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向我開啟了一個現代學術等級，但我卻要離開。我在高高的書架前不斷抬頭仰望，心想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蒐購而來的書，以及由這些書組成的那種氛圍，那種氣場，那種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將棄我遠去。表面上，它們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們也就形同虛設。

從今以後，我只能在辦公桌前、會議室裡、演講臺上，偶爾想起，想起這破了圍的氛圍，漏了氣的氣場。半夜回來，照樣居息，卻不敢再抬頭仰望。

這等於一個領主拔離他的營寨，一位酋長告別他的邦國，頻頻回首，莖斷根連，夕陽故國，傷感無限。

既然代價如此之大，那麼，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裡才會略為舒坦一點。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鍾與學術研究的每一分鍾，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兩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鍾稍稍失重，學術研究的那一端就會愴然墜地，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於是，對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經直接關係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絲毫懈怠。

正因為我並不害怕免職，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測驗的支援，一上任就是一種強勢。我滿意這種勢頭。行政工作要麼不做，做了就要強勢，否則便是浪費，浪費自己和屬下的生命。

還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誰會把一艘裝滿乘客的船，交給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誰會把一個連線生命的舵，交給一雙軟弱無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決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點，那就是：迅速簡化整個學院的人際關係。

乍一看，入口點不應該放在這裡，而應該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進、精簡機構、提高待遇等專案上。但我敢於擔保，不簡化人際關係，這一切都做不好，全會變成一片吵鬧。公開的吵，暗地的鬧，直到最後只得反覆謀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圖一一消耗。

這是中國的國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誰也改變不了。即便是最沒有人際關係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動手也會被人際關係的網路纏住。什麼課程的優劣，立即變成了誰的課程的去留。業務水平的考核，也會變成誰整誰的問題。可以設想，這一切會引出多少私下聚會、暗中串通、公開頂撞、以牙還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這個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沒的泥潭。

我發現，在高等學校這樣的機構裡，一般的人際關係雖然複雜卻不至於頻頻左右全域性，如果頻頻左右了，一定是領導者本身把它強化的結果。

敗多領導者為了自己的權威，會若明若暗地培植親信。這是一個單位人際關係惡化的重要起點，因為這種培植的舉動人人可以看到，而親信之所以成為親信一定時時有所動作，處處有所炫示。親信一旦產生，又會漸漸擴大為圈子，圈內圈外會有磨擦，不同的親信間也會爭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領導者還想利用磨擦和爭寵來辦事，那麼整個單位已經不可收拾。

上海戲劇學院的人際關係也堪稱複雜，但是『文革」災難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簡化了。現在災難剛過，大家同仇敵愾，共同語言還沒有消散，正是繼續簡化人際關係的大好時機。這個時機一旦錯過，再也追不回來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們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異的行為規則。

例如，我在施政報告中宣佈，我們上任後，願意聽取一切意見建議，院長辦公室的門永遠敞開；但是，如果有誰到院長辦公室裡來說某某教師的不是，我們會立即起身，請他離開。

我說，學校裡如果真有歹徒惡行，可以報告保衛部門和檢察部門，如果事情還達不到向他們報告的程度，那麼更沒有理由向院級領導報告。

我說，以前在評定專業職稱過程中，總有不少教師向學院領導報告自己的業務成績，指責同一個教研室的其它教師的業務水平。今後，只要還有教師向我作這種報告，我在職稱評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報告了，他的單獨報告製造了一種不公平；他對其他教師的業務指責，更是一種缺席審判，這是第二層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種資訊引導，這是對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這三層不公平，我惟一的辦法是對他進行否決。

我說，我要用實際行動讓全院上下放心：院長辦公室裡的全部談話，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安全的。

這種公開宣佈，效果很好。在我任職幾年間，沒有一個人在我面前說過另一個人的壞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誰是我的親信。

有時，人們出於以往的語言習慣，說著說著就牽涉到別人的長短，或開始對我有所奉承，我會微笑著伸手阻止，立即轉移話題。幾次一來，大家開始習慣我，習慣於在一切領域對事不對人。

對此我有點矯枉過正。其實我心底也有對人際關係的好惡評價，有時還很強烈，但我明白，這一切都不能影響行政行為的走向。行政行為越乾淨，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國家政治大局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已經停止，但對於每個基層單位，「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普遍性、延綿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於惡化了的人際關係。因此，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結束一段歷史，截斷一種災難。再過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戲劇學院的教師們在回憶我任職期間的成敗得失時都會肯定這一點：那幾年雖然還有諸般不是，卻因為幾乎沒有人際爭鬥而輕鬆愉快。

這是一幢三層小洋樓，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的住宅。院長辦公室在二樓，一個小套間。

打蠟地板、鋼窗、壁爐，小套間裡有兩個衛生間，純粹的歐洲氣派。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坐在這裡的是老院長熊佛西先生。那時上海早已受極左思潮統治，熊佛西院長沒什麼權力，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管著窗下的這個小院子。小院子裡有一條彎曲的小路穿過草坪，有的同學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聽到頭頂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同學，請不要破壞綠化！」

綁來，他覺得視窗喊叫也不文明，乾脆就在這條小路上來回散步，做一個『護草使者」。我們碰到他，叫一聲「院長好」，他會慈祥地詢問：「哪一個系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麼名字？幾歲了？」

過了五分鍾，我們拿了一本書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聲，他又慈祥地詢問：「哪一個系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麼名字？幾歲了？」有時為了一件什麼事來回穿行幾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詢問，不知內心是否怪異：同名同姓的學生怎麼那麼多！

聽老師們說，學院從橫浜橋搬到這兒來的時候，市政府原本劃出的地很大，把現在的華東醫院、華山醫院門診部、上海賓館、靜安賓館、希爾頓飯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裡邊了。熊佛西院長揹著手走了一圈說：「這麼大，誰掃地？」

這麼昂貴的黃金地段被老院長放棄了，一直讓後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領會這位前輩書生的觀念：辦學校，一要種草，二要掃地。這個觀念十分環保，十分節儉，因此也十分現代。

我站在視窗想了一會兒，便轉身坐在辦公桌前，打量起這間屋子。剛才進來時我沒有把門關死，留了一條縫，這也是因為想起了熊佛西院長的一件往事。

當時熊院長坐在這裡，服務員老杜每次都不敲門，一擰把手就進來了。熊院長對此頗為惱火，一次次告誡，但老杜實在想不出敲門的理由。他覺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彙報工作，只是來送開水、擦桌子的，當然是越輕越好，敲門幹什麼？因此到時候還是下不了手，只是把動作放得更輕，試圖在熊院長毫不覺察的時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這種踮腳屏息的狀態更把熊院長嚇得魂飛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門外，敲三下門，聽到屋裡說「進來」，再推門。但是，可憐的老杜試了幾次老是覺得不是味道，總是期待著熊院長不在屋裡的僥倖。可惜，熊院長每次都在。最後只得讓老杜離開院長辦公室，到理髮室去了。老杜很快學會了理髮手藝，直到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去理髮，他還在一次次感嘆：「熊院長真是奇怪，他在屋子裡又不做壞事，老要我敲門幹什麼呢？」

綁來坐在這間辦公室裡的是蘇堃院長，一位河南來的革命軍人，在軍隊裡領導過一個劇團。他與熊院長就完全是兩路人。他也有一個服務員，是他在軍隊裡的馬伕，姓張，跟他一起進了上海。聽老師們告訴我，當時英武魁偉的蘇堃院長在禮堂裡向全院教師做報告，氣氛莊嚴，北方口音在上海人聽來是一種天然的領導者語言，大家都恭敬地做著筆記。突然，禮堂後面響起三聲敲搪瓷碗的聲音，緊接著傳來一個沙啞的河南口音：『團長，別說了，吃飯了！」

全體教師愕然，蘇堃院長則一笑，停止報告。

老張覺得團長還是他的團長，便樂呵呵地跨著牽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蘇堃院長出於好奇，用過辦公室裡的這個壁爐。麻煩的是找不到柴禾來燒，伙房裡也沒有，那裡用煤，因此還是要請老張去拾撿枯枝。當壁爐終於點燃起來的時候，蘇堃院長通知其它幹部一起來取暖，北方來的幹部們早就受不了沒有取暖裝置的上海寒冬。據說那次坐在壁爐前的幹部們坐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脫下鞋子、襪子向著火焰烤，因為最冷是腳。人多勢眾，那味兒，使蘇堃院長不敢再試第二次。

蘇堃院長爽朗可愛，一直保持著河南人的習慣，平生飲食至愛，是油條和豆漿。他認為，真正的理想國，應由這兩樣東西組成，當然也可以再加一點其它東西。就在我擔任行政工作前幾年，他還在做院長，親自寫了一首校歌，讓全體同學學會，準備在院慶大會上全場齊唱。那時已經改革開放，同學們的頑皮勁頭勃發，不知事先有誰組織過，那天全場唱出來的，居然齊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對此，蘇堃院長一點也沒有生氣。

「浦江之濱，有一座藝術殿堂……」過了很久，校園裡還有學生邊走邊用河南方言哼唱著。

想到這裡我笑了出來，沒想到門外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報告！」

我一時沒回過神來，想不到這聲音與這屋子的關係，與我的關係，只當是門外有表演系學生在練臺詞。

「報告！」又是一聲，更加響亮。我突然想起當年熊院長要老杜敲門的事，覺得這聲音似乎與我有關。

「進來！」我說。

進來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見就站起身來，卻不知叫他什麼合適。

他姓吳，在我考進這所學院的第一天，就見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讀的那個系的黨支部書記，也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軍人，是我們這些學生平日能見到的最高領導。「文革」中當然被作為「走資派」而打倒，但始終沒有成為焦點，「文革」結束後那麼多年，一直沒有見著。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剛剛考上大學的那個時候。但是他，居然用軍人的姿勢向我「報告」！

「院長，」他說，「我向你檢討！」

「吳老師，」我終於憋出這個稱呼來了，儘管他從來沒有做過老師。他早已離休，我上任時翻看各級幹部名冊都沒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師比較合適。「請坐，慢慢講。」我說。

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離退休幹部們不放過他，要求學院給予公開處分。他來找我，一是檢討，二是表示願意接受處分，三是希望這個處分不要張榜公佈。

「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我問。

原來，一位老戰友病逝，他趕回家鄉去送葬，回來時另一位老戰友出點子，說自己的兒子是火車司機，讓他坐在駕駛室後面的角落裡回上海，不用買車票了。他真的這樣做了，卻想不到，到了上海，沒有車票是出不了站臺的。他被火車站當作逃票者扣押，後來只得由學院派人領回。領回後，老幹部們一片譁然，認為他丟了老一代革命軍人的臉，不僅要處分，而且要開批判會。

「其實這事用不著找你院長本人，我……」他顯然已經被一批與他同資歷的老幹部搞得很緊張。

「吳老師，你應該找我。我保證，你不會為這事受任何處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無法向他說明理由，便把驚訝不已的他送出了門。

理由很簡單，這是貧困造成的，與質量無關。

革命軍人進駐上海後，雖然做了幹部，有很大一部分還過著相當艱苦的日子。照理，他們的薪水在當時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滿，又要撫養一個不小的家庭，情況就很嚴峻，這位吳先生就屬於這種情況。我還記得做學生時有一年春節給各位師長拜年，其它老師家都會端出一點糖果，而他家端出來的卻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見家境拮据。

他用幾十年前做軍人時的一聲「報告」，不經意地提醒我，他一直處於軍人般的清寒之中。這樣的事情本來我只需同情，不必負責，但他向我「報告」了，因此又不經意地提醒我，從此，這個院落裡的很多喜怒哀樂，都與我有關。

人際關係，並不是我想簡化就能完全簡化。你看這位吳先生，差一點就要接受處分和批判了，而且，說起來，處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來消除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這個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鬥爭和批判。

吳先生走後，我又站到了視窗，再一次看著這個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長多麼想讓這裡變得蔥蘢整潔、文明雅緻，但結果呢，多少呼嘯、狂喊在這裡發出，多少冤案、慘禍在這裡產生。我又沈陷到那血淚斑斑的歲月中去了，當時，這間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後來，是所謂「革委會」和工宣隊的辦公室。

現在總算安靜了。

能一直安靜下去嗎？

能出現熊佛西院長理想中的世界嗎，連進門都要輕輕敲三下？

正這麼想呢，「篤、篤、篤」三下，真有人敲門了。

已經受過「報告」的驚嚇，這下我從容了，鬆鬆地叫一聲：「進來！」

我扭頭一看還是站了起來，進來的是導演系的薛沐老師。

薛沐老師與我私交很好。在那麼多老師中，熟悉學院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關節、重要人物，卻又能不摻雜自己感情作出冷靜評價的人並不多。導演系卻有兩位，一位是胡導老師，一位是薛沐老師。胡導老師我接觸較少，但我每次發言和報告時只要看到他在場，總會特別注意他的表情，因為他歷來最為客觀、公正。薛沐老師曾多次與我相伴到外地講學，客舍空閒，時時長敘，無話不談，便成密友，儘管在年齡上他是我的長輩。

他受過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鎮壓反革命」時期，學院內一位清室弟子疑點甚多，被人揭發，蒙冤入獄，他受不住逼供，胡亂交代說，曾與薛沐老師和陳古愚老師一起圖謀成立一個地下組織迎接國民黨回來。幸好這份交代破綻太多，沒法定案，但薛沐老師已成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它揭發，就被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當然不必細述。歷盡如此災難他還能保持冷靜，真是難得。

「頭開得非常好。」這是薛沐老師對我上任的稱讚。「我看出來了，你在轉換一個根本性的思維。過去歷屆的領導想的是，重新評判歷史，你想的是，徹底了斷歷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說，「但是，有了他們的評判，我才能了斷。不了斷，老評判，沒完沒了，只能延續災難。只有了斷，才是對過去的最大評判。」

「是啊，解放初期鬥爭最賣力的人，反右鬥爭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黨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對造反的，很快被批判為反對革命路線；支援造反的，工宣隊一來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鬧來鬧去，活像一個輪盤轉，全都成了犧牲品。只有一幫特殊人物一直活躍，那就是永遠在揭發，永遠在批判的人。你把輪盤轉停住了，他們就沒有空間了。」

薛沐老師這番話，又一次表現出了他出眾的冷靜和叡智。

「薛沐老師，你講得很好，但我主張的了斷爭鬥，並不是我的發明。你沒聽說鄧小平一再強調「不爭論」的原則嗎？這就從根本上阻斷了那幫以爭論為業，以批判為生的人的很多門路。我們也要阻斷。」我說。

這時，薛沐老師伸出一個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說：「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動要求在全院大會上發個言。這個發言的題目是《我們過節了，我們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聲援，連忙說：「太好了，謝謝！謝謝！」

薛沐老師的發言贏得了全場長時間的掌聲。他那次關於「輪盤轉」和「特殊人物」的談話，一直印在我的心裡。

我希望那個「輪盤轉」真正停住，停在我們這代人手上。

現在真的停了嗎？

我想到了一個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們在處理「文革」時期犯錯誤人員的時候，有沒有延續以往的錯誤？

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是，我們每次在糾正前一次錯誤的時候，總是把糾正過程中發生的不公平不當一回事。因為前一次錯誤還歷歷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蓋了新的不公平。其實，「輪盤轉」就是這樣轉動下去的，那批永恆的「特殊人物」也就是這樣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發空間和批判空間的。

我們學院所有的造反派學生一個也沒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現在我看著窗外的校園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們，即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畢業生，能不能依然把這個院子當作他們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樣給他們足夠的溫暖和關愛？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長，在這間屋子裡辦公，但我知道，一個人在「文革」中如果參加過造反隊，做過一些過分的事，說過一些過火的話，現在連做一個副科長都不可能，儘管事情已經過去那麼多年。這種事情，只要有一份檢舉信，便立即奏效，連已經通過的任命也要否定。在鬥爭慾望、防範意識、忌妒心理都超濃度積聚的土地上，這樣的檢舉處處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夾雜著大量的揣測、想象、誇張、推理、誣陷、誹謗。

可慶幸的是，我的同事們對此有一些基本共識。善良的何添發書記在「文革」中也和我們一起與造反派抗爭，不久前有人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一看，是當年學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兩個昔日對手，今日四目相對。侯先生問：「像我這樣的人，如果想申請一份畢業證書，也能申請到嗎？現在找工作需要。」

拔添發書記一笑，說：『為什麼要申請？我替你留著呢，只是找不到你。」說著，轉身就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了侯先生的畢業證書，用雙手鄭重遞給他，並與他握手。侯先生不斷感謝。

我知道這事後當面讚揚何添發書記：「你把造反派司令的畢業證書放在手邊，時時準備補給，這事很有象徵意義。這是一段歷史的「畢業」，而我們是頒發者。」

一次我去廣西講學，報告結束前有一箇中年男子站起來提出幾個水平很高的學術問題，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訴我，他是該省頂級的美術設計師，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只是一直有人揭發他做過造反派頭頭，因此無法提級、重用。

我問了這個設計師的名字，一聽大吃一驚，原來是他，我居然沒有認出來。當夜，我就找了該省文化廳的周廳長說了一番話。我說：「他做過造反派常委，我當時屬於他們批判的物件，無緣相識，但今天卻要以學院院長的身份鄭重證明，他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而且早早地貼出宣告退出了造反派。他年歲比我大，已經是一個頭發斑白的老人了，懲罰了那麼多年，夠可以了。別再聽那些沒心腸的揭發者的話了。」周廳長不大瞭解這個人的情況，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綁來這位設計師到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點名要我剪綵，我二話不說，立即前往。

同樣，我向山西電視臺陸嘉生臺長為一位從我們學院畢業但我卻不認識的優秀編劇開脫，認為他雖然如揭發者所言，曾在造反派報紙上寫過幾篇應時文章，但他那時的『左傾」觀點絕對不會超過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因此，他毫無責任。更何況，他後來的全部劇作都充滿了人性的光澤。我們難道要用他早年的幾聲追隨，來抹殺他成熟後的幾十萬言作品？

由於有人揭發我們的一位畢業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時參與批鬥過老師，他現在在報社的工作都產生了問題。我們學院無權證明每一個學生在初中時的行為，而且這位學生也沒有向我們求助，但我聽說後立即以院長的名義給他們的社長丁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算下來，他上初中時還只有十四歲。如果一場民族大災難要一個兒童來分擔，而且分擔幾十年，那就證明，災難還在延續。」據說，丁社長在編委會的全體會議上朗讀了我的這封信，結果皆大歡喜。

一位中學英語老師汪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報考了我們學院的研究生，正準備錄取，就有揭發信說他有政治問題。我當時已經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親自趕到那所中學調查，中學的一位負責人說他是因為「收聽敵臺」被劃為「現行反革命」的。其實，那只是他為了鍛鍊英語聽力而聽英美電臺廣播。這個結論終於推翻後，那所中學裡又有人揭發，這位老師在「文革」初期也參與過批判會。對於這種永無盡頭的揭發我很憤怒，再一次趕到那所中學質問：即便是他參加了那次批判會吧，兩小時，但怎麼不想一想，你們在「收聽敵臺」的事情上鬥爭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現在這位汪先生早已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資深教授。他執意要走，因為他對揭發、批判還是有一種後怕，又有一種預感。他走前我還想去勸阻，他說：「很難說不會有政治大潮，因此還是會有很多人濺溼了腳，又總會有一批打手出現，把濺溼了腳的人一個個拉出來，讓他們脫了溼鞋子掛在脖子上示眾。沒有人敢說，責任不在溼腳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說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師說的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特殊人物」，他們是災難的擴大者，既在災難中趁火打劫，又在災難過後到處扒挖。他們讓人聯想到月黑風高之夜的盜墓賊，盜掘著一座座歷史的墳墓，使我們的土地到處坑坑窪窪，一片狼藉，臭氣瀰漫。

家鄉吳石嶺上盜墓賊的行為，我從小就知道。

順便，我還打聽了一下金牙齒的下落。他還在一家圖書館裡打雜。

說到這裡我又不能不感謝改革開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並不清楚，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壓在無數人頭上有三座大山，一為「階級成分」，二為「社會關係」，三為「歷史問題」。只要是城鎮居民，很少有人與這三座大山完全無關。直接間接，有形無形，遠近牽連，曲折盤繞，總有陰影籠罩。這就為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留出了遼闊的鑽營場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雷厲風行地轟毀了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真正解除了積壓幾十年的負擔和恐懼，能夠輕鬆地做人了。據正式公佈的統計，其中計有幹部三百多萬、右派五十多萬、地主富農四百多萬、資本家七十多萬，如果把他們的親族和社會關係算在一起，牽涉到全中國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沒有這一系列重大行為，後來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是無法想象的。

敗多人一時簡直難於相信，從此再也不要為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祖父曾經在鄉下買進過十畝地而一年年檢討自己與生俱來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立場了，再也不要為妯娌的表兄抗戰以後到底是去了臺灣還是去了緬甸而一天天擔驚受怕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年輕時曾向一家由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者主編的雜誌投過稿而一再懺悔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在中蘇關係友好時參加過某個俄文翻譯組而是否有了『蘇修間諜」的嫌疑不斷懮慮了……這種「再也不要」的舒暢，無以言表。

我說轟毀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階級成分」、「社會關係」這兩座大山的全部，以及「歷史問題」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確實不多了，其中大半屬於「文革」的「歷史問題」。因此，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幾乎已經沒有多少活動空間，最多，再在「文革」的「歷史問題」上咬嚼幾口，已經了不得了。

無論如何，這是當代中國在社會精神層面和人權保障層面上的一大進步。

那麼，我可以立下一個誓言了：只要還是由我在掌管這個院子，我將決不允許政治陷害，決不允許人身攻擊，決不允許謠言惑眾，決不允許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與同事們一起，保障這個小院落裡的人能夠輕鬆、安全、有尊嚴地活著。

我又站起身來，走到窗邊。

下雨了。霏霏細雨中的校園十分安靜。偶爾有幾個人在熊佛西院長守護過的小道上走過，也不打傘，也不奔跑，只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辦公室更加安靜，已經好幾天沒有人來敲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