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媽媽，搖搖頭。這時我發現，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著我。

——在我家出現的，是一場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被簡稱為「文革」的政治運動。

爸爸最想知道的問題，不是吳阿堅為什麼要揭發他，而是執政者為什麼要搞「文革」。

當時所有的報紙天天都在回答這個問題，說發動「文革」是為了「清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曾是蘇聯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這使中國元首產生了擔憂，怕在自己去世後也出現這樣的清算者。對於這種說法，爸爸就聽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邊，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麼簡單的事，為何要把這麼大的中國都搞亂？

兩個自稱從北京來的高幹子弟，站在街邊的一條長凳上在發表演講。他們先介紹了自己的父親是誰，一個是副總理，一個是大將。接著他們甩了幾下拿在手裡的皮帶，就像甩鞭一樣。他們說，躲在中央的赫魯曉夫，由全國各地的很多小赫魯曉夫保護著。他們又說，共產黨的幹部絕大多數都爛了，對勞動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因此必須全國造反奪權，實行大民主。接著，他們又舉起拳頭喊了很多口號。

這些口號乍一聽全是「反政府言論」，但政府的報紙也都漸漸這麼說了。我聯想到叔叔寫信投訴的那些隱瞞災情的幹部，覺得真該用民主的辦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實很快否定了這個想法。爸爸不僅不是赫魯曉夫，他連一個科長都不認識啊。

原來，政治口號只是一種引爆，僅僅幾天，就成了一種全民性的互鬥互咬。

全民性的互鬥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災難。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並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處的邪惡獲得了全面的鼓勵、釋放、凝聚、擴散，並固定為生態習慣。這是人文災難的狂歡儀式，幾十年都清除不了。

與爸爸談話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學校。學校已經停課，很多同學開始造反，扎著塑膠皮帶到處貼大字報，滿臉悲壯地宣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好像明天就要拋頭顱、灑熱血。但是這種「造反」恰恰是中央發動的，而攻擊的物件卻是走投無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進教室，心裡忐忑不安。不是怕別的，是怕一句粗話。「文革」爆發以來，造反派對父母親被打倒的同學，都叫「狗崽子」。從此，由人類學進入動物學。我低著頭，不敢看別的同學，只敢慌張地看我的鄰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覺到，她也恐懼著，而且恐懼的內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這時，高聲喇叭突然震響，幾乎把所有的人嚇了一跳。喇叭裡的廣播夾帶著不少「革命謾罵」，然後又全變成了「革命樣板戲」。

我正呆呆地坐著發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這才隱隱聽到，教室樓下好像有人在扯著嗓子高喊我的名字，聲音有點耳熟。

到視窗一看，是高中的兩個老同學，一個姓許，一個姓萬。好幾年不見了，我趕緊下樓，拉他們到操場邊的草地上坐下說話。

他們很焦急，說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發覺我們中學裡的老師至少有一半都有了「歷史問題」，貼滿了大字報。

教英語的孫老師在抗日戰爭中擔任過美軍翻譯。大字報說，他很有可能順便做了美國特務；

教歷史的周老師的祖父考上過清朝進士。大字報推測，極有可能見過慈禧太后，既然見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結；

教地理的薛老師在課堂上說法國地影像男人的頭，義大利地影像女人的靴，卻獨獨把中國比作動物，說是像一隻大公雞，顯然是漢奸；

教生物的曹老師的「歷史問題」在時間上最近，那就是在饑荒年代偷竊過烘紅薯；

……

我一聽，說：「這一定是教師們互相揭發的。你們想，曹老師的烘紅薯事件，後來的小同學們怎麼知道？還有，什麼美軍翻譯、清朝進士……」

許同學說：「現在最麻煩的是孫老師，美國特務，不能回家了，關在生物實驗室的一個籠子裡。」

「籠子裡？」我驚叫一聲。

我們三人，花了一小時想出了一個營救方案，並立即實施。他們兩位到街上買了兩個造反隊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學，冒充畢業生要「揪鬥」孫老師。中學生造反隊畢竟是孩子，看到兩個戴著造反隊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經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張寫大字報用的白紙換出孫老師。

我的那兩個老同學一聽有門，就假裝認真地與他們討價還價，結果只用了三十張白紙，孫老師就轉移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