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陳衡哲
胡適之來函抗議
編輯先生：
承貴社贈閱《十日談》，至今感謝。每次收到之後，總是家中的孩子們先拿去看，有時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談》第二十六期來——這一期是我沒看過的——他們指出其中的「文壇畫虎錄」中「陳衡哲與胡適」一條來給我看。他們對於這一條當然很生氣，認為有惡意的造謠毀謗。我看了這一條，也感覺貴社殊不應登載這種全無根據的攻訐文字。所以我寫這封信給先生。
「文壇畫虎錄」前面有五條簡章，其中第二條宣告須「事屬真實」；其第三條宣告「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今查「象恭」先生此文，事既絕不「真實」，又明明含有「攻訐他人」的作用。試舉其中數點為證。
一、此文說陳女士留學美國時，與胡適「相見的機會甚多」，事實上，我與陳女士留學並不同地，只有1917年4月7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學校，見她一面。不久我就回國了。直到三年後，1920年的夏天，她和任君同回國時，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見，那時他們早已訂婚；他們的婚約就是在那時宣佈的。
二、陳女士與任叔永君做朋友，起於1916年的夏間；我最初知道陳女士的文字，都是間接從任君方面看見的。後來我做了《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因為向她徵求文稿，才和她通訊。以後1917年我與她第一次見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認識陳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紹的。今「象恭」君文中說我因為拒絕了她結婚的要求，「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我的朋友任叔永了」。這是完全與事實相反的誣辭。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謬的，是說陳女士曾要求與我「結為永久伴侶」，我拒絕了，然後把她介紹給任君。事實上是，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只見過一面，但通訊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純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於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他三萬裡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這些事都是我們一班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說我拒絕了「自投送門的海外豔遇」，這是對於一位女士最無禮的誣衊與侮辱，我不能不向貴社提出抗議，貴社對此文應該有負責的道歉。
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許多字句是顯然存心攻訐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門」一語便是明例。又如他說胡適「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請問他特別用引號標出的「負責」「他的朋友」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陣，藉此攻訐我？又如他在最末說任先生夫婦的「感情總還是淡淡的」，請問先生，這種文字是不是有惡意的挑撥與攻訐？我對這些，也不能不向先生提出抗議。
以上所說，都可證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實」，又是存心「攻訐他人」。先生既已刊登此文，當然應負責任，所以我請求先生將我這封信不刪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談》的「文壇畫虎錄」欄內，並請求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訐誣枉的各人負責道歉。胡適敬上二十三年（1934）8月13日
這封「胡適之來函抗議」，原登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8月30日發行的《十日談》第三十九期。《十日談》是當時的一個旬刊，逢十出版。編輯人是楊天南，社址在上海平涼路。這是一個壽命不太長的雜誌，發行到四十八期［二十三年（1934）12月30日］，就在一次被勒令停刊一期後，再被勒令永久停刊。
這封胡適的抗議書，原是為了《十日談》的一篇文章而起。二十三年（1934）4月20日第二十六期的《十日談》上，有一個專欄「文壇畫虎錄」，內有「象恭」寫的一篇《陳衡哲與胡適》，原文如下：
女作家在中國文壇上露頭角的，除了風頭出得蠻健甚至家喻戶曉的冰心、丁玲等幾人外，陳衡哲女士，諸位也不應該把她錯過的，如果諸位讀過她的《小雨點》《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對這位女作家，當有相當的認識。
她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中年，美國前期留學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學會，風頭之健，固不亞於冰心。凡是讀過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點》），我們對於這位女作家思慮的周密細緻，不能不致相當的敬意，我們更明瞭她是一個對哲學有研究的人，雖則她的書法，幼稚得和蒙童學生不相上下。
陳女士的外子，是中國有名的科學家任叔永——鴻雋——先生，她怎樣嫁給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傷心史，大約他們永久不會忘記這個記憶吧！
當陳女士留學美國時，我們五四運動的健將胡適先生同時在美國留學，彼此以都是中國留學生，相見的機會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給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結為永久伴侶，但是胡適始終沒有答應她的請求。在我們旁觀者看來，對於自投送門的海外豔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絕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識趣麼？但是我們哪裡知道胡先生是還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舊式大家庭的子弟，對於婚姻也早就給母親一手包辦來的，在他未出國之前，胡適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結了婚再出國，但胡先生沒有答應，他願意歸國後成親。然他的未婚妻就這樣的懷疑著：留學生歸國後，大都喜歡討一位碧眼紅唇的外國太太，哪裡還有家鄉的黃臉婆兒在他的心中呢？胡適先生對這層極力聲辯：「我胡適絕不。」這句話，總是不能絕對取信於他的未婚妻的。
他為了守這一諾之約，對於陳女士的要求毅然的拒絕了，但是他覺得這是太辜負敬愛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陳女士「負責」介紹給「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陳衡哲雖然和任先生結婚了，但是他們的感情總還是淡淡的。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對「陳衡哲與胡適」之間一段往事的探討。陳、胡之間的「情史」，本是由來已久的一項傳說，並不始於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十日談》。《十日談》所楬櫫的文字，只不過是使這一項由來已久的傳說更明朗化，再加上胡適本人——傳說中的當事人——打破沉默，有所辯白和澄清，所以這封信的史料價值，也就顯得更不尋常。
《十日談》的編者在登出胡適的抗議書後，曾附加了一段按語：
編者按：二十六期本欄象恭先生所投記《陳衡哲與胡適》一文，編者當時並未覺得其中含有攻訐毀謗之意，以為不過欽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諾而已。至於是否事實，則編者但憑常識，加以判斷，因欲一一實地調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間常有、可以有的事體，編者不能斷定其沒有，所以那時以為那是事實了。不過文中措辭，的確有失於輕薄之處，那是編者失檢，以致看來好像含有惡意了，其實倒並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會想故意毀謗任夫人和胡先生。我們想男女間的愛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無論由男的發動或女的發動，都是很平常的事件，並不嚴重，所以說一女人和男子生愛情，對於女人並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餘毒未曾鏟淨的，才會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講愛情，一講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為誣衊。問題的焦點，只在是否有此種事實而已。沒有此種事實，也是可能的，況且胡先生本人出來否定，當然是沒有了，那麼我們絕不想文過飾非的。但須申明，惡意的挑撥與攻訐，斷然沒有的。然而我們仍願虛心坦懷向被誤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維原宥，專唱肥喏！
這段按語在措辭上，許多地方顯然表示並不完全認錯，編者用到「沒有此種事實，也是可能的」語氣，言外之意，好像還是不能信其無。
關於這件「疑案」，合理的推測只能及於「大膽的假設」而已。胡適當時雖然留學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經進了胡家的門，所以胡適的身份是訂過婚的人。從一個訂過婚的人的立場來看，胡適抗議書的理由，便很耐人尋味了。胡適說他和陳衡哲「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原因竟不提他已經訂婚，而是——
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結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
胡適自己所舉出的這兩條反證，看來都是很消極的。胡適既不把自己的已經訂婚當作有力的證據，似乎也難怪別人有所猜測了！
陳衡哲字莎菲，江蘇武進人，留美學歷史，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藝復興小史》《小雨點》《衡哲散文集》等。
胡適在1962年1月18日，還跟陳衡哲的女兒、兒子（任以都、任以安）通過信。這時候，陳衡哲剛剛在大陸去世，胡適已有所聞。這次通訊後三十七天，胡適也死了。他們的故事，也只有留待歷史家或有志於給他們寫傳記的人去玩味和探討了。《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適和章炳鱗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國信
延國鑑：
來書舉王論「嚼弓筋」一條，引入之說，不敘來歷，此乃近人通病。王原書中襲吾「新方言」說者，亦復不少，更不必以剿襲胡適之說為譏也！但胡於語言文字向來粗疏，此條乃適確當為王所襲，如魯失寶玉大弓耳！若吾則崑山之圃，到處如是璆琳琅玕，並不患人拾去數塊也！此復，即問近好。麟白10月24日
這封章太炎的信，是寫給他的學生沈延國的。沈延國曾是章太炎主編下《制言半月刊》的三編輯之一（另外兩位是孫世揚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後，沈延國曾寫了一本《記章太炎先生》的小書，民國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書館出版。
章太炎寫這封信的時間在民國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時候，信中的內容是很明顯的在挖苦胡適，他說他章太炎自己的學問，像是「崑山之圃，到處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別人偷；可是胡適就不同了，胡適的學問一被人偷，就像魯國丟掉了「寶玉大弓」，等於失掉了國寶，國寶一失掉，府中就空無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國學大師」，他挖苦人，也用綺辭典故，這是他功夫的獨到之處，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為什麼要這樣挖苦胡適呢？這話追溯起來，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國六年（1917）的9月裡，胡適以一個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說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門下，像黃侃（季剛）、朱希祖（逿先）、錢夏（季中、玄同）、周樹人（豫才、魯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系，並且都可說是東洋派（留日派）。這些教授們的普遍特色，是國學根底都很深厚，在國學的某些專科方面，甚至可說都在胡適之上。一般留美的學人，按說在這種氣氛底下，實在應該教些「西洋哲學史」等外國學問，而避免在國學上與東洋派抗衡，可是胡適卻不如此，他居然在專家環伺的北京大學裡，教起「中國哲學史」來。當然，在那種環境裡，胡適跟太炎系的教授們，自然會有分合的場面，例如他跟黃侃就分得很遠，跟錢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樹人就合而又分。胡適對章太炎，由於錢玄同的緣故，起初保持著很大的敬意，據說他讀的一些太炎的艱深著作，還得力於錢玄同的指點。胡適在民國八年（1919）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的「再版自序」裡，曾提到：「我做這部書……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學的同事裡面，錢玄同、朱逿先兩位先生對於這部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這些話，都是對太炎師徒們很表示好感的話。
《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標點的書，「凡例」中有標點符號的說明，尤為特色。據說胡適在書出版後，曾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在「太炎」和「胡適」四個字右邊，各加了一條黑線，表示是人名符號。不料章太炎卻弄不清這些，當他看到自己名字旁邊多了一條黑線時，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亂畫！」後來當他看到在「胡適」兩個字的右邊，也有一條黑線，才消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槓，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適在舊學根底上，雖然比章太炎差得很遠，但是因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學方法上，佔了舊式中國學者所佔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舊學，成績自亦不同。他對章太炎的學術著作，曾列為主要的批評物件，在他發表《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前，就曾寫過《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二）、《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第一卷第七號）、《吾我篇》（《留美學生季報》1916年9月號）等文字，其中對章太炎的學術著作，都有不少微詞。從胡適這些文字裡，我們不難發現：不論從學術的見解上或是事實的演變上，胡適在北大文學院裡，都無法加入太炎系，他最好獨樹一幟。
在獨樹一幟的情況下，胡適與章太炎之間，曾發生了一次尖銳的衝突，這就是民國十年（1921）關於墨學的爭執。這個爭執的起點是章士釗在上海《新聞報》上發表《墨學談》一文，裡頭涉及章太炎和胡適。章太炎看後，寫了一封信，罵到胡適，原信如下：
行嚴吾弟鑑：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為精審，非半勿一條，與惠氏百取捨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為無序而不可分，此蓋如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如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為，而非泛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指自見矣。吾於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強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為爭彼，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訓詁說經，則雲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此以為說，乃成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慰。此間起居康勝。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適看到了這封信很不服氣，乃臥病寫了一封信給章士釗：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只曉得經與子同為古書，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誌」與「經義述聞」，「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為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麼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胡適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釗把胡適的信轉給「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釗是長沙人，章士釗所以老是跟國學大師攀親人，是由於章太炎、士釗、鄒容三個人曾「約為昆弟交」，事見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給「行嚴吾弟」如下：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來之書，謂校勘訓詁，為說經說諸子通則，並舉王俞兩先生為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俞兩先生，則暫為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眾，說者亦就為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行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雲，「辯，爭彼也」，則可；墨家為辯雲，「辯，爭彼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云「辯，爭也」，此文亦只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為界說，而未有為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雲，「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云，「天，顛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顛而來（凡《說文》用聲訓者，率多此類）。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為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抑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面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雲，「線，索也」，「面，冪也」，於經說亦非不可，於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為例，雖舉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辭猶且不可，而況「爭彼」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為多。諸以同義之字為直訓者，在吾之為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瑩，故今復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為學者，期於愜心貴當，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求勝於適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雖然「非求勝於適之」，可是胡適還是不放過，他又寫了第二封信：
行嚴先生：
那天晚上，得聞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論，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讀太炎先生給先生的信。信中所說，雖已於那天晚上討論過了，但為《新聞報》的讀者計，想把那晚對太炎先生說的話寫出來，請先生代為發表，並請兩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論治經與治子之別，謂經多陳事實，而諸子多明義理，這不是絕對的區別。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實經中明義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諸子所明義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謂事實？蓋某一學派持何義理，此正是一種極重要的事實。
至於治古書之法，無論治經治子，要皆當以校勘訓詁之法為初步。校勘已審，然後本子可讀；本子可讀，然後訓詁可明；訓詁明，然後義理可定。但做校勘訓詁的功夫，而不求義理學說之貫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譏王俞諸先生「暫為初步而已」。然義理不根據於校勘訓詁，亦正宋明治經之儒所以見譏於清代經師。兩者之失正同。而嚴格言之，則欲求訓詁之愜意，必先有一點義理上的瞭解，否則一字或訓數義，將何所擇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異也」，二語，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當讀「他」。王闓運雖校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暫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後可為初步而有成。今之談墨學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為。以是言之，王俞諸先生之暫為初步，其謹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願回到《墨辯》「辯爭彼也」一條，但太炎先生既兩次說我解釋此條不當，謂為語、謂為重贅，我不得不申辯幾句。
《經說上》原文為三條：
攸，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
辯勝，當也。
《經說上》雲：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非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