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農場期間，爸爸單位的造反派已經下臺，一些老幹部在掌權，但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爸爸平時可以回家，一有「風吹草動」，還要去單位報到，接受關押。

現在掌權的老幹部，在「文革」初期也是與爸爸一起被「打倒」的。為什麼他們沒事了，爸爸還有事？到底什麼事？

我怕觸動爸爸的傷心處，沒敢問。

過了兩天我試探性地問爸爸：「什麼叫風吹草動？」

爸爸說：「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階級鬥爭形勢。」

我順手拿起桌上的一張報紙，說：「現在外面的階級鬥爭形勢是，連美國總統尼克松都要來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離林彪事件還不到半年。周恩來要與他在錦江飯店談判，他的車隊從西郊賓館出發，要經過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媽媽都準備出門。

尼克松的來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說的「風吹草動」，而且是大吹大動。爸爸作為被審查物件，有破壞嫌疑，必須到單位關押。這對他來說早已不用做什麼準備，心情輕鬆地坐在一邊等媽媽。他單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與媽媽一起走。

媽媽為什麼要去南京路？是為了站在沿街的視窗歡迎尼克松。這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們對南京路沿街住戶的陌生，因陌生而構成安全制衡。

我問媽媽：「上級對你們提過什麼要求嗎？」

媽媽說：「已經到居民委員會開過會。一要防範有人向尼克松車隊開槍，二要防範有人與尼克松車隊聯絡。」

爸爸笑了：「第一種防範，是把尼克松當國賓；第二種防範，是把尼克松當敵人。」

媽媽說：「還規定了，三分之二的窗關閉，三分之一的窗開啟。我幸好分在關閉的窗裡。」

我問：「為什麼說幸好？」

媽媽說：「開啟的窗子裡要揮手，很麻煩。規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揮大搖，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麼揮？」爸爸好奇地問。

媽媽說：「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做過示範。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高興，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這個標準練習起來。媽媽說：「你不用練，你的窗戶一定關閉。」

正說著，陽臺下有人喊媽媽。我伸頭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婦女已經集合，中間還夾雜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媽媽下樓了。我在陽臺上聽到居民小組長在說：「你們兩個都去？太好了，我們正愁人數不夠。」

爸爸說：「我還有別的事，只是順路。」

我暗笑，「別的事」，就是去關押。

在爸爸、媽媽的視窗下經過的尼克松，與周恩來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隨之，中國又要恢復聯合國的席位。整個局勢轉眼間就發生了重大改變。

後來才知道，周恩來在尼克松訪華前幾個月，就到上海佈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認為，要結束封閉，首先要結束災難。當時上海的官員中有不少「文革派」，他們從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勢已經逆轉，多數人在萬分惶恐中轉變了立場。周恩來在上海下令，為了應對重返聯合國和推進中美關係的緊迫人才需要，大學立即復課，所有的教師回校編教材、編學報、編詞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極左派指責，按照當時的主流意識，只有用「革命樣板戲」和毛澤東詩文做教材，但周恩來決定，先以魯迅為教材。因為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經由他，可以兼及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各種文體。同時，周恩來還考慮到，魯迅是毛澤東肯定過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極左派雖然不高興，卻也不便立即大聲反對。

這件事，就與我有點關係了。

周恩來指示成立的魯迅教材編寫組設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學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師組成。我受學校的指派去參與，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註釋了魯迅的兩篇小說，寫了魯迅在廣州幾個月的事蹟，幾天就做完了。然而，看著各校教師剛剛從農村回來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詞典的編寫，又聽說北京也在大規模地標點古籍、翻譯名著，我產生了一點感動。

很快，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入學了，復旦校園裡又出現了闊別多年的熱鬧景象。說是「工農兵學員」，其實就是前些年中斷學業「上山下鄉」的中學生。他們是幸運兒，多數同齡人還在農村，沒有獲得上學復課的機會。但是，他們的出現，卻使周恩來領導的教育文化恢復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證明。教師們一見，知道這事是真的了。

幾乎所有的教師都立即手忙腳亂地搶時間，要把損失的幾年補回來。他們當時所寫、所講的內容，還比較粗糙，來不及篩去時代的雜質。可理解的是，這是在救急，就像救災的米麥中夾帶著雜質一樣。

我由於前幾年已經徹底絕望，因此面對這樣的大轉折，走在校園裡一次次眼眶溼潤，心裡總重複著四個字：「天佑中華。」

我這個人一直對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對於在災難中恢復教育文化的周恩來，卻是佩服。因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開始做這件事，中國教育文化的精氣神難免散盡，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說，為什麼後來恢復高考時所有的大學都有能力立即開課？因為周恩來在五年前就已經開始在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