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七歲那年，因為幫村東重病臥床的老太太寫了幾次信，又讀了幾次信，她就誇我：你這孩子心善，總有一天，會有很多螢火蟲給你照路，去考狀元！

兩年後我到上海讀中學，一天晚上約了幾個同學去看電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就躲進了一家雜貨店。店老闆詢問了幾句，不相信我們這麼小就成了中學生，我們只得拿出學生證給他看。他一一看罷，嘆一聲：你們全是秀才。

再過幾年，我獲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的大獎，領獎時主持人說：這位就是狀元。

——這些零散的記憶說明，直到我的少年時代，像「狀元」、「秀才」這些科舉概念，還是人們的日常用語。

幾年前，我去四川閬中，仔細參觀了那裡儲存得非常完好的科舉考試場所——貢院。兩位記者問我：「如果把時間倒退兩百年，您會在這樣的貢院裡充當什麼樣的角色？」

我說：為了不讓我父母傷心，我一定會來考，而且會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會成為考官，主持這裡的考試。但是，如果開始來考試時遇到不禮貌的待遇，我會拂袖而去，從此浪跡天涯。

可見，科舉考試雖然已經廢止了一百年，但對於現代中國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種集體的生命貯存。

但是，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讀到的書本，看到的戲劇，基本上都是否定科舉制度的。陳世美、蔡伯喈、范進、孔乙己，這些婦孺皆知的藝術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淪，闡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經與全國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那麼，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當然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褒貶好惡。我們這一代已經不在其中差不多一個世紀，距離給了我們冷靜，理應對這個問題重新作出整體的理性判斷。

除了閬中貢院外，我還參觀過南京和北京的科舉考試遺址。一個個小小的房間，密密層層地排列著，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

二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傑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終認為，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人類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特例，科舉制度起了最關鍵的作用。

試想，在一千三百年的歷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選拔出來，參與管理龐大的疆域，這種奇蹟，其他古文明連做夢都無法想象——它們始終沒有構建起可長期持續的管理者選拔機制。更重要的是，選拔的標準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這使一代代無數年輕的生命為了爭取仕途而朝夕誦讀，一旦考中為官，又以這種文化「治國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獲得了最有效的延續。這種情況，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沒有出現。

這還不重要嗎？

此外，為了選出這些文官，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民眾的獨特心態，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

科舉制度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三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社會中也區域性實行，稱之為「恩蔭」。

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可能遺傳；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制由於過於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衚衕，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

一個貴族，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貴族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已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

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査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你說這個好，他說那個好，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為了克服這種毛病，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作為推薦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不想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都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

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慧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四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

首先是整個社會心態因它而發生了變異。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提供可能，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選擇的人們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

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總被極度誇張的方式大肆鋪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慶賀一下是應該的，但不知這麼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至極，也得意至極。

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馬蹄在身邊躥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鬨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拱手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其僕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討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中榜者的僕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願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裡想著如何回家。

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理上都千難萬難。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

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

他看見有一個穿粗布衣服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別時間太長，彼此都認不準了。託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對方，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他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他被樂吏當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演唱，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

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沉重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

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幔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科舉得中的訊息，於是將軍起座高喊：「趙郎及第矣！」家人聞之，立即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復雜了。

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我將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臺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當年計程車子們如果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獨一份。

五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篩的種子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會聚散佚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渾濁了。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

伺機心理也可稱做苦熬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華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淨，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祥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樣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暗示懷才不遇。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那就是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