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句話，把這個門廳收納得鴉雀無聲。胡偉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菸，再把白煙圈緩緩吐出。大家等著他，他讓大家等。發現香菸即將燃盡，他便彎下腰去把菸蒂按滅在花崗石臺階上，直起身來再掏出一盒香菸，抽出一支，銜在嘴上，摸出打火機點上，抽一口，再噴出白煙，才重新講話。

他說：「我算過，我比你們各位的平均年齡，大十八歲。我真正做專業的事，是‘文革’結束後才起步的。你們算一算，那時候我幾歲了？」

他又抽菸了。我連忙抓住機會說：「胡偉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戲劇界無可爭議的第一導演，也是全國四大導演之一。他的全部業績，都是這幾年從頭建立起來的。」

「所以，」他又把菸圈吐完了，接著我的話說：「你們現在起步，一點兒也不晚。我們中國，只要方向走對了，所有浪費的時間都能追回來。如果方向錯了，再讓你們回二十歲，也沒用！」

全場肅靜。突然響起了掌聲，很快全場響成了一片。胡偉民，就像他每天在舞臺上謝幕一樣，一手叼著煙，一手挽著我，朝周圍點著頭，緩步離場。我順手把那個左派編劇也拉在一起，三個人一起離開。

胡偉民在一個路角彎腰開啟了一輛十分破舊的腳踏車的鎖。這輛腳踏車，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習慣，他會推著這輛「老坦克」與我一起步行一個多小時，邊走邊聊天，但今天因為多了一個人，他走了幾步就翻身上車了。上車時他還特地關照了我一句：「你也早點回家休息。」為了玩帥，他騎得很快。

第二天，那個左派編劇又到我的辦公室來了，一開門就對我和胡偉民昨天晚上的及時解圍，深表感謝。

我說：「昨天的事，結束得很好，主要是胡偉民的功勞。不過，你老兄也要吸取一點教訓。在過去那樣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寫錯一點什麼。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一些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要——」我本來要說「昧於良知」，但畢竟是兩個人在聊天，便口氣一軟，說成了「馬虎」。

他說：「我真不清楚那個戲的後果那麼嚴重。但我確實很不滿意自己。」

他認錯的口氣很誠懇，我立即聯想到那個曾遠風，產生了對比。

這件事之後，這個左派編劇和我、胡偉民的關係越來越近。他後來請求我為他的新作集寫序言，我寫了。他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我的著作是「神品」，這聽起來有點不是味道，但我也沒有阻止。因為當時中國文化界又在發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運動，極左勢力再度抬頭，我幾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與我們一起反對極左勢力，我就把他當作了「改惡從善」的朋友，顧不得用詞不當的小節了。後來，上海市文化局來向我徵詢意見，我還推薦他做了一個劇團的團長。

有一次，胡偉民騎著「老坦克」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飯。他邊吃邊對我說：「我們的那位朋友，最近有點讓人看不懂了。我在廣州偶爾看到他發表的幾篇文章，從口氣看，要把自己打扮成‘異議分子’了。但他能有什麼像樣的異議？我們還不知道？」

我說：「他啊，仍然是一個蹩腳編劇急於表演多種角色的職業病。去過幾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國，覺得中國的‘異議分子’在那裡很吃香，就學著扮演。」

胡偉民說：「我看他是掛羊頭賣狗肉，不知道會不會被那些真的‘異議分子’打一頓！」

我一聽就笑了：「到時候我們還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發展，遠比我們的談笑嚴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後一時左右，我在院長辦公室裡呆坐著，胡偉民敲門進來了。他坐在我對面，一支支地抽著煙，不斷地搖頭嘆氣。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發，受到國家文化部的審查。揭發的是最新的政治問題，我因為跟不上形勢，又不想立即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麻煩不小。

北京來的審查者卻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圖把我的問題解釋成「保護學生」。胡偉民看著我，說：「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間你擔子最重，管著這麼一個學院，帶著這麼一批學生，千萬要保重！」

「那個人被我開除了！」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

「誰？」我問。

「還有誰？寫《邊疆新苗》的那個人，開除出朋友圈！」他厭惡得連名字也不想說。

我一聽就明白了。前兩天那人在報紙上代表劇團發表了一個驚人的政治宣告，正好與我們前一段時間在一起時的態度徹底相反。

我看到報紙後曾打電話向那個人嚴厲質問，那個人在電話裡慌忙解釋：「我是處級幹部，又是新黨員，必須表個態，實在沒辦法。」

我立即大聲說：「你是處級，我比你高兩級，所以很清楚，上級並沒有要你這麼表態！」隨即摔了電話。

沒想到，胡偉民比我更厲害，直接找上門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問胡偉民。

「我當面對他說，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觀點，而是你的投機。一個搞藝術的人，怎麼可以沒有人格！」胡偉民邊說邊站起身來，說：「我們怎麼交了這麼一個朋友，氣得我渾身顫抖，胸口發悶！」

說著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問：「你現在去哪裡？」

他說：「半個月來身體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這麼一吵，傷了元氣，想到華山醫院配點藥。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辦公室門口，看他下樓梯。然後，我又急忙回身到視窗，看他翻身騎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頭看我的窗，騰出左手向我揮了揮。左手上，還是夾著香菸。

華山醫院就在學院東邊不遠。他把「老坦克」擱在醫院門邊的磚牆前，鎖上，就進了醫院。

很長時間過去了，昏黃的路燈照著這輛腳踏車。它的主人，再也沒有出來。

深夜的街道上，沒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義：它馱載過上海戲劇的一個輝煌時代，而這個時代剛剛結束。

就在這時，我家的電話鈴急促地響了。平日深夜來電話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話筒就叫「偉民」。

不是他，但有關他。

兩天後，我在追思會上說：「一個人的去世，會使另一個人改變與行業的關係。從今以後我將不再與上海戲劇界交往，因為我的朋友已經死在那個地方。」

我在發言前已經看到，那個左派編劇，還有那個曾遠風，都來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偉民有關「開除」的決定，給那個左派編劇寫了一封斬釘截鐵的信。

我的絕交信，可能給他帶來了不太好的名聲，從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編造我與他絕交的原因。編造出來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絕交是他提出來的，因為他「發現」了我的很多問題。一會兒，似乎與「石一歌」有關；一會兒，似乎與地震有關；一會兒，似乎與離婚有關……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絕交信。

這是後話了。讓我們還是趕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偉民去世之後半個月，對我的審查也結束了。

審查者做出了一個溫和的結論，果然說我當時站在學生一邊，只是為了保護學生。學院裡一位教授悄聲在我耳邊說：「胡偉民的在天之靈保佑了你。」

我隨即去了新加坡，在那裡滯留了八個月。好幾年前，新加坡的大藝術家郭寶昆先生曾邀請我和高行健、賴聲川三人一起去那裡聚會和講課。當時我們三人都還很年輕，也不出名，不知道怎麼被郭先生挑上的。這次重返，他們兩人都不在那裡了，這座熱帶城市顯得有點冷清。郭寶昆先生經常在濃郁的樹叢下長時間地看著我，不說話。

我嘆口氣，說：「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國這難忘的十年，結束了。」

「我知道。」他說，「賴聲川已經聯絡上了，他會過來陪你。高行健一直聯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