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筆下的「文革」災難，仍然是北京上層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實，站遠了看，當時有一些真正的大事會讓今後的歷史瞠目結舌，卻被今天的研究者們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國規模的停課廢學。

停課廢學，不僅使中華文化立即面臨著中斷的危險，而且向社會釋放出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們快速轉化成了破壞性暴力，很多悲劇便由此而生。

其實，那批青年學生本身承受的悲劇更大。他們雖然號稱「造反」，卻完全是響應當時報紙的號召趕時髦，恰恰沒有任何「造反」意識。但後來，他們為此要長時間地上山下鄉，而且在災難過去之後還要背一輩子的惡名。

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的夏天。我領著一批同學反對「造反」，其實也不是出於任何政治意識，只是反對他們打、砸、搶，阻止他們批鬥老師。但是，「造反派」同學越來越得勢，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奪了學院的權，成了當權者。本來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同學也就投向他們，我顯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險。正在這時，我的父親又遭到他所在單位「造反派」的批鬥，我叔叔也被迫自殺。這種家庭背景一旦被我們學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禍殃，因此我就離開學院，出走了。

當時全國交通除飛機之外全都免費向青年學生開放，說是「革命大串聯」。其實「造反派」還處於剛剛掌權的興奮和忙碌之中，怎麼也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單位，因此擠在火車、汽車、輪船上的，大多是走投無路的人。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車船上很擠很擠。我，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不知道會在哪裡停下，更不知道會停多久，火車常常停在荒山野嶺之間一停十幾個小時。不斷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為車廂裡的廁所也早已擠滿了人，無法使用。也有學生爬到了窗外，火車突然開了，車上的同學就把他們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幹饅頭，幾塊鹹醬菜。沒有書，也沒有筆。因為這些行李包的主人雖然還被稱為「學生」，卻已經沒有課堂，沒有黑板，沒有老師。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深夜。車下的學生們邊追邊呼叫，但隆隆的車輪終於把他們拋棄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他們最後找到了下一站了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我們那趟車開到長沙就不走了。我揹著小小的行李包，隨著人流來到了嶽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擁向著名的愛晚亭。我怕擠，就在壓頂的暮色下找一條僻靜的山路走去，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麼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

我有點害怕，假裝著咳嗽幾聲，直著嗓子叫「有人嗎」，沒有任何回應。但走著走著，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

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麼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感？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麼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麼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麼雅緻和安詳。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營。

我在這個庭院裡獨個兒磨磨蹭蹭，捨不得離開。最後終於摸到一塊石碑，憑著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嶽麓書院。

二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嶽麓書院逗留了很長時間，離開時一臉安詳，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學院裡的情況和我家庭的處境都越來越壞。後來我又不得不到農村勞動去了，徹底遠離了學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個青磚石地、粉牆玄瓦的夢，卻常常在腦際隱約閃動。待到圖書館重新開放，我努力尋覓有關它的點滴記載。再後來，中國走上了一條新路，我就有機會一再訪問它了。

我終於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間潛入，讓我在無意中碰撞到了中華文化存廢之間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一條是燥熱的死路，一條是冷清的生路。這條生路，乃是歷代文化智者長期探索的結果，嶽麓書院便是其中一個例證。

說遠一點，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公辦學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創辦了私學。從此，教學傳統成了中華文化代代相傳的命脈。到了唐代，就出現了教學等級很高的書院。宋代書院之風大盛，除了很早就開辦的白鹿洞書院外，還出現了石鼓書院、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麗正書院、象山書院，等等。這些書院，有的是私辦，有的是公辦，更多的是「民辦官助」。共同特點是，大多選址於名山勝景，且由比較著名的學者執掌校務，叫「山長」。

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與書院所在的名山對應，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對官場級別的不在意，自謙中透著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在歷任山長居住的一個叫「百泉軒」的小院落裡徘徊很久，想象著山長們的心態。他們，只想好生看管著這滿院的書聲泉水、滿山的春花秋葉，就已經足夠。山下的達官貴人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會到山上來叩門拜見。來就來吧，聽他們談談平日不太談的先秦諸子、楚辭漢賦，然後請他們到書院各處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長們的眼中，他們都是學生一輩，欠學頗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輩分的尊嚴。這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文化。

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諮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

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査。

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

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薰陶人、感染人。

三

書院所有課程的最終走向，是要塑造一個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

對於這一點，曾經統領過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的大哲學家朱熹有過系統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但在社會上卻分成了善的類別和惡的類別，因為每個類別裡風氣和習慣不同，薰染而成。只有教學，能夠從根本、從大道上弘揚善的風氣和習慣，讓人們復歸於善。他又說，教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使他能夠從修身出發，齊家，治國。

正是出於朱熹所說的這個理想，很多傑出的學者都走進書院任教，把教書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為一體。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里向嶽麓山走來。因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們以前見過面，暢談過，但還有一些學術環節需要進一步探討。朱熹希望把這種探討與書院的教學聯絡在一起。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果然如朱熹預期的那樣，會講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

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一個徽州婺源人，一個四川綿竹人，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們在會講中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兩種濃重的方言，一種是夾雜著福建口音的徽州話，一種是四川話，三天三夜唇槍舌劍，又高深玄妙，使聽講的湖南士子都毫無倦意。

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交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佩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

《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覆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憶昔秋風裡，

尋盟湘水旁。

勝遊朝挽袂，

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

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

猶欲細商量。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這種由激烈的學術爭論所引發的深厚情誼，實在令人神往。可惜，這種事情到了近代和現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了。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