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談到文星時代我與梁實秋的交往，也數落了他的不是，不過，梁實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還有老輩的那種主動推薦人才的氣度。自我被陶希聖請出文獻會後，梁實秋認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沒告訴我，就秘密寫信「中央研究院」王世傑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所長。對李濟來說，其實這是有點難堪的事，因為李敖是他學生，自己學生自己都不能賞識，還要勞動校外的與李敖非親非故梁實秋推薦，這不是有眼無珠嗎？儘管梁實秋甘冒不韙，推薦了李敖，王世傑、李濟他們，還是拒絕了。這一拒絕內幕，多年後我才完整了解。1990年3月，「中央研究院長」吳大猷、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以公帑出版了《王世傑日記》全十冊，其中1965年12月20日全天只記一件事，內文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應所刊《蔣廷黻選集》，對餘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12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谷鳳翔等促餘向法院訴其誣毀。餘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風頭之機會。惟餘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釋出文字，抑或是餘之過。李敖為臺大畢業生，有才華而品行不端，梁實秋於五十二年5月曾推薦於中研院史語所，李濟之以其行為不正，不願收納，餘遂拒絕之。彼即因此懷恨。

這日記一開頭說「有李敖者」四字，就是後語不對前言的話。因為這種語氣，好像他王世傑以前不知道「李敖」似的，事實上，早在1963年9月10日的日記中，他就有這樣的話：

臺大畢業生李敖甚有才華，與胡秋原涉訟（彼此均以誹謗為訴由）。餘頗欲成全李敖學業，勸彼等中止訴訟，但似不能說服胡秋原。

可見王世傑早知李敖是誰，兩年後竟用這種語氣寫日記，顯然別有居心。當時「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實秋的推薦，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員」胡秋原等人，但卻假託出一個李敖人品上的理由，這是最高學術機關負責人不該有的懦怯，也恰恰反證了人品上出了問題的，原來是他們自己。他們在人品上既未堅持道德勇氣，也未能維護學術尊嚴，甚至起碼的知人論事的求真態度，都出了問題。例如他們假託出所謂李敖「品行不端」、「行為不正」，就是毫無根據的。當時是1963年，上距我臺大畢業當兵退伍才兩年，我還是臺大歷史研究所學生的身份，為了貼補研究生公費的不足，在開國文獻會做「僱員」，每月賺一千元。試問這樣一個單純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究竟有何赫赫履歷如王世傑、李濟者，可有在人間上下其手，施展所謂「品行不端」、「行為不正」的機會？這樣一個青年人，既未有機會如王世傑之賣國、矇混舞弊，亦未有機會如李濟之奪權、佔著學術茅坑不拉屎，而王世傑、李濟諸公卻暗中對一青年誣指如此，還口口聲聲在提拔青年人才——有人才不提拔不說，反倒倒打一耙，這種年高德劭的作風，未免太菜了吧？因為姚從吾告訴我李濟的造謠，我對李濟的心態，有了研究的興趣。李濟在他的時代裡，是一個夠格的學者，但在夠格的學者以外，若說他對推動學術研究、培養學術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沒道理。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安陽發掘報告》有始無終，《中國上古史》計劃拖延不做，都是顯例（連王世傑自己，都在日記中一再表示對李濟及許倬雲不滿，指他們不依約做事。）胡適做「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館外面的假山工程，承包價錢十一萬，李濟包庇的親信貪汙兩萬被查出，李濟攔住，不準送法院，胡適死後，李濟代理院長，逼走調查貪汙案的總幹事，將大事化無。另外，李濟一邊拿臺大系主任薪水，住臺大豪華宿舍；一邊由「中央研究院」供應車與車伕、工友等，完全不知體統為何物。……以上諸多「善行」，當然不屬「品行不端」、「行為不正」之列，不過，為人「端正」如此、治學做事如彼，也足令我們會心了！

《王世傑日記》中說李敖因被拒絕，「彼即因此懷恨」，而在《蔣廷黻選集》書中對他做「侮辱性抨擊」。其實，王世傑該不該受公評，根本跟批評者的愛憎毫不相干，相干的只是批評的內容是否正確。我在1965年寫《（蔣廷黻選集）序》裡說：王世傑賣國、賣了外蒙古，這種史論，其實只不過是歷史學家論定歷史功罪的普通公論，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賣國者王世傑不知反省自愧，反倒在幕後透過陳雪屏、黃少谷，向蕭同茲施壓力，要求刪去李敖的序，這一幕後作業，在《王世傑日記》1966年1月5日、1月9日、3月9日中，都一一曝光。3月9日日記中他寫：「文星書店蕭同茲，將其《蔣廷黻選集》內李敖序文（攻擊我和李濟之）刪去，改裝送閱。」就是指此。起先，我為爸爸遺著《中國文學史》寫的序，因涉及李濟兒子「潛返大陸」，被調查局暗中壓迫文星書店刪除該序，方能上市。那一次李濟是否暗中勾結調查局做手腳，不得而知；但這一次刪除我為《蔣廷黻選集》寫的序，則全是王世傑暗中勾結陳雪屏、黃少谷、蕭同茲諸國民黨大員做手腳，所幹出來的鉗制言論自由的好事！《王世傑日記》還透露出「中央黨部谷鳳翔等促餘向法院控訴其誣毀」，可見國民黨中央黨部自秘書長谷鳳翔以下，都計劃假王世傑之手，陷害李敖。只是王世傑心虛，不敢使事情鬧大而已。按說王世傑以黨派立場、以湖北佬的狹隘心胸，在日記中誣謗立場不同之人，並不稀奇。例如在日記中，他罵趙元任「無恥」、罵楊振寧「無恥」、罵陳省身「無恥」、罵牛滿江「無恥」、罵張捷遷「無恥」、罵任之恭「無恥」、罵何炳棣「無恥」（1977年4月22日）……如今罵到李敖，被罵程度且不及以上院士七賢，按說大可一笑置之，一併聽其妄言可也。但我李敖豈是這麼好說話的，所以我要寫出來，誅奸宄於既死、斥無恥於身亡。無恥的王世傑生前死後，欺人太甚，苛於誣人、疏於察己，包括他自己那真正「品行不端」、「行為不正」的兒子王次五在內。王次五即王德勱，其「行為不檢，尤其好賭」，明見於1962年11月4日《王世傑日記》；其「涉嫌人頭支票案」被扣押、「性好賭博，虧欠不少」，明見於1968年3月6日《中央日報》與3月9日《徵信新聞報》。當然，由於王世傑的顯赫，從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主任、到基隆市稅捐處長、到臺灣銀行專員，都不因「品行不端」、「行為不檢」，而照做不誤。至於王次五的太太林美智，更受王世傑用公款照拂。王世傑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曾親批兩張便條，一條上說：「支給林美智醫藥補助費二千元。世傑。1964.1.3。」另一條上說：「支給林美智醫藥補助費八百元。世傑。1964.10.12。」這樣子把公家的特別費一再給自己兒媳婦的「善行」，當然不屬「品行不端」、「行為不正」之列，不過，為人「端正」如此、辦公做人如彼，入於無恥之列，也就恰如其人了。

王世傑如此無恥，居然還有人無恥地捧他，此人即許倬雲。許倬雲是最善於諂媚權貴的一個怪胎，凡是看過他寫《尋真理的李濟之先生》的人，或是《追念王雪艇先生》的人，都不難看出他多麼會拍權貴馬屁！我在文星，也不幸認識了一些人，其中之一，是許倬雲。我主持文星時，許倬雲巴結我，十分賣力。但為了我寫文章批評他的主子李濟、沈剛伯（臺大文學院長），1963年11月5日，他約我和蕭孟能、余光中去他家。為了他行動不便，我同意去了。這天我有簡略日記如下：

一、南港來的訊息：李濟讀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吳相湘家，沈剛伯託他轉告我：「在過去，我沒說過李敖什麼壞話，雖然我也沒幫他什麼忙；從此以後，我也不會說他什麼壞話，當然我也不會幫他什麼忙。」孫德中在座，對我說臺大文學院，在中國還算是好的。我說，正因為文學院在臺灣有領導地位，所以我們該更要求它有生氣。

三、夜在許倬雲家，互惡聲相向，光中在座，頗勸慰。

四、晚與孟能決定，拒與李濟晤面。

許倬雲那晚想在我面前充老大，結果不歡而散，為他始料所未及。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敖兄」，以幫我出國為餌，意圖修好，我懶得理他，因為他信中提到的洋教授，在研究胡適上，其實連做我助教都不配！我才不屑跟這些華洋學人打交道呢！過了三年，因為他又來流言又來媚眼，我有一信給他，其中說：

……現在你做了歷史系主任，算是你馬屁到家。不過你總該知道，亂來是不行的。南港你的女秘書藍小姐，已被你逼婚得下海做舞女，我特別去訪問她，她口中你的劣跡，還多著呢！我都做成了筆錄。你去臺大，又不自檢束，居然整天接送居浩然的女兒，招搖校內外，成何體統？……

你又託人轉話給我說想暗中幫我出國云云，告訴你，你少來這一套。美國國務院邀我訪問我都謝絕掉，誰要你這學界掮客拉皮條？我李敖這輩子，定將守死此地，細看你們橫行，並且記錄你們的橫行。當然你們只迷信權勢，不在乎歷史，但那是你們的事；我自有我的基督山方法。我只警告你少向我送秋波，也少說誹謗我的話，你若不要「來世報」而要「現世報」，我可以賞給你，只怕你消受不起。你本是殘廢之人，又會裝出一副可憐相，我一罵你，人家就勸我「不要欺負他」，殊不知你專門欺負人，尤其是你追求不遂的女人。……

許倬雲大我五歲，他一齣孃胎就有四肢萎縮的怪症，這種怪症，一百萬中只有六個，而他獨佔六分之一。按說人生有殘疾，是天生的，只怪他爸媽，你提它幹嗎？只是他的學生杜正勝馬屁文中，提到殘疾「對他日後的人生觀、治學態度，及對世情萬物所懷抱的信念，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既然如此和他有關，也就不得不提。總之，第一，殘疾使這個人佔盡便宜；第二，殘疾使這個人心理其實有故障，他的見解，有的也就大成問題。杜正勝誇獎他「個人竟然可以沒有絲毫避諱地，拿自己外在的缺陷開玩笑」。事實上，我所知道的卻有另一面。梁實秋對我說，他們在美國學術會議，會議廳外有高臺階，他看到許倬雲很辛苦地在爬，心有不忍，就跑過去扶，不料許倬雲頓時大怒，厲聲高叫，斥以「你走你的，你少管我！」——梁實秋不小心，傷了許倬雲的自「卑」心固屬不當，但別人一番好意，自己卻大發脾氣如此，實未免心理故障也，這是「拿自己外在缺陷開玩笑」的心胸嗎？

1964年7月10日，大我三十二歲的徐復觀先後撰文說：「以胡適為衣食父母的少數兩三人……豢養一兩條小瘋狗，專授以‘只咬無權無勢的人’的心法，凡是無權無勢的讀書人，無不受到這條小瘋狗的栽誣辱罵。」「最近一年來，臺灣大學裡有一二人利用一個特殊學生，把上自校長，下至助教，罵得一塌糊塗。」「李×罵沈剛伯拒絕朱光潛到臺大來任教，這對沈也有影響。」……因為寫文章批評士林敗類、臺大黑暗的，並無別人，按照文明國家的誹謗律，無他人可適用此一情況者，縱未指明姓名亦構成誹謗，所以徐復觀罵「小瘋狗」自然構成誹謗，何況他文中還用了「李×」字樣，更除李敖外別無人了。可是，當我告到法院的時候，臺中地院的孫嘉祿法官和高分院的鄭紅、楊襄明、曹德成三法官，竟說「李×」是李敖，「尚屬不無置疑」！因而開脫徐復觀，判他無罪！在訴訟過程中，徐復觀最叫人看不起的一點是：他一直賴，他寫文章闖了禍，卻沒有敢作敢當的氣概、沒有公開承認的勇氣。他在法庭上，在來旁聽的自己學生的面前，公然狡賴得一乾二淨。這是很令我警異的。單告徐復觀不成後，我又找到機會，委託李聲庭律師，把徐復觀、洪炎秋雙雙告進法院，但是，1965年11月2日，臺中地方法院法官鄭學通竟違法以裁定駁回。我提起抗告，指責鄭學通「根本沒把法律學通」，因為他把「行為不成立犯罪」認為與「行為不罰」相當，這就是大笑話了。我對鄭學通的指責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官方封殺前的最後一期，官方不但封殺雜誌，也同時對作者下手，國民黨「司法行政部長」「鄭矮子」（鄭彥棻）藉口我「語涉侮辱」法官，下令檢察官林奇福對我提起公訴。林奇福是臺大老同學，兩面做人，在庭上透露他聽命上級，情非得已。起訴後法官陸祖光判我有罪，如了鄭彥棻所願。

我被國民黨大員鄭彥棻整，還有個小插曲。1967年3月16日，我開著我的凱莉小汽車，發生車禍，車的左眼被撞得凹進去、保險桿折損、左前輪撞壞、左門撞彎、上面玻璃紛飛，我的左肘和頭都受輕傷，同車的洋鬼子美國人梅心怡（lynns）膝部撞出血來。真夠刺激。車禍原因是我開快車，正好碰到另一個開快車的計程車司機，所以就順理成章地來了一場「相見歡」。梅心怡看我在出事後談笑自若，當場替我拍了幾張照片，他說他要洗出來送人，叫人看看「文化太保」的鎮定功夫。出事後，一個五分局的警官察看雙方的身份證，一看到我的，就對我說：「嘿，你就是李敖！我們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來！」我說：「跟你來可以，不過你們要抓我，卻等到我撞車時候才找到我，未免太遲了吧？」他把我帶到警局以後，叫我坐在外面，自己進去向長官嘰嘰咕咕一陣，不料卻被打了官腔，他慌忙出來，向我道歉，連稱弄錯了弄錯了，後來我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我被提起公訴時，檢察官把傳票發到文星書店，傳我不到，警官以為我故意抗傳，所以才要見我即拘。警官卻不知道，檢察官早就找到了我，所以他這次表功，竟弄得表錯了。

在我跟徐復觀的訟案中，有一妙事，即徐復觀約我在法院開庭後一起喝咖啡，此中趣聞，我回信寫給在澳洲的居浩然了：

……我們上次的筆仗，許多人（如範光陵、林語堂之流）都說我們在「打情罵俏」，他們真不知道你我相思之苦！臺灣方面，許多人開玩笑說我你「同性戀」，我們這樣心肝來心肝去，倒真的有一點弄假成真的呢！上次我在臺中跟徐復觀對簿公堂，他對法官大力描寫我們同性戀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別加說：「同性戀的意思就是一個人在上面，一個人在下面。……」結果法官不耐煩，大聲喝止。我在旁邊，實在忍不住笑。後來出庭後，徐復觀請我喝咖啡，我們談到這件事，兩人又大笑不止。可惜當時你不在場，你若在場，我們兩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該多好玩！唯一的問題是不知徐復觀喜歡不喜歡洗澡，他如學王荊公（從不洗澡），那我們就划不來了！

那天開庭後喝咖啡時，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書，念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復觀又說出他當年對妻子不忠在外養細姨的事，自稱有「慚德」，陸嘯釗坐在旁邊聽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這就是徐復觀的厲害處，他會以部分坦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膽相見，但是別有所圖什麼，你就得當心了。總之，我的敵人徐復觀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聰明多了，因此他可以兩面做人而人不易覺察出來。殷海光《我被迫離開臺灣大學的經過》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並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復觀就改稱「某君」，這就看出徐復觀兩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麼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鬥爭又聯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尋，他有份；但衰病侵尋後又表演問疾弔喪，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這種戲——在殷海光生前，打擊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發表改名《痛悼吾敵，痛悼吾友》等文章，並和殷海光的學生陳鼓應等串通起來，把殷海光描寫成臨終的悔罪者、臨死前對中國文化看法的轉向者，這是對殷海光最卑鄙的誣衊。殷門弟子墜入徐復觀術中而不自知，被徐復觀統戰得七葷八素，真丟死人。可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奸雄，一旦混入學界，就好像美洲土狼（coyote）進入羊群，效果非凡之至。為什麼徐復觀可以又做壞事又不被惡名？除了他的狡獪外，他也會閃露一點真性情，不全是假，令人對他另眼相看。1986年3月28日《中央日報》載：三十九歲的工廠職工接瑞華，酒後觀看電視連續劇，不知何故突然搗毀電視機，凌晨被家人發現上吊自殺斷氣命絕，其妻撫尸慟哭，悲傷逾恆云云。我聯想到蔣介石當年從廣播中聽到李宗仁當選副總統時，曾搗毀收音機；徐復觀從電視中看到梁容若著書得獎時，曾搗毀電視機。可見「自天子以至庶人」，雖口誦聖人「不遷怒」之訓，但動起手腳，卻都性好此道也。只是收音機何辜，電視何辜，令人不解耳！但徐復觀能有此種動作，亦足發人一噱。更有趣的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告訴我的故事，司馬桑敦說：「徐復觀雖然年輕時在日本留學，但他的日文一塌糊塗，簡直詞不達意。他老了以後再來日本，住旅館，想找女人，就向旅館老闆娘求助，他不會說叫姑娘的日文，乃抓耳撓腮，急得滿面通紅，最後一邊用手指自己的生殖器，一邊向老闆娘鞠躬作揖，示拜託狀。」司馬桑敦一邊說還一邊學徐復觀，好玩極了。徐復觀留學日本卻日文一塌糊塗，好像是真的。我中學時去省立臺中圖書館聽演講，主講人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作者大學棍安岡正篤，徐復觀陪他來，那是我第一次見徐復觀，可是我就沒聽見他對安岡正篤講過日文，豈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