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說的時候，他一臉平靜，表情如是一湖不見風雨的清水。於是，她想到婆婆畢竟是死去的人，如何能洞悉了活人之心？既然他能在這樣充斥金錢的社會里，十餘年地堅持每個星期天都到碧沙崗寫生畫畫，那當然是與常人有著不同之處。當今之世，錢的地位高尚無比，不論搞政治還是搞實業，離開金錢確實寸步難行。回憶入城以後，所親歷的那些人和事情，又有哪個哪件，不是以金錢做為唯一的價值標準？床上的事情，夜晚如何胡思亂想都在情理之中，若一旦窗前有了白亮，再去追憶思索，便都顯得無聊低俗。既然他不是那種人生途中，一味追尋金錢的平民百姓，脈管裡、氣質上，不能說流動的和內在的是一個畫家的血液和力量，可也到底是一位對藝術、人生、愛情孜孜不倦地追尋著的人。比起來，儘管和唐豹的形貌不能共論，實在說他又瘦又小，猛地看去，甚或有些醜陋，可在社會中表現的人格，卻是唐豹騎上快馬，也是追趕不上的。
也許和他結婚，也正是自己的歸宿？誰知道呢，是與不是，都不得而知，事已至此，自己既不是風華年少女子，有年齡為本錢去探險另一個人是否純正，又不是放蕩不羈，或灑脫解放的女人，坐在時代班車的前面或者正中，快快活活的人生，便是人世的目的，那怕快活一次，也感到是人生的莫大收穫。年紀已過了不惑中年，卻又做了這樣合床的暗事，那就只好結婚算了，何況二年交往，絲毫沒有覺察人家對你手裡的款項，有貓之於鼠的偏好，又如何能料斷人家就是那種心裡陰暗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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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時，婭梅才終於知道，男人所謂的工會主席，是很久以前曾經有過的事情。在工會的年月，他並沒有去認真做工會事情。那時期的國家與民族，正被對興旺與發達的渴盼，弄得暈頭暈腦。而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家幹部，自恃清高和權力，對經濟問題，大多有一套自己的不實用見解。一方面別人給他請客送禮，他絕然不會不接，不會不參加當時人民幣為千元一桌的上等宴席。另一方面，讀書不多，對金錢本身愛到赤裸裸的田地，手裡同樣有各式各樣權力的幹部，藉助著西方發達國家對金錢的一些論述，建立了一套十分流行的理論，為自己掙錢鳴鑼開道。加上深圳、珠海、廣州等地的一些經驗點撥，便先行一步跳進了經濟大海，利用國家對商品經濟還不十分明瞭之機，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大作文章，終於飽了私囊。儘管曾經有一時期，對所謂的官倒，實行過籠統的制裁。但這一被西方人嘲笑再三的運動，最終應了法不責眾的千古民諺，而收效極微。到了後來，被經濟形勢所迫，政府不僅鼓勵自己的公務人員下海經商，甚或採取一些措施，逼迫他們到經濟一線時候，那些素養不高之徒，對金錢的認識，也正是捷足先登，一邁便畸形地邁到了西方國家的境界。另一些人，走著中國文人的悠閒腳步，說起金錢，有一套又一套的理論把戲，可真的付諸實施，卻又書生氣十足，不肯丟了中國文人所謂的面子，待到了最終明瞭時候，不知已時過境遷了多少年月。那些不能書信的文盲，做起文化生意來，可以把中國書市辦到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美國的唐人街等地，而自譽為是文化人的知識分子，卻是連一本掛曆也賣不出去。但是，儘管他們有過自費或嫁禍於他人、謀利於別人的出書、出集、出冊的歷史，自己也知道那些出版物毫無藝術可言，無非於拿一冊出版的物品，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然後再去矇騙一下那些對文化還藏著敬仰的商人罷了。反過來說，仰仗著文化的修養，去導演一些當時時勢下滿目皆是的騙局，卻使你不到頭破血流之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清醒過來他是戲劇導演。
與婭梅再婚的男人，正是這樣的一位。
料不到的事情，是婭梅在四十多歲的年齡上，一不小心又懷了身孕。原以為這個年齡不會懷孕，加上採取了嚴密的避孕措施。然而最終，醫生還是告訴她身體不適是因為有了身孕。她被這一診斷弄得又驚又喜，從醫院回去，整整三天不知所措。想要下孩子，又怕在後半生受孩子所累。不要孩子，又怕再過些年月，人至老壽，從風風火火的商業上退將下來，孤獨無靠，會對死去的強強產生無盡的思念。男人到武漢辦理他的康華文化公司業務去了，苦苦等了半月，男人回來，一人臥室，婭梅說我懷孕了，原來還以為是我有了胃病。那時候男人正在洗臉，她把毛巾遞給他。他接過毛巾，僵了一會，也不去擦臉，任臉上的熱水嘩嘩啦啦，一地響聲。他說：「婭梅，你別開這種玩笑。」
她說：「真的，醫生說的。」
他說：「這不可能，每次我都小心再三。」
她把市第一人民醫院診斷證明給他。
他看了一眼那診斷單兒，臉上的呆怔漸漸成了淺青，如同黑夜裡的一張天空，既闊大，又深邃。草草擦了臉上的熱水，將毛巾搭在洗刷間的鉤上，出來望著婭梅那張半是喜悅、半是迷惘的臉。他說：
「你打算咋辦？」
「爭取爭取你的意見。」
「拿掉。」
也是真的要爭取爭取他的意見，願不願做父親是人家的一種權力。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從南方刮向北方，從大都市刮向中等城市的一股風是：年輕人不願結婚的比例和離婚的比例直線上升，而結了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是與日劇增，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不結婚不要孩子已經成為一種時尚，而且人家都是風華正茂之時，更不要說自己到了這不宜生育的年齡，自然不要也有不要的許多益處。可是，就在亞細亞後街自己購置的平房屋裡，她藉著窗光燈光，看見男人說拿掉二字的時候，臉上是斬釘截鐵的顏色，不給人有絲毫商量的餘地。就在這一瞬之間，婭梅看見男人目細鼻小，嘴巴偏大，後影因他單瘦利索，還見幾分瀟灑，前面溫和時候，常有笑意浮著，說起來五官不算勻稱，引不起人們多大好感，但因為那笑，也就引不起了多大反感。可是，在他半是溫怒時候，那笑便煙消雲散，只剩下五官的醜陋畫在臉上。也不知他徹底惱怒時候是什麼模樣。同天元一塊生活的十餘年裡，她受天元敬重慣了，這時候，哪能受得了他這樣橫眉冷對的斷然拒絕。就在這兩眼相望之間，她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一定要實實在在成為人母。
她說：「我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了，你願怎樣就怎樣吧。」
男人是二話沒說，拿上他的衣服，出門到他的康華文化公司去了。那時候，他的文化公司，主要經營名人字畫和文物古董，半是櫃檯上的生意，半是關門的生意，連有些文物、古董的來源出價，婭梅也不知道。雖才開張不到半年，分公司已經辦到外省外市。說起來從手無分文起家，生意卻鬧得很大，在同行中已站穩腳跟，自然也不把婭梅的強硬放在心上。然而，他這一摔手而去，一場悲劇便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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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是說不回家便不回的，態度的強硬大出婭梅所料，這種作派和他婚前的百依百順，簡直判若兩人。就是婚後他著手操辦康華公司那一階段，也還是對她體貼入微，早上起床，不等婭梅睡醒，洗臉水倒進了盆裡，牙膏擠在牙刷的毛上。出門時，不是在她臉上親吻一下，就是在床頭留下一個紙條，寫上令人肉麻的親愛的什麼什麼，其親熱程度，總使婭梅感到一種做作，似乎是一種佯裝，或者是從西方影視節目中學的一套而已。然而話又說回來，這樣的年紀，審慎再三地組織家庭，對家庭裡的一切，自然比常人敏感，生怕困了隻言片語，而在夫妻之間投下陰影，也就由他親暱罷了，看他到底能持續多久。這樣一方面細心觀察，一方面又自得其樂地沉溺於情愛之中，到他終於辦好康華文化公司的一切經營手續以後，有天夜裡，他突然在她耳邊長噓短嘆，問說為了什麼，他說不為什麼，說不為什麼有啥兒值得感嘆。這樣再三逼問，他才說銀行不給貸款，公司無法營業。
「需要多少資金？」
「反正我不用亞細亞酒樓資助。」
「你這樣是沒有把我當成你的妻子。」
「我不能讓人議論我娶你是為了你的錢。」
「只要我不這樣以為，你怕別人幹啥。」
這樣說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場狂風暴雨的親熱。最後問他到底需要多少錢時，他說這哪能說得清楚，不說需要庫存一些名貴商品，就是營業廳的櫃檯，現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畫，還有四分之三都還空著，要想開張，至少得把櫃檯擺滿。於是，婭梅便說，我明天去給出納交待一聲，需要多少錢，你去她那取，再不夠，讓她去銀行調款。這時候的亞細亞酒樓，也是家大業大，日進日出萬元以上便屬於生意蕭條，遇到政府有大的會議在酒樓吃飯，一天營業額高達三萬五萬，也都顯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帳上取錢，自然是一路綠燈。有時候，人家壓根不出面兒，只一個電話，出納便從銀行取出幾萬元存款現金，用皮兜裝上送到康華公司裡去。等終於到了公司又一個營業樓開張那天，婭梅去字號為京古齋的營業廳致喜，推開旋轉彩燈的豪華門進去，頓時驚愕不已了。不說櫃檯裡的字畫、碑文帖、有關出版物及筆墨紙硯，各類齊全，就連南陽的高階玉器、洛陽的唐三彩、禹州鈞瓷和景德鎮的一些仿宮廷瓷器，都整整擺了兩間屋子。標價最貴的一件青玉龍雕，價錢高達三萬五千多元。從這個數目去看，進價少說也在一萬五千元以上。當然，經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買賣，賠不起也賺不起。無論價錢高低，是商品都有賺的可能。想不到的是，營業廳裡，櫃檯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櫃檯內的，又鋪了針織地毯，牆上貼了豪華桌布不說，且還掛了一圈從日本進口的跳動壁燈。整個兒的氣派，不要說顧客來這兒購買物品，就是隨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來恭賀開張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會名流，省內的畫家、書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筆書法協會的主席、豫劇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還有省委宣傳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長、文化廳長等等，都到廳內致賀，都在門口的簽到冊上用毛筆簽字。說起來，到這兒的倒數婭梅最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經十三天沒有回家，也沒有給她打過一個電話。這一會他立在門口，一一接待各位來賓，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婭梅終於明白自己委實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訪的君主，錯當做了普通百姓。
實際上，這時候的婭梅，再也不是初回省會賣餛飩的攤主。亞細亞大酒樓的成功，增長了許多的人生閱歷。對於這樣的社會名流，她實在見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場合，說出他們的名字，動地搖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亞細亞酒樓，他們自己為拿不起一桌飯錢時候，那種窘像，婭梅是每月都要見到。所謂的作家、藝術家，實則是個徒有虛名的稱謂罷了。經理、老闆、董事長，才是這個社會的主人。作家、藝術家只是一個時代的點綴。任何人都不會在商品面前為他們的出現感到驚訝。使婭梅驚訝的是，丈夫貌不驚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內，辦成一個康華公司，而且有這麼大的經營氣派。她不為他有這樣膽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間，依著一個歷經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亞細亞酒樓的動搖。她沒有從男人面前過去，她從側門走進營業廳，在人群中夾雜著瀏覽一遍，站到了玉器櫃檯前，向營業小姐問了幾樣玉器裝飾品的價格，又問了這大廳一共投資多少金額，聘請她們每月給多少月薪，最後問她們是否吃住都在公司。營業小姐儘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後她問，你們經理還每夜住在京古齋看門嗎？
現在回想起來，那位營業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慍，是一種淺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無禮地砰砰敲門，開啟一看，門前站的卻是查戶口的戶籍警。她不說話，只是看著婭梅的一張平平靜靜的瘦臉，日日常常的裝飾，那臉上分明寫了你不該打聽這些的慍怒。婭梅沒有再說什麼，依照經營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張一百元的大票，從玻璃櫃臺上推將過去，說我是你們經理的妻子，亞細亞酒樓的老闆。聽了這話，營業小姐臉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錢收進口袋，動作之快，似乎不是為了那五百塊的小費，而是怕有人看見她們這筆買賣。接下，營業小姐一手拿著一樣玉器，很像在向顧客介紹商品，一面說她的經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廈包了一個房間，十二樓，一二○四號房，電話號碼是9194677。
婭梅問：「他說過他家裡的事情沒？」
小姐答：「誰都不知道他是結過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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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向兒子述說這些情況，是那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天氣冷到不能再冷。張家營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凍裂開了一條大縫。天元從學校回來，沒有燒飯，獨自在屋裡坐了一陣，便上床圍了被子。油燈光昏黃一片，在屋裡是泥土的顏色。他一邊依著床頭，腳蹬著床頭的黃黃取暖，一邊望著腳頭牆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淺黑淡淡，一動不動，憂傷而又僵呆，倒很像了這些年他日子的一種寫照。算起來也就幾年時間，兒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親因此一病再病，最終於那年春上告離人世。好端端一個三鄰五村，人人稱羨的家庭，在眨眼之間，便妻離子散，飄零凋散了。剩下他與老年的黃黃，相依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敗的圖景，光景的苦難艱澀，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終歸死了，去的終歸去了，活的，終歸還要在張家營活著。每逢這樣寒冷的天氣，他便隨意給黃黃弄點吃食，自己餓著肚子，也懶得去生火燒飯，圍著被子，望著影，想想流水歲月，飄零人生，也不失為是一種苦難的享受。待想到久時，母親便會從那邊回來給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兒子帶回，讓他望上一眼。那時，母親總是說，貓兒，你再成個家吧，找個女人燒燒飯也好。婭梅她都結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著兒子的頭。兒子的頭髮同離開這個世界時一樣光滑油亮。他說：
「她不會的，她和別人過不好日子。」
母親說我眼看著她和人家舉行婚禮，那儀式和張家營子壓根沒有一樣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擺了五十四桌，亞細亞的酒樓不夠，又包了一家叫白雲賓館的大廳。凡參加婚禮的人，每個人送了一個紅包，最不濟的，裡邊也包著二百塊錢，每個紅紙包上都寫著他們的名字，包一千塊錢的，少說也有三個五個。有個叫唐豹的人，紅包裡竟有五千塊錢，聽說那人是星光大商場老闆，曾經喜歡過婭梅，可婭梅看不上他，找了這個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個畫家兼商人。其餘別的，都是亞細亞大街的老闆、經理、醫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稅務、銀行、衛生、公安等部門掌事的人。人家說婭梅為這場婚禮花了一大筆錢，給每個男客點菸時，都送一個火機，每個火機都是三百塊錢。給每個女客遞的糖裡，都有一個白珠子，還有……天元便不想再聽下去，從床頭取出那張《真正女強人》的報紙，讀上，遍半遮，用被子矇頭睡了。他睡了，母親便坐在他的床邊，嘮嘮叨叨，喋喋不休，千遍萬遍地求他再找一個女人，不要為婭梅死心眼兒。這種勸告幾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時候，母親便如期而至，來說一些婭梅新的情況，說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難處。總之，都是為了勸他結婚，直弄到滿山遍野都是母親的影子，滿山遍野都是母親的勸誡，天元也就終於打算，再組織一個新的家庭。說到底，後半世還人生漫漫，心也不能總是掛著離去的婭梅。
母親託了村長給天元張羅媳婦。比起來，張家營人當數村長見多識廣，接觸人多。熟識的人中，又多是鄉土社會里一些上層人物。那些一輩子在山樑上爬著種地的人，無論怎樣，也進不了村長的親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縣裡召開的三級幹部會上，村長認識了三十里外趙梁村的副村長。副村長是全縣很有名望的基層幹部，丈夫死了，留下一個女兒，小天元幾歲。由於她是村長，又有名望，對再婚的事自然是很為挑剔，不說再找一個如前夫那樣的劉城有權有勢的幹部，可也不能找一個地地道道，又不會做生意賺錢的農民。這樣的條件，這樣的環境，在鄉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籃打水。到了村長向她介紹天元的情況時，她便欣然應諾。村長回來給天元說了，天元說讓我想想。
「沒什麼好想」，村長說，「就這樣定了。」
「我還沒見到她的人樣。」
「我替你見了你還不信我村長？」
「我總得摸摸她的脾氣，能不能合來。」
「是個女人，哪有合不來的道理。」
「結婚過日子，這是大事。」
「我已經答應了，見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長……」
「難道我村長還做不了這個主？」
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長說一不二的態度，使你感到又親近又無可選擇。這當然不能說是包辦，但是村長說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見面那天太陽很好，她扯著她四歲的女兒，在他家前後看了一遍，最後坐到屋裡時候，臉上有一層紅光，說我看你還是和我到趙梁教書吧，那邊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長，說話辦事都方便。她說村長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長一死，我就當村長了。當了村長，我把趙梁小學的校長換下來，由你當校長，三朝兩日，憑著我在縣裡的關係，給你轉個正式教師不是問題。
他說：「你不想嫁到張家營來？」
她說：「張家營能讓我當村長？」
他說：「難道非當村長不可？」
她說你這話成了笑話，能當村長我不當村長幹啥兒。由此也就知道，儘管社會急劇變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為錢才是時代的正宗。可在北方農村，村長這個政府最為基層的代理，卻對人還有極大的引誘。不過，能當上村長，自然和經濟的寬餘總是有著分不開的關係。大凡說來，北方農村的村長家裡，日子總比百姓家裡好出許多。這一點天元也是知道。不過天元由於長期和婭梅生活形成的習慣，頗像一池有魚有蝦的清水，並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龍騰起。或說，他怕把日子的平靜清潔，攪得渾渾濁濁。副村長的女兒，說話、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農民不同，天元見了，隨即便生出一顆愛心。他摸著孩子的頭說，你嫁過來，也到老君廟小學教書，我們過安安靜靜的日子，可以好好培養培養女兒，我不喜歡鄉村幹部終日風風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輩人說地主老財似的。女人冷冷地笑笑，說：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麼人都有。你一個保姆樣教學生娃兒的民辦教師，竟還瞧不起我們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