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株紀——種桑江邊,根株滄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李敖快意恩仇錄 李敖 第1頁,共2頁

我主持的《文星》雜誌是1965年12月26日被官方封殺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風雲,慢慢走向落幕。這時我三十歲。第二年開始,官方大規模地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還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殺之列,同時,由於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備總部約談,儼然一「匪諜」矣。這時我三十一歲。1967年,雖然官方麻煩不斷,個人困難重重,但我還是義助殷海光。這時我三十二歲。1968年,我以販賣舊電器維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動,並義助柏楊。這時我三十三歲。1969年,我又義助彭明敏。這時我三十四歲。這四年歲月,我整個的感覺如同陶淵明《擬古》九首中的最後一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

本不值高原,今日復何悔?

陶淵明詩裡說他在長江邊種桑樹,種了三年,剛要收成的時候,忽然山河變色,桑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一切成績,都消失了,但他並無悔意,因為「本不值高原,今日復何悔」?——本來就不在安全地帶種樹,又有什麼好後悔的呢?這詩舊解都說以桑樹喻晉朝,但我覺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亂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湯,泡了湯並不後悔,因為本來就志在犧牲,又何悔之有?《逸民傳》裡記鬼谷子對蘇秦張儀說:「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蕩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幹於青雲、下枝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葉之折與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這首詩有強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態悠遠可喜。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歡的: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陶淵明寫他在廬山種豆的種種辛苦,最後晚露弄溼了衣服,舊解「夕露沾衣,喻貧賤之來傷人也」,但我覺得不計一切犧牲以維持夙願,才是正解。我甚至覺得,這首詩該引申解釋做志士仁人為夙願奮鬥,有時會灰頭土臉、會犧牲自己的名譽,但名譽毀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國救民就好了。對我個人說來,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淵明這種詩情。

文星時代朋友中,有人是從頭到尾看到「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寫的,是梁實秋先生。1961年10月1日,我在《文星》發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聵賣身投靠的一輩我們不必說,即以最開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論,從寫《人權與約法》時代的胡適之到寫《容忍與自由》時代的胡適之;從《人權論集》時代的梁實秋到《遠東英漢字典》時代的梁實秋,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他們轉變的痕跡。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預防》(precaution)裡說,他年輕時不敢做一個急進派,因為怕他年老時變成一個保守派,我並非說胡適之與梁實秋已變成保守派,我是說,他們今日的「穩健」比起當年那種生龍活虎意氣縱橫的氣概是不大相稱的!寫《老年人和棒子》的時候,我還不認識梁實秋先生,後來認識了,聊過許多次天,證實我那篇文章的診斷,完全無誤。梁實秋在臺灣,雖然「安分守己」,卻也被國民黨猜忌過。他告訴我:他家被搜查過一次,「一天有人叫門,開了門,進來許多治安人員,問你是這家主人嗎?我說是。他們說美國新聞處丟了一臺打字機,有人說是你偷的,我們要來搜查。我說我是梁實秋,是大學教授,總不至於去偷美國新聞處的打字機吧?你們各位是不是弄錯了?他們聽了,拿出一張紙,上面畫著我家的平面圖,連說沒弄錯,就是你家。於是不由分說,進了屋裡,到處翻箱倒櫃起來,鬧了好一陣,什麼也沒搜到,然後要我具結他們沒帶走任何東西,就走了。事後我寫信給吳國楨抗議,可是一直沒有下文。」據我研判,國民黨當年對梁實秋這番「戲弄」,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在查他跟民社黨、跟羅隆基等的關係;第二個目的在警告他要識相,在臺灣,知識分子有頭有臉而非國民黨如梁實秋者,畢竟不多,現在大家已經淪落到臺灣來,對老子們要客氣一點!偷打字機事件後,還有一次他被告到蔣介石那兒,幸虧他提出毛澤東在延安抨擊他的文藝談話,才得過關。他還告訴我:他譯的那本《沉思錄》(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紀的羅馬皇帝marcusaurelius,由於中文譯名是瑪克斯,竟被國民黨官方認為是19世紀的馬克思(karlmarx)而惹過一點小麻煩。他還告訴我一些秘聞,例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lover)的一箇中譯本,擅掛他的名字,事實上根本不是他翻的;溥儒家裡養了一對夫妻,事實上全和這位大藝術家有關係……他還談到他很欣賞當時的柳腰歌星華怡保,事後我請蕭孟能買了入場券送他,他欣然而往。這些瑣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實秋。梁實秋在1929年與胡適、羅隆基合著《人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版),靠著胡適,也對國民黨有太歲頭上動土的文章;後來又以民社黨黨員身份,靠著張君勱,也對國民黨不無失敬之處。如今淪落臺灣,自然不敢造次。他在臺灣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決然地從民社黨中脫隊了,遇到國民黨要他捧場的地方,不論是為反共義士做宣傳、不論是為文藝大會做樣板、不論是讓大官人向他頒獎贈勳,他都無不從命。有一次他跟我說,一次文藝什麼會上拖他去,他感覺好像被人耍了,後來轉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聽了,心裡很難過,我覺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軟弱如此,但梁先生卻如此軟弱,他太令人失望了!當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鎖》的書,臺灣省政府新聞處以(52)公新一字第0319號函,予以查禁,同時中國文藝協會攔腰做上一票,趁機把郭良蕙開除了會籍。郭良蕙跑到梁實秋家去抱怨,梁實秋是這樣答覆的,他說:「郭良蕙啊!這件事有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他們不該開除你;第二個錯誤是你不該加入。」梁實秋把這個故事告訴我了,我覺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沒有忘記。梁實秋說這故事的時候,他自己也是中國文藝協會會員,而我卻不是——對國民黨的任何會,我是不屑參加的。

1965年12月28日,《文星》雜誌被罰停刊一年,《紐約時報》請我寫新聞稿,乃與蕭孟能一同拜訪梁實秋,請代為英譯,但他表示為難。談了兩個小時,告辭出來,蕭孟能和我都覺得梁實秋連這點小忙都不幫,真與文星對他的尊敬不太相稱了。

文星風雨飄搖之日,我被警備總部捕去約談,最後由特務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馬路上,心想這種政治性的案子,誰敢保我?看樣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氣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連累他。想來想去,以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過樑府,登門為請。不期梁實秋在特務面前,婉為拒絕。他對我說:「你還是找別人保吧,實在找不到別人,我再保你。」我識相而退,最後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當天晚上,他打電話給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難過。從此以後,我恍然大悟:決定自己處逆境時,絕對不要妄想正人君子會援之以手。此後二十年間,我再也不敢「連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間,為了他一稿兩賣,涉及文星版權的事,我們才通過信,五個多月以後,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後十年,他與我比鄰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廈旁邊的電梯公寓裡),古人「天涯若比鄰」,我卻「比鄰若天涯」,梁實秋說他自己在臺灣過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卻不屑如此。雙方有這麼大的差距,多麼「天涯」呀!

我寫《胡適評傳》出版後,梁實秋寫了一篇《讀(胡適評傳)第一冊》,對我是很捧場的。那時我在文星威風八面,文星勢力如日中天,文壇中人,做「敖之頌」者,自余光中以下,頗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實秋等亦與焉。後來文星被封,最早對文星不夠意思的,卻又是梁實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蕭孟能當時在日記中曾痛感於此。梁實秋在文星盛世,與我們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時胡秋原罵蕭孟能「一書賈耳」,梁實秋乃寫篆文「一書賈耳」一方,以贈孟能。那時我尚未戒酒,梁實秋乃以金門名酒兩瓶,以贈敖之。後來文星被封,梁實秋與李敖劃清界限,日見其嚴。從此這篇《讀(胡適評傳)第一冊》之文,即不見收於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後,報章上炒他的遺作,解數畢出,從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猶多情之作,無不遍搜靡遺。但我奇怪,梁實秋生前的這篇重要佚文,卻為什麼總被忽略了?想是李敖問題太多,以致禍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時認識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為人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但聊天時蠻有趣,尤善巧思。他為人最喜招朋引類、結黨營私,我在文星時,他極力拉攏我,邀我參加師範大學的「現代詩朗誦會」,奉我為貴賓,介紹到我時,人人爭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聲之大,無任何人能比。事後詩人夏菁說:「他這種散文家這樣受歡迎,我們下次非讓他也朗誦幾首詩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實秋和我的文章在師大的翻譯課班上試由學生翻譯,試驗結果,認為我的文章比梁實秋的容易譯,換句話說,語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約我到他課堂上演講了一次。凡此種種,都是刻意交好的動作。後來文星被官方封門,勢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見風轉舵。最不該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業,他在香港談話卻說文星結束,是經濟上的原因、是經濟上的經營不善!他對國民黨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詞,反倒如此曲為之諱,真是太沒脊樑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豈有啞巴繆斯?》,他不敢說真話,至少也該啞巴一下,別說假話,可見「啞巴繆斯」,亦未易為也。為了報復他的可惡,近二十年後,我受蕭孟能太太朱婉堅之託,到法院告余光中違反著作權,為了他把賣斷給文星的著作一物兩賣,在法院,余光中狡賴說所謂的文星書店只以出版一次為限,事實上,若只以出版一次為限,即付「三千元」,當年余光中尚無此身價!余光中這種自抬身價以為狡賴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堅控告滿臉買賣人相的蔡文甫時,也同樣發生過。蔡文甫竟說他當年跟文星簽約,是「不平等條約」,我在法庭上斥責他,說:「當年簽約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時他實年三十八歲)、又沒有心神喪失、又沒被暴力脅迫,契約如有不平等,你為什麼要籤?何況那個約,比你們現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約,在許多地方,還對作者有利得多,你說不平等,是什麼意思?當時買斷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時一幢新公寓才不過十二萬元,三千元不是小數目,如果說有不平等,我看該是文星根本不該出那三千元!——其實一塊錢都不必付你,你也會高高興興給文星出書,因為你當時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價十倍。如今你這麼‘有名’啦,也該想想當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該回饋回饋文星書店負責人蕭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書,甚至禮貌上都不送蕭太太一本,我給你的存證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還說什麼不平等的話,你可真好意思!你現在也是開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樣,被政府給關了門,作者們這樣對你,你願意嗎?」我這番話,說得蔡文甫面紅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類此。

文星為余光中出書時候,他親筆寫自吹自擂的廣告詞,自道:「中國文壇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詩人、散文家和翻譯家。減去他,現代文藝的運動將寂寞得多,他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忙得像和太陽系的老酋長在賽馬。」如今他簽下與文星這種約,真不知該怪右手還是該怪左手,《新約》中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乾的事,理論上反之亦然。但兩手相互間縱不知情,簽約者必居其一,總不能不認賬也!16世紀英國總主教克蘭默(thomascranmer),在被火刑處死前,曾譴責他的手,說他的手寫了太多的違心之言,而該先遭火燒(「……ihavewrittenmanythingsuntrue.andforasmuchasmyhandoffended,writtingcontrarytomyheart,myhandshallfirstbepunishedtherefore;for,mayicometothefire,itshallbefirstburned.」)有的歷史沒記載總主教怪自己的右手還是左手,四百年後如時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現身說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軟骨文人耳,吟風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他開會開到外國去,在加拿大參與國際筆會,大會關心大陸被捕下獄作家,余光中與焉。令人奇怪的是,當臺灣被捕下獄作家在牢中的時候,余光中為何不關心?會喊「狼來了」的他,卻為何為虎作倀?至於筆上寫「天安門,我們來了」的詩人,卻在臺北景福門納福,且為詩拍蔣氏父子馬屁,更證明此人是勢利中人,絕無真正詩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紹一個人,叫王敬羲。梁實秋跟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每次王敬羲離開梁府,都要偷偷在門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實秋一直裝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氣地自動招出來,他說:「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嗎?」梁實秋答道:「我早知道,因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儈,可鄙而已。在蔣介石下令撲殺文星時,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雖擴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機中飽,卻是實情。他向我約稿,我寫了一本《借古不諷今》,偷裝在茶葉筒裡,由一香港來的女作家攜出臺灣,他印出來了,卻一文不付版稅。我被捕後,他在《南北極》雜誌有以聲援,可以肯定。但從我復出後,他卻一路造謠,竟說國民黨有意把李敖放出來了,又在蕭孟能誣告我的案子中助蕭為虐、落井下石,種種行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盜印柏楊的書,雖中飽版稅,但在柏楊出獄後向他討錢時,他卻給了柏楊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楊老婆後的內疚吧?柏楊做了王八頭而不知,還感謝王敬羲呢。我們深知內情的,都忍不住竊笑。

在文星時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揚揚得意地說他在《聯合報》寫「玻璃墊上」,「一連寫了十多年,還不出事,可見段數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備總部,是何道理?」我說:「何凡啊!你還好意思說嗎?你獨佔專欄地盤,有別人享受不到的好機會,有這麼大的宣傳媒體,你整天寫的,上限不過大官的白眼,下限不過公車的黑屁,然後就是誰跳多高、誰跑多快、白菜蘿蔔多少錢一斤……你十多年來,沒把言論自由的尺度寫寬一點點,沒給警備總部這些大老爺們施以一點點教育和教訓,你不覺得你失職嗎?你還好意思這麼得意嗎?」何凡雖然討人厭,但他太太林海音卻很好。她主持《聯合副刊》時,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雖然膽子不大,但比起後來政工系瘂弦之流來,卻高明寬大得多。她在文星後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預約過我的「告別文壇十書」,此後就不敢再和我來往了。十多年後,我出獄歸來,在路上一遇,聊了幾句,再見面時不幸已對簿公堂——我代蕭孟能太太朱婉堅追究版權,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詞說:「她所以沒通知蕭太太,因為找不到她。」我說:「蕭太太過去有錢的時候,你們為什麼找得到她呢?」林海音為之語塞。無論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錯的朋友,雖然我們早就「幽明異路」了。

我代朱婉堅追究版權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部都不順利,這當然和國民黨的司法黑暗有關。不過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畫面,那就是1987年6月8日《民生報》來訪問我時,做記錄的一位小女生徐開塵。她進我家門時,一片清秀脫俗、神韻飄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邊接受訪問,一邊偷看她,她真耐看!——習慣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邊看一邊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點,以便不再留戀,但這小女生卻挑不出毛病,並且愈看愈有餘味。此後幾年,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嶽、林英哲等,與我聚餐過幾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幾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說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她說打過一次你不在,我說為什麼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愛極了。又過了幾年,我從凱悅大飯店出來,看到基隆路對面有人一再向我揮手,我過馬路一看,原來是這可愛的!旁邊有兩位她的同事。我半開玩笑地點破,我說你知道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對你單戀嗎?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愛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