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麼重大的壯舉，在極左派看來是「右傾翻案」，他們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學院，看到教育樓的紅磚外牆上新貼出一條標語：

不要資產階級文痞，

寧要無產階級文盲。

這種標語在當時看得多了，但這次，顯然是針對著周恩來領導的復課。

我歷來不怕極左派，現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標語邊貼了一張紙條，這在當時叫「戳一槍」。我寫的是：

上海的流氓總把別人說成是流氓，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樣。

寫完，簽上自己的名。剛貼出，就圍著很多人在看，表情興奮。可見，社會氣氛已變。當天下午，張可老師在路邊看到我，一笑，說：「那一槍，很準。」

我說：「我看了那麼多年，發現破壞文化的，都是文人。他們是真正的文痞。」

張可老師說：「文痞很濫，你要小心。」

我說：「不怕他們。」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貼紙條的上方，一條新標語又出現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對文革的「保守派」。在我們學院，領頭的有三個，被造反派稱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

我又在這條標語邊「戳一槍」：

天地大案尚未審，

何人翻案未可知。

這次我乾脆署名為「老保大山」。如果在幾年前，這樣署名一定會遭來暴徒們的批鬥，但現在形勢已經不同。周恩來、尼克松、聯合國、編教材……這一切，加上我家與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農場的極限掙扎，已使我渾身膽氣。

就在這時，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併發糖尿病、高血壓，已從關押處轉到醫院，醫院連續發出六次病危通知。

醫院裡的爸爸，臉色薑黃，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滿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帶著那麼多麻煩沒有解決，卻要離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擔撂給我這個還沒有工作的大兒子身上了。

爸爸看來已經凶多吉少，沒想到，一位叫姚鴻光的醫生用中西醫結合的實驗，救了他一命。

我的幾個弟弟都在農村和漁船上艱苦勞作，只能由我陪媽媽到醫院照顧爸爸。但是，按當時的交通條件，復旦大學離市區實在太遠。

因此，我離開教材組回到市區，與媽媽輪替著到醫院病房照顧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點點好起來。我覺得這是天大的僥倖。我兩次暗暗自勉：天不絕人，人不該自絕，既臨絕境，正無妨更加勇敢。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醫院附近有一家創辦不久的文學雜誌《朝霞》，遇到了大麻煩。

這家文學雜誌很「左」，沒有什麼水準，卻有一篇小說被認為有諷刺「工總司」之嫌。這可不得了，「工總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後已躍升為中國的第三號人物，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為全國最高領袖了，這種態勢使他在上海造反時的小兄弟驕縱得不可一世。「誰敢諷刺我們？」他們二話不說衝到《朝霞》編輯部，橫七豎八地貼了大量威脅標語，說如果不立即認罪就要來「搗爛」、「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編輯部，在樹林般的飄飄紙幡下，那些編輯嚇得面無人色，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是工總司！」我想，爸爸被他們折騰了那麼多年我都找不到他們，他們竟到這裡來撒野了。我無力抗擊他們，但如果他們得勢，豈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離開爸爸病房後就去找了當時被稱為「寫作組」的文教管理部門，那家雜誌應該也是他們管的。

誰知他們那裡更加惶恐，原本聯絡《朝霞》的一位陳女士已經逃走，不知躲到哪裡去了。他們不瞭解我，但從表情看出了我對工總司的厭惡，就對我說：「我們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總司的動靜，好嗎？」

我說：「我早就想會會他們了！」

我去了編輯部，避過兩個號稱「工人作家」的疑似「工總司」坐探，與其他編輯一起想了一個辦法：找幾十名工農業餘作者，滿滿地擠在編輯部樓梯口的那間大房間，聽我的講座。這樣，工總司如果來動武就有困難了，因為這麼多聽講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農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師，沒有別的身份。

我先講魯迅小說。幾天後，再講《紅樓夢》。當時已經知道，毛澤東也喜歡《紅樓夢》，因此可以大膽講。但有時我想到屈死的叔叔，會突然語氣哽咽，使聽講者大感奇怪。我邊講邊關注著房門口的樓梯，等著工總司。

「工總司」如果真來動武，一定會把我抓走，然後查出我爸爸是被他們打倒的物件，後果有點嚴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膽。門口有了較大的響動，我心一哆嗦，然後吸一口氣，繼續講。

後來，據說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騰這等小事，危機過去了。那個先前躲起來了的陳女士重新高調出現，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邊。但不幸的是，我已傳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時病情比爸爸還重，自己要住醫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