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規則，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裡，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於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對於別種文明的敏感。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不管東南西北，幾乎各地都對上海人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於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驕傲排外、目無領導、缺少熱情、疏離集體、吝嗇自私、時髦浮滑、瑣碎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罵的由頭還有很多。比如，不止一個騷擾了全國的政治人物、幫派頭子是從上海發家的，你上海人還有什麼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們哪裡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和漁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於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二

上海人的尷尬，責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這首先應該歸因於中華文化在近代的不適應。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傳統、半國際半鄉土的特質，使他們成了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異數。照例，成為異數的命運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點明白，當時的中華文化在國際近代化程式中更是異數，異異得正，因此產生了一點小小的得意勁兒。

在我看來，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質意義上，是十三世紀的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精神意義上，是十七世紀的官員科學家徐光啟。黃道婆使上海成為一個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商貿重鎮，而徐光啟則以驚人的好學和包容遊走在科學、國學、朝廷、外邦之間，為後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組合體。你看，他那麼認真地向歐洲傳教士們學習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學、測量學、水利學，自己參與翻譯，還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當上了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與此同時，他居然還一絲不苟地編寫了中國農業科學的集大成之作《農政全書》和天文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禎曆書》。他去世時，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諡，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文。這麼一個貫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飲食起居上又非常節儉，未曾有過中國官場習慣的鋪張浪費。

他提供了一種歷史可能。那就是，中華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遇到的最大考驗是如何對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啟以自己的示範表明，如果兩方面都採取明智態度，就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惡性衝突。

可惜歷史走向了另一條路。但是，就在惡性衝突之後，西方列強在上海發現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族會聚地，叫徐家匯。當初徐光啟的示範沒有被歷史接納，卻被血緣遺傳了。西方人對此深感驚喜，於是，徐家匯很快成了傳播西方宗教、科學、教學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遺傳，又變成了歷史。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遺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兒女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可以看做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爾在廣播電視裡聽到宋慶齡、宋美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習慣。因為多年來上海的「官話」，主要是山東口音和四川口音。一個上海人只要做到了副科長，憋出來的一定已經不是上海話。

由宋慶齡、宋美齡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啟與利瑪竇等傳教士商議各種文化事項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三

對於一個封閉而自是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倉，小小的上海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一個稍稍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延續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紀太輕……

但是，對於一個具有國際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面對太平洋，背靠萬里長江，可謂吞吐萬匯，氣勢不凡。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開啟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海出現了好幾個面積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捲進來，破敗的中國也把越來越多的賭注投入其間。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驚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彙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裡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裡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裡撞合、喧譁，捲成巨瀾。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這種悖論中跌跌絆絆地成長起來了。

首先是遇到一個個案件。許多新興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緝，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於是兩種法制體系衝突起來了。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漸漸領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辯論等概念的正常含義，也產生了對新興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上海計程車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覆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於把城牆拆除，成了陳舊的心理框範特別少的一群。

與此同時，上海人擁有了與蘇州私家園林完全不同的公園，懂得了即使晚間不出門也要繳納公共路燈費。上海文化的重心轉向報紙、出版、電影、廣播和公私學校，並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文化產業的道路。

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並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夥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

為了延續「農村包圍城市」的方略，大批內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有點自慚形穢，卻又沒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另一番景象。

也許是一種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們是在守護一種經濟之外的東西，那就是從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四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講三點。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寬容並存。

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於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裡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摩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寬容並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

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切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與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

為什麼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麼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她們也知道，「管閒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官員，常常會苦惱於如何把「閒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於別人不該管的「閒事」範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體？」意思是：「關你什麼事？」

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麼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是一到上海姑娘這裡，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儂啥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上海學者大多不願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幹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権」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心中迴盪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儂啥體？」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點，上海的科學文化在一開始總是具有可喜的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往往又「個體」得過了頭，小裡小氣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進人宏觀規範，因此總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氣候。

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陪伴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換哪幾次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一個人的輕聲詢問立即引起全車一場熱烈的大討論，甚至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觀。公共宿舍裡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請注意，兩方爭執的金額差異，往往只是幾分錢。他們在爭執激動時一次次掐滅又一支支點燃的外國香菸，就抵得上爭執金額的幾十倍。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比較，大半出於對自身精明的衛護。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洩，即便物件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洩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麼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名聲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裡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如果乘客說「兩張七分」，就有一點汙辱了售票員的智商，因為這兒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種可能。你說得快，售票員的動作也快，而且滿臉讚許；你說得慢，售票員的動作也慢，而且滿臉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群體性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