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禾吃了東西急著要去學校，背了書包走到樓梯口。我看見她脖子上紅紅的一小點，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說：「神經兮兮笑什麼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鏡子，驚叫著衝出來伸手要打我。我縮到廚房裡把門頂著。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門，嚷著：「叫我怎麼出去，怎麼見人！」僵持了一會我在裡面說：「我找片膏藥剪一小塊給你貼上好不？」好說：「你快點，上課遲到了！」貼上了我說：「來一個吻別。」就在她臉上輕輕咬一口，說：「沒有印子。」抬頭看見房東念初中的兒子正往樓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說：「看見了。」她說：「管他呢，又沒做壞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張小禾的事從頭到尾想了一遍，覺得躲不過這幾天，說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會有那件事了。躲躲閃閃也有了這麼久，誰又是聖人呢？聖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千萬條道理也說不服一個最簡單的願望。那件事離我這樣近，而我也剋制了這樣久了。但一想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我簡直就絕望。我根本無法在這個社會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覺。我也不能設想自己就這樣混著過了這一輩子。社會拒絕著我無法進入，我也拒絕著社會無法投入，但我得這樣長久呆下去！這可能嗎？近三年的經歷告訴我，不會有奇蹟發生，不會有的。儘管心中極不願意，我還是決定掙扎一下。

我跟《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的總編輯都熟，我決定去向他們求助了。我寫的文章長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說不定有一線希望呢？剛進去再怎麼彆扭，總有一天會適應的，總有一天會有點出頭之日的。為了張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願做的事，得讓自己難堪，得對自己殘忍一點。想到這裡我不讓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猶豫了，跳下床抓起電話撥通了《星島日報》總編輯室。對方一說「哈羅」我就知道是紀先生了。我說：「紀先生嗎，我是孟浪。前幾天寄給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沒有？」他說：「明天就發出來。稿子長了點，刪掉一點沒關係吧？」我說：「按你的意思刪就是。」他說：「又寫了什麼沒有？先拿過來看看，眼睛不要盯著《世界日報》，還是我們的讀者多。」又問我上個月的稿費收到沒有。我說：「收到了。你們讀者多，稿費怎麼比《世界》還低些？」他說：「那要問老闆。」我說：「中午請你去飲茶，給不給面子？」他說：「今天中午倒還有空，有什麼事沒有？」我還沒有想好怎麼回答，他說：「到哪裡，我請客了。」我說：「上次是你，這次輪到我了。」約好十二點半到翠園酒樓。

放下電話我心直跳，抓話筒的手也出了汗，溼了。兩三年來我找工作無數次，人也變油了，什麼牛也敢吹，哪裡還知道怕。可今天卻莫名其妙的緊張，覺得自己欠了點資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個人物，別人跑上門來口口聲聲請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著西裝，打了領帶，在水房對鏡子照了。這是第一次穿西裝打了領帶去找工作，覺得彆扭，這一身裝束也帶來了點壓力。騎著車我出了門，還是甩不脫那種緊張，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裡對自己說：「跳什麼跳，這心！這是去唐人街買菜呢，不過順便去找紀先生說幾句話，有什麼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發現自己出來太早，把單車鎖了放在街邊，慢慢在街上溜著。龍城上的電子廣告牌正報告著新聞，昨天政府宣佈，全國失業人數超過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販的蔬菜便宜，想買又不能買，提袋菜去見紀先生總不好。

一個人拍著頭從一家店中出來，是一家理髮店。我搔搔自己的頭髮，又提起額前一小撮把眼珠輪上去看看，太長了。今天與平時不同，花幾塊錢理個髮是應該的。（以下略去1100字）

紀先生坐下，問我是不是還在ho─lee─chow，我說：「沒有做了，公司把店賣了，新來的老闆嘴一天到晚唸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麼事也沒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說：「經濟不好，到處都一樣。報社的廣告也少了，老闆也不高興。」推車人送點心過來，（……以下略去900字）

說來說去就是說不到點子上去，還越說越越遠了。我怎麼就張不了這個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擰了一下，逼自己張嘴。結帳的時候紀先生搶著用信用卡付了帳。下了樓眼看要分手，我心裡急得直痛，換了一種神態，說：「紀先生，向你請教一個問題。象我這樣的人，也算個寫東西的，要到哪家報社謀個事，不知也有點希望沒有？」他一愣，馬上說：「你可以到《世界》去試試，他們的報是臺灣人辦的，說國語的多。」我說：「《世界》的人我不那麼熟，也沒和那裡的總編說過什麼話。」他說：「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說：「在家裡閒起來也無聊，還不如找點事有意思些，待著日子也難過。」他似乎自言自語地說：「《星島》呢，現在廣告少，版面也撒了幾個，老闆也不高興。」我說：「我也沒有別的意思，主要是整天這麼待著不是個味道。」

笑著和紀先生道了別，還揮了揮手，揮手之間手掌一飄特意顯出一種輕鬆的樣子。拐過街角，我的心一沉，幾乎就站不住，扶穩了牆靠著，喘著粗氣，頭腦中轟轟的一片什麼也不能想，口裡反反覆覆念著：「完了，完了。」就這麼近乎呆傻地一直唸叨著往前走，手腳身子飄飄的沒有感覺，好象浮在夢裡。過了好遠想起單車還在那邊，又回過頭去找了單車，昏沉沉騎了，回到家裡。那一個星期張小禾總是問我心情為什麼不好，我說：「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著怎麼跟她去說這些。

八十六

在那兩個多月裡思文隔兩三天必定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她和凌志的進展，到哪裡去玩了，話是怎麼說的，當時是什麼表情，都跟我作詳細的彙報。看著他們的事漸漸有了眉目，我心中的包袱慢慢放了下來。每次思文跟我說了這些，又反覆叮囑我不能跟任何人說。我說：「我跟誰去噴這些泡味！」她說：「反正你出去說了別人會連你一起笑。你呢，還給我牽線，我呢，還跟你彙報。別人當笑話一下子就傳遍了。你知道中國人的嘴巴傳話比電還快些，傳回國內去也只多一封信在路上的時間。」

我沒有料到思文對凌志會這樣著迷。開始我還勸她小心一點，她說：「還用你說，你知道我的疑心是最重的。你以為我十八歲吧！」聽她這樣說，我也就放了心。她告訴我說：「我已經給家裡寫信去了，跟他們講了，如果凌志大概是我看到的那麼回事呢，我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說：「這個人我一點都不瞭解，全靠你自己。」她說：「你別怕負責，真有什麼事也不會怪你。」又告訴我怕凌志打電話來自己不在家，新裝了answermachine。

有一次思文講起凌志有點懶，我開玩笑說：「反正你不懶，兩個人就調和了。」誰知她認真地說：「那也是的，他賺錢多一些，對家裡貢獻大些，少做點事也是應該的。」我說：「同志，你小心點，不要開始慣壞了他。把自己做老了，人家又變心了。」她說：「反正加拿大的事也做不老人，又不是中國。」我見她都有點痴了，這麼精明的人！只好說：「什麼人都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我不算個壞人，也不能想得太好了。」她說：「高力偉你當我是誰，反過來還要你來提醒？」過了幾天又來電話告訴我，準備和凌志開車去渥太華玩幾天。我說：「好是好，你小心點。」她沒再說什麼，也不知她什麼時候回來了。

忽然有一天她打了電話來，我說：「你回來了？」她說：「早回來了。」又說：「凌志有點奇怪。」我問怎麼回事，她說：「剛才他打電話來，說約了幾個人明天到水上公園去玩。最後又說了一句，門票是八塊錢。這不是提醒我帶錢去嗎？什麼意思呢？」我覺得不妙，也不好怎麼說，只好說：「看一看吧，明天看一看吧，說不定最近又去了渥太華，錢花得他心疼了。」

事情果然就不行了。第二天下午思文打電話來，說：「我剛從外面回來，你能不能就來一趟？」我問什麼事，她說：「來了再說。」我把電話掛了。

在電話結束通話之前，我似乎聽見她嘆了一聲。我馬上騎車去了。一進門，思文說：「你看看是不是有問題。」她告訴我，今天有六個人去水上公園玩，玩了一上午，又到凌志那裡做飯吃，一直都是他一個人出錢。她以為凌志請客了，還奇怪他今天這麼大方。走的時候有人提出要算一算帳，每人該出十七塊錢。有一個人是北影的攝影師，凌志說他在餐館洗碗收入少，又給大家剪了發，沒收他的錢。講完了她說：「他收入少，總還有點，我可真的是一分錢收入也沒有。凌志他是什麼意思呢？」我說：「什麼意思，這還不清楚？」思文著急說：「你講話講清楚，不要講一半留一半。」我覺得思文真有點糊塗了，怎麼女人一染上了感情就失去了判斷。我說：「你們的事到底怎麼回事，我也不懂，畢竟很多東西我不知道。」她臉紅了說：「都告訴你了。」我說：「也許我也講不到點子上。」她說：「你說就說，怎麼繞得這麼厲害，我要發脾氣了。」我說：「意思還不清楚，他把你只看作一個一般朋友。」思文點頭說：「你講對了，你是講對了。游泳的時候我看見他眼睛盯著另外一個女的，那種眼神我很熟悉，就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我心中非常明白，事情這麼一轉彎，就彎到另外一個方向去了，彎回來的可能性很小。見思文那不死心的樣子，也不好就把話說到絕處。我不敢一腳就踏滅了她的希望。要轉彎呢，也得讓她有個過程慢慢的轉。我不理解她這麼精明的人，也不是沒有過經歷，怎麼這就犯了糊塗。我說：「如果事情最後沒個結果，那是我又害了你。那天我不打電話給你，就沒有這件事了。」她說：「也不知最後會怎麼樣。就算沒結果呢，我再怎麼樣也不會怪你，你還是一片好心，我心裡明白。你就把我看得那麼不講道理？再說世界上的事，哪裡就會那樣順利？我的事從來就沒順利過。到加拿大，來之前就受了那麼多苦，你是知道的。跟你又是這樣，不去說了。畢業論文呢，又害得我九死一生。下學期獎學金又沒希望了。現在又碰到這件事。我到底什麼時候得罪了蒼天呢。真的有一個天，天它也瞎了眼，也是個勢利鬼！也只差神經沒斷成兩截了。真是想不通也得想通，強迫自己想通，總得活下去是不？」說著眼淚湧出來，她一隻手捂了眼睛，側過臉去。手邊上有幾道眼紋，知道她在拼命忍住淚。我在心中嘆息，似乎也想哭。她手一抹眼睛，轉過臉來，撲哧一笑，說：「看我怎麼回事，有病吧！忽然就講這些幹什麼，也沒有用。」

她這一笑使我心中一冷，一線涼意掠過了全身。我只覺得自己是個罪人，沉默著望了她，心中充滿著同情，可這同情中還是沒有那種愛憐的意味。我不敢說話，只要有一句安慰的話，她就會放聲痛哭，只好呆坐在那裡。她又笑一笑說：「現在講這些也沒有用了。你是知道我的，心裡的苦最不願讓人知道，讓人知道了有什麼意思，有人心裡還要笑呢。出了門我就要笑給人看。家裡也講不得，我媽媽會急得睡不著的。憋在心裡又太難受了，只好跟你講。這本來是很奇怪的事，別人知道了，肚皮要笑爆掉了。」我說：「關他們個屁事！思文你也知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苦處。大家在外面都是一張笑臉，心裡的滋味別人哪裡知道？」她說：「現在最不急的人就是你，錢也賺得差不多了，拿了這筆失業金，領了綠卡，往國內一跑，什麼都是現成的，只拿把鐮刀去收割就是。」我心想：「我心裡的苦你哪裡又知道，也只差神經沒斷成兩截了。」我說：「回去這條路人人都可以走，大家都不走，誰的心也可以吞吐天地，最沒有志氣的是我。」她說：「別人沒賺你這麼多錢。」我說：「你們拿了學位，有面子，回去房子什麼都優待，那還不就是錢！」

她站起來說：「在這裡吃晚飯好吧，沒關係，也沒有誰來。」我不敢搞得那麼親近，說：「我回去吃，中午把兩餐的飯都備好了，不吃也剩在那裡。」她馬上說：「那就算了，再說會話。凌志的事你說怎麼辦呢？」我說：「要說，辦也好辦，你只當心裡沒有這回事就行了。」她沉默不語。我看她還難以接受現實，說：「不要呢就走一步看一步，看他那邊有什麼動靜。」她說：「要是動靜都是不好的動靜呢？」我說：「我覺得啊，也不知對不對，我這麼覺得，供你參考，我覺得兩個人的事，如果對方沒那份心思，他再怎麼樣再怎麼好，也毫無意義。他的好是他自己的好，跟你有什麼關係？這其實沒有什麼想不通的。這樣的事假如輪到了我呢，我肯定是想得通的。」她說：「那是的，那是的，你這句話說到點子上去了。真的是這樣，謝謝你解決了的思想問題。」

果然他們的事就無法逆轉。這件事對思文的打擊，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我想她是有過經歷的人，也三十出頭了，卻不料她會如此脆弱。在以後的兩三個月，她幾乎是無法自拔。她主動告訴我，每天回到家裡，首先是聽錄音電話，希望凌志還會有電話來。以前晚上睡覺之前總把電話線拔了，怕有電話打擾，現在也不拔，怕凌志的電話撲個空。好久之後才完全放棄了那種希望。她的臉色憔悴了，說著話的時候會突然若有所思地沉默。她幾乎每天打電話來，和我討論這件事。雖然我覺得討論這種結局已經註定的事沒有意義，自己的心情也有極度痛苦之中，但還是耐了性子聽她講，聽她回憶和凌志交往的全過程，分析每一個細節，想找出事情突然變化的原因。我把那種「他對你沒心思一切毫無意義」的道理跟她講了幾十遍，她每次都說：「是的，正是的，你講得對。解決了我心裡的問題。」可第二天打電話來還是一樣。重複太多次她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每次打電話來首先就說：「高力偉，你別嫌我羅嗦，我只講幾句就不講了。」可是一講總是半個多小時。思文的事也使我想到，這世上有太多的苦難，總有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承受著，綿綿不絕正如人類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