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林彪副主席的？」

我說，沒有。

「有沒有反對解放軍的？」

我說，沒有。

「你保證？」

我說，我保證。

農活，沒有一個季節有空閒。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為天天有重擔在磨，癒合不了。

但是農活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牽腸掛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沒有，禾苗站住沒有，水溝滲漏沒有。過一陣，又去看稻子抽穗沒有，穗子飽了沒有……為了這個，還要朝朝觀雲，夜夜聽風，像是著了魔，差一點把外面的政治運動忘了。有時，把家裡的傷心事也忘了。

終於到了潮汛季節，農場的堤壩受到了嚴重威脅。那天傍晚傳來警報，東北段的堤壩已經出現險情。我一聽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幾個夥伴飛速跑去，到了那兒正遇到決口。這一決口，整個農場都會淹水，我們所有的勞動全泡了湯。

我二話不說就縱身跳進水裡，二十幾個夥伴一起跟著跳了下來，我們緊緊地挽著肩膀，用身體堵壩，不讓決口擴大，一直等到部隊和農民趕來。我們被拉上岸來的時候已經凍僵，被送到宿舍後，一個叫沈立民的盲人夥伴，用雙手把我們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過來之後躺在床上，突然對於自己縱身堵壩的行為產生了後怕。倒不是怕死，災難年月大家對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媽媽、祖母和弟弟怎麼辦？

由於這件事，農場認為我們是「英雄」，正逐級上報，準備頒獎。與報紙上經常宣傳的英雄相比，我們的動機、動作和效果都與他們差不多。唯一的區別是我們還活著。

就在這個時候，從剛剛修復的堤壩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以為是報社記者來採訪「英雄事蹟」了，但很快發現不太像。

還沒有來得及打聽，它又開走了，卻抓走了一個學生。兩天後，又來了一輛吉普車，又抓走一個學生。

兩個被抓走的學生，原來都是學生造反派的首領。這些天，還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長途汽車到縣城，然後一批批朝農場趕來，他們也是來審查學生造反派的。

學生造反派，本來在學校裡是我們的對頭，但到農場後天天一起勞動，早已沒有對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們當時「造反」，只是響應上級號召罷了。我們不接受他們，也只是不理解上級號召罷了。現在上海的工人掌權者要大規模地整治他們，我們的立場立即站到了他們一邊。更何況，與我一起跳到洪水裡去以身堵壩的二十幾名夥伴中，有十個是原來的造反派。我們早已「生死與共」。

突然傳來訊息，三連正在審查著的一個學生造反派首領，跳水自殺了。

死者是女生，審查她的是上海財經學院的一個工宣隊員，農場方面就讓那個「齊營副」配合。他們兩人一星期來天天輪流找她談話，結果給談死了。各連學生一聽說，義憤填膺又同病相憐，立即就趕到了三連。

出了人命，羅股長顯然急了。他用手指著「齊營副」和那個上海來的工人，厲聲問：「你們說，到底查出了她什麼問題？」

那個工人支支吾吾地說：「只說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長，有向政府奪權的嫌疑……」

邊上的學生立即大喊：「這是同學間開玩笑，他們上綱上線！」

羅股長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鐵青著臉上前一步，說：「我還被老戰友叫過總統呢，你來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