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文裡，曾經談到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傳，而借刀殺人，由胡適的未亡人出面，要求「銷燬」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適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決政治背景的問題。這一國民黨和它同路人一貫作業的傑作，我曾簡略說明如下：

一、違反胡適遺囑，由臺灣大學把權利轉贈中央研究院後，再化公為私，由中央研究院轉贈給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證明書；

二、胡夫人憑這證明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權；

三、再由內政部違反不得申請註冊的規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發給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權利執照；

四、最後由胡夫人拿執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資格與證據，都是《胡適選集》出版後才高速趕造成的，這些資格和證據，都是違反法律上基本常識與原則的。但是，國民黨不管，國民黨的法院也不管，無知而糊塗的鄉下婦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著「要見總統」的配合下，國民黨和胡夫人終於藉著所謂法律，達到了封殺《胡適選集》的目的。

為了給上面這些話留下千秋文證，我再公佈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內幕」資料，使大家領教一下國民黨是怎樣整人的！

告人的資格是後補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鈴申告後，她就大模大樣待在家裡，迫使司法人員要到她的「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胡公館」去問話。1967年1月19日上午9時，臺北地院檢察官朱石炎親自駕臨，做筆錄如下：

問：著作權執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內政部辦理移轉登記了。又內政部通知及胡適遺囑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未在家中。

問：你何時知道文星出書竊印《胡適選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寫日記那天。

問：「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何時移轉給你呢？

答：轉讓證明書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給我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中央研究院將胡適著作權」移轉給江冬秀的證明書，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鈴申告後第五天的事。換句話說，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當時，她本人根本毫無告人的法律上資格。這種資格，是國民黨和它同路人快馬加鞭補給她的，是「先上車，後買票」的！但是，一切應依法律辦事的法院，總不是公共汽車吧？把法院當公共汽車，總是一種褻瀆吧？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怎樣化公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謂證人王志維的筆錄：

問：胡適遺囑第四條所指之書集，何時交與臺大呢？

答：事實上並未將該書集交與臺大的。因為胡適立遺囑時該等書集均在美國。其後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帶了部分回來，其太太回國時將餘書全部帶回，均放於研究院內。後來胡適之紀念館落成，其遺囑執行人劉鍇在臺代理人陳雪屏與臺大接洽後，由臺大來函表示該書集等轉贈本院（提出臺大校長函一件及陳雪屏函二件閱後影本附卷）。

問：遺囑執行人有何人在臺呢？

答：有遊建文九人在臺。

問：中央研究院何時又將該書集等轉給胡江冬秀呢？

答：關於該等書集本身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附卷）。

問：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權呢？

答：沒有。臺大亦未取得該著作權。

問：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權，何以要公證轉讓呢？

答：因胡夫人到內政部辦登記時，內政部主辦人以為根據胡適之遺囑，臺大才有該權利。如胡夫人要辦登記，必須提出取得該權利之證明檔案，因此才辦公證的。

這一筆錄，清楚說明了劉鍇、陳雪屏、錢思亮（臺大校長）等如何改變胡適遺囑，硬將權利「轉贈」給「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傑等，又如何再度改變，硬將權利在江冬秀按鈴申告後轉給她，以完成封殺《胡適選集》的一貫作業。

所謂證人王志維筆錄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說那是「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是公產又何能無條件「轉贈」給私人？這是哪一國的邏輯與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會議記錄二份」，以證明「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中央研究院」附設的委員會，又哪來權利化公為私呢？這不是笑話嗎？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臺灣大學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沒取得著作權，第一手第二手既無此一權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轉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內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記，因為「根據胡適之遺囑，臺大才有該權利」，並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證明書，是化公產為私產的行為，又何能幫著做手腳呢？

法律細節上的笑話

現在，先拋開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的大前提不談，單就化公為私的法律細節上，我們來看看笑話：

胡適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遺囑第四條中，明白表示將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檔案（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書籍（printedbooks）遺贈給臺灣大學，並且「請求楊（聯陞）毛（子水）兩教授，代為安排這些手稿檔案的保管、編輯和出版」。

根據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胡適紀念館單位下的記載，這一「遺贈」，業經臺灣大學轉讓給「中央研究院」，是項「轉讓」及「遺贈」，均先後經過臺大校長錢思亮及遺產受遺人江冬秀簽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續。這一經過，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中，已寫得明明白白：

九、胡適紀念館

依照胡故院長1957年6月4日所立遺囑第四條的規定，他的前存紐約，後移臺灣的藏書，及其他文稿、檔案，原系贈給臺灣大學的，但因本館正式成立，臺大錢思亮校長已將胡故院長遺囑第四條所載書籍文稿等件的權利、所有權及利益，轉讓給中央研究院，並已於1963年5月8日，在此轉讓證明書上簽字，又照上項遺囑第五條的規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為遺產的受遺人，胡夫人也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至此胡故院長遺存住宅內的一切遺著、書籍、文物，歸於胡適紀念館的法律手續，業已完成。

由此可見，江冬秀既然已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那麼權利——如果有的話——就完全不屬於她了，她既然沒權利，當然就無法告人，於是國民黨官方遂在她按鈴申告後，促成以下四步驟：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籤立贈與契約，將胡適著作物的著作權贈與江冬秀。

二、由贈與人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與受贈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臺北地方法院辦理「贈與」公證。

三、由江冬秀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憑同前項公證書，向「內政部」申請著作物繼承註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