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個下午，我渾身疲憊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管它什麼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著腳踏車馱來的。他掌握著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爸爸那麼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裡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麼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寧波老太。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才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面。
我開門，寧波老太塞過來兩張紙條，說：「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面都寫著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系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麼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著打電話的。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掛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制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的一聲關上，於是前面剛才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面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裡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儺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產生學術羞恥感。由於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升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系統內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麼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刪除了。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別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麼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態的演劇方式儺戲、儺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著呢？儺人已老，餘留不多，我只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德?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麼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麼什麼嗎，居然年輕得那麼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儺，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臺」，相當於平常所說的消夜。但與消夜不同的是，「腰臺」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腰臺」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面具，吃將起來。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面具已被其它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臺」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臺。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面具追隨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內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才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麼，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隨時自衛。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肩而過，才一起回頭，對視一笑。
到了碼頭，人山人海，買票上船後並無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邊找到了幾個籮筐外面的一個空角，把腳伸在船舷外面能夠勉強「危坐」。已經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但此時看著江水頭腦還是非常清醒。我覺得，除了儺戲的材料需要補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個學術研究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了。
那徹夜的儺儀，那樸拙的鑼鼓，包括身後這擁擠的人潮，為什麼離書齋著述那麼遙遠？書齋著述可以修補文化，但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永遠地旁徵博引嗎？書本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鑽在書本里，那麼，又該將這苦難而神聖的大地置於何處？
我想，我的書齋著述已經太多太多，應該從事實地考察了，或者，應該從事社會實務了。
我想，在中華文化比較象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沈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於想象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這麼想著，心裡產生了一種喜悅。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輪上下決心獨自攀登學術殿堂的，八年後，同樣在江輪上，我又下了獨自出走的決心。這條江，長江，對我太重要。以後有關人生的大問題，都要放到長江上來思考。
這次想好了，回來，先好好睡一覺，然後把儺戲的那篇研究論文寫出來，算是一個了結。接下來，我就要從書房出走了。怎麼出走，還不知道。
一切計劃都會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須擠車去學院了。去學院，很多事情很瑣碎，例如有好一陣子，往往是我們系的一位老教師為了在他的朋友面前顯示他能領導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師，要我們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對我們很客氣，但一有老朋友在場，總要板起臉來對
我們說：
「小余，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嗎？」
他關照過，在這種場跋，不管他問什麼，我們都要答應。儘管他永遠不會整理任何做學問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現得虔誠又惶恐，「只不過第一百零八章後面有幾條拉丁文註釋我不認識，要請您老師過目……」隨口講了一百零八章，當然是因為想到了《水滸》。說拉丁文，沒有理由。
他慈祥地點點頭：「青年教師一頭的學術研究任務，你幫我管一管。你們的表現，我會及時向系領導彙報。」
說完，他會用含笑的眼神看著他的朋友們。
當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來事情有點變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經讀完我的那四部學術著作，他沒有讀過；而我，也不大適合再開「拉丁文註釋」的玩笑。
換了三趟公共汽車，終於氣喘吁吁地推開了系辦公室的門。沒什麼人，只有一位姓欒的女秘書在。
小欒說：「要你到上海音樂學院招待所，去見一位文化部來的領導。」
「什麼時候？」我問。
「立即。」小欒說。
「與誰一起去？系裡誰帶隊？」我想一定是開座談會。
「系裡只有你去。」她說。
「那麼其它系裡還去誰？去哪裡集合？」我又問。
她說不清楚，要問學院辦公室。撥電話問完，她告訴我，全院也只去我一個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欒告訴我的房間號碼敲門，見到了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高雅的長者。他叫方千，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
當時高校的招待所實在太儉樸了。這間房子裡有一張塑膠皮包的沙發，彈簧都露在外面了，不能坐。方千司長有點胖，坐在一張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變換著姿勢，這使談話變得很隨意。
他要我談談對學院領導班子的看法。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級領導機構總要經常向群眾徵求意見，只是沒想到這次是司長親自徵求，而且一對一談話。
我想，在這種場跋不要信口開河地傷著了誰，而且我也確實不太瞭解情況。便說，自己一向忙於教育和學術，連繫領導也見得很少，對院領導只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蘇堃院長很好，現任的何添發書記很好，有一位院長當了不久就被你們文化部突然撤職，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方千司長把椅子向前頓了頓，立即毫無忌諱地向我說了原因。這種領導層的事，對我這個群眾也這麼坦率，我有點驚訝。為了回報他的信任，我也就說了一條意見：『上級向高校指派領導，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準。在蘇堃院長和何添發書記之間，還派來過一位書記，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會議上居然與我爭論，硬說現在是十九世紀，理由是現在叫一九××年……」
方千司長笑了，說：「這樣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文化部決定先在你們學院做試點，在全體教師、幹部、職員中做民意測驗，看大家最滿意什麼樣的人做領導。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已經悄悄地測驗了三次。」
我暗自一驚，心想這期間我只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儺戲，一次也沒有趕上。
「三次民意測驗，名單完全一致，我們心裡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長說到這裡，伸手捋了捋頭。他在說話過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隨意的手部動作，像是為了讓血脈暢通。好多長者都有這個特點。
捋完頭，他向我一笑，說：「有個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誰嗎？」
「誰？」我饒有興趣。
「你。」他用手指輕輕地點了點我。
我一愣，很想辨別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並不認識他，沒有開玩笑的基礎，而且談話到現在，也還沒有出現開玩笑的氣氛。
於是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起來：「這不能算數。我名列第一，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沒有做過官。只要做過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識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長站起身來，提起熱水瓶給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卻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給我說了一段話：「文化部領導和上海市委考慮到你的年齡優勢和學術成就，本來就對你有興趣。曾經對你在「文革」中的表現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一切滿意，早已作出過決定。沒想到你的群眾基礎也那麼好，因此，你要準備擔任行政領導職務。」
我想，前一陣道聽途說，系裡缺一位年輕一點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師朝我使眼色，還附在耳邊輕聲說：「我提了你。」難道，這位老教師的提議成真？
我決定推託，卻始終沒有弄明白一個根本許可權：選一個系的副主任，哪裡需要出動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本人？
方千司長終於站立著說出了最關鍵的一句話：「現在我正式轉達北京和上海兩方面領導的共同意見，決定請你出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離開音樂學院招待所的時候已經下起濛濛細雨，但我沒有去乘公共汽車，只是一人茫然地在細雨中走著。在猝不及防的驚訝中，方千司長後來說的話在我聽來似雲煙縹緲。他彷彿說，沒有行政經驗不要緊，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長作為過渡。又說，做了院長，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務分配給各個副院長……
方千司長在我失神之時還說了一段企圖吸引我的話，我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他說：
「院長不忙，那是一種學術榮譽的象徵，只與國外同等級的專家交往。院長一具體，就不是好院長了……」
為什麼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幾乎所有做過當家官員的人都明白：我們國家太大，機構繁複，一所高等院校有無數個「上級」，每個「上級」只要有緊急事務，都會下令由院長親自負責，不得由副院長代替。這種緊急事務，當然不是學術。結果，凡是防火、防盜、計劃生育、傳染病、校區建築安全、學生間的毆鬥行兇、食堂的伙食質量……全要一一過問，一件也不能丟開。當然有副院長，但他們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在辦。
到那時，還找方千司長論理嗎？這位忠厚長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還沒有這種預感。雖然沒有預感，我也沒有答應方千司長。
他對我的拒絕有點驚訝，讓我回家好好考慮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濛濛細雨的淮海路上已決定再度拒絕。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長已經回了北京，委託與我繼續談話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衛生辦公室的領導，現在具體來管理我們學院。
苞志宏先生可能參與了對我履歷的審查，對我的過去很瞭解，因此動員我的話語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長更能打動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說，「你不為蒼天為黎民。」
這話就很能打動我。他知道我歷來不在乎官場倫理，卻會重視民意測驗加給我的責任。
為了避一避他的錘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當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時，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胡志宏先生又一錘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這種犧牲自己的豪氣。這種豪氣正可用來抹去一切艱辛，讓你不好意思再說一個苦字。
但是，我還是搖頭。
學院裡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選中，也知道我的拒絕。大家都等待著，很有耐心。
據說現在很多單位選拔官員的時候，剛有選拔意圖，那個被選拔物件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大量的檢舉信、揭發信都會以匿名、具名、聯名的方式紛紛投寄到選拔機關。相比之下，當時的上海戲劇學院真是太純淨了。我拒絕了整整四個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換名單的四個月的空間，居然沒有出現一個否定意見，也沒有出現一個替代名字。
當胡志宏先生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時候，我環視窗外的校園，有點感動。
最終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是張廷順老師。記憶中，在我剛進這個學院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教務處長。記得在「兩個凡是」時期我受到那幾個人的審查，張廷順老師負責學院清查工作，曾與他們遭遇，張老師厲聲質問他們：「小余是我們學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我可以擔保，請問，你們是誰？「文革」時期你們在哪裡？為什麼要查這麼好的人？我們學院誰委託你們查了？」那幾個人被這個山東大漢問得怏怏而回。張老師質問那些人的事情，是當時在場的一些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我卻一直沒有遇到張老師。據說他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養病。這麼多年過去，那天正是我拒絕出任的四個月後，在學院的大草坪邊遇到了他。
他拉著我走到一棵樹下，說：「我找了你好些天了。這個學校，幾十年都沒有安定過。你們也可憐，沒上過什麼正經課，全靠自學。我這個老教務處長，於心有愧！」
這麼一個悲情的開頭，使我只想找話安慰他。但他沒等我開口，又說下去了：「幾十年折騰的結果，使整個學院幫派林立，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取得一致意見，每次開會都吵得臉紅脖子粗。現在，終於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選擇了你。你再拒絕，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應做院長，」張廷順老師說，「我還可以再一次出馬，擔任教務處長，補一補幾十年的遺憾。當然這要你們考察審定。」
「張老師，別這麼說，別這麼說……」除了這句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學惠小硯從外地回上海，見我正在為如何有效地拒絕任命而苦惱，便爽利地說：「想不做官還不容易？我到學院裡去說服老師，別把一個做學問的書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見面，她卻對我說：「做吧。」
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在學院裡遇到一群女老師，都這樣回答她的勸說：「我們是看著他長大的，放心。」惠小硯說：「這年月，一個人讓那麼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終於告訴胡志宏先生：「讓我做半個月的調查研究，再決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鏡片後面閃出愉快的眼神，說：『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幾個大書店，找到教育學的專櫃，把有關中外辦學經驗和辦學規範的書籍，全都買來。這時我才發現，這方面的書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於「文革」後一切重起爐灶，全是新書。從外國名校的執行規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檔案，到這些年國內高校進行教育體制改革的調查彙編，十分齊全。我認真地讀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這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種高層邏輯展開在我眼前。
在這種閱讀中，多年來的學術思維幫了我的大忙，我已習慣於在一片紛雜的實際疑問中尋找邏輯支點。只要找到了邏輯支點，沒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在國內高校中，我覺得，華中理工學院的教育改革經驗比較切中要害。
然後，我就開始找學院裡的各色人等談話，從老教師到中青年教師，從系主任到總務處職員，儘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群落。每次談話我都勸阻他們發牢騷，也婉拒他們對我個人的鼓勵，而只是排列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區分這些問題的主次緩急，然後再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方法越具體越好。
半個月的感覺一言難盡。如果打一個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縮在一條大船的某間艙房裡用功，雖然也能感覺到船在晃動，卻不知道所處的位置，行駛的方向，海域的風浪，天象的變化。現在，我登上了船頂瞭望臺，看清了這一切，又問明瞭航海規則，突然覺得不應該再一言不發地躲縮回自己的艙房裡去了。
綁來回想，才知道，我同意調查研究，其實已經沒有回頭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麼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個月前的眼神了，說：『好吧，開一個全校大會，我作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的題目叫《我們別無選擇》。那口氣，那聲調，很像是從船頂瞭望臺上發出的。報告那天，據說連全院所有的清潔工人、汽車司機也都自發地擠到禮堂裡來聽了。
這個報告，立即受到了當時的上海市教育衛生辦公室負責人、現在的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評價。他在同濟大學專門召開全市高等學校校長會議，對這個報告作了詳細的介紹。
那麼，我，也就站在駕駛艙裡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隻，也都在傾聽我們這艘船發出的訊號。
當然還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艙房」收拾一下。
這一收拾，又依依不捨了。
我對何添發、胡志宏這兩位同事說，先得給我一點時間，把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寫完。這篇論文，就是我考察儺文化的總結：《論中國現存原始演劇形態的美學特徵》。它的中文本，發表在北京的《戲曲研究》學刊上，它的英文本，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亞洲戲劇》學刊上，題為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chinesetheatre，很多外國同行都讀過。
寫這篇論文的感覺，與我以往寫那麼多學術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筆下的主要素材，不是來自別的書本，而是來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這就成了我向國際學術界所作的一個發現性報告。我知道在現代學術等級上，這種報告的地位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