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是周志剛六十六歲生日。
他的六十五歲生日沒過成，因為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醫院。全家對他的生日格外重視，總想彌補一家之主的精神損失。周志剛看樣子不在乎，但內心裡是遺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兒媳婦郝冬梅提議兩個生日要一併過。
實際上，周志剛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虛名。在光字片的老窩裡，幾年前就只住著他和老伴了，老伴的精神錯亂已不可救藥。好在她畏懼他的餘威，只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亂語便會立即打住,緘口無言一陣子。經過那一陣子沉默，錯亂的神經總能恢復到比較正常的狀態。周志剛挺享受自己的餘威在震懾老伴精神錯亂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無可取代的特殊價值。當然，他對老伴也很關心，必要的震懾之後，該怎麼疼她還怎麼疼她，從未嫌棄。畢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對她的感情已成為他的宿命。兒女都不再與他們老兩口共同生活，他對兒女們各自生活的影響力已近於無。一家之主純粹是他一廂情願的想象，也是兒女們對他的安慰。他很需要那麼一種安慰，他們也都特別理解。
下午三點左右，一輛中型卡車開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車上滿載著黃泥、沙子，還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塊新磚。車上跳下兩個男人，一個四十來歲，一個二十來歲，都穿著工作服，他們放下車廂板便開始卸東西。周志剛聽到聲音，出門看究竟，四十來歲的自稱蔡曉光，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車東西。蔡曉光實際三十八歲，因為久未理髮，頭髮老長，一圈絡腮鬍子。周志剛第一次見蔡曉光，不知道他和女兒是什麼關係，只當是女兒所求的人。看到那一車自己眼中的寶貝東西，他高興極了，連連道謝不止。蔡曉光也沒和他多說什麼,幫小夥子卸完東西匆匆駕車離去。
那車東西確實給周志剛帶來了極大驚喜。秋天修房子時，他不愁什麼了。水泥和磚絕不能放在外邊，隔夜肯定會無影無蹤。他用足老勁兒一個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進屋裡，接著又和老伴把磚搬入小院，歸攏好黃泥和沙子。
老兩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裡歇氣兒時，老伴兒問：「你跟女兒要過？」他說：「她是當老師的，我怎麼會給她出這種難題？還是她這個女兒更懂我，在我生日這天，求人給我送來了經常夢想得到的好東西！」
老伴撇嘴道:「不如給你買件衣服更實在，難道你要把咱這家拆了重蓋不成？她來了我得數落她，沒見過自己老父親過生日女兒送這種東西的。」
他板臉道：「堅決不許！咱們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話，再過幾年還住得成嗎？女兒給我送這些東西太對了。」
其實，送那一車東西還真不是周蓉的想法，而是秉昆的主意。比起哥哥姐姐來，秉昆更瞭解父親。他只有主意，沒有能力弄到那一車東西。當時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給父親過生日的事。他說出錢可以，說罷看著哥哥。秉義說自己也沒能力搞到那些東西。在a市，水泥、磚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錢買不到的東西。哥哥說完，嫂子也搖頭。
周蓉就問秉昆：「你能保證那些東西會給咱爸帶來驚喜？」
秉昆說：「你們哪兒有我瞭解他？他跟你們發過火嗎？沒鼻子沒臉地訓過你們嗎？舉起巴掌要打過你們嗎？沒有吧？反正我不記得有過那樣的事。他退休後，你們都在上大學，我幾乎就成了他的出氣筒。比起受青睞的兒女，受氣那個往往更清楚父親的喜怒哀樂。他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說：「包我身上了。」
下午四點多鐘，秉義和冬梅兩口子領著周蓉的女兒珥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
他們走在光字片時，吸引了不少注視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a市有礙觀瞻的一角。每座城市幾乎都有幾處那樣的地方，在過來人的頭腦中留下烙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長記憶，每一代人只是對自己頭腦中的記憶有感覺。
很久不見精神氣質好的人出現在光字片了。秉義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們的精神氣質，其次是衣著打扮。
為明虛歲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氣質和衣著打扮也與光字片的少女們大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氣質很難好起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的生活中就完全沒有高興的事。有還是有的，但總會被居住狀況的低劣和周邊環境的髒亂差快速徹底地破壞，如同在窮山惡水的鄉間，迎娶之喜帶來的興奮註定短暫。
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補丁衣服的還是少了。的確良和滌卡兩種衣料特別受a市人的歡迎，用這兩種衣料幾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內幾乎可以不用打補丁。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縫製的衣服，六七成已是化纖衣料。春秋穿滌卡，夏季穿的確良，冬天棉襖棉褲的外套仍是化纖衣料做成的。
化纖衣料的一大好處是不縮水，洗過之後也不起褶皺。不起褶皺卻並非就是有形有樣，闆闆正正，要穿得像樣，必須用熨斗熨過。
光字片的人家都沒那種好心情。
這一天出現在光字片的秉義兩口子和陰為穿的都是滌卡衣服，還是仔細熨過的。在光字片的人們看來，那肯定不是一般家庭。很長一段時間，國內沒有什麼名牌衣鞋帽，高等衣料只能在特供商店才能買到，而進入特供商店的只能是高幹和他們的家眷。絕大多數人穿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顏色也主要限於黑白藍黃灰五種。
一九八六年，a市多數人的月工資也就五六十元。人們一年到頭甚至一生也不怎麼會穿熨過的衣服。男女青年若穿一身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或警服，便會讓人對其家庭背景產生無邊猜測和遐想，以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這也讓愛虛榮的男女青年為此每每幹出傻事來。
秉義三人吸引光字片人們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剛家大兒子，那女人是他媳婦，聽說是一位副省長的女兒。」
「人家現在抖起來了，有靠山了，聽說當上省文化廳的處長了。」
「那周志剛老兩口還住咱們這破地方圖什麼呢？也沾兒子的光換個好地方住啊！」
「不是說咱們這破地方遲早會拆遷嘛，老兩口守著老窩，等拆遷的好處唄。」
「等到猴年馬月呀？也許死了還沒等到呢！」
一些認識秉義、多少知道一點兒周家事的人議論起來，很是羨慕。周家畢竟是光字片老住戶，口碑不錯，議論者們舌尖留情，不至於說出些更不中聽的話來。
實際上，他們冤枉周秉義了。周秉義當上文化廳文藝處處長，與冬梅的父親是不是當過副省長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一九七七年，高考剛一恢復，秉義就考上大學。沒有任何懸念，報名，考試，順順當當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學。
只不過考前面臨一些狀況。那正是全國知青大返城的年代，是先返城把戶口落回到a市再參加高考，還是直接從兵團報名參加高考，他猶豫過。師教育處處長開導他說：你不管從哪兒考上大學，戶口便又成了集體戶口，畢業時把你分到哪兒沒準，所以你考前戶口落在哪兒沒什麼實際意義。不如安心在師裡複習，直接從師裡考吧。他覺得人家說得有道理，就沒返城。
考前，師長與他談過一次話。師長說：「我將來要回軍區，所有的現役軍人都將撤回軍區。軍區有個內部檔案，允許各師帶走幾名優秀知青幹部，軍隊也需要充實新鮮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問題，肯定不再是問題了。」
周秉義第二次放棄了成為軍隊幹部的選擇。
劉少奇的冤案還沒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親已被證實死在獄中，也尚未有結論，這讓他在人生重大抉擇面前做不到心無旁鷲。何況，上大學始終是他的夙願。
他如願以償地成了北大歷史系的一名大齡學子，那一年他二十九歲，系裡有些學弟學妹才十八九歲。他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大哥」。
不久，同學們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樣照顧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選為系學生會主席。
周秉義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為樂，行事低調，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一九七九年新學期開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天安門事件」得到了徹底平反。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周家兩個曾經學習拔尖的兒女，終於先後迎來了他們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義始終關心妹妹的命運，「天安門事件」一平反，他也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樣，肯定要圓大學夢。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卻給了他莫大的驚喜。他不無埋怨地說：「你看你，我已經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來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專為你們男人辦的大學呀？許你考來，怎麼就不許我考來？」
秉義說：「你這叫抬槓。我在最近一封信裡問你打算考什麼大學，你回信中明明寫的是尚未決定！咱倆在同一所大學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說：「給你的回信寄岀沒幾天我就決定了呀！兄妹倆在同一所大學，我的感覺蠻好，我就是衝你在北大才考來的嘛！」
秉義沉下臉道：「談話態度認真點兒行不？」
周蓉見哥哥不高興了，這才鄭重解釋說，她那位詩人丈夫馮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兩個月回到北京。
「難道你不希望我倆都在北京嗎？雖然考清華我也沒問題，但我的興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囉！哎，哥，我考到北大來你又憑什麼不高興呢？擺得出正當理由嗎？」周蓉轉守為攻了。
她說要當中國女性的別林斯基或車爾尼雪夫斯基。
秉義聽說妹夫已經平反，又回到北京，這才替妹妹高興起來。接著，他想盡一番哥哥的義務，囑咐妹妹怎樣做一名優秀生。
周蓉起初還裝出認真聆聽的樣子，聽著聽著，不耐煩了。她說：「學生會幹部終究也是學生。我是學生，你也是學生。你是結了婚為人夫的學生，我是結了婚為人婦的學生，我們都是年齡大身份特殊的學生而已。我們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則，並且是好原則。你就說咱們兄妹倆都要繼續按那原則做人做學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孃教子似的囉唆起來沒完呢？」
秉義被妹妹頂得愣了會兒，才說：「做人和做學生的原則是不一樣的，你的話恰恰證明你還根本不清楚這一點，也恰恰證明我對你的囑咐不是囉唆多餘，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較起真來，反駁道:「哥，你的話奇怪了，大學生者，身在大學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則基本就那麼幾條，大學生只能做得更自覺，不能反而差勁兒。難道大學生還有另外的做人原則不成？」
秉義又愣了愣，還想說什麼。不待他說，周蓉搶著又說：「哥，我來找你只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學生了。我不是來找你辯論的，不過我認為，咱倆已經在辯論了，而且涉及了一個很值得辯論的話題。小妹初來乍到，尚有許多事要辦。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來向哥哥討教。」
她說完，見四周無人，對哥哥行了個屈膝禮，翩然而去。
站在未名湖邊，周秉義望著妹妹遠去的背影一籌莫展，獨自苦笑，但內心還是挺高興的。
不久，他就有點兒不高興了。中文系的學生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與友人商榷」的文章，題目是《論好人與好大學生》，署名「鄒小容」，別人只當那是真名，秉義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蓉的化名，取義於「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名字。文章的內容，自然是引經據典批判「做人與做好學生的原則是不一樣的」的觀點。
秉義只有裝作渾然不知。
「鄒小容」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數學生都在打聽中文系的「鄒小容」是哪一個。
一石擊起千層浪——那正是中國大學生熱衷討論和辯論的時代，投稿與讀者來信雪片似的飛往中文系學生會，支援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許多人希望將這一場討論繼續進行下去。
周蓉也和秉義一樣裝作渾然不知，除了上課、吃飯、睡覺，其餘時間總喜歡泡在圖書館，彷彿那事與她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
她當然還是美女。甚至可以說，比幾年前更美。美得越發有氣質，一種眾說紛紜的屈原詩中「山鬼」般的氣質。
因為她的出現，愛上圖書館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並不喜歡安靜的男生。
基因遺傳很奇怪，科學研究也難以自圓其說。比如周家的三個兒女，秉義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地都有父母的性格特點。秉昆身上父親的性格特點多一些，愛認死理，為人處世常常一根筋，個別情況下靈活一點兒，但也靈活不到哪兒去。秉義身上母親的性格特點多一些，凡事從不認死理，若能靈活一下求得一團和氣，那就以和為貴，從不放棄爭取。即使不得不與小人進行難以調和的博弈、鬥爭，也不會得理不讓人，把對方逼到死角，而是儘量留夠迴旋的餘地。他們的母親靠這種無師自通的處世經驗，把街道小組長當得遊刃有餘，勝任而愉快，頗獲好評。周秉義明智地繼承了這一優點，併發揚光大，這讓他即使在「文革」時期竟也算過得順風順水。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時，還總有貴人暗中庇護、相助，大多數人總是比較喜歡溫良恭儉讓的男人。
秉義的適應性很強，秉昆次之。周蓉從骨子裡天生叛逆，如果一個時代讓她感到壓抑，她的表現絕不會是逐漸適應。短時間的順從她能做到，時間一長，她就要開始顯示強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壓制和打擊冷酷無情，那麼，她將會堅忍地抗爭到底。
她對自由的嚮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尋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從書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寧死」思想。
從小學三年級起，她每次語文和數學考試都考雙百，成績名列前茅。如果說這還算不了什麼，那麼，音樂、體育、美術與手工成績也一向獲優的學生，全校則只有她一個人了。
一次，班主任老師找她談話，說只要她能保持那麼全面的好成績，學校就會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學去，她卻說不願被保送。
老師奇怪地問為什麼。
她說好中學都在市區，她不願學校離家太遠。那麼一來，冬天上學放學會挨凍。
老師又問，依她的心願，上哪一所中學為好？
她說出的是共樂區一所很普通的中學，離家只有十幾分鐘的路。
老師驚訝地說：「你怎麼可以成為那所中學的學生呢？」
她反問：「我為什麼不能成為那所中學的學生呢？」
老師說：「你上哪所中學可不僅是你的事，關係到學校和班級的聲譽，你趁早打消那樣的念頭。」
她說：「我上哪所中學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師要趁早打消你們的念頭。」
一名小學五年級女生，以那麼一種語言和口吻與班主任老師說話,幾個老師都大為驚訝。他們互相看了一陣，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以為不過是一名好學生在一向喜歡的班主任老師面前的任性和放縱——這也是好學生的特權。
老師笑罷，嚴肅地說：「誰趁早打消念頭可不是你小周蓉說了算。」
然而，老師們都未免小覷了周蓉。六年級上學期考試結束時，她的各門成績都剛剛及格！這讓全校老師大跌眼鏡。
班主任老師慌了，隔日派同學把她媽媽請到學校，強調她肯定是成心的。
媽媽回到家自然立刻開始問：「你是成心的嗎？」
她說：「是。」
媽媽大怒：「你怎麼敢那樣？」
她說：「只有那樣才能打消她們的念頭嘛！」
媽媽更加憤怒：「老師們那麼想有什麼不對嗎？」
她說：「不是我情願的事，強迫我就是不對。」
媽媽怒不可遏，從炕上抓起了笞帚，倒握手中，欲施家法。
她說：「媽，你不許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
媽媽喝問：「還反了，那你要怎麼樣啊？」
她說：「那我要死給你看的。」
媽媽極其震撼，瞪著她呆住了。然後，罰她到牆角去站著。
她說：「這行。」說完乖乖走到牆角那兒，面壁而立。
哥哥秉義回來了，母親讓他說服周蓉聽話。
秉義那一年讀初三。他是學校的學生思想輔導員，負有幫助思想落後的同學進步的「使命」。小學的學生幹部沒有思想輔導員一職，一般中學也沒有，少數幾所重點中學才有，屬於管理學生思想方面的創新舉措。秉義對思想輔導員工作充滿熱情，認為這最能體現一名學生的優秀和進步。
秉義對妹妹說：「保送有什麼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點中學的嗎？我的感覺很好啊！」
周蓉說：「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覺好，也許我的感覺就相反。」
秉義說:「不會的。那怎麼會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當上學生幹部，入團也容易。」
周蓉說：「我才不想當學生幹部，也不想那麼早入團。我連當好學生都當煩了。老師們整天說好學生應該這樣那樣，我的耳朵快聽出繭子啦！好學生有時還得裝模作樣，大人們常說裝模作樣的人不好，那小學生裝模作樣就反而好了嗎？哥，你當好學生就沒當煩過嗎？」
秉義耐心地說：「當好學生怎麼會當煩呢？是好學生，同學敬著，老師喜歡，家長臉上有光，自己也滿意，多好啊。我從沒當煩過，上了高中我也要繼續當好學生。當不成好學生，我的感覺才會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學了，你的思想太成問題！簡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後的小學生！」
周蓉說:「那又怎麼樣呢？我頭腦裡要那麼多進步思想幹什麼呢？你是我哥，從小一塊兒長大，別人不清楚，我還不清楚你嗎？你是在家裡一個樣，一到學校就另一個樣。我是在家裡什麼樣，在學校也什麼樣。讓我為了當好學生不一樣，那我心裡就彆扭。再說，我也從沒看出你的思想比我進步呀！」
兄妹倆你一言我一語，周蓉一張小嘴像連珠炮，振振有詞地與哥哥理論，唇槍舌劍，絕不甘拜下風，駁得秉義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詞窮。在秉義就讀的那所重點中學,男生思想輔導員只做落後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義覺得，妹妹還處於懵懂狀態，與自己不在同一思想層面，很難理論清楚。何況周蓉任性，講歪理，成心氣他，讓他沒轍。
就在秉義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秉昆放學回來了。
周蓉問：「秉昆，你覺得咱哥的思想比咱倆進步嗎？」
秉昆看看哥哥，反問姐姐：「思想是什麼呀？」他接著又問哥哥，「哥，你什麼時候有思想了？把落後的進步的都說一點兒給我聽聽唄。」
小弟的話極認真，絲毫沒有不敬之意。
秉義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大為尷尬，敗下陣來。妹妹似乎大獲全勝，雖受著懲罰，卻顯得很開心，向哥哥做鬼臉。
秉義愛自己的面子，也岀於對妹妹的愛心，向媽媽覆命時謊報戰果，說妹妹已經想明白了。媽媽誇了他幾句，才宣佈對周蓉的懲罰結束。
媽媽又到學校去了一次，請老師們放心，感激老師們對女兒的精心培養。
等到周蓉參加中學考試，結果讓老師和媽媽瞠目結舌——各門功課又都是剛剛及格，那樣的分數也只能升入共樂區那所普通中學。一名學習成績特別好的學生，既沒有參加保送，也沒考上重點中學，考得一敗塗地，成了很不怎麼樣的一所中學的收容生，這讓學校和老師顏面全無，認為是自己學校的奇恥大辱。
媽媽的憤怒自然更勝上次。她喝問：「成心的是不是？」
女兒誠實地回答：「是。」
她便捱了幾笞帚疙瘩一一那是媽媽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
結果，她就真的絕食了。
事情鬧到那般地步，想不讓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當年周志剛只是省內「小三線」的建築工人，尚未到「大三線」去。正趕上他探家，於是，他親斷此樁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確實算得上是一樁大案要案了。
周志剛問明原委，對老師的惱火反而不以為然。依他看來，女兒聰明伶俐，學習又很用功，並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於她自己想上哪一所中學，為什麼不依她呢？當然可以。他也認為，上離家很遠的重點中學還不如就近上學。特別是在冬季，天亮得晚，黑得早，一個女孩子天剛亮就得出門去上學，往往天黑了才放學。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鐘，稍走慢點兒就得一個多小時。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幾度，那也不能說不去就不去上學吧！乘公共汽車呢，不是每月要花三四元車錢嗎？普通中學怎麼了？那麼多在普通中學上學的孩子，沒聽說誰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學反而傻了！他覺得女兒並沒犯什麼大錯，錯在沒向媽媽說清楚。對小學生也不能要求太高，還不懂事呢。
他很快原諒了女兒，卻嚴肅批評了大兒子秉義，指責他向母親謊報勸說結果。周家的兒女，那是不可以撒謊騙人的！因為家庭內部之事，騙的是自己的媽。如果以後參加工作了，騙的是同事、領導或群眾，除了要承擔後果，人格不就毀於一旦了嗎？
秉義這個哥哥就是好，他當時對媽說謊，完全是出於對妹妹的愛心。過後沒再舊話重提，那是忘了，因為沒想到妹妹竟那麼鐵定主意。他不無委屈，卻虛心接受了父親批評，勸媽媽不要再生氣，還將造成不良後果的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真誠地表示願受家法處置。
媽媽也認為事情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秉義有難以推卸的責任。她的惱怒無法消除了，堅持要大兒子跪到牆角去反省。
在女兒面前，周志剛這個一家之主懂得需要維護一下媽媽的權威。自己常年在外,兒女們主要得靠媽媽來教育，不樹立一下她的權威那還行？儘管他內心裡覺得大可不必，卻連一句調和的話也沒說，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無異於贊成。
於是，秉義乖乖跪到牆角去了。
周蓉反過來替哥哥求情。最令母親惱火的當然還是她，求情當然遭到了母親的嚴詞拒絕，周蓉也只好乖乖走到牆角那兒去陪跪了。
那是周家父母對兒女實施的最嚴厲的一次家法，也給小兒子周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
鬼使神差的，秉昆也陪跪了。對周蓉的反叛，當年的他打心眼裡佩服。如果一個家庭有三個子女，其中兩個都很優秀，經常受到大人們的誇獎，只有一個似乎毫無長處，因而幾乎從來聽不到表揚之詞——並且還是最小的孩子，那麼他沒法不自卑孤獨。作為老疙瘩，父母對他的疼愛肯定會多一些，哥哥姐姐也處處讓著他，關照他。但是說到誇獎，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沒法滿足他——五歲多了還經常穿錯鞋;上小學了,還經常把2、3、5、7、9反著寫3分不清「倒數第二」是不是值得高興的好成績，對這樣的孩子，誇獎豈不是太違心了嗎？實際情況是，哥哥姐姐在學校獲得了什麼榮譽回到家裡後，父母高興之餘，總將憂慮的目光投到他這個老疙瘩身上。母親那時就會輕嘆一聲，而父親照例寬慰媽媽說：「三個孩子將來能出息兩個就不錯了，謝天謝地吧。」那時哥哥姐姐就會向他示好，幫他削鉛筆或重新包書皮，彷彿他們優秀是很對不起他這個弟弟的事。
現在好了，經常受到誇獎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兒好學生，還是她故意要做問題學生，這讓秉昆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幾分快意。
他也同情哥哥秉義。如果哥哥當時不說謊，不知姐姐將會被罰站多久。母親不消氣，估計姐姐也許連晚飯都吃不上。把哥哥換成自己，當時肯定也會對母親說謊的。第二天他就會把那事忘了，估計哥哥也是。自己也罷，哥哥也罷，終究是兩個孩子，誰能想到周蓉竟會一意孤行呢？所以，他對無怨無悔地陪姐姐受罰的哥哥心疼起來。
小秉昆陪跪時的心情是複雜的。周志剛則對三個孩子跪一溜兒根本不當回事似的，他把終結權甩手交給了孩子媽媽，出門下棋去了。
三個兒女一起跪了一個多小時。
等母親解除懲罰時，他們的腿都跪麻了。
當晚，待三個孩子睡著了，夫妻倆聊起枕邊話來。
秉昆媽說：「你好好想一想，你們周家的先人中，出過那種打定主意不撞南牆不回頭、一條道走到黑的人沒有？」
周志剛認真想了想，很負責任地回答說：「肯定沒有。
秉昆媽就大為奇怪了，「那，咱們女兒的性子，可是隨的哪一條根呢？」
周志剛不愛聽了，反問：「你怎麼不往你家先人中想一想呢？」
秉昆媽說：「我想過了，更沒有嘛！」隔會兒又說:「將來讓咱們不省心的，倒未見得是老疙瘩，很可能是女兒！」
周志剛告誡說：「你既然領教了她那種性子，以後就不必對她太苛刻。啥叫出息？啥叫沒出息？咱們老百姓人家的女兒，將來是好人，走正道,我認為就是出息了。咱們女兒善良，知仁義，對人對事有正義感，只要這三點在她身上不變，其他方面任性一點兒就隨她吧。別管教太嚴,把個原本挺好的孩子管出問題來。」
好孩子被管教得精神不好了,這樣的教訓秉昆媽媽也是聽到過的,從此對女兒就不再牛不喝水強按頭了。
周蓉自從上了那所離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學，挺開心的。她不再爭當尖子生，也不寫入團申請書，很快就與一些調皮搗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對學習成績較差的女生也親近有加。老師們都搖頭：「哪兒像小學裡連續多年的三好學生呢？」
然而，老師們還是對她刮目相看了。那些調皮搗蛋的男生漸漸變得守紀律懂規矩，那些學習成績一向較差的女生也有了進步。
老師們暗訪究竟，那些男女生都說是因為周蓉帶給了自己友誼和快樂。心裡多了快樂，學習成績自然就上去了。
臨畢業時，周蓉對母親說：「媽，上初中時我讓你失望了，那時女兒年齡小，不懂事，太任性，對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點高中，一定給媽一份驚喜。」
母親沒好氣地說：「你的事媽已經懶得操心了，隨便你。」
女兒果然考上了一所重點中學。在本市重點中學的排名榜上，秉義被保送的那所中學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則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點中學。
成了高中生的周蓉陡然間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傳授了什麼易容術似的，幾個月一個樣，一年多後變成了令人驚豔的美女。小學時的她並非多麼漂亮的女孩，初中時也只能說是秀氣，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氣，有時甚至讓媽媽尷尬。
經常有人問媽媽：「是你女兒嗎？怎麼看不出有哪處像你呢？好漂亮的女兒，你當媽的真有福氣！」
話裡話外，總會讓媽媽聽出這麼一層意思——怎麼長得像混血呢？不是親生的吧？
這時，媽媽總是說：「是我親女兒，小時候也不是那個樣，越往大了長越不像我了，也沒哪處像她爸的地方，那麼高的鼻樑，雙眼皮兒，要不是左鄰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啊？」這麼說時，她內心裡是愉快的。
成為高中生的周蓉，不知接受了什麼「神諭」，竟變得很文靜、很淑女了。她在學校裡並沒有什麼追求者，男生們都覺得她太高傲了。儘管高傲只不過是她的外表而非她的內心，但他們的誤解正中她的下懷。周蓉由此少了許多難免會發生的滋擾，可以全心全意學習，並有更多時間來讀她喜歡的文學書籍。
周蓉想方設法辦了幾個圖書館的借書卡，如飢似渴地借閱，假期更是集中博覽群書。她感興趣的不是中國小說而是西方啟蒙時代的名著，當年譯成中文的幾乎全讀了。
周蓉特別反感中國小說中對女人的態度。她曾對郝冬梅說：「在中國男人筆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討厭！」
但是她對《紅樓夢》，對《聊齋志異》中的某些名篇、唐宋傳奇小說以及《白蛇傳》一類民間故事卻極為欣賞，認為寫那些書的人才算尊重女人。
她喜歡唐詩宋詞，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貢獻，卻不喜歡莊子，認為只不過是標新立異，譁眾取寵。她認為老子與莊子之文如出一轍，未免過分求「玄」。
對於思想類書籍，她愛讀深入淺出、循循善誘的一類，鞭辟入裡、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蔡元培的《論中國人的修養》她細讀了數遍，梁啟超和魯迅的書也經常置於枕邊。
她常在哥哥與郝冬梅之間口無遮攔發表奇談怪論，比如說，「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說作品，若論雜文成就，論對中國文化思想及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當在魯迅之上。魯迅被後人鍍金了。每個國家的後人其實都喜歡為本國的各界名人鍍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鍍金好比美化老院落，應以修舊如舊為宜，要很講技巧，過了就俗了。」
哥哥與郝冬梅聞之表情大變，都再三警告她，如此狂妄言論絕不可對外人道。
一次，她聽說市圖書館有數部《胡適文集》，屬禁閱書籍，她苦求管理員，終於能在圖書館偷閱。幾天後，她對哥哥和郝冬梅說：「現在我對胡適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點兒發言權了。」
哥哥和冬梅未讀過胡適的書。當年，胡適的書不是想讀就可以讀到的，高中學生讀胡適的書，那基本上會被定性為「思想鬥爭新動向」。
哥哥和冬梅都不信她的話，以為她自我吹噓。她講了自己是怎麼讀到的，並背了幾段給他倆聽。她說：「如果一個人是一顆星，就會存在於星河。別人只能評價他是一顆怎樣的星，分析他為什麼是那樣一顆星。他明明是一顆星，非當他不存在，甚至非說他只不過是玻璃磧，這種文化態度是可笑的。總有一天，會讓自己陷於文化窘境。」
他倆又一次表情大變。
哥哥指責道:「周蓉，你對親人對他人還有沒有一點兒起碼的責任感？」說罷怫然起身，到外邊去了。
冬梅跟到外邊，見秉義正在小院裡生悶氣。
秉義說：「看來，我家將因這個妹妹憂患無窮，她也會讓朋友們受牽連，父母拿她沒辦法，我拿她也沒辦法，這可如何是好？」
冬梅也感到問題嚴重，就回到屋裡，把秉義的話對周蓉複述了一遍，鄭重地說：「你哥真生氣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證一一你再也不會做那樣的事，永遠不再說你剛才那番話。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後再也不來了。你哥的擔心是對的。被牽連的人是可悲的，一個人如果明知做哪類事說哪類話將會牽連親人、朋友，卻任性而為，那個人是不道德的。」
冬梅將話說到這種地步，周蓉不能不認真對待，她趕緊走到小院裡向哥哥保證。
秉義說：「你不要以為咱們是工人家庭的兒女，就等於披上了政治保險的紅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揮舞在你頭頂，你就後悔晚了。親人和一切愛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牽連也將是必然之事！」
那時秉義已是學校團總支書記，預備黨員了。
周蓉理解了哥哥的不安，諾諾連聲。
不久後的一天，冬梅勸周蓉還是要爭取入團。她說全市排名第一的重點中學的高中生，光榮的「大三線」建築工人的女兒，如果畢業時連團員都不是，會讓別人產生種種不利的猜疑。
周蓉聽出了那是哥哥的話，也是她自己的想法。此時的周蓉實際上已多少受到猜疑，她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團，有團組織教育和監管著自己的思想，他倆會少操些心，不安也會消除。
她說：「我聽你們的。」
未來的嫂子冬梅的態度她得重視。
周蓉明白，自己的重視程度，很可能也將影響到哥哥與冬梅的關係。
她寫了一份入團申請書，接著寫了兩份思想彙報。寫入團申請書時，心理上並沒有特別不適。寫思想彙報時，心裡則有些彆扭。倘如照實來寫，肯定會被視為異類；倘隱而不宣，又是在撒謊。
對組織撒謊是她所不願意的，但為了能入團，她選擇了撒謊。寫第二份思想彙報時，她心裡已不怎麼彆扭了。
然而，她並沒有順利入團，負責同學鼓勵她寫第三份思想彙報後沒幾天，「文革」開始了，各單位的黨團組織全都癱瘓。
一九七九年，人們還在反思「文革」浩劫。
周秉義比一般同學更能感受到校園氣氛的弔詭。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學生會主席看起來有板有眼，應付自如，實際上他言行謹慎，不越雷池一步。
周蓉突然出現了，而且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還成了北大中文系學生，周秉義不免有些擔心。
與妹妹的第一次見面挺有懸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訴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學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認識他這位歷史系的學生會主席。
自從擔任系學生會主席，周秉義逐漸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物件。
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禮，成熟友善，怎麼會不那樣呢？其實，他對做名人已經沒有感覺。高中時，他就是學校名人。成為全市二十一名高中生黨員後，他也曾經一度感覺有些飄飄然。做了兵團師部的知青幹部後，更是讓許多同齡人羨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麼知名度了。「當好學生當煩了」，妹妹周蓉小學六年級時的感受，也是他當時的感受。
當系學生會主席，對於周秉義幾乎是必然之事。他從不刻意追求名利，也從不躲避名利。
有了一定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學更多的追求者。
周秉義從沒動心過。他對妻子郝冬梅的愛可謂白璧無瑕。
他強作歡顏，與每位想要認識他的女同學見面——儘管許多時候他覺得簡直是滋擾，也因此煩惱，但是出於起碼的禮貌和尊重，他還是剋制自己，客客氣氣。學生幹部沒什麼了不起，多認識一些同學也是自己的榮幸——他經常告誡自己。
一見面，竟是妹妹周蓉，這太令他愕然了。
周秉義從妹妹的言談舉止中，一點兒也沒看到吃過「苦頭」的人常有的心有餘悸和謹小慎微。相反，他感到妹妹簡直是好了傷疤就忘疼的自以為是。這讓他感到有些不安。
周蓉發表在中文系系刊上那篇「與友君商榷」的文章，讓他極為不快，卻也不想多加理會。
周蓉確實沒把自己吃過的苦頭太當回事，更談不上心有餘悸。她知道得越多，就越覺得自己經歷的平淡尋常。她是滿懷著喜悅和興奮來到北大的，如同一個帶著空背包的人進入了阿里巴巴的藏寶洞。她很快就感受到了學校那種思想活躍的氛圍，非常享受。對於她而言，新思想是知識，也是財寶。她其實一點兒也不偏激，這得益於她讀過的書。她明白凡事必有原因，國家的發展各有不同，甚至與國家基因有關。她在系刊上發表文章，只不過是小試牛刀，看看自己的思想及表達能力。
有人說那篇文章寫得挺好，很有文采，這讓她對自己的寫作更有信心。她心滿意足，從此沒事似的不再關注那篇文章引起的餘波。
然而，那篇文章引起的風波並不因為作者的漠視而終結。中文系的學生推波助瀾，籌劃了一場大辯論。佈告貼出，許多外系的同學覺得話題新穎，別開生面，響應者眾多。
這所藏龍臥虎之地，一旦有學生張羅操持，必然影響很大。
好人之好與好學生之好究竟是何種關係？——他們自己也沒料到，看似平常的辯論主題，居然引來了許多外系學生。
哲學系的學生認為論題屬於哲學範疇，竟被中文系同學搞成了一場辯論會，個個摩拳擦掌，準備一展風采。
歷史系的學生也來了不少，他們原本希望系學生會組隊參加。中國好人文化源遠流長，歷史系的學生有太多話可說。
周秉義態度冷淡，不支援，也不反對。他的消極態度甚至引起本系同學的不滿。
周蓉本來不在場——她又到圖書館看書去了。作為始作俑者，她其實很難逃避。結果，她差不多是被中文系的學兄學姐挾持到了會場。
周蓉被主持人請上臺發言，會場氣氛頓時一變。
啊！「鄒小容」原來不是熱血男生，竟是個大美女。女生們一陣竊竊私語，男生們個個眼睛發亮。
起初，還有些與主題有關的話拋向她——
「你那位友人是何許人也？」
「你倆怎麼談好人與好學生這一話題？」
「你的文章刊出後，友人有什麼看法？」
「會影響你們的關係嗎？」
這些問題皆牽扯到自己的哥哥周秉義，想到哥哥是多麼的不願受自己的連累，她除了王顧左右而言他，再無別的招數。主持辯論的學兄見她陷於被動，豈忍袖手旁觀？出於憐香惜玉，也是為了中文系的榮譽，急忙替她搭臺階鋪錦毯，介紹她那一段與「四人幫」鬥爭的光榮經歷來——學兄訊息靈通,不知從哪個渠道刺探到了,卻又知之不確,多溢美之詞,還誇大得甚是離譜。那種情況之下，周蓉不得不出面澄清。
她出面澄清時，臺下又是一陣肅靜。
當年，有反「四人幫」經歷的人士，仍令學子們由衷敬重。北大是「四人幫」流毒迫害師生的重災區，悲情氣氛仍較濃重。現在臺上站著一名曾與「四人幫」餘黨鬥爭過的美女學生，大家都覺得很傳奇。不知哪一位帶頭喊起了口號，於是口號此起彼伏相繼而起。主持人擔心局面失控，直接宣佈辯論結束。周蓉在同學們簇擁之下，匆匆離去。
辯論會開得並不成功——究竟好人之好更好，還是好學生之好更好，也沒辯出個什麼結果。周蓉卻大大出名，儘管這並非是她的意願。
一天晚上，周秉義親自守在周蓉宿舍門外，堵著了要去教學樓看書的妹妹。
秉義劈頭問道：「這下你得意了吧？」
周蓉反問：「哥，你什麼意思呢？」
周蓉有些發火，「你別裝糊塗！」
周蓉確實是在裝糊塗。哥哥指的是什麼事，她當然明白，只不過因哥哥的態度而不悅，故意反問了一句。哥哥的怒氣讓她更加不悅，依她想來，那件事也不過就是一件結果始料未及的校園偶發之事，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值得哥哥那麼氣勢洶洶。
周蓉不高興，乾脆裝糊塗裝到底。她正色道:「哥，我得提醒你啊，你我都已經為人夫為人婦了，我已做母親了，你不可以用那種莫名其妙的語氣訓斥我。請告訴我，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讓你對我怒火中燒的？」
「周蓉，你不裝糊塗行不行？！」周秉義大聲嚷嚷起來。
「你小聲點兒行不行？讓人聽到了成什麼樣子？不錯，我是在裝糊塗！誰叫你這個哥哥一開口就訓斥我的？我現在和你一樣是北大學生，作為中文系的學生，我有感而發，在我們系刊上發表一篇文章怎麼了？我參加了一場由我們系學生會主辦的辯論會又怎麼了？何況我也是不情願的，怎麼就像衝了你的氣管子似的？你犯得著氣急敗壞嗎？」周蓉振振有詞，與哥哥槓上了。
「你那篇文章的思想很成問題！好學生的好與好人的好從來就不矛盾，你為什麼要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居心何在？」周秉義簡直是審問的口吻了。
「好學生的好與好人的好從來就不矛盾嗎？你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文革’那十年中，從小學到大學，不就是因為另搞了一套所謂好學生的標準，才讓不少學生變得像野獸嗎？咱倆都是過來人，難道你如此健忘嗎？用民間的樸素的好人標準來衡量，當年那種種好學生的標準能立住幾條？」周蓉也完全是針鋒相對的辯論口吻。
「當年！’文革’結束好幾年了，難道你要把那十年記一輩子嗎？許多人希望’文革’成為歷史，反感你這種動輒拿’文革’說事的人。你不要以為你碰巧有了那麼一種經歷就真的光榮，那隻不過證明了你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人。任何時代，不安分的人都要付出代價。你不要剛剛好了傷疤就忘了疼！如果你連這點兒人生常識都沒悟懂，那麼作為你的哥哥，我有責任教導你，你要牢牢給我記住！」還是教訓的口吻，秉義確實也是苦口婆心。
不料周蓉瞪著他，冷冷地回敬了一番話：「哥，沒想到十年沒見，你變成了一個如此可憐的人。我好懷念十年前的哥哥。我那篇文章的確還有點兒價值。我也要提醒你，蔡元培先生當年任北大校長時，鼓勵學生應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是學歷史的，建議你從歷史中去尋找……」
不等她說完，周秉義揮手扇了她一記耳光。
周蓉的半邊臉被扇得火辣辣的，有點兒麻木。
她卻並沒捂臉。待了幾秒鐘，她轉身走了。
周秉義氣得渾身發抖。他並非小肚雞腸之人，他的小題大做實在是有苦衷。有關方面向秉義傳達了一個意見，希望他勸導妹妹不要太活躍。與妹妹進行嚴肅的談話，不僅是他的義務，也是任務。然而，有些話又不能對妹妹挑明，怕她產生心理壓力，事與願違。在他們那一代人中，秉義算得上是老黨員了，沒有人理解他的苦衷。
秉義的煩惱還沒完。不久，他就成了校園傳說中周蓉的「物件」，成了許多男女生議論的人物。美女學生的物件究竟是哪一個男生，這種好奇是大學校園裡最有傳染性的。結果，他當年因為放棄穿軍裝的機會而在兵團師部經歷的新聞「洗禮」，在北大又經歷了一次。無奈，他只得求助於中文系學生幹部。人家挺給面子，派學生記者採訪了一次，稿件仍發在中文系的學生刊物上，題目是《哥哥眼中的「鄒小容」》。結果適得其反，周秉義的煩惱更多了，幾乎每天都有幾個男生懇求他，希望通過他與「鄒小容」聯絡。
滿心委屈的周蓉雖然與哥哥不來往了，卻能理解哥哥的煩惱，她也有些內疚。於是，她親自策劃了一場「中外情詩朗誦會」——朗誦者主要是學生，還通過馮化成請了幾位校外詩人。
那年頭，幾乎被斬草除根的小說家們尚未緩過氣來,詩人們卻已「春江水暖鴨先知」，開始有些萌動了。在大學校園裡，不喜歡詩歌差不多與俗是同一個意思。一個親近詩歌的人，幾乎就等於是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