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只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後來就名之為「朱張渡」。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接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
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連床」，已經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有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
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國歷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只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燬，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人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地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知識分子「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歷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
四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對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撐住的。
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說到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中國總有一些文人喜歡對著他們無法企及的文化大師動刀，而且總是說他們「不學無術」，又總是說他們有政治問題。可見七百年前就是這樣了。
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責那些誣陷朱熹的人「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
朱嘉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還是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餘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
這個與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禍害一個大文化人，實在是「餘門之恥」。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人「偽學逆黨籍」，不斷有人被拘捕。這時朱熹已經回到了福建，他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表示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
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
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〇〇年，他覺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也支撐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初九），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
不久之後，朱熹又備受朝廷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時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王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鬱郁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錯，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覆細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崇高的事業。
五
對於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麼。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盡如人意。
我們如果不把教育僅僅看成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看成是陶冶人性人格的事業，那麼我們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當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時，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
這是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一個生命的終結，也可以看成是幾十年教學成果的斷絕。這就是為什麼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麼大的悲哀。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優秀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並不是教師所能有效掌握的。很多學生所散佈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斷剝蝕社會文明，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
我自己，自從四十多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嶽麓書院後，也終於做了教師，一做三十餘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嘗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聖，但並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爭，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裡守住那個被稱做學校的庭院，帶著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標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但是，面對這個目標，又不能期望過高。
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法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財。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裡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解釋成遊戲中的人物。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
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爭，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個庭院裡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
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內涵。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面對社會歷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麼，只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課堂、這些學生。
是的，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中國古代的書院，又像今天和未來的學校。別人能侵凌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裡，做著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至於遊戲的結局，我們都不要問，因為事關重大，甚至牽涉到民族和人類的命運。
點評一：
作者追憶嶽麓書院和朱熹傳學的故事，驚心動魄。文脈的傳承竟然要承受如此大的磨難。這篇哀傷之文，實則是夫子自道。教育背離人格塑造，蛻變為晉級發財之雕蟲小技，身為教師，心緒難平。（老愚）
點評二：
作者的歷史散文，向來只談古不論今，但結語暗示了通向現實的棧道，讀者不難暗度陳倉。比如，書院「會講」式的學理交鋒和自由講座引領學生相互討論的教學方法，可以為「現代科舉」填鴨式的中學應試教育，以及大學不再是知識實驗的課堂而淪為就業培訓班的教育體制提供借鑑。（馬策）
點評三：
簡樸的庭院，千年的傳承。嶽麓書院的成功首先是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在山長的執掌下，其教學方法比較自由，但學規明確，考核嚴格，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釀造出一種令人醉心的學習氣氛」；同時，書院以其獨特的內蘊，吸引上下的達官貴人前來「叩門拜見」，以自身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並最終受惠。這是嶽麓書院管理者的想，也是切合國情的關於教育的理想造型。
作為一篇散文，本文的醉心之處在於「於斯為盛」——作者不惜筆墨著意營設的暖意融融的教學盛況。先看那「朱、張會講」，兩位大師「挽袂」、「連床」，於深邃高雅之餘留下了高山流水的佳音；再看朱熹講學，不僅「生徒雲集，坐不能容」，而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通過這些情境創設，人物被啟用了，真情復甦了，「中國歷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旋渦中」依然存有的高潔典雅的篇章出現了。讀者在經受了強烈的視覺衝擊、享受了充分的審美愉悅之後，不禁會引發類似這樣的聯想：當今教育遭遇尷尬與掣肘時，似乎可以去觸控一下那搏動的祖脈。（傅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