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認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並且他相信：這個三十二歲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貫徹這種看法的最佳人選。

事實上，胡適、高宗武這種看法卻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們對日本「政」與「軍」之間鴻溝的真相與背景，當時無法瞭解。

原來在七七事變時，日本的近衛文麿剛做了首相不久。他對跋扈的日本軍方，實在沒有多大影響力。當時日本軍人在中國製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訴他。不但不告訴他，甚至連陸軍省也不告訴。日本中間層的軍人們總是一意孤行（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憲兵甚至扣押近衛首相的和平使者宮崎和狄山，可見他們根本沒把文人內閣看在眼裡）。

當時日本的軍界裡有兩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動亂》的說法，兩派是：

蘇聯派——以主張對付蘇聯為主。認為佔領中國華北的目的主要在做東北的外圍與屏障，防止蘇聯來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參謀次長、石原第一部長。根據地是參謀本部；

中國派——以主張對付中國為主。認為要擴大在中國的勢力。代表人是杉山陸相、海津次官。根據地是陸軍省。

近衛首相最初不曉得日本軍界裡有這麼對中國的兩派意見。他最初派出去的華北統帥，是個中國派的寺內大將，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軍事衝突便很快地開始惡化起來。於是，在蘇聯派石原第一部長的壓力下，費了好大的氣力，才算把中國派的杉山陸相擠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衝突已經不可收拾了。

近衛首相在他的《近衛手記》裡曾記過這樣一個故事：日本在中國華中統帥松井大將出發前，近衛首相和杉山陸相一起到東京車站送他。松井一再說他要打到南京，請首相諒解。近衛轉問杉山陸相說：「陸軍是不是準備打到南京？」

杉山陸相答道：「松井雖然這樣說，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蕪湖一帶就行了。」

可是事實上，不但打到南京，並且還打到了漢口！近衛回憶說，這些軍人們也許並非有意騙他，只是從他們的談話裡就看到軍人們根本缺少計劃和節制，他們只是順水推舟罷了！

日本當時這種軍人專橫的內情，絕非出身公卿華族的近衛文麿所能為力，也非中國的和平主義者所能迴天，可是胡適、高宗武哪裡會明白？在盧溝橋事變後，按照廬山會議原有的決定，日本佔領平津，中國就決定抗戰，但高宗武卻向當局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事態至今，若一步錯誤，全東亞之破滅，殆為必然。當此非常時期，對日最後折衝之責，請任之宗武。宗步當以熱誠，說服近衛，借近衛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線為轉折點，使日軍由華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國，並防止亞洲之破滅，在此一舉。

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盤。這個算盤的打法，是基於近衛首相的「政治力量」，這是很悲慘的預計，當我們讀到後來發表的《近衛手記》，我們真要為一切沒有槍桿的「熱誠」者嘆氣了！

高宗武採取行動

據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記錄，高宗武的建議提出後，「汪兆銘對高宗武之言即表贊同之意，蔣委員長則對高之建議既不贊成，也不反對，高宗武遂採取行動」。

「採取行動」的時間，就是7月31日。高宗武透過的關鍵人物是吳震修。吳震修留學日本，當時是南京中國銀行分行經理、南京銀行公會理事長、扶輪社南京分社幹事長，有點勢力。當時他住南京江蘇路43號，隔鄰的47號住的就是日本的西義顯，兩人過從甚密。31日下午，高宗武把西義顯約到吳震修家，此後經過，龔德柏根據西義顯《悲劇之證人》等書，濃縮如下：

31日下午召西義顯至吳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蔣汪之建議，請西義顯赴大連，借滿鐵總裁松岡洋右之力，策動近衛，請其發動政治力量，以救東亞之危機。

西義顯於﹝8月﹞10日早晨會見松岡洋右，說明來意。松岡默然聽其報告後，大聲斥曰：「你真多事，」松岡說明他的意見，謂現在大勢已去，無法挽回。

但是最後，松岡還是叫西義顯試試看——

松岡給了西義顯一筆鉅款和一封很長的介紹函，使赴東京見近衛。但他見近衛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面戰爭已起，故吳震修、高宗武、西義顯等的謀和計劃，已無從談起了。

和平的幻夢自此完全破滅。但在沒破滅之前，從高宗武到胡適，都努力力挽狂瀾，要造一件奇蹟。胡適本人，把這個奇蹟的達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痴痴地等。胡適8月1日日記：

今早6點50分，蔣先生召集一個擴大紀念週，聽說他報告的是中央軍與飛機何以不上去的說明等事。

今天高君無報告。

與fichex吃飯，同座者有一位begg，是記者。

這一天，日本飛機已經在鄭州上空開始擾亂，局勢是一天比一天緊了。8月2日，胡適記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細則：

寄梅先生約吃午飯。

回寓見蔣先生約談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

主旨為大戰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

二、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

三、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標：

一、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用外交恢復新失之土地，儲存未失之土地。

二、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步驟應分兩步：

第一步為停戰：恢復7月7日以前之疆土狀況。

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

在日本飛機猛炸南口的暴行裡，胡適還在做這種「謀五十年之和平」的好夢，這真是標準的「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了！

戰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傑對姚從吾和我回憶說，廬山談話會，胡適抵達的下午，王世傑陪他去見蔣委員長，胡適表示：北方軍人說政府不管他們了，他主戰，以戰爭支援北方軍人。胡適為一個工友題字，也提「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等主戰字句。不料廬山談話會以後，胡適又不主戰了。胡適寫了一封信給蔣委員長，請王世傑代轉，王世傑拒絕，並寫了一封信反問胡適，說他立場前後矛盾。胡適死前一個月，特別將王世傑給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還給王世傑留存。王世傑又說胡適當時極力想勸蔣委員長避免對日本全面作戰，他曾有書面意見託汪精衛轉交。

王世傑所指的信或書面意見，內容自是胡適8月2日日記所包括的意思。

在盧溝橋事變前兩年，二十四年（1935）6月27日，胡適先有過一封信給王世傑，表示他基本立場：

老實說……我們若要作戰，必須決心放棄「準備好了再打」的根本錯誤心理。我們必須決心打十年的敗仗，必須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去打頭陣，必須不惜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做戰場，一切文化做魯文大學。但必須步步戰：必須雖步步敗而步步戰，必須雖處處敗而處處戰。此外別無作戰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諸公甘心拋棄北方，而天天裝飾南京，好像南京是沒有危險似的。此種氣象真使全國人都感覺難受。總而言之，今日當前大問題只有兩個：（一）我們如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息時間，我們應該不顧一切謀得十年的喘息時間：（二）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息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準備做三四年的亂戰，從那長期苦痛裡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這封信足以說明胡適和戰立場的關鍵：能屈辱以求喘息，則應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去「亂戰」一通，從「長期苦痛裡」尋找「翻身的機會」。

胡適的理智與冷靜，使他相信：「國家今日之雛形……不可輕易毀壞。」「趁此實力可以一戰之時」，應該以實力談和，而不是以實力真打，因為打起來，「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胡適的理智與冷靜，又使他相信，這樣的大戰一打起來，真正受苦受難的是兩國人民，「中國化為焦土又豈是日本之福？」——他在為東京《日本評論》寫《敬告日本國民》時，就提出這句反問。可是，日本人怎麼聽呢？連他這篇敬告，雜誌的編者都要嚇得大刪特刪，才敢登出，日本軍閥的一意孤行，已使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8月13日全面抗戰開始。

8月18日蔣委員長髮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宣佈持久戰消耗戰決策，以抵制日本速戰速決的策略。

8月21日日本侵吳淞。

8月22日日本侵瀏河、楊林口。

8月23日日本侵張垣。

8月24日日本登陸吳淞。南口失陷。

8月25日日本封鎖上海至汕頭中國海岸。

8月27日國軍退出張家口及居庸關。

8月30日政府明令徵集國民兵。

9月2日國軍殲滅吳淞口沿岸日軍。

9月5日日本宣佈擴大封鎖中國海岸線。

9月7日政府派胡適赴美、蔣百里赴德意，說明日本侵略實況。

冒險也有其用處

9月7日政府釋出的胡適去美國訊息，幕後有段曲折。據王世傑回憶：八一三以後，蔣委員長對他說，我們現在國際宣傳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適之到歐洲和美國走一趟。於是王世傑找胡適，談了兩三晚，胡適卻不肯，胡適表示：「戰爭已經發生，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南京，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王世傑沒法，抬出傅斯年勸駕。最後，傅斯年將胡適說服，胡適同意出國。王世傑說：「胡先生在戰爭發生前，希望避免戰爭，戰爭一發生，他則堅決表示與南京共存亡的決心，這件事是我永遠不能忘的。」這段回憶，使我想起艾森豪威爾寫丘吉爾，艾森豪威爾說丘吉爾在討論過程裡，總是固執己見，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罷休；可是一旦通過了別人的方案，丘吉爾就全力以赴，一意執行。

9月7日胡適日記：

晚上高宗武、程滄波為我們餞行。

聽廣播，知上海美國商人甚怨secretaryhull召回美僑的談話，責備甚多。

9月8日，他在日記裡，對「和平努力」做了最後留影：

九點半到英大使館訪blackburn參贊，談時局。他說英國海軍太弱，在中國海上只有四隻巡洋艦，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長江，suffolk擱淺受損傷，只餘兩隻船，有何力量。

關於英美關係，他是不信美國對遠東有積極辦法的。

見byale秘書，小談。

十點半到鐵道部官舍，見精衛先生，他正在開國防會議，囑我小待。待至十一點半他才散會。談次，我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

十二點到高宗武家，只我們二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我說，我們8月初做的「在大戰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

在這天日記裡，胡適已明顯地表示他是「未免過慮」了，他沒想到從7月7日到9月7日兩個月中，中國軍隊「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他有點覺得他「太小心」了，因為「冒險也有其用處」。這種表示，是長考以後冒險表示出來的「謀國」新態度。

但在另一方面，可憐的高宗武卻還「和」勁十足。從而演變成「高宗武路線」，從而差點被日本人毒死，從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脫離汪精衛，脫離了宦海生涯。

在當年的主戰派汪精衛，轉而主和，進行和議的時候，胡適已做了駐美大使，他從紐約打給汪精衛一封密電，全文是：

鐵如兄親譯，請轉汪院長：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月的犧牲。適六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今日反對和議，是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適。

可是，一切都太遲了。電報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時候，汪精衛已在頭一天電報代日「豔」（29日）發表了「豔電」。

豔電發表後一年，高宗武大夢後覺，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後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四年九個月後，日本投降——在滿目瘡痍中投降，中國在滿目瘡痍中做了勝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舊流著，盧溝橋的獅子，每隻都長了八歲。

中國終於勝利。上距盧溝橋事變，已經八年；上距九一八事變，已經十四年；上距甲午戰爭，已經五十一年。五十一年來，中國人民受盡了阻礙、中國人民受盡了艱苦，中國人民在流血、流淚、流汗，中國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國人民在戰——正面地戰、迂迴地戰、公開地戰、潛伏地戰、和平地戰、火爆地戰，不論是衝鋒陷陣的勇士，或是淚盡胡塵的遺民，不論是手拿鋤頭的農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在戰。戰到八年以後、戰到十四年以後，戰到五十一年以後，看到國土的重光。

胡適在死前四個月，在重光以後的臺灣，寫下坦尼森（tennyson）的詩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永不退卻、不屈服。」在避免戰爭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尋找」，在放棄和平的戰爭中，他曾「永不退卻、不屈服」。

如今，中國先一代的愛國者，人已蒼老、人已死去，但他們的努力、追求、尋找，他們的永不退卻、不屈服，卻是我們的碑記。我們懷念他們，向永定河水、向盧溝橋獅、向千千萬萬為戰爭和平而犧牲的死魂靈，一同讚美與涕淚——中國的愛國者永生，由於他們，中國不再屈辱，中國使東方有了落日。1979年7月2日《中國時報》1979年7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