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和朋友們已經三個春節沒聚了。這些底層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見時互不稱呼「哥們兒」長「哥們兒」短了。他們都成為丈夫當了爸爸，各自承擔起小家庭的責任了，那責任迅速耗掉了他們單身青年自在時的精氣神，一個個似乎也都變得成熟了。酒喝得多了，話說得少了。
德寶和春燕還住在春燕家。春燕由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那陣子在大會上發過幾次言，還有白紙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彙編》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斥為「四人幫」餘黨的馬前卒，想讓她身敗名裂，她做了多次檢討都過不了關。後來，幾名老幹部聯名保了她一下。當年她為他們修過腳，並未把他們視為與人民同池共浴的「階級異己分子」，而是以「為人民服務」的熱忱一視同仁地對待他們，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在意見書中認為，清算「四人幫」的罪惡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輕的女修腳師當年違心的錯誤言行不放很不合適，容易引起群眾鬥群眾，此風不可助長。他們的意見書引起了新任領導的重視，於是春燕的「政治問題」總算解套。德寶說，在一次次檢討都難過關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過。
那時，於虹也被要求揭發批判春燕。於虹很瞧不起那些批判春燕的人,她看得分明,那些人是岀於對春燕的嫉妒,想趁機把春燕整倒整臭。標兵的榮譽雖然並不如漲一級工資實惠,卻還是讓許多人眼紅。有一次，於虹在那些人圍攻春燕時當場翻臉，將他們罵了個狗血噴頭。人家於虹那口子趕超也是有過反「四人幫」的實際行動，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專題報道中也曾提到過，給全省帶來過榮譽。趕超和國慶的姓名，已經與邵敬文、白笑川、周秉昆三位反「四人幫」鬥士的姓名連在一起，省報整版報道三人的事蹟時，有一段專門寫到了他們被捕後孫趕超和肖國慶的行動，強調那些行動對喚起全民政治正義感的重要影響。憑著這些資本，於虹罵他們都是「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倒也罵得理直氣壯。經她那一罵，準備整春燕的人大為收斂，春燕與她的關係，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齒寒、榮辱與共的高境界。
然而，春燕那標兵的榮譽還是沒了，也不是她一個人的榮譽被取消，所有「文革」中湧現的省市標兵、模範們的榮譽全要經過重新認定。春燕又恢復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腳師了，這讓她對以往經歷有南柯一夢之感,她變得更深沉，也似乎更成熟了。春燕兩個姐都拖家帶口返城了，兩個姐夫都是普通知青，勉強有個初中文憑，也都是底層人家的兒子，找工作時家裡幫不上任何忙，沒任何社會關係可以借力，所以兩個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體性質的街道工廠。她二姐帶回城一個女兒，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沒他們住的地方，只能租房住。比春燕大一歲的二姐，對春燕一家三口長期佔據父母家的一間屋子不滿，認為爸媽的「光」應該大家均沾，為此與春燕兩口子一見面就發生口角，總是不歡而散。
國慶和吳倩一直沒有穩定的小窩，婚後哪一年都搬家，越搬離市區越遠一一大批知青返城後，房租漲得極快，一間十幾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房租已由當初的八九元漲到二十幾元了。他倆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壓得有些吃不消了。
趕超和於虹兩口子雖無租房壓力，但他們在趕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廈子因與鄰家發生了佔地多少的矛盾，一直處於日子過不安生的狀況。只不過就是一尺來寬面積的爭執，最終激化到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地步。窗對著窗、門挨著門的兩家，哪一方想與對方在每天裡少見幾次都根本不可能，兩家人的日子就都過得特惱火。趕超不想把關係搞得那麼糟，多次主動提岀要與鄰家坐在一起好好談談，但鄰家挑戰的是他們小兩口的底線——不拆了一面牆縮排去一尺重蓋就免談。派出所都認為那是無理要求，趕超小兩口當然只能「同仇敵忤」。
國慶姐也返城了，姐夫轉業，戶口隨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國營大廠任廠辦主任，就是蔡曉光曾在拖拉機制造廠擔任過的角色。他姐接媽的班，成了肉聯廠一名女工，整天戴著橡皮手套洗豬腸子。國慶當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沒住處，擠在國慶家，讓國慶家像收容所。國慶的姐夫轉業不久查出了肺癌，且是晩期，花光了轉業費不說，還讓國慶家欠下了許多債。年初，國慶姐夫到底還是病逝了，國慶他姐便成了有一個小學生女兒的寡婦。國慶看上去老了不少，頭髮也白了許多，臉上很難再出現笑容了，朋友們和吳倩一樣地心疼他。
唐向陽也來到了周家——他父親又當上了重點中學的校長，他也結束「小知青」經歷返城了。他沒急著找工作，信心滿滿地非要考上名牌大學不可。他有他的苦惱，父親再婚了，這讓他有了兩對爸媽。爸媽還是隻有一對的好，「原裝」的更好。有兩對未免太多，好像每一組都是水貨，這讓他經常糾結，不知自己究竟該做哪一組爸媽的兒子才好，很難平衡關係。
龔賓沒來，他又住院了。精神病很難徹底治癒，他一犯病就四處寄信揭發叔叔龔維則的「反動言論」，煩惱的龔所長有時不得不親自出面請求精神病院多收治他一個時期。
進步還在醬油廠味精車間，各方面表現不錯，入了團。他父親的問題也不再是個問題，重新當上了保衛處長，心情好，老胃病也漸漸好了。
「四人幫」粉碎兩年多，有人這樣了，有人那樣了，有人還是老樣子，日子過得也不省心不容易。
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改變，社會格局尚未發生明顯變化，但一些跡象意味著，後一種改變即將開始，只不過不敏感的人沒有覺察到。
底層的人們對時代即將發生的改變從來是不敏感的。
德寶、國慶、趕超三個都說秉昆瘦了，他們的妻子還發現秉昆眼中有血絲。秉昆已開始惡補文化知識，瘦是必然的。他們和她們都告誡秉昆要勞逸結合，不可太拼命，鄭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賴他呢，他拼倒了他們咋辦呢？
朋友們和朋友們妻子說的都是發自肺腑的話，說得都很直白，言語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誼表達得實在深切，讓秉昆很溫暖。
秉昆看出德寶三個也都不同程度地老了。還不到三十歲的人，才一年多沒見，忽一下都老了不少，這讓秉昆沒法不感傷。他們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地憔悴了，好像移過盆的植物沒緩過生機似的。
然而，他沒把自己的心痛和感傷說出來，一句沒說。不是有什麼顧慮，而是不忍說。在秉昆看來，此次相聚必須由他來召集，不召集不可以。他有了好事，都不願讓朋友們知道了嗎？他們必然會挑理的。他們當面挑理時，他將無言以對。
在他的那些朋友看來，秉昆召集相聚，肯定是因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則，非年非節，各自的日子都過得很不舒坦，聚個什麼勁兒呢？所以，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個傳一個地來了。不來也是不可以的——怎麼，怕朋友遇到了難事求你，人家召集聚一下都不到場了嗎？或者朋友有了好事，請你到家裡分享一下，請不動了？那真見了面也是不好意思的事。
對於底層青年們而言，友誼是必須認真對待的。他們都本能地明白，有些人的一生，是不斷結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降臨得越多，結交新朋友的機會越多。在他們自己的人生中，好事降臨的機會本來就不多。在他們那樣的單位上班，如果不主動與別人交往，才不會有多少人主動來交往呢！即使自己主動與別人交往,別人也不見得願意。「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這樣的話，說的是人生與他們很不一樣的「有些人」。而在他們之間，富有人情味的話往往是這麼體現的一一「咱們這種人一輩子才能有幾個朋友啊，失去一個少一個，怎麼能不把朋友當回事呢！」
是的，他們都本能地明白此點。無須上一輩人教誨，也無須任何一本書告訴他們。
相對而言，秉昆接近「有些人」了。編輯工作讓他結交了不少新朋友，新朋友與老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邵敬文、白笑川，比如甲三號那些喜歡他的人，比如史彥中那樣忽一日實權在握的人。他曾對秉昆說：「小周，你以後就當我是你的忘年交好了。遇到煩惱的事，想跟我聊聊只管找我。」這讓秉昆在自我慶幸的同時，對自己與老朋友們的關係更加珍重。從源頭上說，沒有老朋友們的助力，他一定還是醬油廠的一名工人，也就和老朋友們一樣，根本不可能有那樣一些完全不同的新朋友。他很希望老朋友們也各自都有新朋友，特別是能對他們的人生起推動作用的新朋友。他又知道，那基本上不可能。在底層與其他略高於底層的社會階層之間，彷彿有無形的銅牆鐵壁隔離著，底層青年穿而過之，是太偶然的現象。「命好」的他有幸穿過，他才悟到那無形的銅牆鐵壁確實存在。也正因為看清了此點，他不但因朋友們一下子都顯老了而感傷，還在感傷之上多了一重悲哀。
周志剛對於降臨在兒子身上的兩件好事吃不大準，既然兒子自己感到幸運，他也就姑且認為是好事。究竟有多好，更是他吃不準的了。實際上，在他心目中，誰由一名工人進步為一名幹部了，那無疑是千真萬確的好事；參軍以後成了軍官，也是光榮的好事；考上大學以後成了科技工作者、工程師、醫生、教師、會計師……也都是好事。由工人轉成了一名編輯，不是報社編輯，而是編一種教人快板、山東快書、這個弦那個鼓、這個墜子那個梆子，還有相聲、二人轉之類的雜誌編輯，他確實吃不準是否也值得替兒子高興。
依他想來，工人的社會地位以及在人們心目中的可敬程度，是高於那樣一份雜誌的編輯的。醬油廠的工人畢竟也是工人，誰也不敢說醬油廠的工人不是工人吧？是工人那就是領導階級的一員。兒子轉正成了那樣一份雜誌的一員，不就意味著從領導階級中除名，成了永遠需要被改造思想的群體中等級很低的一員了嗎？他幫兒子做了幾道家常菜後，離開屋子，坐在院外的小凳上吸著煙，思考著以上那些不怎麼願意與小兒子交流的現實問題，同時看著曹德寶他們騎來的腳踏車。近來光字片的治安大為不好，腳踏車被盜事件屢屢發生。據說一個原因是返城知青太多了，城市快被就業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了。返城知青中不少人是帶著戾氣回來的，認為當初下鄉是被騙去的被逼去的（而那又基本上部分是事實），一去就是十來年，受了不少苦還被要求「脫胎換骨」，有的人甚至曾被視為小勞改犯，總之雖然返城了，心裡氣不順。回過去看，他們是有種種理由不滿的。城市對他們有朝一日幾乎全部返城毫無思想準備，如同被當年的造反小將殺了個回馬槍，頗為神經緊張，唯恐他們聚眾鬧事。出於這些原因，有了工作崗位優先考慮返城知青，這就又讓沒下過鄉的待業小青年感到被歧視，於是帶點兒搗亂心理地自謀生路……
屋裡的氣氛一度冷場，朋友們之間似乎找不到話題可說。互訴生活不易的苦水嗎？彼此彼此，有什麼可訴的呢？展望將來吧？誰也看不到自己一種可能好些的將來啊。縱論國家大事嗎？該發生的發生了，該收場的收場了，該開場的也緊鑼密鼓地開場了，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也不再需要熱血青年們慷慨激昂大聲疾呼匹夫有責。朋友們原本都是不喜歡往政治裡邊摻和的青年，何況也不同程度地摻和過了一把，便又對「政治」二字冷淡起來。
朋友們甚至也沒對秉昆說什麼祝賀的話。
只有國慶淡淡地說：「我還以為有什麼要緊的情況呢，你願意幹那行，往後就好好幹唄，總那麼借調著終歸不是個常事。」
別人便都點頭，彷彿再說什麼完全多餘，哪怕稍微加點兒祝賀的熱情就像做戲了似的。
之後，德寶他們三個就互通起租房子的資訊來。再之後各自喝悶酒，偶爾碰一下杯，隔半天才夾一筷子菜吃一口。
春燕她們三個不吃也不喝，呈三角形地坐得很近，一直沒完沒了地聊當媽養孩子的事，既不理睬她們的丈夫，也不理睬秉昆這個主人。
他們並非是對秉昆的好事缺乏祝賀的意願，更不是出於嫉妒成心那樣。他們和秉昆父親的看法差不多，也都認為秉昆的好事並不值得特別鄭重地祝賀——轉正了，無非感覺上好了點兒而已。他們一向認為的好事，是那種忽一日時來運轉、人生立馬就好起來的事。比如，當初春燕成了標兵其實算不得多麼好的好事，但如果真能在市裡好地段分到了一間俄式住房，那才是值得祝賀一番的好事。秉昆的工資並沒因轉正而比他們多幾元，秉昆還與鄭娟三口住在窩似的小土坯房裡。借調時期的秉昆，醬油廠照例每月發繪他福利——醬油、醋、味精、毛巾肥皂，一樣不少他的。轉正了，不再屬於醬油廠職工了，福利當然也就從此沒有了，簡直還可以說是一種損失呢！所以朋友們並不羨慕，更不嫉妒。朋友大抵是一種以同質化的命運為前提所建立的友好關係，原來同質化的命運一旦出現了較大反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會由羨慕而嫉妒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論原來多麼鞏固的朋友關係也會沙化、瓦解。秉昆的好事並沒讓他與朋友們的人生出現多大反差，他在朋友們心目中便依然是同類。
德寶又一次看手錶，秉昆說：「你要是有事，就和春燕先走吧。」
春燕奇怪地說:「我們沒事呀。」她瞪著德寶問，「你總看手錶幹嗎？」德寶神秘地說：「再過五六分鐘，將有讓你們感到驚喜的事出現。」趕超說：「醉了吧？有什麼事能讓咱們這種人驚喜呢？」
他語音剛落，門一開，進來一個人，大家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別人，正是呂川。
呂川從頭到腳一身的確良軍服，看上去八成新，像一名還沒發領章和帽徽的新兵。他的出現讓人感到意外，然而並無一人覺得驚喜。
趕超說得不錯，如果不是什麼能直接讓他們的日子發生好轉的事，他們就不會有驚喜，共同好友的意外出現也不能。
呂川七月份就要畢業了，校方即將按照他的意願把他分配回本市，他說他將來有可能在省委或市委上班。畢業前回來幾天是經校方批准的，因為省裡有關方面要與他面談一番，做到預先對他有所瞭解，而他認為是對他進行初步的面對面考察。
聽他這麼一說，大家才有點兒驚喜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倘若成為出入省委或市委大樓的人,這對哥兒幾個的將來無疑是福音。呂川估計，他起初會為哪一位省裡或市裡的領導當幾年秘書，德寶、國慶和趕超都興奮地說可算熬出頭了！以後咱們的人生終於出現一線曙光了！朋友圈裡就算有誰是省委或市委食堂做飯的、車隊開車的、收發信件的人，朋友們都會沾光不少。起碼，遇到了什麼對自己不公平的事，往省裡或市裡的什麼部門呈遞一封申訴信不至於泥牛入海吧？而咱們的一個朋友將是某位省市領導的秘書了，這難道還不是共同的福音嗎？他們三個這麼一說，在場的人也都喜上眉梢笑容滿面了。
呂川自己卻並不怎麼高興，說他不願給領導當秘書。儘管他明白，那是從政的最好開始。當來當去的，自己最終也會當上領導。他說入伍才是他的理想，或者成為公安系統的一員也行。即使當秘書，也得是給部隊首長和公安幹部當秘書。他覺得自己穿軍裝和警服更有男人味兒，將來也要當部隊幹部或公安幹部。
他最後那句話說的倒也符合事實，大家都點頭不已。國慶和趕超立刻表態支援，說那將來就讓他倆的孩子沾沾呂川的光參軍或當公安。
吳倩說：「呂川，你還是爭取分到公安部門去吧，如果你侄子侄女參軍了，那就有個轉業問題。轉業時工作分得不好，幾年兵白當了。當公安就不同，可以當一輩子，我們做父母的再也不必操心他們的工作問題了。」
於虹也說：「那是那是，一門裡出一個穿警服的，三親六戚都有一個照顧和庇護者了，一般人誰也不敢欺負。」
半天沒說話的唐向陽說道：「不一定吧？龔賓他叔不是穿警服的嗎？龔賓也沒沾上什麼光啊。你們最好都別影響呂川，他的將來，由他自己決定吧。」
春燕說廣你說得有道理。咱們中間只有呂川將來可能有大出息。他朝哪個方向岀息，岀息到什麼份兒上，不是也與咱們和下一代的人生挺有關係的嗎？咱們現在影響他一下很有必要。小唐，你是還沒結婚，沒做父母，等你也做父親了，被一籌莫展的破日子像蛛網一樣粘住了，那你就理解我們幾個了。」
向陽聽了春燕的話，紅著臉笑笑，保持沉默，不再說什麼了。
秉昆很贊同向陽的話，但也確實挺理解其他幾個好友。春燕的話題概括了他們的想法。唯其明白，便心生出大的悲哀來。這些共樂區底層人家的兒女啊，自己家門裡掙脫不出一個將來可能有岀息的人來，個個滿家門盡是些窮愁的破事，所以才把一個可能有出息的朋友的將來當成自己的希望。他不知說什麼好，但作為主人，他明白自己是不能像唐向陽似的想說話就說，不想說話就不說。
於是，他問呂川要達成自己的意願有沒有什麼門路，如果沒有，想不想由他陪著去找一下老太太？到那時為止，老太太仍是他們所能搭上的最硬的社會關係，一種階層上根本不對等、迫不得已時只能厚著臉皮往上搭的社會關係。
不料，呂川說不必麻煩老太太了。自己畢竟上了四年大學，班裡不乏高幹兒女，有的與他已是莫逆之交，有他們提供門路足夠了。
這就又讓大家刮目相看起來。
接著，大家就呂川究竟是進省委、市委機關好，還是入伍或加入公安系統好各抒己見，展開了熱烈討論，爭論不休。
秉昆聽著，不禁聯想到了《紅旗譜》中的一段情節。農民嚴志和的大兒子運濤，從保定師專畢業後，加入了北伐的革命軍。與嚴志和親如手足的農民朱老忠以及其他要好的農民兄弟們全聚在朱老忠家，也是如此這般興奮而又熱烈地暢想有朝一日運濤出息了，當上了革命的大官以後，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下一代將會多麼揚眉吐氣，從此不再過窮愁又卑微的生活了。所不同的是，嚴志和朱老忠們是農民，他們和兒女們共同的敵人是地主馮老蘭和馮老蘭的下一代。如今周秉昆和朋友們卻是農民們的孫輩人，城裡人家的兒女。儘管是城市底層人家的兒女，那也終究是城市人家的兒女。從前之事和眼前這事，小說裡的事和現實中的事何其相似，讓秉昆有一種時光倒流之感。他覺得自己和朋友們彷彿回到從前，直接變成農民了。只不過，他們共同的敵人已不是一個具體的地主馮老蘭，而是無形無狀的貧窮——不，那貧窮是有形有狀的，對他們造成的壓迫，並不比馮老蘭們對嚴志和、朱老忠們造成的壓迫輕多少。
周秉昆心裡這麼想著，更不知說什麼好了。
呂川卻明顯對大家的討論、爭論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粉碎「四人幫」前後本市本省有哪些政治事件，涉及了哪些人物。這又是大家不感興趣的話題，連國慶、趕超和秉昆這樣直接捲入過的人都不願再說。已經過去了，再說還有什麼意思呢？又不能當飯吃當錢花。這並未影響呂川自己的興趣，他滔滔不絕地講起自己在北京的見聞以及自己參與過的種種事情。他講得特來勁兒，大家雖然不感興趣，卻也只能一個個裝出感興趣的樣子洗耳恭聽。裝能讓他高興，大家願意讓他這個老朋友高興o為什麼不呢？必須的，還指望著兒女將來沾他這位呂川叔叔的光呢！
大家誰也不插話，靜聽呂川樁樁件件講了半天，像傳達檔案精神似的。終於，他看了一眼手錶站起來說:「下次再會，我還要去見一個人，該走了。」
吳倩這時才問了一句大家都想問又都沒機會問的話：「哎，你哪來這麼一套軍服啊？還是八成新的！」
呂川笑道：「我未來的岳父是軍人。」
趕超也忍不住問：「哎，你小子這一走，我們以後怎麼跟你聯絡呀？下次又是什麼時候呢？」
呂川指著德寶說：「秉昆的工作和生活壓力都太大，我的信使現在改由德寶來當了，以後你們誰聯絡我通過他。」
他說完就匆匆走了。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大家一時又陷於沉默。
這時，大家才注意到，唐向陽不知何時反坐椅上，胳膊橫在椅背上睡著了。春燕自言自語：「說得熱鬧勁兒的，都好像將來就會心想事成似的。」吳倩說：「成事不成事的，現在說說想想也蠻高興的嘛！」
國慶對德寶囑咐道：「你可勤與川兒聯絡著點兒，不要讓咱們和唯一一個將來能有出息的朋友斷了聯絡。」
他的話讓秉昆的心像被針紮了一下——鬧了半天，自己雖然當上正式編輯了，但在朋友們看來，其實並不算有出息。而且，朋友們連自己的將來分明也不看好，自己相聚之前卻還在擔心朋友們是否會嫉妒呢。
他不禁苦笑了。
他們也都說走就走了。
父親進屋與秉昆一起收拾時，尋常交談似的問：「那個穿一身軍服的小夥子，他上北京的大學了？」
秉昆於是明白，父親在外邊聽到了屋裡的談話。兩個多鐘頭裡，父親一直在外邊，這讓秉昆心生自責。只想著把朋友們陪好，卻完全忘了外邊的父親，多不應該呀！
他內疚地說：「對，他叫呂川，我們幾年沒見了。」
「是名牌大學？」
「對。」
「他家也是共樂區的？」
「對。他媽也沒工作，和我媽一樣，家庭婦女。他爸是鞋廠的，解放牌膠鞋就是他爸那家鞋廠生產的。他爸身體不好，提前退休了。」
「他也和你一樣，在醬油廠上班？」
「對。」
「他上學那年，是要群眾推薦、領導同意的吧？」
「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