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終於有訊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媽媽宣佈：上海的姨媽要帶著兒子到鄉下來探親！

這個訊息讓外公、外婆、祖母、媽媽都緊張了，大家不知道如何來面對這位遭遇了不幸的親人。

姨媽的不幸，大家毫無思想準備。

姨媽嫁入豪門後，自從生下了寶貝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應酬很多，非常繁忙。只有偶爾坐著雪亮的法國汽車駛過安定盤路朱家的老房子時，才會突然夢醒似的想起已經到了鄉下的父母和妹妹。這時，她會快速從手提包裡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淚花，再開啟小鏡子補妝。

一九四九年新政權建立后王家的境遇不錯，但姨媽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卻是麻煩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戰爭，加上三年國共內戰，中國的元氣大為損傷，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權從上海撤往臺灣時帶走了當時全中國的絕大多數黃金，還派飛機到上海來轟炸，炸了自來水廠和發電廠。這還不算，更嚴重的是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都徹底封鎖中國，這對上海這麼一座原來的國際商貿大都市而言，等於是抽筋斷脈。表現在外面的影像是，工人大量失業，物資嚴重匱乏，處處需要搶救。

掌權不久的共產黨領導人很快就看出來了，物資匱乏的問題與一批大老闆的「囤積居奇」有關，應該採取行動。

王家的家長，也就是姨夫的父親，進入了首先要採取行動的名單。

他一點兒也不想為難新政權，只是出於商人的本能，決定鎖住倉庫裡的油料和紡織品，等個更好的價錢。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數同行都會這麼做。

他沒想到，這次與他博弈的，並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積居奇，破壞經濟秩序」的罪名被起訴，結果判刑入獄，還被沒收了絕大部分財產。

那天審判，不在法院，臨時設在大眾劇場。報紙已經連續預告了幾天，因此前來旁聽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媽握著丈夫的手木然坐著，感到丈夫的手冰冷，還一直在顫抖。

法官上場，被告也被押出來了。但就在這時，姨媽突然發現丈夫的手不顫抖了。扭頭一看，已經昏厥。她側身一把抱住丈夫，並向法警請求，送去了醫院。

一年後，姨媽失去了丈夫。

這就不難想象，姨媽即將到鄉下來的訊息，會在餘、朱兩家引起什麼樣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視窗張望的那條新修公路，偶爾會開來一輛燒木柴的長途汽車。離我家最近的汽車站，是一個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這天我媽媽陪著外公很早就在汽車站等了。直到太陽偏西，那輛長途汽車才到。

姨媽攙著她的兒子王益生下了車，已經累得走不動路。但是，對媽媽、外公來說，眼前這個女人，原來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兒，彷彿來自如煙如霧的香色世界，已經有點陌生。

那天我也跟著媽媽去了，第一次見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歲，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裝，臉面也很白，頭髮整齊，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國人。我呢，亂亂的頭髮，土布的衣服，口袋裡還鼓鼓囊囊地塞著不少剛從路邊撿來的小鵝卵石。姨媽蹲下身來看了我一會兒，然後站起身來說：「細細看，眼睛、鼻子、嘴巴，還是個上海孩子。」

媽媽說：「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村孩子。」

姨媽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經請同村一個本家婦女把房間打掃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夠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從上海回來才幾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難一定是廁所和洗澡。這一點媽媽也想到了，趕到朱家村與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終於安排停當。

姨媽很滿意。當天實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她把表哥益生託交給外婆，說自己要去餘家，拜見我的祖母。

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學。

看到姨媽和媽媽相抱而哭，看到姨媽和祖母關門長談，我想，應該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對外婆說：「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說著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問：「找我？什麼事？」

我說：「玩。」

「玩什麼？到哪裡去玩？」他笑著問我。

我說：「帶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點驚慌，轉眼看著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