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江冬秀憑前項申請註冊的收據，向臺北地檢處為侵害著作權的告訴。

於是，國民黨拍拍彼拉多式的雙手，大功告成了！

能拋棄嗎？

現在，我們就算臺灣大學轉贈「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產」私贈他人，在法律細節上也是站不住的。為什麼呢？

按照法律規定，對於死者的「遺贈」本可表示「承認」或「拋棄」（「民法」繼承編第三章第三節），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的記載，「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臺大校長在「轉讓證明書」上的簽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遺囑第四條所為之「遺贈」，是「承認」而非「拋棄」。

何以說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即足以證明「中央研究院」對於胡適的「遺贈」為「承認」呢？因為江冬秀的簽字，在法律上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簽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雖一方面是「遺產」的權利人，在另一方面卻是「遺贈」的義務人，就「遺產」權利人而言，為「受遺贈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遺產」權利人的承諾，不能取得「遺贈」的權利；就「遺贈」義務人而言，江冬秀只有簽字承認「受遺贈人」的請求，而為「遺贈」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對胡適遺言的實踐。

關於「受遺贈人」就「遺贈物」得向「繼承人」為交付的請求權，史尚寬《繼承法論》第四章第七節「遺贈」有這樣的論述：

遺贈分為「包括遺贈」「包括名義之遺贈」及「特定遺贈」三種：

……

（二）包括名義之遺贈，謂遺囑人就法律許其任意處分之財產，給予其一部分之「遺贈」（民法第1010條第1項。）包括名義之受遺贈人，應對於有法定特留分之繼承人，請求財產之交付。

由此可見，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所載江冬秀於「1963年4月16日」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的簽字儀式，原是本於「受遺贈人」「中央研究院」的請求而舉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遺贈人」的身份，本於法律上對「遺贈義務人」亦即「遺產權利人」的江冬秀，為履行「遺贈」的請求，則它已為承認「遺贈」的意思表示，已經毫無疑義。因此，本於「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不得復為主張「拋棄」。

「中央研究院」將本於胡適「遺贈」而取得的著作權，轉過頭來，又以「贈與」方式轉贈給江冬秀，目的無非是想使它發生「民法」第1208條的效力，就是：「遺贈拋棄時，其‘遺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用來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贈與」的行為，承認江冬秀對著作權繼承的復活；進而使「內政部」承認江冬秀對於已喪失的著作權繼承，業因「民法」第208條「中央研究院」拋棄「遺贈」而復活。

但是這種一相情願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為「中央研究院」對於既經接受胡適遺囑所為的「遺贈」，依法理是不得復為主張「拋棄」的。這一法理，依據有三：

一、德國民法第2180條第1項明定：「受遺人，對於遺贈已為承認者，不得拒絕。」

二、日本民法第989條明定：「遺贈之承認或拋棄，不得撤銷之。」

三、德日兩國民法的規定，是以自羅馬法以來「已取得者，不得拒絕」的法諺為基礎。

「中央研究院」本於胡適遺囑所受的「遺贈」，既然已為「承認」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遺產轉移同意證明書」上簽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證書復為贈還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個月之久的定形，雙方全無間言，何能於江冬秀一按鈴申告，就將三年八個月的事實推翻，將受之「遺贈」者，復為「贈與」之璧還，以示對於「遺贈」的拋棄？這樣的出乎爾者反乎爾，又成何體統呢？如果這樣而可被認為合法，則世間法律行為將永無確定之日了！權利義務相對人以及第三人間的關係，也將隨時有被動搖之虞了！這還成為什麼世界呢？

無法無天又無知

至於所謂證人王志維所說，「屬於‘中央研究院’之公產，但著作版權版稅部分本來就是屬於胡太太的」一怪說，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話。為什麼呢？

原來自羅馬法以來，就有「不得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的法諺，所謂「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權利」，或「所有，卻不如所讓與者等大的權利」，是不能讓與他人的。如果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根本不包括著作權在內，那麼「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請求公證的轉讓契約中，竟以「胡適著作權」為贈與的標的，豈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於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權利給人了嗎？豈不是等於「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了嗎？這不是笑話嗎？

另一方面，若不認胡適遺囑第四條的「遺贈」包括著作權在內，則當「中央研究院」對江冬秀做「胡適著作權」的轉贈時，就是「將無作有」的虛惠了。對於「將無作有」的虛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沒有喪失著作權相辭謝，但她不辭而受，反證她當時承認著作權已因「遺贈」而喪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頭「璧還」她時，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贈之不以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為疑，證明胡適著作權，「中央研究院」確曾得之於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於後！

強詞奪理也許可以原諒，但是強詞奪理否認一事，便須連帶否認兩事：既否認胡適遺囑第四條不包括著作權在內，就得連帶否認「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權轉贈江冬秀，就得連帶否認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對於著作權的轉贈。但是由於「‘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轉贈胡適著作權是公證行為，已載之公文書，雙方都不容否認，既然都不容否認，卻爭執遺囑第四條「遺贈」中不含著作權在內，這不是笑話，又是什麼呢？

在江冬秀按鈴申告的過程裡，當他們發現「拋棄已承認的遺贈」，不免在法律上觸礁時候，他們真的不惜否認起胡適曾以著作權「遺贈」給江冬秀以外的單位了，真的不惜否認起以前簽字儀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續了！——江冬秀是村婦，她可以什麼都不懂，但是在背後煽火的人，也未免太無法無天又無知了！

「內政部」矇混舞弊

江冬秀既從「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權、從法院非法取得公證書，於是，國民黨一貫作業的程式，便快馬加鞭，衙門換衙門，從「中央研究院」轉到「內政部」。於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內政部」，要執照！

現在看「內政部」怎樣配合。

「內政部」首先快馬加鞭，給了《胡適文存》等九種著作權執照，但是，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為所謂大陸時代原始著作權執照的號碼，據江冬秀當庭陳述，說早都丟了，因此，這些號碼的來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內政部」提供的，顯然就有可疑的號碼。以《胡適文存》為例，說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發的，執照號碼是3674，但是據我查證所得，3674的號碼根本不是《胡適文存》的，《胡適文存》的號碼該是524，日期該是「十九年（1930）7月7日」，這種矇混舞弊，又怎麼說呢？何況，《胡適文存》在登記上的「著作權所有人」，明明是「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根本不是胡適，更別提什麼江冬秀了，這又怎麼說呢？這是「內政部」矇混舞弊的第一點。

並且，同一個「內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臺（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臺南大東書局」，說：「查《胡適文存》一書，尚未向本部申請著作物註冊！」現在江冬秀竟把《胡適文存》列為九種註冊著作物之一，這就與同一個「內政部」「臺（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權法，第四條明定「著作權歸著作人終身有之」，後來修訂，相沿不改。胡適死在1962年，他死後，遺囑把著作物給了臺灣大學，臺灣大學並沒登記，所以「內政部」縱使「臺（50）內著字第57976號」通知中所說有誤，與胡適死後著作權消失的時間也接近首尾相連，「內政部」明知《胡適文存》無案底之可言，卻給江冬秀方便，這又怎麼說呢？這是「內政部」矇混舞弊的第二點。

此外，九種著作權執照，經江冬秀單獨以己名為繼承著作權註冊者六種（原卷「證十七」《胡適文存》、「證十八」《短篇小說第二集》、「證十九」《嘗試集》、「證二十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證二十四」《詞選》、「證二十五」《戴東原的哲學》）；與他人共有著作權註冊者三種（「證二十」《廬山遊記》、「證二十二」《哲學的改造》、「證二十三」《淮南王書》），這九種著作權執照，在原始提起的證據中，均欠缺「內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訊中，才經補蓋遮掩，對已經送達的文書這樣處理，是十足的偽造文書行為，這又怎麼說呢？這是「內政部」矇混舞弊的第三點。

總之，「內政部」明知胡適著作權或根本不在胡適名下，或因胡適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屬「公產」而不能轉贈私人江冬秀，卻為了配合國民黨的一貫作業，擅發執照給江冬秀，這種朋比為奸，是休想遮蓋得了的！

輪到法院來了！

就這樣的，江冬秀終於以最快的速度，從「內政部」拿到執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裡。現在輪到法院參加一貫作業了！

法院面對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考驗。著作權法第一項，明指著作物經申請而「註冊後」，其權利人始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同條第二項，明指在「經申請」而尚未獲得執照之前，亦得對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權之訴。兩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指「經申請已獲註冊領有執照」而言，後者是指「雖未核發執照，但已提出申請」而言，兩者所同的是必須已經為著作物註冊的申請後，始有權利對他人提起侵害之訴，因為訴訟必基於「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前，告訴人根本尚無「權利」的存在；在他人發行書籍之後，縱使告訴人取得「權利」，也不能對取得「權利」以前他人的發行行為提起告訴，因為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文明人是誰也不敢違反的。

所以，縱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贈與」來撐腰，而使她的著作權繼承復活，這項復活行為，也應該直至「1967年1月11日」「內政部」給她申請收據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發行《胡適選集》之後，自不能以其後取得的權利「溯及既往」，來提起告訴。

但是，這個島上的法院，顯然對「憲法」第八十條「超出黨派以外」的要求，還是有待「共識」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號」地院判決裡，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號」「高院」判決裡，漠視「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的痕跡，就處處可見。最後判決《胡適選集》要沒收、要銷燬其製版，一切都不容分說，也不顧及證據法則了！

後話

國民黨和它同路人，用《胡適選集》案來封殺胡適思想、來打擊流傳自由思想的人，從臺灣大學到「中央研究院」、從轉讓契約到贈與公證、從繼承註冊到按鈴申告、從輿論圍剿到法律封殺……全套作業是快慢隨意的，是聲應氣求的，是用胡夫人打頭陣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個作業的流程，的確陰險而利落。如今，十七年過去了，我回想這由我一心編出來的《胡適選集》，一手攪出來的頭條大案，一身惹出來的——如胡秋原所說的——「一面對抗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一面進行進一步的賣國匪諜活動」，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時間，我寫了這篇文字，並且毫不客氣地公佈了許多檔案與內幕。畢竟我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對手，我會等待十七年，然後花十七個小時，去把敵人清算進歷史。鄉愿們老是勸人「往者已矣」，但是正義之士卻總愛「溫故知新」，正義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對正義的一種褻瀆。為了不使正義蒙塵，我們必須學會要永不停止地揭發真相、揭發真相、揭發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們流芳百世，使他們遺臭萬年——在齊的太史、在晉的董狐，他們乾的，不就正是這種事嗎？1983年2月2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