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盧溝橋，盧溝橋長六百米，兩邊石欄上，刻了幾百個小獅子，每隻都不一樣。唯一一樣的是：每隻小獅子都七百五十歲，每隻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興亡。

盧溝橋完成後七百五十年7月7號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橋頭，中國忍耐久了、忍耐夠了，非得大幹一場了。

蔣委員長在盧溝橋事變後第九天，舉行了「廬山談話會」，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國是。他在談話會一開始就表示：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南京又何不可以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來求得盧事的解決。

這篇談話過後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佈。同一天，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戶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對盧溝橋事變，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兩大方針，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絕望前一秒鐘」，中國「還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從嚴格的時間上算，7月7日，只是北方將士在盧溝橋抗日，是北方將士用流血造成事實上的一個明確起點。有人以為中國政府從這時候向日本宣戰，是完全不瞭解內情的。中國政府向日本宣戰，乃遠在四年以後，時間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國打了四年仗，到這一天，才宣佈：「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中國為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餘之神聖抗戰，原期侵略者之日本於遭受實際之懲創後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禍。」「不料殘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最後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

哪有先生不說話？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開始的廬山談話會，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陳詞」為主。七七事變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適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廬山。談話會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參加，第一期談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適說了很多話。胡健中在場，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詩：

溽暑匡廬勝會開，

八方名士溯江來。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陳詞又一回。

提倡白話文的胡適，感到這首來詩不夠白話，乃用純白話回答如下：

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

哪有蝦蟆不夜鳴？

哪有先生不說話？

胡適是以說話為職業的人，在談話會以前，他與政府的關係，本就因為話說得太多，有過不愉快。這次國難當頭，政府反倒請他來說，他自然也就「胡說」不已。

7月20日以後的局勢，開始密鑼緊鼓。21日，桂系人物聯名擁護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2日，日本機械化部隊秘密開進華北；23日，上海日僑回國，中共宣言支援蔣委員長廬山談話；24日，上海日軍藉口有人失蹤，佈崗閘北；25日，蔣委員長接見美國大使，告訴他「東亞局勢已入最後關頭」；26日，北方將士佟麟閣等一千六百人戰死。27日，胡適在日記裡寫道：

精衛先生約第二期談話會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兩點鐘的談話，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談的是對日外交問題。精衛宣讀中央寄來的一個長檔案，敘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幾次軍事諒解——即所謂「何梅協定」的歷史。我極力勸他請中央發表此件。

華北訊息大惡。

訊息大惡的情形是：日本已經攻佔了張家口，並且轟炸廊坊。天津日本領事向宋哲元將軍致最後通牒，要求國軍撤退。

28日，胡適日記續寫：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著陳布雷（上山）及張嶽軍、曾仲鳴、顧一樵（上山），談時局。

今日訊息驟變。宋哲元態度忽變，通電抗敵。

是日北方傳來訊息更奇怪，我軍奪回豐臺、廊坊、通縣。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慶祝戰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驟變，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給張自忠維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慘敗！

到美國大使館赴johnson約談。

到華寅生家吃午飯，見著michon。

下午美大使館參贊peck來。

友人來談者甚多。

與慰慈、馭萬、蔣、梅諸位到galfclub小坐，到老萬全吃飯。

這一天，北方將士趙登禹等戰死。日本兵艦炮轟塘沽，並用飛機和大炮，摧毀了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的被毀，象徵了日本向中國文化界點名宣戰。

傅斯年要絕交

胡適南來參加廬山談話會，他的心情，是未嘗不主戰的。七七以後第五天，他在《獨立評論》的「編輯後記」裡，表示對「盧案」的意見：

此事開展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在此際我們只願表明我們的態度與決心：我們必須抵抗，如地方當局所表示，敵方再不速停射擊，我們唯有準備大犧牲！並且我希望無論作戰與交涉，全要聽命於中央！

再過了六天，7月18號，他在「編輯後記」裡進一步重申：

盧溝橋事件很少可以無條件地當為地方事件解決的可能，我們須有大規模的準備。這次我們不能有所割讓，如此則又回到兩年前的局面了，那還了得！

看了胡適這種「必須抵抗」「不能有所割讓」的言論，我們若比照他幾年來的「不主戰」態度，發現頗有研究的價值。

胡適為人，理智而冷靜，溫源寧在《文人畫像》裡描繪：「在他呵呵的笑聲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們看不見他的靈魂深處。他不像志摩，不會有沉痛的悲哀與熱狂的情緒。」胡適這種性格，遠在他青年留美時候，就定型了。他那時候，就提倡「理智的愛國主義」。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留美學生就紛紛主戰，「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胡適忍不住站出來，勸告這些未經深思熟慮的隔海主戰派。他說：「你們說中國有‘百萬雄師’，百萬雄師在哪兒？中國能戰的部隊只有十二萬，裝備還不行，海軍只有一條排水量四千三百噸的三級巡洋艦，拿什麼同日本打？打仗要講實力，用隻手挽狂瀾，算不得勇敢：以卵擊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時之快，把國家帶到比利時亡國的覆轍，這種人，不但錯愛了國，並且還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胡適的理智的愛國主義，在當時被朋友臭罵，罵做「漢奸」。但胡適是「哪有先生不說話」的，他在舉國滔滔的時候獨持異議，並且冷靜地苦口婆心地表達出異議，不論內容對不對，基本上，卻是一種心智真誠，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適回國以後，中國、日本的和戰問題，一直在山重水複中演變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局面愈來愈惡化，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創辦《獨立評論》，希望書生論政，「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裡，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

《獨立評論》的特色之一是，創辦人「並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開場白固然說得很好，實行起來，倒也頗不容易。「激烈的辯爭」引起多次的對立：武力統一問題上，胡適與蔣廷黻對立；民主獨裁問題上，胡適與丁文江對立；對日和戰問題上，胡適與傅斯年對立。對日本，傅斯年主張寧為玉碎主義，但胡適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協定」，傅斯年極表反對，胡適卻認為「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國家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

不料胡適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學生傅斯年，傅斯年吵著絕交，要退出獨立評論社！胡適很感意外。於是丁文江出來，寫長信勸傅大炮，才算穩住師生之情。

理智的愛國主義

胡適的理智而冷靜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礎，他認為大丈夫的條件，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還得加上一條——「時髦不能動」。光趕時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過自己理智而冷靜的判斷才成，得先通過自己內心這一關：

我們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只要人撇開成見，看看事實，因為我們深信只有事實能給我們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們獨立。

當他聽說江南「那一帶有些人喜歡看獨立評論，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調」的時候，他解釋：

其實「高調」和「低調」都不是確當的名詞。在我們的眼裡，有許多所謂「高調」都只是獻媚於無知群眾的「低調」。我們自己說的話，別人儘管說是「低調」，我們自己倒往往認為是很「高」的調子。所以平心說來，調子沒有什麼高低可說。所可說的只是：說的話是不是用我們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結果？說話的人是不是願意對於他的主張負道德上的責任？

關於「道德上的責任」，他反覆說明：

孔子曾說：「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

正因為「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正因為「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話不能亂說，不能人云亦云地趕時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想通以後，要有勇氣站出來，批評別人的高調或低調，不怕朋友離心，不怕學生反目，不怕舉國滔滔，罵自己是「漢奸」！

朱文長的《海濤集》裡，記著國難當頭時候，北京大學的一場集會——

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之後上臺訓話，一開口，臺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制反對者的喧譁。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續的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的迎面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這屋子裡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面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麼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聽說過的。

中日甲午戰爭那一次，所有「狂熱主義者」，不管打得過打不過日本，一律主戰。主戰是時髦，誰不主戰誰就是漢奸！因為「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鴻章深通大勢，至少比「狂熱主義者」深通大勢，力持慎重，知道戰而不勝，倒霉的是自己國家。可是舉國滔滔，非戰不可，李鴻章只好戰。結果賠款割地，丟了臺灣。李鴻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滿面，費盡唇舌，力爭國權，回來的代價是伸出頭來的那些「狂熱主義者」的一陣臭罵——「李二先生是漢奸！」

多少人以愛國之名，行禍國之實，但他們絕不反省，他們只會罵人漢奸。李鴻章是漢奸，胡適是漢奸，愛國得愛得跟他們一樣，才不是漢奸，否則就是漢奸，漢奸，漢——奸！

先生有話哪堪說

盧溝橋事變的發展，使胡適的「不主戰」態度面臨考驗，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礎，已經根本動搖。所以他在最後兩期的《獨立評論》裡，主張「必須抵抗」、主張「不能有所割讓」，不再主張委曲求全。

但是，事變的發展、談話的進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結果」，且得知中國有把握的底價只不過一年半載的時候，他的理智與冷靜發酵了，他還是想在劍拔弩張的關口，不避誤會，試圖挽挽浩劫。

在南開大學被浩劫後第二天（7月30日），胡適有這樣的日記：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復恆。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

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

（1）外交路線不能斷絕，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2）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我打電話與佈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過補闕的事。

第二天，7月31日，蔣委員長髮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當天中午，他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吃飯。在席上，蔣委員長表示決定抗戰到底，他估計至少可支援六個月。張伯苓「頭一個舉手贊成」。這位南開大學的老校長，流著眼淚，非常堅定地說：

南開是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隻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麼？再辦一個南開！

這時候，希望能夠挽挽浩劫的胡適，感到很難說話，不便說話。他只提出一個建議，建議蔣委員長影響南京、上海等地的輿論界，不可在報紙上攻擊張自忠將軍。他說，在國際法上，一個大都市被敵人侵入、佔領，做市長的，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權和財產權而和敵人訂立臨時性的條款，是合法的。他說他相信張自忠將軍是愛國的，二十九軍也是愛國的。南方當體諒北方軍人的苦心謀國，不可亂攻擊他們是「漢奸」。蔣委員長聽了，答覆說：「我立刻告知他們，不可攻擊張自忠。張自忠是愛國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後，陶希聖在臺北向我回憶：「胡先生這個建議，使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不再攻擊張自忠，張自忠非常感動，這跟他後來殉國的行為有極大關係。所以，胡先生這個建議，真可說‘害死’張自忠了。」）

胡適建議不要罵張自忠是「漢奸」的時候，他自己的謀國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煩，他自己也被罵作是「漢奸」。因為他多年不主戰，頗不見諒於一些狂熱派，有人罵他是「秦檜」，程潛甚至主張槍斃他！

蔣委員長的中午餐會，胡適日記如下：

蔣先生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佈雷、蔣夫人，極難講話。

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援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奇蹟），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而已。

手無寸鐵者的夢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