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道第二個訊息的當天，我就立即下山，趕往上海。

我有預感，一個時代結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舊。天下所有的大變動，都會有一個「憋勁」的時間。乍一看，風停雲沉，鳥雀無聲。

一見面，媽媽就忙忙亂亂地到裡間去給我尋找洗澡的替換衣服了，爸爸嚴肅地看著我，說：「益生去世了！」

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歲，生了什麼病？爸爸說：「是自殺，為了結婚的事。」

我問了半天，終於把事情的輪廓搞清楚了。

原來，益生哥聽了我的話，沒有參加「工宣隊」進駐大學，但同廠的多數工人都去進駐了，結果生產停頓，無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裡不上班，便養起了一缸金魚。有一天他發現，對窗也有一缸金魚，比自己養得好，而金魚缸後面的女主人，更讓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擁擠，所謂「對窗」也就是一竿之遙，兩人從隔空討論養金魚的經驗開始，漸漸好上了。但是姨媽聽說對窗女子曾經有過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們母子兩人，就此展開了長達幾年的游擊戰。益生哥煩不勝煩，乾脆躲到了鄉下，住在外公家裡。但他與自己的戀人已經很難分開，兩人多次在鄉下幽會。於是，那位我們的長輩都認識的海姐，出了一個只有小市民婦女才想得出來的壞主意：打電報給益生哥，宣佈姨媽昨夜上吊自殺，正在搶救。

這個偽造的訊息本來是要誘騙益生哥快速趕回上海的，但是，老實的益生哥只覺得母親一生全是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農藥。

「這麼說，他是在家鄉死的？」我問。

「對，死在家鄉，葬在家鄉。」爸爸說。

「姨媽怎麼樣了？」

「幾乎瘋了。」媽媽說，「長時間住在鄉下，天天給兒子上墳，一次次用頭撞墓碑，鮮血淋漓。」

「她還立了遺囑，」爸爸補充道，「說自己死了不與兒子葬在一起，怕兒子煩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陰間也天天向兒子道歉。」

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悲苦的故事。

這個真實的故事再一次證明，天下很多災難，出自愛。

益生哥和姨媽，在「文革」中並沒有受到過任何批判。但是社會亂成這樣，人人無法溝通，個個都走極端，愛恨全成畸形，連他們也活不下去。

幾天後，爸爸急匆匆進門，喘著氣，說：「北京那幾個最討厭的人，被抓起來了。三男一女，現在都叫他們‘四人幫’。」

媽媽說：「真爽氣！」

我一聽便「霍」地站了起來，說：「爸爸、媽媽，我馬上到鄉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輪，再乘長途汽車，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進村就見到背靠在槐樹上站著的李龍，奇怪的是他一點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聲「李龍叔」，他一抖，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叫過他。然後，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著我：「你是誰啊，上海來的吧，那就是……秋雨！沒錯，秋雨。」

「跟我來。」他邊說邊陪我去見祖母。

像村裡的其他人家一樣，祖母並沒有把房門關嚴，留著一條縫。李龍要去推門，我把他拉住了。我擔心祖母那麼年老了，經受不住突然的驚喜，便伸手敲了敲門。

一個快樂的聲音從裡邊傳出，是祖母。她說：「秋雨到了，進來！」

我連忙推門進去，走到祖母跟前，彎腰捧起她的手，問：「祖母，您怎麼知道是我來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著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裡沒有人會敲門，要敲也不是這種敲法；第二，我知道你這兩天會回來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廣播裡都聽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掛著的一個拉線廣播盒子，每家門口都有。

祖母還是祖母，判斷力無人能及。

「行李我已經收拾好了，但你要在這裡多住幾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滿眼佩服地乖乖點頭。

外婆幾年前去世後，外公一個人在過日子。他沒有祖母那麼好的判斷力，一見我嚇了一跳。然後，他搓著手憨笑，坐下來開始毫無次序地講各種事情，好像有十輩子的話要吐給我。我假裝全都聽明白了，不斷點頭。最後他說：「你要上山，好。你餘家長輩的墳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寫的。」

說著，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頓進了一步，輕聲說：「我在志士的墓碑上還特地寫了‘同志’兩字，也算是給他恢復名譽。我看出來了，這報紙上誰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這種奇怪方式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當初，餘家要請他為祖父寫墓碑的時候，年輕的叔叔還堅決不同意呢。

我想告訴外公，但沒有說出口：叔叔一生，與誰也不是「同志」，就他一個人。

三天後，我陪著祖母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