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論多麼令他難受，到底抵禦不住現實的逼求。當他最後得悉餘欽磊因債務償還不清而打算出國，「吳柱國舉起手來，想說什麼，可是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說又沒說的，是什麼？作者並沒說明。但我們可以想像推測，在這一片刻，他差一點說出要替餘教授還債，使他能繼續「守住崗位」。但他及時把話吞了下去，因為，他怎能不顧現實？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日子。沒錢怎麼過得去？

如此，恰似餘欽磊為自身現實需要而顧不得賈宜生，沒有出讓獎金，吳柱國在「情、理」正面衝突下，同樣選擇了「理」，犧牲了「情」。

以上，我們已詳細看到，時間和現實環境如何無情地改變了小說裡的兩個主角。現在讓我們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時代和今日時代做為對比，以強調引發「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