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兩個月前，我還聽別的朋友談起，說你最新創作的一部長篇正卡在一個坎兒上，後來幾次碰見你，也感覺你心思全放在寫小說上。可沒想到你後來這麼快，就把新小說的第一部給完成，並交付了出版社。那我首先想問你，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打算寫這部長篇的？又總共用了多長時間，才完成這部小說？

王：1992年就動筆寫過，沒寫下去，以後心有點渙散，不務正業，就拖了下去。每年想起這事，也寫一點，始終沒找著合適的形式，感覺也過於紛亂，加在一起大約開過二十多萬字的頭，都廢了，沒進行下去。直到1997年，上帝親自出面干預了，把別的路都給我堵死了，我只好老老實實坐下來寫小說。說來我這人也有點兒賤，非要走投無路才認真對待自己，但凡有機會，就要混。當年我走上這條路也是基於這種處境。別人聽是矯情，其實我的意思是說，寫小說是一個人的最後手段，什麼都沒了，這東西還能支援你。我這不是自嘲，而是抬高自己，這種心情寫小說總比拿小說當敲門磚那種寫作動機要高階一點。我認識的寫得不錯的作家，大都與現實格格不入，沒幾個是到處吃得開的人物，我想他們之所以拿起筆，一定也曾面對絕境。這是我的一個迷信，不到萬不得已，寫不好小說。

現在成書的這本小說寫作時間是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差不多一年。本來也沒想就此結尾，只進行到預想的一半，已經二十多萬字，怕太厚，乾脆一分為二，餘下的另外成書得了。我自己是把這本小說當做要寫的這個大長篇的第一章。一章就二十多萬字，也是沒想到，全寫完恐怕也該死了。

何：說起來很偶然也很碰巧，我在出版社見到了你的小說原稿，在得到編輯允許後，我翻看了前幾十頁內容。雖然只讀了那麼一點，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但從小說的名字，還有我讀後的直覺粗略印象，就是它的樸素和平常。換句話說，我首先感到了行文的疏鬆和流暢，它讓我迫切地很想讀下去。

可現在有好多長篇小說買回家之後，讓人不能卒讀的原因，就是它們即使從文字表面上看，也是非常緊張和壓抑的。那麼在你創作這部新長篇小說時，是否有某種反刻意、反經典、反時髦的意向？

王：倒沒刻意反什麼，顧不上。要說刻意，也不過是刻意和自己過去有區別。我最想的是給自己一個變化，若無新東西，我自己也覺得沒意思。一個小說有一個小說的路子，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相貌。我找這小說的相貌找了好幾年，好容易找到了，沒想過多麼與眾不同，只覺得這是唯一合適的，即便落入時髦什麼的，也只得如此。如果你覺得它沒那麼緊張壓抑，那大概和我寫作時的心情有關，寫小說這一年我是常常處於喜悅當中，有時還自鳴得意，得意自己還沒失去對文字的駕馭能力。前些年，我差不多以為自己廢了，像傷了手的彈鋼琴的，對自己否定得很厲害。這次算得上瞎子復明。

何：你現在完成的這部小說，是不是你原來在《我是王朔》裡說要寫的那部《殘酷青春》？還是一部和過去所說、過去所寫完全無關的新小說？它和你過去的小說，有沒有創作上的連續性？

王：是那部到處張揚過要跟《紅樓夢》和《飄》一拼的小說。我是把標準定在不能比它們次的水平上。《紅樓夢》是經典，《飄》是流行之王，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當然不能把標準定在《廢都》和張愛玲那兒。做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也很可以了。我還就這麼想了，不要臉就不要臉了。但不叫《殘酷青春》這名字了。這名字現在看有點顧影自憐，又沒逃過荒又沒判過死刑，倒霉淨是自找的，何殘酷之有？可悲可笑再加點可恥，而已。所以還是它，但名字沒有，我是說整個全書沒名，等最後完了再說，也許有更貼的，沒有，那就算了。照這個寫法，一百多本也沒準兒，誰還關心它整個叫什麼呀。

這小說跟我過去那些小說還是有一定關係的，主要在人物線索上。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侷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誇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想法是這次把我過去小說中的人物統統集合起來，給他們當然首先是給自己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像又活了一次。重新目睹那些發生過的事，又和老朋友們在一起，真是百感交集。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在寫遺書。

何：你以前出版的四本《王朔文集》，我全都認真讀過，有的還不止看了一遍。像《空中小姐》，即使今天在我看來，也是少見難得的一篇純情小說。像《過把癮就死》，其深刻也是今天許多愛情小說所不及的。可後來，到《頑主》，你的寫作風格又完全變成了另一種風格。那麼在你新創作的一部或是一系列小說之中，是否又將採用新的寫作方式或說有什麼風格變化？如果有，又將是一些什麼新變化？能否先向讀者透露一二？

王：風格？這個詞經常叫我困惑。老實說我不太想這事，這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我倒想要約翰勒卡雷那種冷淡的英國風格，可是學不來。說到變化，我知道的是口語少了，書面語多了。這也不由我，活潑的口語大都出於少年之口，我不年輕了，強做少年狀也可憐。中年了，還是穩重一點，描情狀物準確一點，可能有點囉唆，有點傷感，青春一去不復返了嘛。我以為這情調是適合回憶一類故事的。我的同齡人應該都正經點兒了吧。身體再結實，也該看到自己生活的盡頭了吧。前些天我往電腦裡錄資料，看到一些過去的報紙，上面有一些我當年的言論，看時覺得特別好玩，真是一些狂話，根本不考慮後果和對別人的刺激，難怪當時惹得有些人那麼生氣，我現在看也覺得這小子太不是東西了。那時年輕，確有幾分拿人不當人，你別讓我逮著開牙機會，逮著就沒好話，見四十歲以上的就滅。現在自己也四十了，說不了那些氣盛的話了，開始學一些老謀深算，銳氣是不復當年了，誰要還想看我的小說解氣，澆心中塊壘什麼的，肯定要失望。

你們自己往上衝吧。

何：有記者訪問你時，請你對自己的小說作一個基本評價，你說自己的小說寫作，起碼在當今中國作家裡也是獨一份，那你自認為自己的小說最大的獨特之處又在哪裡？

王：你是說過去吧？那還不明顯嗎？用活的語言寫作，中國多嗎？這不是狂話，是得天獨厚。外省南方優秀作家無數，可是隻能用書面語寫作，他們那兒的方言和文字距離太遠，大都找不到相對應的方塊字。咱們要是拼音文字，恐怕這塊大陸上的文學也不是如今這副模樣，你講話：緊張壓抑。當然這事關國家一統江山大業，我有時覺得中國幾千年大局不墮，實在有拜這方塊字之賜。像歐洲，想說什麼話都按音拼得出來，再出幾個作家，都各行其是了。

獨一份的關鍵就在這兒，我是用第一語言寫作，別的作家都是第二語言。當然我也不是說滿北京就我一人是作家。這裡有三種情況：一、是被老舍框住了。北京話寫作我以為開山祖是曹雪芹，二世傳人老舍。老舍影響很大，距今又為時不遠，很多北京作家學他，當那是正宗北京話。其實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那是老北京話，現如今只有衚衕裡的老人才講。由老舍那兒可以看到一種語言從口傳到成文到規範——從活到死的全過程。水大漫不過山，跟著老舍跑的，能出息到哪兒去？

二、人在北京也不說不懂北京話，兩耳不聞窗外事，要不就覺得北京話土，不夠雅馴，說話寫文章也多用書面語，就願意下這個工夫。這是一類。

三、被我搶在先了。到現在我還常在北京的酒吧裡遇到憤怒青年，有意寫作，跟我是同一副筆墨，遭編輯退稿，認為全國有一個這樣腔調的也就夠了。

另外，還有那組“頑主”群像，一般時評稱為“痞子”的，我叫他“社會主義新人”。這兩手是我的最大獨特之處。

何：在中外作家之中，有沒有哪位作家或什麼作品，對你最初的小說創作，構成了很大的影響？如果有，是哪位作家或作品？

王：最初的？中國是曹雪芹和魯迅，外國是雷馬克和海明威。曹雪芹和雷馬克是真正打動我心的，魯迅和海明威是我覺得可以借鑑的，就是說前者使我不再輕視自己的生活，後者使我有了寫作態度和書寫形式。這是當初啊，後來大批中外作家不斷影響我，這要開名單也很長。中國的，先是幾個姓王的，王蒙王小波王安憶王山。王蒙的華麗文風，那種疊床架屋，一語多句，後邊的不斷傾覆前邊的，最後造成多稜效果對我有直接影響，不瞞你說，我模仿來著，很過癮，因為有時確實覺得一言難以窮盡，有時又覺得下什麼斷語也是偏狹。後三王是作品和我的某些生活經驗重合，閱讀時有親和力，對他們我區別不開喜歡和影響的關係。王安憶對我有一個寫作上的啟發，是她《紀實與虛構》中的人稱角度，很奇特，當她用“孩子”這指謂講故事時，有一種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同時存在的效果。再一個是上海的孫甘露。他的書面語是一個極致，可說是一句句都是晶體，匪夷所思，是上帝握著一個人的手寫才有的那份神奇。我認為孫甘露是把中國文字發揚光大的第一人。他使我對書面語重新抱有尊敬，或可說敬畏。還有劉震雲，他的幽默確實當得起“幽默感”三個字，有他在，我時常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分寸。還有林白、陳染，她們讓我發現原來我們還有那麼大一塊，深不可測的內心世界值得開發。跟你說，這意義差不多等於我又重新發現了一個自我。這個底不能再露了，再說下去好像我壓根沒自己想過什麼似的，都是學先進。下面這些外國作家都是我喜歡的，只說名，為什麼不講了。英國的約翰·勒卡雷；美國的約瑟·海勒；法國的帕特里克·莫迪亞諾、佛朗索瓦·薩岡；日本的三島由紀夫。還有一些外國作家，咱們這兒喜歡人家的人太多，都給唸叨俗了，我就別說了，好像跟著鸚鵡學舌似的。

有一個人最近對我有很大影響，精神上的，就是義大利那個小丑達里奧·福。我只看過孟京輝改編導的那出戲《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那才是喜劇，其他搞喜劇的會在那個劇場中發抖，不說他。震動我的是他妻子，也是他的演出夥伴，在他成功後說的一番話。大意是他們本來意在諷刺的物件，義大利的中產階級，以一種優雅的氣度很雍容地接納了他們，很欣賞，到劇場為自己的弱點放聲大笑，用他們的教養把達里奧·福他們的批判化為笑料。達里奧·福的妻子很悲哀。你能想到我讀到這番話的反應嗎？我臉紅。我為自己羞愧。我們這裡環境多好，而我卻曾用力去爭取達里奧·福他們不屑的東西。

何：你曾談到，自己不願寫報紙雜誌的隨筆和短文，平時也真的很少見你寫，你認為寫這些小東西，是否會對你的小說創作，產生什麼影響和妨礙？

王：第一，寫小說是玩命的工作，全身勁兒都得使上，平時就得攢著元氣，到時候爆發力才強，耐力也長。沒事就胡寫，感覺都零賣了，怎麼才能言之有物不重複自己呀？

第二，隨筆雜文都得是真人真事，寫慣了小說，筆野，受不了那份限制。我不是不說假話，寫小說的嘛，專說假話，但我不願打著真話的幌子說假話，咱們這兒大夥對實話也不是什麼都受得了。說閒話就更沒意思了，什麼名牌啊、時尚啊、休閒啊，說那個幹嗎？婆婆媽媽。另外那也不值，寫給報紙才能給幾個錢？都是死數，按字論價，我不是沒寫過，最高拿過倆字一美元。那也不如書，抽版稅，萬一賣一千萬本呢？我這輩子能賣的字就那麼多，賣給這家就不能賣第二家，咱們是不是還得講點職業道德？我不願意年輕時累死，老了窮死，我還想把版權傳給我女兒呢。

何：這兩年國內作家寫的長篇很多，一部跟著一部就像軍備競賽。而且文學評論界和新聞媒介，對這幾年中冒出來的長篇小說什麼說法和褒貶都有。那麼你這幾年看國內作家的長篇多嗎？你怎麼看目前國內長篇小說的創作狀況？你覺得哪部長篇寫得還不錯？

王：好的有。我這算一部，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算一部，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韓少功那個《馬橋詞典》都算。張潔有一本獻給她媽的，名字忘了，也算。《塵埃落定》也還可看。

確實是不如中篇好的多。咱們國小說還是中篇可看的多。我最近看了很多雜誌和中篇結集，每本都有幾篇十分好看，新人老腕都有上佳表現。這說明咱們國作家狀態還行，長中篇相比不就是個形式嗎？只要寫得好，短點也無妨。對於繁榮長篇，我倒有個建議，把文學期刊都撤了，只許寫長篇，那就好了。文學期刊抓稿抓得很兇，一般作家一有好東西先被他們搶走。你看那些最活躍的、新起的，哪個不是在刊物上飛來飛去？立住了，成名了，再想寫長篇，人也枯竭了。最好就是統統憋住，想零賣沒門，寫就是長篇，豈有不好的？

何：作家史鐵生曾說：王朔、鍾阿城、陳村，是三個比較特殊的作家，別人看來挺平常挺一般的事兒，他們仨總能看出或說出點別人看不出的新鮮之處來，你能不能粗略的評價你們三位彼此的不同之處？

王：先說我不同意你轉述的史鐵生之說。把平常事兒看出不平常來，能人多了，又何止我們仨，咱們國好多事兒亂不就亂在把平常事兒非看出新鮮來？

陳村，我看他的小說不多，好像這幾年不怎麼寫小說了。你說他的《鮮花》好，我到三聯書店去找，也沒找到。這裡只能說說對他隨筆的印象。這人文章寫得很刁，也很巧，是聰明人的作文，看似什麼也沒說，其實什麼話也講了，誇你還不如罵你呢，是那種好玩又不讓你太舒服的東西。我以為他屬於20世紀30年代海派文人那一路。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那些文人是很會諷刺人的，眼睛毒。看他們打筆仗那些文章，大狗小狗都叫得很好玩，也很有幽默感，彼此又有很大的雅量。依我之見，這才是文人之間當有的文字機緣，你來我往，指名道姓，都不許急，哪兒說哪兒了，見面還是朋友。這個傳統失掉了很可惜。現在上海文人寫文章都很正經，一副衛道的架勢，要命名只能說是新海派了。當然上海也不光是陳村一個人文章寫得好玩，有段時間我就特別愛看上海一個叫“小寶”的寫的時評，既尖刻又得體，文筆可說又快又光，十分好看，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有一次是指名諷刺我的一些做派，我看後還是笑，覺得寫得妥切。有些生造的詞我還是看他第一次用，譬如他講餘秋雨是“電視教授”、“媒體英雄”。這人跟你一姓，真名叫何平，也是記者。後來在上海見到，一見如故，我當面表示了佩服。北京人老有優越感，以為上海人不懂幽默，光陳村何平兩個就可以證明我們所見之謬了。

阿城，我的天，這可不是一般人，史鐵生拿我和他並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國每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那真不是吹的，你說他都會幹什麼吧，木匠，能打全套結婚傢俱；美術，能做電影美工；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在美國自己組裝老爺汽車，到店裡買本書，弄一堆零件，在他們家樓下，一塊塊裝上，自個兒噴漆，我親眼所見，紅色敞篷，阿城坐在裡面端著一菸斗，跟大仙似的。他們家樓下的黑人都來跟他商量想買，就是說他不是裝一輛自己玩，是以此為職業，賣。這是一般人能幹的事嗎？當然這車有一毛病，不能停坡上，有一次我們去一人家玩，阿城把車停在坡上，一拉手剎，手剎被他拿下來了。我住洛杉磯時，週末經常去阿城那個小圈子的聚會玩，聽他神侃。各地風土人情，沒他不懂的，什麼左道偏門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兒，詼諧得一塌糊塗，那真是把人聽得能笑得摔一邊去，極其增智益壽。我還問過聚會中一人，他老這麼說有重複沒，那人說，她聽了十年了，沒一夜說得重樣兒的。這樣能說善說的人現在北京也很少見到了。十年前，北京各小圈子都有一個主侃人，每到傍晚，各家飯館都可見一桌桌人圍著一位爺談笑風生，阿城就有那時節的風采。現在，往酒吧裡一坐，每桌人都在打“跑得快”，要不就是搖頭狂飲，地道的侃爺絕代了。我想，要是把中國作家都扔到一個荒島上，不給吃的，最後活下來的那個人準是阿城，沒準還能跟島上的土人說上話，混得倍兒熟。

說到文章，你一提這問題，我腦子裡就有一比：我和陳村是那種油全浮在水面上的，阿城，是那種油全撇開只留下一汪清水的。論聰明，這個不好說誰更聰明；論見識，阿城顯然在我輩之上。誰像他那樣十年都在世界上跑，而且現在還在跑，這在文章中就顯出來了。我看去年他在《收穫》開的專欄，講常識，句句都是斷根兒的道理。同時在上面開專欄寫“霜天話語”的餘秋雨跟他一比，就顯出力純，不過是一些世故的話，家常看法，不說也罷。

這個人對活著比對寫文章重視，幸虧如此，給我們留下了活著的空間。

何：除了小說之外，你平時比較愛看的都是什麼書？你現在還看不看什麼報紙和雜誌？如果看，你比較欣賞哪一類或哪一家報紙雜誌？

王：看什麼書就別說了。雜誌還是主要看文學和文藝類的，流行雜誌抄上了也翻翻，不太過腦子，除非那上面有人寫出特別噁心的文章才注意一下。有些女的，情調實在是不健康，風花雪月我們就不說什麼了，老是顧影自憐是不是也該換換樣兒了？報紙最近比較愛看足球類的。我也不是球迷，也不太看比賽，但最近發現足球報紙很好看，一幫糙爺們兒，脾氣都不好，有點事兒就在上面開罵。倒是比文藝類報刊少很多曲裡拐彎，有話直說，大概是我們國家最少避諱的一個領域。有時需要看看痛快的文字，否則，時間長了還以為中國人都不會說人話呢。

何：我和好幾位作家說起報紙和雜誌，他們都對這些新聞或文化快餐沒多大興趣，甚至有的作家對報紙和記者根本就瞧不上眼，你個人是怎麼看新聞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

王：跟哪兒都一樣，有好的有次的。總體水平不高，但又不是你們一家不高，咱們不是發展中國家嗎？除了乒乓球和武術，哪一行水平都不高，各自提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