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那麼多人想做官。

擔任院長之後，我每天收到的郵件都來不及拆了。也怕拆，怕裡邊噴出來的熱氣把手指燙著了。

拆開一個很厚的郵件，是湖北一個姓古的人寄來的，一篇研究我的「學術成就」的萬言長文，要我推薦給任何一家雜誌發表。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將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對藝術做出終極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長文，在心裡給他起了一個便於自己記憶的名號——「古終極」。後來北京又有一個姓肖的編輯人員評價我是「民族的脊樑」，我同樣給他起了一個好記的名號——「肖脊樑」，與「古終極」並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個個「古終極」和「肖脊樑」。

今天與我吃飯的人，倒是我自己約來的。

他就是戲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經因為說過樣板戲兩句話，被人揭發，關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應該平反，但由於沒人管，一直拖著。我向有關部門詢問過好幾次，也沒有回應。這次我以院長的身份再問，立即解決了。這就是做官的好處。我已經約了他好幾次，他老說「不便打擾」，這又是做官的壞處。

今天他實在推不過，終於來了。我在學院後門口找了一家小飯館，拉他到牆角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他穿得像一個老農民，縮著脖子，嗓子啞啞的，笑著與我握手，手很熱，握了好一會兒。

「昨天文化局當著我的面，把那個人揭發我的材料焚燒了。」他說：「這很可惜，留著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為難的是，我如果堅持不讓燒，很可能以為我還要記恨。」

「那人現在在哪裡？」我問的是當年揭發徐扶明「攻擊樣板戲」而造成多年冤獄的那個曾遠風。

「在這裡。」徐扶明從口袋裡取出厚厚一沓摺好的報紙，放到我眼前，用手指點了點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週報，文章的標題很長，叫作《「文革」可以被遺忘，卻不可以被掩蓋》，作者正是曾遠風。

我吃驚地匆匆看了幾眼。曾遠風在那裡用憤怒的口氣寫道，有人要掩蓋「文革」罪行，他絕不答應，一定要戰鬥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訴我，曾遠風在好幾年之前就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讀者把他當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漢，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讓人聞風喪膽的。

「你難道不想給南方的這家報紙的編輯部寫封信？」我實在氣不過，咻咻地問徐扶明教授。

「這沒用。」他說，「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是捱打。」

他搖頭苦笑了一下，又縮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遠風說的要想掩蓋罪行的逃犯。

這很像我爸爸，關押了那麼多年，現在平反了，卻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閃閃地過日子，從來不控訴、不揭發、不聲討。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當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國，社會政治話題可以不斷翻轉，但揭發、聲討、控訴的，卻永遠是同一批人。把他們的徒弟算進去，也是同一幫人。前後之間的程式、邏輯、物件也一模一樣，只是內容相反、時空倒置而已。

與徐扶明教授碰面後大約半個月，一天下午，傍晚時分，一個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他進門就說：「院長，我叫曾遠風，有十萬火急的事找你！」說著伸出手來要與我握。

我聽說是曾遠風，心裡一咯噔，沒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辦公椅上，問：「什麼事？」

曾遠風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神秘地說：「上海在‘文革’初期演過一臺戲叫《邊疆新苗》，你知道嗎？」

我既沒有吱聲，也沒有點頭，等他說下去。

「這是‘文革’期間上海最壞的戲，比樣板戲還壞。樣板戲剝奪了人民看別的戲的權利，《邊疆新苗》剝奪了青年上學的權利！」

聽到這話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這個人傷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還有可能點一下頭。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經對他有了鼓勵，他的聲調提高了：「這個月，正是當年上海學生到邊疆去二十週年，受害者們已經集中起來，準備找劇作者沙葉新算賬，要他歸還青春。現在這個劇作者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蟻，我聽說，他已在託人找您，請您出場去說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緊急趕來，就是勸您千萬不要為這個文痞出面！」

不管曾遠風是不是誇大其詞，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邊疆的人員真的包圍住了那個劇作者，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憤，極易造成圍毆事件，鬧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問曾遠風：「真有這事？」他就把訊息來源詳細說了一遍，我聽完，就把他打發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偉民導演找來，商量這件事。胡偉民像我岳父一樣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邊疆新苗》這個戲。但他顯然看不起沙葉新，理由是那人實在太左，又太喜歡譁眾取寵。我說：「有那麼多人來討二十年前的舊賬，可見那個戲確實很壞。但當時逼迫青年學生下鄉，是北京的號令。那個左派編劇只是曲意逢迎，現在如果把歷史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這不妥！這不妥！」胡偉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兩天後，那個左派編劇果然來找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這個人，他的態度，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憂慮和謙恭，而是一種帶有一點滑稽的友好，這使我覺得比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現在那個現場。是安福路上一個劇場的門廳，我去時已經擠滿了人，門外還有不少人要擠進來。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鄉的學生，社會上統稱為知識青年，又簡稱為「知青」。

那個左派編劇靠牆坐在一把塑膠的摺疊椅上，「知青」們都站著，由於後面推擠，對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邊。

一看就知道，這些人不是來鬧事的。他們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誰也沒有為這件事承擔責任，只是草草地讓他們回了城。城裡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找不到出路，於是像沒頭蒼蠅一樣撞到了這裡。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條小路，並不好找，但他們還是找來了。眼前這個坐在塑膠摺疊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顯然不是他們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們再也找不到別的人。

這種無言的包圍，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穩的口氣打破了沉默。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個左派編劇的名字，說：「不瞞你說，在江西龍南縣的深山裡，我們有幾個人曾經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頓。」他頓了頓，接著說：「但是我們終於長大了，不會再有這種念頭。今天只是想問你，你自己讀過大學卻說讀書不好，你要我們到農村去自己卻不去，這，能安心嗎？」

劇作者臉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來回答，便徵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猶豫，四周的話匣子卻開啟了：「編劇編劇，怎麼能胡編亂造！」

「你也是有兒女的人，請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們！」

……

雖然大家很激動，但話說出來了，情緒也就釋放了一大半。我覺得應該說話了。

我站出一步，說：「大家知道，我也去了農場。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學在農場自殺了。我剛才還在想，活下來，就是勝利。前面的路還很長，我們還不老！」

「餘院長，我們老了。」這聲音，悲涼中帶著點兒諧謔，氣氛鬆動了。

「你們這樣還算老？請看看我！」一個我非常熟悉的聲音從後面傳來，我伸頭一看，是胡偉民，他也來了。

胡偉民一身牛仔服，叼著根香菸，緩步上前。一個大導演的自然風度有一種無形的光，大家紛紛後退一步，為他讓道。

他走到了這個門廳的臺階上。臺階是通向劇場的，現在劇場正鎖著門，他踏上三級，就在那扇鎖著的大門前站住了，轉過身來，對著大家。

他掃視了一下全場，平靜地自我介紹：「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從上海戲劇學院剛剛畢業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這就是說，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輩。

「我當時算是階級敵人，發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還必須在野外幹活。」胡偉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