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10月裡，當胡適先生得知我窮得褲子進了當鋪後，寫了封限時信給我。原信如下：

李敖先生：

自從收到你7月4日的長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後，我總想寫信請你來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從吾先生說：「等他考過研究所再打他吧。」後來我見報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訊息，那時我又忙起來了，至今還沒有約你來玩。

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

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

你的信我已轉給科學會的執行秘書徐公起先生了。他說，他一定設法補救。祝你好。胡適1961年10月7日夜

這張支票可以在臺北館前街土地銀行支取。

這封信裡提到的「那一大盒卡片」，是我編的《胡適著作目錄》，是就胡適先生一生的著作整理出來的最完整的清冊。胡適先生對我的成績頗為欣賞，所以特地約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玩玩」，看看他的一些稿件。這些稿件，加上日記與信件，再加上我「那一大盒卡片」，幾乎就是胡適先生一生寫作的總和了。這些總和，自然就是胡適全集的基礎了。

胡適先生晚年，很喜歡引用清朝學者李塨（恕谷）的一段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意思是說，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勢力；但是尋找知己與接班人的目的卻在造成自己身後的勢力。胡適先生引用這段話的心意，我想和他個人的遭遇不無關係。胡適先生名滿天下，又喜歡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熱鬧的氣氛裡，但是這種車水馬龍的熱鬧，是虛榮的、虛幻的，聰明如胡適先生，不會不知道。所以他在熱鬧之餘，未嘗不存「求士」之心。我想，在這種心意裡，我是胡適先生特別另眼看待的一位。我在大學生時代，就在《自由中國》雜誌發表討論他的著作的文字，雷震先生特別寫信提醒胡適先生，請他注意這位專家。1957年3月1日，胡適先生約我見面，特別向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我不覺得他說的是奉承話。「交友」顯然是失敗了！

胡適先生死在1962年2月24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點鐘，我寫下了這樣幾段文字：

「別看他笑得那樣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

在《播種者胡適》裡我寫過這麼兩句話。今天傍晚，這個「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恆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臉孔，也聽不到罵他的聲音。在天路的歷程中，他轉入了苦難的煉獄——他是一個戰鬥的人，那才是他戰鬥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10月9號給他的信。有一段說：

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

在我這封信前兩天，他寫信約我去南港「玩玩」；在我這封信後二十天裡，他先託姚從吾先生帶了一本小說送我，不久又轉給我一封信。可是他沒收到我的覆信，也沒見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兩年十個月來，我一直沒見到他，當然再也不會見到他——一個最能播種的人兒，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種子了！

這幾段文字寫好後，我並不打算發表，所以我改寫了一篇《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發表在3月1日的《文星》雜誌裡。

胡適先生走進「地獄」後，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說冷漠呢？這是專指胡適先生生前圍繞在他周圍的人說的。他們這批人，在胡適先生生前儼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門生、乾女婿，是「蟠龍大花瓶」的贈送者、是生日酒會的拜壽者、是「胡適合會」的「標會」者……可是在胡適先生倒下以後，幾乎在「屍骨未寒」的當兒，他們就變成了「不認得耶穌」的「彼得」。《新約·路加》第二十二章裡，有這樣的故事：

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裡。彼得遠遠地跟著。

他們在院子裡生了火，一同坐著，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

有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裡，就定睛看他說：「這個人素來也是同（耶穌）那人一夥的。」彼得卻不承認，說：「女子！我不認得他！」

過了不多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看見他，說：「你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是！」

約過了一小時，又有一個人極力地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

正說話之間，雞就叫了。主（耶穌）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

這真是一個含義深長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耶穌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臺灣來了一齣全新複製——胡適先生的親愛的「彼得」們，紛紛露出了他們的嘴臉，他們和當年彼得不同的一點是：彼得還會羞慚痛哭，還會在日後做個傳佈耶穌思想的使徒，可是他們呢？他們都不會，他們只會在胡適先生的生日忌日里來一番「告朔餼羊」，對遺照三鞠躬以後，一鬨而散，坐車回家。

胡適先生所引用的「交友以自大其身」，在他死後，就縮小得一至於此！「交友」顯然是失敗了！

「借一千，還十萬」

記得胡適先生死後不久，胡虛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第六期（1962年3月16日）裡，翻譯了一篇《民主政治的兩種觀念》，他在譯後記裡有這樣一段話：

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搞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採訪物件，而我卻體會到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為什麼？這可從胡先生這些年來的處境想象得到。近幾年來，胡先生固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聲譽，也是漸漸地為點綴這點可憐的所謂「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君不見許多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們的談話中，充分流露出他們「對胡適的失望」。雖然如此，可是「圍剿胡適」之浪潮，卻仍是一波一波地湧過來。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滿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門生高足，際此「圍剿胡適」的風暴聲中，竟都只會為他開祝壽會，除了一個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來說幾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來為「胡適思想」做一是非辯的！你想：胡適先生怎麼會不覺得心靈孤寂而憂憤呢？

胡虛一先生這段感嘆，還只不過是專指胡適先生臨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在胡適先生死了兩三年後，他的親朋好友、門生故舊，更是安靜得可愛了，他們安靜地看著，看著那個「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來開創一個吵鬧的局面。而他們自己，卻什麼也做不出來。

在這段時間裡，我做了三件事：一、我出版了《胡適研究》一冊；二、我出版了《胡適評傳》一冊；三、我編了《胡適選集》十三冊。都由文星書店出版。《胡適選集》是一種普及的版本，當時每冊定價只十四元，特價期間每冊只賣九元，該是一般讀者都能買得起或設法買得起的。內容共分十三類，每類一冊：1述學（共十篇），2考據（共十三篇），3人物（共二十五篇），4年譜（共四篇），5歷史（共十篇），6政論（共二十八篇），7序言（共四十二篇），8雜文（共三十五篇），9日記（共九篇），10書信（共七十四篇），?詩詞（共七十篇），?翻譯（共二十八篇），?演說（共三十篇）。

胡適先生以他七十年零七十天的生命，在人間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由於年代久遠、人事動亂，這些文字，散佚的很多。一般想讀他的文字的人，通常是依靠《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文選》《章實齋先生年譜》《先秦名學史》《中國古代哲學史》《白話文學史》等專書。在這些專書以外的大量文字，卻沒有被有計劃地編選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遺憾。

《胡適選集》的構想，是我鑑於胡適先生著作的這種散佚，無法看到在《胡適文存》等書以外的大量文字，所以才加以蒐集，用來嘉惠士林的。

選集中的文字，都是從幾十年以來的報章書刊中陸續一篇篇蒐集到的，在蒐集過程中，曾遍訪海內外公私藏書，所以有時候雖一篇之微、一詩之細，都得之不易。因而它的珍貴性，也就益形增加。我相信，凡是稍懂現代編輯經驗的人，都會仔細發現這套選集編纂的精審。中國圖書館專家童世綱先生編《胡適文存索引》，把這套選集全部編入，更可顯出這套選集的價值。

《胡適選集》出版後極受歡迎，對胡適思想的流傳有了極大的影響。《胡適留學日記》裡有一則《借一千，還十萬》的札記，寫施特雷特（willardstraight）以十萬元的紀念堂，酬答他欠過一千元的知己舍爾科夫（schoellkopf）的故事。胡適先生送了我一千元，我說3月要還他，但他2月就死了。最後我以《胡適選集》給他做了最好的紀念。文星被國民黨封門後，這書轉給了傳記文學社，市面上也出了多種翻印本，單冊流傳，總在十萬冊以上。我這點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適留學日記》中的故事來，也算好有一比了。

竄改了遺囑

在胡適先生生前，他對自己著作的排印流傳，曾感到力不從心。1953年的7月4日，他曾有這樣的感嘆：

……我自己當然沒有重新排印這些書的力量。我看見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的全集的編輯印行，我當然忍不住一點歆羨，去年12月10日早晨4點鐘，我寫完孟真遺集的序文，天還沒有亮，我脫衣服要上床睡了，忍不住笑著對自己說：「我的全集的編輯重印，大概也得等到我死後了。」（《傅孟真先生遺著·序》）

胡適先生這段自述，可算是一語成讖。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全集，雖然等到他死後，甚至死後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還沒有被印行的資訊。

胡適全集的編印，原由「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主持。在胡適先生死後，他的親朋好友和門生故舊居然集合在一起，要負責整理他的遺作，並且聲言要編全集。

這些自以為有權編全集並自認有能力編好全集的人，他們擺出的姿態是壟斷的、是有排斥性的。由於他們這些人大都是臺灣的「學閥」階層，所以他們便不愁沒有一個所在來表現他們的大權與能力，最後表現的總彙，便是「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

一開始，他們什麼事都沒做，就先領去國家的經費、國民的稅捐，大花特花起來。花了一陣，轉眼已是胡適先生一週年的忌辰，他們又開始宣佈他們的大計劃。在胡適先生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會上，主席王世傑以「中央研究院院長」接棒人的身份，散發了一張所謂「胡適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王世傑報告」。這張報告一開始就揚言：

關於怎樣紀念胡先生，我們需要好好地規劃，特別希望能夠將胡先生的一切寫作、演說，乃至片紙隻字，儘量地蒐集起來，由適當的人加以整理、編輯，以利流傳與發揚。

王世傑又說：

關於整理胡先生的遺著，中央研究院已經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先行蒐集資料，隨即要規定進度，分類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