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言之，作者視野中的五四時代，是浪漫的，單純的，熱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時代，是理性的，機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慾滿足的。作者當然自己不說，也沒讓小說人物說出這樣的話，卻藉由余，吳二人所敘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現出來。

哈佛大學畢業生對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就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從未到過中國，從未親身體會過五四經驗的美國小夥子，單單憑著書本上記載的客觀歷史事實，分析歸納，振振有詞下結論道：

這批狂熱的中國知識青年，在一陣反傳統、打倒偶像的運動中，將在中國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徹底推翻。這些青年，昧於中國國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亂。但是這批在父權中心社會成長的青年，既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又沒有堅定的意志力，當孔制傳統一旦崩潰，他們頓時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賴，於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弒父的逆子——他們打倒了他們的精神之父孔子——揹負著重大的罪孽，開始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極權懷抱，有的重新回頭擁抱他們早已殘破不堪的傳統，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隱士。他們的運動瓦解了，變質了。有些中國學者把「五四」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我認為，這隻能算是一個流產了的「文藝復興」。

他這個結論，若憑純理性觀點來說，或許每一句都是對的。惟一的嚴重錯誤，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精神」問題，認為天下萬事只要用科學頭腦做理性分析，就能達獲真理，究得真情。這其實也怪不得他，因為現今這個時代，就是這樣，精神已經泯沒，一切以物質為重。論文題目《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估價」二字，就有諷刺性的暗示含義。彷彿世上一切都能估計標價來售購似的！

物質壓倒精神的現象，不限於美國社會，在臺灣也一樣。浪漫時代早成過去。餘欽磊也說：「就是把拜倫譯出來，恐怕現在也不會有多少人看了。」現代人的「浪漫」觀念，不再是追求精神的解放，卻只涉及肉體和色慾。難怪餘教授的學生，得知拜倫跛足而不肯相信，考試回答「拜倫的浪漫精神」，在卷子上也只寫得出一大堆拜倫情婦的名字。

當年發動「五四」那批學生，多是關心中國文化的知識青年，餘、吳等人所學，就都是文史和哲學思想方面的課程。可是現在，念文科的只剩些女學生，餘教授班上，「上學期，一個男生也沒有了」。「現在的男孩子，都想到國外去學理工」；吳柱國說得好，「這也是大勢所趨」。餘教授自己的兩個男孩，大兒子已「出國學工程」，二兒子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個樣子，可是毫無父親當年的「精神」，一心只想得到加州大學物理系獎學金，並對美國的財富之多滿懷驚羨與仰慕。確實，我們過去的精神文化，已完全被物質和機器取代。餘欽磊的右腿，被「機器腳踏車」撞斷，也是一個暗喻（作者用「機器」腳踏車，不用「摩托車」，可見其用心）。

這，就是我們今日「自由世界」的時代現象。

這個時代，真正是中國知識人士的冬夜了。

吳柱國敘述的關於陸衝結局這幾句話，就寫作技巧方面來說，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對比」和「平行」兩種技巧的並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強烈反諷效果。

我們注意到，清算陸衝事件，和五四運動，表面上頗有一些相似之處。首先，發動領導的人，都是北大學生。第二，都是一種使用暴力的學潮運動。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陸衝被指責「為孔教作悵」，都是反孔反傳統的運動。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實情又多麼不同！當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愛國而使用暴力，為正義而使用暴力。他們痛打的，是賣國求榮的駐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為了掙脫傳統桎梏，求得精神解放。反之，現在的北大學生，清算陸衝，是一種獸性的集團暴力，而清算的物件，非但不是賣國罪人，還是一個最關心中國文化的弘毅之士。他們反孔反傳統，是在根本否認精神文化的價值，哪裡是基於浪漫觀念？

如此，今昔北大學生這兩個學生運動，看來平行相似，其實對比對立。吳柱國敘述的現今美國鬧學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處，例如都放火燒建築物，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鬧與無目的之性質，和五四運動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較，也是十分明顯的對照。

作者這種以「平行法」（parallelism）達企對比反諷的技巧，在《冬夜》裡還可找到其他例子。譬如餘教授和拜倫，同樣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現實逼迫下喪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倫相提並論？吳柱國「五四」時和警察打架，「把眼鏡也打掉了」；今日和餘教授談話，「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今昔同樣，眼鏡離了眼睛，可是過去打掉眼鏡，暴露出來的是耿直進取的面目，今日拿開眼鏡，揭曉的是尷尬頹廢的面目。賈宜生今昔都破過血管，以前是「割開手指，在牆上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現在是「上半年他摔過一跤，摔破了血管」。陳雄當年「穿了喪服，舉著‘曹陸章遺臭萬年’的輓聯，在街上游行」，後來居然自己變成日本大漢好而遭槍斃，當然也是絕大反諷，彷彿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弔喪似的。

我曾多次提過，白先勇取用小說人名，常賦予暗示含義。餘欽磊、吳柱國、賈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諷刺意味。「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闊。「餘」，即我，所以這個名字，可解為「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這，完全適合年輕時代的餘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無實」了。吳柱國最愛國，他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國命運，使中國強盛起來。可是他做到了嗎？柱起中國了嗎？沒有，所以他姓吳（無）。賈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慘，那裡是「宜生」？所以，當然，他姓賈（假）。

人名之巧妙選用，並不限於上面幾個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國浪漫詩人翻譯為「拜倫」，作者把「倫」改為「侖」，就不單是音譯，也有了意義。「拜侖」，比如崇拜崑崙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這當然就是這位詩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之真諦。此外，「陸衝」可解為「與大陸犯衝」，「陳雄」可解為「過去的英雄」，「俊彥」則亦顯然有反諷的意思。

《冬夜》情節裡，另一反諷，即兩個主角最後無形中的身分對換。餘欽磊在臺灣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出國，吳柱國在美國教了二十年書，現在打算回來，而兩人的動機，都是現實生活的問題，和理想無關。餘教授是因為要積錢還債，吳柱國是因為「穎芬不在了，飲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

關於這篇小說的反諷，還有一點，我覺得應該說一下。我們討論過這麼多篇《臺北人》小說，早已知道《臺北人》作者是一個十分尊重中國傳統和痴戀中國文化的人，如此，我們不難想像，五四運動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讓餘、吳二人追敘五四運動，特別只強調浪漫精神和愛國情操，卻對打倒孔家店、提倡「賽先生」等方面，以反諷口氣略提而過。談到陸衝被清算的事，

「只是人生的諷刺也未免太大了，」吳柱國啼噓道，「當年陸衝還是個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談到現在男孩子都出國學理工，

「從前我們不是拼命提倡‘賽先生’嗎？現在‘賽先生’差點把我們的飯碗都搶跑了，」餘教授說著跟吳柱國兩人都無奈的笑了起來。

如此而已。此外，餘教授的腿傷，西醫西藥完全無效，針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動，中國膏藥一貼，也就能減輕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諷。五四提倡「賽先生」，主張全盤西化，中醫中藥被列為落伍象徵之一。魯迅就為文痛低過中醫。可是中國人的病（身體的病或象徵性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如此，餘欽磊的腳傷，對他本人，和對五四運動，都是一種諷刺。

顯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運動的光榮，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闊胸懷，和耿直愛國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討論了《冬夜》裡的對比和反諷，並得知此篇小說之反諷意味及效果，多靠對比與平行技巧而產生。然而此篇之反諷，異於《永遠的尹雪豔》之反諷，一點「刺」都沒有，一點也不「冷」。是低迴的，緩和的，諒解的，帶著無限惆悵的。「無可奈何」四字，可以說是作者寫作此篇時對人生的基本感觸，和要表達的意思。餘、吳二友談話間，三番四次「無奈的笑了起來」；笑的時候，吳柱國或搖搖頭，或低下頭，而餘欽磊則搖一搖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禿的惱袋」。這種溫和壓抑的描寫筆觸，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說氣氛的一個例子。

小說從頭至尾，籠罩在一層無止無盡的惆悵氣氛裡。綿綿下絕的冷雨，便是一個極好的象徵。在臺北這個下著綿綿冷雨的冬夜，一對相別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棟殘破卻溫暖的大學宿舍短時相聚。他們二人，在年歲和現實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擱下了年輕時代的理想，但他們心懷慰藉，以為放下理想的只是自己，以為對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著有意義的工作，過著有意義的生活。可是，在談話過程中，這最後的慰藉，最後的幻想，也一點一點被剝開，被奪走，於是他們不得不面對彼此赤裸裸的真況，和尷尬處境。

兩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懣，卻是無限的惆悵和壓抑的感傷。大概，他們終於明白，人生就是如此。現實總是贏的，一切無可奈何。

今日這個時代，是現實的，冷酷的。精神理想已經枯萎，肉體物質決定一切。被迫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還有救嗎？人類還有救嗎？

《冬夜》的作者，雖然滿懷低迴的感傷，對此問題顯然尚未絕望。是的，人類還能得救。還有機會得救。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點點人間相互的關懷諒解，和對過去理想的記憶。

就只一點點的「情」——奢望是無用的。然而人類只要不「絕」情，留下一點兒，給人一點兒，那麼，縱使在現實逼迫下所能給出的是那樣微少，那樣無濟於事，卻也對靈魂進行了贖救。

這，就是《冬夜》小說的最終主題。而此主題含義，作者細心織入小說之敘述語言，十分和諧地化溶在全文惆悵無盡感傷綿綿的迷漫氣氛裡。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即此篇小說中「冷」與「暖」的溫差對比，和其他有關溫度的意象使用。讓我們看看小說頭一段：

臺北的冬夜，經常是下著冷雨的。傍晚時分，一陣乍寒，雨，又漸漸瀝瀝開始落下來了。溫州銜那些巷子裡，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積水來。餘欽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張望時，腳下套著一雙木屐。他撐著一把油紙傘，紙傘破了一個大洞，雨點漏下來，打到餘教授十分光禿的頭上，冷得他不由的縮起脖子打了一個寒噤。他身上罩著的那襲又厚又重的舊棉袍，竟也敵不住臺北冬夜那陣陰溼砭骨的寒意了。

這裡面，「冬夜」、「冷雨」、「乍寒」、「冷得他……打了一個寒噤」、「陰溼貶骨的寒意」等文字，都一再的強調屋外巷子裡氣溫之寒冷，影射今日現實世界之冷酷無情，而餘教授身上罩著「又厚又重的舊棉袍」，暗示他是一個揹負著過去之記憶，不忘舊情的人，可是這件「舊」棉袍，竟也「敵不住……陰溼砭骨的寒意」，又暗示他雖然懷念過去，保留記憶，卻「敵不住」現實環境的冷酷逼迫。他「撐」傘御雨，含義亦相似。那把傘破了一個大洞，所以也擋不住冷雨，使他在現實的冷酷中打了個「寒噤」。如此，就這麼幾行看來別無他意的描寫文字，已經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個故事。

和寒冷的臺北街巷（現實世界）對立的，是餘教授「棲住」的這棟溫州街大學宿舍。首先，「溫州」二字，就有暗示性和預示性。吳柱國這次回國，探訪二十年前的故友，固然有了覺悟和失望，但，由於從現實生活的繁忙中拾得了這麼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得以和舊友再度分享過去光榮的記憶，得以揭下平時不願也不敢取下的面具，而知道會得到諒解，他心靈上的得償，總還是多於損失吧！

吳柱國有幸，艱難履步於此寒冷世界，得暫時駐足在一小片「溫州」。

小說裡的「冷」「暖」意象對比，隨著情節動作的進展，十分一致地持續下去。細細審察作者之用字，我們不禁又一次拍案驚歎，白先勇怎能這樣高妙地在看來只是流暢寫實的文字裡，賦予此般深刻的雙關暗示含義。白先勇的象徵和意象，運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露鑿痕，許多讀者根本就沒發現到它們的存在。絕大多數的人認為，白先勇既然寫得出這樣一手流利好文句，他就沒花費心思，也沒必要花費心思，去探索有關單字效果變化的可能性問題。這是一般讀者對白先勇小說寫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誤解。然而，正如莊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見技巧的技巧。民國以來，另有幾個小說作家，十分擅長於意象文字之使用。張愛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張愛玲的意象或象徵，固然確實生動有力，花樣百出，卻常過於華麗炫耀，匠痕顯露，而且多半時候只是訴諸讀者的感官（視覺、聽覺、味覺等），和使文字豐潤多彩，不見得總是和小說主題有必然的關聯，這是我的看法。

話轉回來，讓我們繼續看一看《冬夜》裡，作者如何把「冷」「暖」之意象對比，與小說最終主題十分一致地，貫徹運用到小說的結尾。

吳柱國溼淋淋冷冰冰地抵達餘教授家，脫下大衣，揩乾頭臉，就把寒冷差不多都關在門外了。即刻，「餘教授將自己使用的那隻保暖杯拿出來泡了一杯龍井擱在吳柱國面前」。拿「自己使用的」「保暖杯」泡茶給老友，暗示餘教授把自己的溫暖給予朋友同享。吳柱國輟了一口，「茶水的熱氣，把他的眼鏡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鏡」，眼鏡被茶水熱氣蒸得模糊了，暗示餘教授的舊情溫暖，開始溶解他的冷麵具；他「除下眼鏡」當然也就是預示他即將解除面具。

談過一時話，餘教授見吳柱國「那杯茶已經涼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隻暖水壺來，替吳柱國斟上滾水」。他不顧自己行動多麼不便，一拐一拐的，卻不肯讓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壺」斟上「滾水」，保持溫暖。可是，一旦對談的話題從溫暖的過去移轉到冷酷的現在，隨著心情的轉變，室內溫度彷彿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感，於是「吳柱國兩隻手伸到袖管裡去，餘教授卻輕輕的在敲著他那隻僵痛的右腿」。當吳柱國痛苦喊道「都是空話啊」，而對自己的「學術著作」發出「冷」笑，餘教授發現茶又「涼」了，立刻起身要換一杯熱的來。吳柱國卻「一把執住他的手」，先把話說完，把自己的底細揭發乾淨，才放他去，彷彿在迫令老友面對冷茶——冷的現實。而餘欽磊，也真的好像受到冷流侵襲，覺得右腿「愈來愈僵硬，一陣陣的麻痛，從骨節裡滲出來」。

小說近尾，餘教授的兒子從外頭回到家裡的時候，「寒氣不住的從門隙窗縫裡鑽了進來」。餘教授，明顯的，十分疼愛俊彥，可是俊彥到底象徵「現世」，所以他之進屋，就比如「現世」之侵入，帶進了寒氣。作者安排讓餘太太出外打牌，讓俊彥遲歸，使兩個老友單相獨會談話，是很有用意的。若有「現世」寒氣之侵襲，「溫州」也就溫不起來了。

然而，「溫州」之駐足，是短暫的，還得匆匆回到寒冬的冷雨，回到現實的世界。餘教授送吳柱國走出巷口：

……餘教授將他那把破紙傘遮住了吳柱國的頭頂，一隻手攬在他的肩上，兩個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裡一片漆黑，雨點無邊無盡的飄灑著，餘教授和吳柱國兩人依在一起，踏著巷子裡的積水，一步一步，遲緩，蹣珊，蹭蹬著。

雨點從紙傘的破洞漏了下來，打在餘教授和吳柱國的臉上，兩個人都冷得縮起了脖子來。

不錯。今日現實人生，確是一條冷得令人縮起脖子的冬夜街巷。可是，在這漫長艱難的旅途當中，如果有那麼一小段程路，有一個能諒能解的朋友相伴而行，一同挨冷，一同蹭蹬，總會有那麼一點區別的吧？這個朋友，把自己惟一的破傘遮在你頭上，和你共用；雖然冷雨照樣從破洞漏下，無甚用處，總也會有那麼一點差異，會有那麼一點點的溫暖吧？

吳柱國乘計程車離去，餘教授獨自踅回到家，「他的長袍下襬都已經潮溼了，冷冰冰的貼在他的腿脛上，他右腿的關節，開始劇痛起來」。於是他「把暖在爐灶上那帖於善堂的膏藥，取下來，熱烘烘的便貼到了膝蓋上去」。他發現窗戶讓風吹開了，「趕忙蹭過去，將那扇窗拴上」，後又發覺「書桌上早飄進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書本都打潮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書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

這些描寫都暗示，餘欽磊雖己在現實生活逼迫下擱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卻還珍惜儲存著一份對過去的溫暖記憶，而這份記憶，他留心衛護著，儘可能不叫它受到現世或現實勢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乾書）。小說末尾，餘欽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憶，十分動人，這也是餘教授要衛護的溫暖記憶。回憶的動作彷彿真的暫時淨化贖救了他的靈魂。

他這棟溫州街宿舍，確實已「殘破不堪」。沙發「襤摟」，「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來」；榻榻米積年潮溼，「散著一股腐草的黴味」。屋裡「七橫八豎，堆滿了一本本舊洋裝書，有的脫了線，有的發了毛，許多本卻脫落得身首異處」。他已不大再去唸這些書了，平時卻以「租來的」（不是購為己有的）武俠小說自遣。可是這一堆舊書，他卻頑固地，鏗吝地，死守著，而當太太（現世）干預，遺失了一疊筆記，這位早和現實取得妥協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會「著實發過一次脾氣」，逼得「家裡的人」（現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廳裡那些堆積如山的書了」。

不錯。對於餘欽磊教授，這棟溫州街舊宿舍，是寒冷的現實世界裡惟一的暖巢。他「棲住」在這個暖巢裡。他還能感覺溫暖，因為，他知道，儘管理想已經失去，青春已經逝去，這個巢裡——也就是他心裡——至少還藏著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