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教識字班，總把我帶在身邊。在我四歲那年，東邊的尼姑庵裡辦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學，老師來挨家挨戶動員，媽媽笑著問：「還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師說：「要。」說著就把名字登記了。

這就開始了我漫長的學歷。

我去上學的前一天晚上，媽媽在燈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著一隻新縫的小書包，一頂新編的小草帽，這都是鄰居送的。在書包和草帽邊上，放著一方磨好了墨的硯臺，硯臺上擱著一支毛筆。一頁已經開了頭的信箋，攤在桌邊。

媽媽本想把我上學的訊息告訴爸爸，但一落筆，卻覺得分量很重。

這個學校與上海的學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舊的尼姑庵，而且聽說幾個教師也只有小學水準。媽媽驚恐地想，當年結婚時決定在鄉下安家，餘、朱兩家居然誰也沒有考慮到這最冒險的一步。

媽媽握著毛筆在硯臺上舔了幾次墨，還不知如何下筆。最後，她像是橫下了心，抓過那頂小草帽，在帽簷上寫下四個大字：「秋雨上學」。

第二天早晨我戴著草帽去上學的時候，媽媽本想攙著我去，因為我畢竟只有四歲，而去學校的路並不近，要穿過村舍、農田和兩條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媽媽的衣襟說：「不，讓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媽媽還是在給鄉親們讀信、寫信。後來村裡成立了「生產合作社」，又要記勞動工分、算賬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熱鬧的地方。每條長凳上都擠坐著三四個人，前前後後又站滿了。燈火像一粒拉長了的黃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圍著燈前一個二十出頭的短髮女子，而這些人自己卻都成了黑影。黑影顯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滿了四邊牆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在這些夜晚，我總是趁媽媽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忙碌，溜到曠野裡去玩。很快，我成了小夥伴中膽子最大的人。證據是，夜間去鑽吳山的小山洞，去闖廟邊的亂墳崗，去爬湖邊的吳石嶺，都是我帶的頭。

白天上學，也很好玩。教我們的何杏菊老師剛從外地的小學畢業，短頭髮，雪白的牙齒，一臉的笑，用現在的話說，是一個陽光女孩。她教我們識字、造句，全在做遊戲。她每天都講好聽的故事，我們聽不夠，她說你們再學一點字，就能自己看書了，書上的故事更多。很快我們真能看書了，我的第一本，是《安徒生童話》。但學校的圖書館一共只有幾十本書，是天下最小的圖書館，怎麼夠同學們借呢？何老師定下規矩，寫兩頁小楷，才能借一本書。我為了多搶幾本書看，天天憋著勁兒寫毛筆字。

幾年後，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媽媽與我商量，弟弟出生後，她家務太多，忙不過來，我能不能幫著她為村民寫信、記工分。她知道這些事情會剝奪我玩樂的時間，因此想出了一個補償方式。她說：「你所有的暑假作業、寒假作業，都由我來代你做。」

我的小學沒有每天佈置的家庭作業，只有暑假作業和寒假作業。媽媽的提議可以讓我免除一切作業了，這樣的暑假和寒假會多開心！我當場就答應了。

「但是，每天晚上寫信、記工分也夠煩的。」我說。

媽媽捋了一下我的頭，說：「你聽到過老人講的四句話嗎？手巧裁衣，身巧爬梯，識水下河，識字拿筆。」

從此，夜夜與油燈、黑影、劣質煙氣混在一起的，是一個七歲的小男孩了。

比較起來，寫信、讀信比較方便，難的是每天記工分。因為記工分的時候，必須寫明勞動專案，有一些字我寫不出來。

最早是「挖渠道」的那個「渠」字，後來是「建防疫站」的那個「疫」字，我都寫不出來，問了媽媽。媽媽說：「這不怪你。這些字，都第一次到這裡，被你碰上了。」第三次，要記下一種新到的農具，叫「雙輪雙鏵犁」，那個「鏵」字連我媽媽都不會寫，後來看了產品說明書才知道。

那些年，過幾個月總有新名堂出來。村裡的農民老是擁來擁去看熱鬧，還覺得跟不上。他們祖祖輩輩過著差不多的日子，來個小貨郎都是全村的大事，現在真正的大事一下子來了那麼多，連那些茅屋、老橋都像喝了酒似的興奮著。

每個新名堂要出來，大多先由李龍在橋頭石墩上瞎嚷嚷。這次李龍又在嚷：「要放電影了！」

「什麼叫電影？」坐在他身邊的農民問。

「我問過了。是人做戲，那些人比我們真人還大，只能趁著天黑出來，白天不出來。做完戲，就飛走了。」李龍說。

「這算是鬼，還是魂？」大家問。

「大概是魂。」李龍說。

大家說他又吹牛了。李龍遠遠看到跛腳村長在田埂裡走，就拉著身邊幾個人一起飛奔過去求證。村長說：「真有電影，後天晚上在鄉里放映，可以通知村民去看。我在鄉里看到佈告了，放的是黃梅戲《天仙配》。」

李龍帶著一幫年輕的村民到鄉里去看了這場電影。臨出發時他突然轉身把篤公也拉上了，邊走邊說：「我們都是外行，請你這個內行幫我們講講。」

看完電影回來的路上，李龍和其他年輕的村民興奮地說個沒完。一聲不吭的，是篤公。不管李龍怎麼問，他都好像沒有聽見，只顧眼睛直直地看著夜路，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