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內的文化考察，是從邊遠地區開始的。後來，隨著一個個研究專題的深入，漸漸偏重於古往今來的一些發達地區。這是必要的，但也容易迷失。發達是一種聚集，聚集是一種重複，重複是一種規範，因此極有可能失去文化真正的獨立性。不僅如此，聚集中常常會有智慧互耗，把一個個簡易的問題引向繁雜。結果，看起來文化濃度很高的地方，反而缺少本真的大文化。

於是，我又要向邊遠地區求援了。

一

這是翠綠群山間的一個小盆地，盆地中間窩著一個幾百戶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腳樓，此刻正朦朧著灰白色的霧氣和炊煙。把霧氣和炊煙當做宣紙勾出幾筆的，是五座峭拔的鐘樓。

鐘樓底層開放通透，已經擁擠著很多村民和過路客人，因為在鐘樓邊的花橋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著蘆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橋的石階上，唱出來的是多聲部自然和聲，沉著、柔和、悅耳。這些村民有一年被選到法國巴黎的國際合唱節裡去了，才一開口，全場屏息，第二天巴黎的報紙紛紛評論，這是中國所有歌唱藝術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種。

村民們沒有聽過太多別的歌唱藝術，不知道法國人的這種評論是不是有點誇張。但他們唱得比平時更來勁了，路人遠遠一聽就知道：嘿，侗族大歌！

不錯，我是在說一個侗族村寨，叫肇興。地圖上很難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說清它在地球上的準確方位：東經109°10\'，北緯25°50\'。經緯交會處，正是歌聲飄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橋就像一般所說的「風雨橋」，很大，築有十分講究的頂蓋，又把兩邊的橋欄做成兩溜長椅。不管風晨雨夕還是驕陽在天，總有不少村民坐在那裡觀看河景，說說笑笑。此刻，橋頭的石階變作了臨時舞臺，原來坐在橋欄邊的村民沒有起身，還是坐著，像是坐在後臺，打量著自己的妻子、女兒、兒子的後腦勺。

這些站在橋頭石階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齡的婦女都穿上了盛裝。中年婦女的服裝比較收斂，是黑色為底的繡花衣；而站在她們前面低一級石階上的姑娘們，則穿得華麗、精緻，配上一整套銀飾，光彩奪目。據說，姑娘們自己織繡多年的大半積蓄，父母親贈與她們的未來妝奩，都凝結在這套服裝中了。這裡的財富不隱蔽，全都為青春在叮叮噹噹、閃閃爍爍。

領唱的總是中年婦女，表情比較嚴肅，但她們的歌聲在女兒輩的身上開啟了歡樂的閘門。我一遍遍地聽，當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邊輕輕地介紹著歌曲內容，兩頭聽下來終於明白，這樣的歌唱是一門傳代的大課程。中年傳教給青年，青年傳教給小孩，歌是一種載體，傳教著人間的基本情感，傳教著民族的坎坷歷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敘事長歌，就在向未婚男女傳教著什麼是愛情，什麼是忠貞，為了愛情與忠貞應該作出什麼樣的抗爭，付出什麼樣的犧牲。

歌聲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識、世代的叮嚀。但是，這種叮嚀從來不是疾言厲色，而是天天用多聲部自然和聲完成。這裡所說的「多聲部自然和聲」已不僅僅是一個音樂概念，而是不同年齡間的一種共同呼應、集體承認。這裡的課本那麼歡樂，這裡的課程那麼簡明，這裡的教室那麼敞亮，這裡的考試那麼動人。

這所永恆的學校，大多以女性為主角。男性是陪襯者，唱著雄健有力的歌，作為對母親、妻子、女兒間世代叮嚀的見證。他們更以蘆笙來配合，不同年齡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著大小不一的蘆笙，悠悠揚揚地攙扶著歌聲走向遠處。女性們獲得了這樣體貼的輔佐，唱得更暢快了。

我聽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幾年的外來人說，在這裡，幾乎每天在輕輕的歌聲中醒來，又每天在輕輕的蘆笙曲中睡去。我一聽就點頭，因為我這幾天住宿的那家乾淨的農家旅館，邊上就是一條河，時常有一群一絲不掛的小男孩在游泳，邊遊邊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們不唱，只向小男孩們潑水。她們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輕易開口。明天，或者後天，她們就要週週正正地站在花橋石階的最低一級與大人們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還站不上去，只能在一邊學吹最小的蘆笙。

我們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臺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這裡才知道，歌唱在這裡不是什麼「餘興節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點和終點，全部歷史的凝練和傳承，全部文化的貯存和展開。

二

歌聲一起，吊腳樓的扇扇窗子都推開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視窗聽。這個畫面從鼓樓這裡看過去，也就成了村寨歌會的遼闊佈景。

石橋、小樓、視窗，這本來也是我家鄉常見的影像。豈止是我家鄉，幾乎整個江南都可以用這樣的影像來概括。但是，今天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重大差別。江南石橋邊樓房的視窗，往往有讀書人在用功，夜間，四周一片黑暗，只有視窗猶亮——我歷來認為，那是文明傳承的燈火。

我也曾經對這樣的視窗燈火產生過懷疑：那裡邊攻讀的詩文，能有幾句被窗下的鄉親知曉？如果說這些詩文的功用是浮載著書生們遠走高飛，那麼，又留給這裡的鄉親一些什麼？

答案是，這些書生不管是發達還是落魄，不管是回來還是不回來，他們誦讀的詩文與故鄉村莊基本無關。因此，河邊視窗的燈光對於這片土地而言，永遠是陌生的、暫駐的，至少，構不成當時當地的「多聲部自然和聲」。

侗族長期以來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讀的詩文。他們的詩文全都變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們記得，連漢族最高水準的學者都承認，「不著一字」極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對自己作一個提醒；從最宏觀的意義上看，在文明演進的慣常模式之外，也會有精彩的特例。

不錯，文字能夠把人們引向一個遼闊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承擔非常繁重的訓練、校正、紛爭、一統的磨鍊，而磨鍊的結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請看世間多少麻煩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魯迅嘆一聲「文章誤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麼遼闊和深刻，只願意用簡潔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間裡淺淺地過日子，過得輕鬆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漢族語文的頂級大師老子、莊子、陶淵明他們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會稱許有加，流連忘返。

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在這裡還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種缺陷，那就是漢族的飽學書生幾乎都不善於歌舞，更無法體驗其中的快樂。太重的學理封住了他們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壓住了他們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來是載歌載舞的，在他們身上卻被褊狹的智慧剝奪了大半。

歐洲的文藝復興，其實是對於人類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確認，從奧林匹亞到佛羅倫薩，從維納斯到大衛，文字都悄悄地讓了位。相比之下，中國的書生作了相反的讓位。只有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才會重新展現生命的更本質方面。

三

花橋石階上的歌唱一結束，有一個集體舞蹈，歌者和觀者一起參加，地點就在寬敞的鼓樓底下。這時才發現，在集體舞蹈圍繞的圓心，也就是在鼓樓的中央，安坐著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們表情平靜，有幾個抽著長長的煙桿。他們是寨老，整個村寨的管理者群體。一個村民，上了年紀，又德高望重，就有資格被選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會秩序、村民糾紛、節日祭祀等方面的事情，鼓樓的鼓就會擊響，寨老們就會聚集在這裡進行商議。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議由他主持。寨老們作的決定就是最後決定，以示權威。

寨老們議事也有既定規範。由於沒有文字，這些規範成為寨老們必須熟記的「鼓詞」——鼓樓下的協調規則，聽起來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經蒐集過，我讀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說到村寨的青年男女們在遊玩中談情說愛是理所當然的，而過度騷擾和侵犯卻要受到處罰，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詞的風格。且引幾句——

還有第二層，

講的是男女遊玩的事。

耳邊插雞尾，拉手哆耶，

牆後彈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門邊，細語悄言，

不犯規矩，理所當然。

倘有哪個男人伸腳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腳爬，貓用爪抓，

摸腳掐手，強摘黃花，

這類事，事輕罰酒飯，

事重罰金銀，罰他一百過四兩。

這種可愛的規矩，本來就包含著長輩的慈祥口氣，因此很有禪性。真正處罰起來，還要看事端的性質和事主的態度，有所謂「六重六輕」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們來裁決了。但是，處罰也僅止於處罰，沒有徒刑。因為這裡的侗族自古以來都沒有警察，沒有監獄，當然更沒有軍隊。

寨老不是官員，沒有任何特權。他們平日與村民一樣耕種，養家餬口，犯了事也一樣受到處罰。他們不享受錢物方面的補貼，卻要承擔不小的義務。例如，外面來了一些客人，他們就要分頭接到家裡招待。如果每個寨老都接待了，還有剩餘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負責了。

「因此，一位長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徵得家裡兒女們的同意，需要他們願意共同來承擔這些義務性開支。」兩位年輕的村民看我對寨老的體制很感興趣，就熱情地為我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