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嫂子走了不久，好運就向周秉昆招手。市革委會的宣傳部門直接向醬油廠發了一份借調令，將他借調到了群眾文藝辦公室。雖然是借調，那也在廠裡引起了不小轟動。幾個哥們兒自然都為他高興，但呂川和德寶未免有幾分失落。
德寶說:「當初會演時，沒有我倆兩片大綠葉在臺上使盡渾身解數襯托你，你可斷不會有今天的！」
呂川說：「三突出嘛！這是由革命文藝的規律所決定的，別吃醋。」
道了，對秉昆很有意見。
群眾文藝辦公室不在市革委會大樓裡，而在一幢帶院子的俄式小樓裡。小樓只兩層，五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院子不大，有棵老丁香樹。所處街區好，接近市中心，鬧中取靜，門牌是「甲三號」。
秉昆理了發，颳了臉，穿一身自己洗得乾乾淨淨、母親替他熨得闆闆正正的中山裝，神采奕奕地報到時，老丁香的滿樹紫花仍開得豐茂，香氣四溢。一想到自己因文藝才能改變了一下命運，他頗覺自豪，也對人生開始有了很大的自信。
他的具體工作身份是《紅齒輪》雜誌的編創，既要編也要創。雜誌原名《大眾曲藝》，「文革」開始後停刊了。為了呼應推廣小靳莊革命文藝大繁榮的經驗，市革委會決定復刊。《紅齒輪》的負責人叫邵敬文，原是部隊的文藝幹事，曲藝創作的多面手，創作的快板書、評書在部隊獲過獎。他人也長得挺帥，像保爾?柯察金，因為與首長女兒談戀愛，被逐出了部隊文藝團體。首長念他有才，為他安排了這份不錯的工作，《紅齒輪》的刊名就是他起的。
他手下有一兵一將，「兵」是周秉昆，「將」叫白笑川。白笑川是原《大眾曲藝》的老編輯，本人稱得上是表演藝術家，什麼快板、快書、評書、大鼓、相聲、小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五十多歲的老男人了，仍特愛美，花白的大背頭從來梳得平貼溜順。他剛結束「五七」幹校的思想改造，歸隊沒幾天。
邵敬文開會時說：「咱們的工作任務是明確的，要儘快讓創刊號問世。並且，每期都要辦得使領導和群眾滿意。爭取兩方面都滿意，難以做到時，首先保證使領導滿意。」
秉昆插話道：「不對吧？應該首先保證使群眾滿意吧？」
邵敬文垂下目光不吱聲了，點著支菸吸了兩口，扭頭對白笑川語氣尊敬地說：「白老師，請您向小周同志解釋解釋。」
白笑川笑微微地看著秉昆說：「是這樣的，如果領導們不滿意，即使大部分領導還算挺滿意的，但官兒更大的一位領導不滿意，只消一句話，輕則咱們寫檢查，重了嘛，咱們都別幹了，另謀飯碗吧，或者又把刊物給停了。刊物停了，還有群眾滿意不滿意那一說嗎？一位領導對某一期某一篇、對某一篇標題或文中幾行字不滿意，都很有可能是那種結果。」邵敬文這才也看著秉昆問：「明白？」
秉昆紅了臉很窘地回答：「明白了。」
邵敬文又說：「至於咱們辦刊的方法，無非分兩部分內容：一是緊密配合政治形勢的，這是期期必須的；二是反映群眾中首先是工農兵群眾中的好人好事的，比如忘我的勞動精神、崇高的集體主義精神、團結友愛先人後己的精神，總之是反映好人好事好精神的。你們兩位商量著分一下工，我主要負責審稿、定稿、篇目順序。」
秉昆想到哥哥的約法三章，搶著說：「配合政治的我不是一般的不行，我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件吧。」
白笑川大度地說：「那我就負責配合政治方面的稿件。」
要說秉昆也真是命好，又遇到了兩個貴人。邵敬文雖身為組長，不但尊敬白笑川，對秉昆也相當信任，對秉昆那攤子工作特別放手，從不自以為是地橫加干涉，他常說：「別那麼多請示，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開啟局面，發稿前把好稿拿出來就行。」白笑川也願意提攜他，主動將自己以前聯絡的老作者們的名單提供給他，還幫他思考重點稿如何修改。半個多月裡，秉昆白天騎腳踏車四處組稿，晚上在家看稿，或自己創作，經常伏案至後半夜。截稿前兩天，他交齊了稿件，包括一篇自己創作的長篇快板《醬油姑娘與醋小夥》。邵敬文說：「我得看一天，那你就休息一天，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能在家休息一天固然是好事，可那一天秉昆在家坐立不安，心情忐忑，唯恐上班時邵敬文劈頭來一句:「你給了我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讓他高興的是，上班那天邵敬文一見就說：「你組那批稿子挺好，都用，只不過有幾篇得咱們分頭加工一下。」
秉昆說：「我那篇是寫著玩的，你不必認真對待。」
邵敬文說：「你好狂的口氣，寫著玩就寫出重點稿的水平了？今天咱任一塊兒改你那篇，什麼時候改出來什麼時候下班，非政治類欄目它做頭條了。」
於是三人將自己的煙拆包混在了一起，實行共產主義，白笑川還貢獻出了茶葉。他們吸著煙，飲著茶，輪番念稿，字斟句酌。
刊物如期問世，領導群眾都認為不錯，據說有大領導表揚：「好就好在《紅齒輪》是紅色的。」
三人一塊兒找地方喝酒，自己慶祝。從此，秉昆連白酒也喝得了，徹底結束了煙酒不沾的青年時代，國家便多了一名菸酒混合型公民。
老中青三人之間非常和睦，關係與日倶增，但也不是沒發生過不快。有一次秉昆和白笑川兩個都沒喝酒，在辦公室午休時聊著聊著，幾乎臉紅脖子粗地吵起來。
秉昆問：「白老師，您對政治很感興趣嗎？」
白笑川答道：「鬼才感興趣，政治它傷透我了！」
秉昆又問：「那我搶先要求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子，您怎麼一點兒意見都沒有？」
白笑川答道:「你搶的是難做的工作，把容易做的工作留給了我，我還應該謝你呢！」
秉昆不解，白笑川放下報，扭頭瞧著他，以長者的耐心啟蒙道:「你看你，得整天騎腳踏車往下跑，有時得懇求人家賜稿，是吧？現在連點兒象徵性的稿酬都不給，即使人家辛辛苦苦地創作了，咱們還不見得用，人家那又是圖啥？有時人家倒是答應為你寫了，你就放心等著。可到日子你去取稿時，人家說把你那事給忘了，或者乾脆說不想寫了，你能不著急嗎？急也白急，是吧？人家沒收你一分錢預付稿酬，當然可以不寫了，所以你那份任務有四費，費輪胎、費鞋底兒、費嘴皮子、費心。我這份任務簡單多了，打幾通電話，組得來稿子省事，組不來也不急，化個名自己寫就是。吸著煙，喝著茶，翻翻報，聽聽廣播，抄幾段，記幾句，往組長面前一放，他看了起碼還說行。」
他說得來了情緒，往起一站，從櫃子裡隨手取出竹板，即興表演了幾句：「哎、哎、哎，革命同志聽我來宣傳——形勢好，好形勢，全靠諸位來支援；你支援，我支援，大家統統來支援！抓革命、促生產，不是小好是大好！橫看好，豎看好，反正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全面好，工農好，兵學好，商業戰線同樣好！你批林，我批孔，批得資產階級落花流水絕了種，大好形勢它就好上更加好！」
他收住快板，語音平，氣未喘，瞧著秉昆又說：「一不走心，二不過腦子，搞這一套對於我白某人還不是小菜一碟呀？我老了，疲沓了，對曲藝早沒你那種新鮮勁兒了。你那類稿子卻不同，要深入生活，要了解筆下的人和事，還得對好人從內心裡起敬意，不走心不過腦子那是根本寫不成的。我那叫忽悠，你這叫創作！」
秉昆說：「我也不是隻有新鮮勁兒，這一向我確實瞭解了一些以前不瞭解的行業，接觸了一些以前接觸不到的人，他們身上有許多值得我學習的東西。宣傳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我覺得挺有意義。我也看到了不少醜惡現象，我希望有一天也能以曲藝的方式批判他們，讓曲藝也成為投槍和匕首。」
白笑川坐下後問：「你讀過魯迅？」
秉昆說家裡有幾本魯迅的書，讀得不多，但已經開始喜歡魯迅了。
白笑川鄭重地說：「小周啊，你剛才的話我愛聽，也是我希望從你嘴裡說出的話。今天你終於說出來了,我高興。我心裡已沒你那種盼頭了,我有這病那病的，估計都活不到你說的那一天了。自從咱倆成為同志，處得挺對撇子是吧？如果你願意，我可以收你為徒，把我在曲藝方面創作和演出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你。因為你年輕，還有希望等到你說的那麼一天。」
秉昆已經聽說，本市本省一些曲藝界的人士稱白笑川是白教頭。他那一喜非同小可，本是墊幾張報躺在地板上的，一個鯉魚打挺坐起，不敢相信地問：「真的？！」
老少兩個聊得親親熱熱，可白笑川隨後問了句話，問出衝突來:「你先告訴我，你是怎麼認識馬守常的？」
秉昆一時被問蒙了，想不起自己認識一個叫馬守常的人，經白笑川提示了幾句，才明白問的是老馬同志。
於是，他將自己曾怎麼怎麼送老馬同志去醫院的事講了一遍。
白笑川說：「難怪，這我就明白了。」
他告訴秉昆，是經馬守常的直接推薦，秉昆才成為《紅齒輪》編輯部的成員。可供選拔的人當時有幾位,個個曲藝水平都比他周秉昆高，所以他應特別珍惜借調良機。
秉昆原以為自己能被借調，憑的完全是他的快板水平，不承想自己竟是個走後門的，把水平比自己高的人從機會弔橋上給擠掉在護城河裡了。他一度雄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頓時又下去了，薦頭套腦地解釋，老馬同志的暗中助力自己根本不知道，也絕對沒求過，肯定是老太太在起作用。其實他更不知道的是，嫂子郝冬梅無形中起的作用最大。那老兩口因在郝冬梅父親的問題上愛莫能助，為求得心理平衡才決定暗中幫秉昆一次小忙。當然，秉義和冬梅並沒為秉昆說過什麼話，完全是那老兩口的自覺行為。
白笑川接著問，老太太何許人也？
秉昆就又講了自己和「老太太」的關係，強調老太太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貴人。
白笑川問：「她原先是不是省高法哪一庭的庭長？」
秉昆說：「是的。」
不料白笑川臉色忽變，恨恨地說：「那個女人壞透了！」
秉昆不高興了，也變了臉色道：「白老師，當著我的面，您不可以說我的貴人的壞話！」
「我才不管她是不是你的貴人！總之她壞透了，我永遠恨她！」白笑川騰地站了起來，第二次開啟櫃門，從櫃中取出了說山東快書的鐵響板，低頭看著說，「詛咒她不能用快板了，快板是活潑的。得用這個了，這個才能說岀悲愴憤慨來。」
他打著響板，在桌椅間穿來穿去，開始了惡口毒舌的詛咒：「啷裡個啷，啷裡個啷，閒言碎語俺不講，表一表有個女人她是毒蛇的心腸！她是刀子嘴，也是刀子心，眼睛裡邊長鉤子！（白）長著雙鉤幹什麼？專從別人的頭腦之中往外鉤思想！鉤出思想改改刀，之後非說那是壞東西！你不服，逼你服！還不服，折磨你服！你終於服了她非說其實你是裝的服！」
秉昆猛地站起，指著白笑川怒道：「姓白的，你再這樣別怪我跟你翻臉！」
二人正彼此虎視眈眈，邵敬文從外邊替三人買回了午飯，見他倆那種誓不兩立的樣子吃一驚，急問緣何？
白笑川指著秉昆氣猶未消地說：「別問我，問他！」
秉昆便佔盡道理地將起因訴說了一番。
邵敬文轉身去開門,探出頭左右望望，將門插上，坐下後看看這個，瞅瞅那個，吸著煙，垂著目光低聲說：「小周，在你心目中那老太太好，為什麼好白老師已經知道了。白老師卻說那老太太壞，為什麼壞你還不知道。那麼，讓我來替他說給你聽。我所知道的也是他講給我聽的，真偽我無法下結論。我只轉述,為的是消除你們二人之間已經發生的衝突，達到重新團結起來的目的。咱們就三個人辦一份刊物，你倆如果從此都看著對方不順眼，那我這組長沒辦法當了，刊物也沒辦法辦好了。刊物是在許多熱心人的力主之下才復刊的，如果在咱們手裡又停刊了，那咱們豈不成了歷史罪人？為了團結，為了咱們都不成為歷史罪人，今天我得講講自己並不願替白老師講的事。真偽出了問題由他負責，我替他講如果以後構成了什麼罪名，我自己承擔。」
按他的說法，一九五七年老太太還沒老的時候，她率一支工作組進駐了省文聯，不久就將京劇團一位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主要理由是，向桂芳多次在同事之間謗」一位援華的蘇聯科技專家的人格，指控是有婦之夫的對方常給她寫情書，使她備受困擾。當年每一位蘇聯專家都被視為中蘇友誼的大使，她的那些言論自然構成了「右派」言論。擔任文聯理事的白笑川正單身，也正滿懷信心甜蜜蜜地追求著同樣單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笑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鳴冤。結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組全體成員看來，他當然便是「赤膊上陣地跳將出來，似欲決一死戰」。沒過幾天，他也成了「右派」。白笑川出身好，成名順，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對他倒也算網開一面、仁至義盡，找他談了幾次話，向他保證，只要承認錯誤，公開做幾次深刻的檢討，「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說不定能影響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評，她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來。為了自己和所愛的女神，白笑川違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遊說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沒戴多久終於摘下來了。向桂芳的命運就沒那麼好，始終是「右派」，再也沒登過京劇舞臺。
邵敬文以總結性的口吻說：「白老師，你講時我就談了看法，以當年的情況來看，曲某人還是不錯的。她向你保證的事，她起碼做到了。」
白笑川氣呼呼地來了一句：「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嗎？害得我至今時時提醒自己要夾緊尾巴做人！」
邵敬文據滅煙，喝口水繼續說：「你那麼提醒自己是對的嘛！我也經常那麼提醒自己呀，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夾緊尾巴做人做事啊！我們的工作與意識形態的關係這麼近，不那樣行嗎？小周你也不例外，咱們都得那樣，必須那樣。至於你和向桂芳後來的關係，是因為你放棄了你們才沒做成夫妻，憲法當年並沒禁止'摘帽右派'與'右派'結為夫妻嘛。當然啦，那你得接著付出一些代價，真愛往往就是一方甘願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價的。」
他聳聳肩，結束了發言。
白笑川張張嘴沒能再說出什麼話來。
那天晩上，秉昆躺在炕上難以入睡，困惑於同一個老太太為什麼會既做讓人恨的事，又做讓他和哥們兒敬愛的事？當年少打個「右派」對她是很難的事嗎？她如果有想打幾個「右派」就可以打幾個「右派」的權力，那她當年又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女人啊？一個女人如果在別人心目中是可怕的，自我感覺會很好嗎？會很享受那種可怕嗎？將一個對社會和他人不可能有什麼危害的人的一生毀了，是自豪的事嗎？他問如果自己有那麼大的權力會怎樣？他給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幾個就少打幾個，能一個不打就一個不打，為此付出些個人代價也在所不惜。為什麼自己這樣一個微不足道、輕如鴻毛的青年都願做到的事，老太太那樣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卻反其道而行之呢？畢竟，為讓一個人的一生不被徹底毀了，自己付出些代價值得呀！難道老太太當年連這麼點兒道理都不懂？
周秉昆有以上種種困惑，還因為他見過向桂芳。
白笑川抄給他的名單中也有「向桂芳」三個字。
他估計那是白笑川犯的一個錯誤。正是那一個肯定無意間犯下的錯誤，他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和「地富反壞」同列「黑五類」的革命宿敵,一個京劇名角。
他到某工廠去找向桂芳，被問到的女人警惕地反問他是什麼人？找她有什麼事？
他從對方不友善的態度中覺出了異常，多了個心眼，沒敢提組稿之事，只說是遠親，有點兒私事。
對方告訴他可以在食堂找到。他在食堂見到的是一個身材雖然還保持得挺苗條，但面容灰暗、有些浮腫、兩眼無神的中年女人。
當他說明來意後，她怔住了。半晌才說自己以前是唱京劇的，從沒創作過什麼曲藝節目。
他以為她推搪，就說是白笑川老師的意思。
她全身劇烈地震顫了一下，接著面部抽搐，雙臂發抖，抹布也從她手中掉到地上了。
她衝入了廁所，接著，廁所內傳出一個女人用手緊捂著嘴發出的那種哭聲。
他怕惹出什麼麻煩，逃之夭夭。
後來，他誤以為白笑川與向桂芳之間有什麼彼此傷心的男女私情，未敢冒失地對白笑川說。
第二天到了編輯部，秉昆主動對白笑川說：「白老師，請忘了昨天的事吧，我還是特別希望能做您的徒弟，懇求您了！」
白笑川板著臉說：「不收！」
秉昆將求助的目光望向邵敬文。邵敬文笑道:「你把剛才你話中的’您’換成’你’，再說一遍試試。」秉昆就用「你」又說了一遍。
白笑川聲音哽咽地說：「你小子如果再不提那事了……我心裡難受死了。」
邵敬文插上了門，高興地作為拜師儀式主持人，建議他倆乾脆立即就拜師收徒得了！
在辦公室裡，豈敢行什麼跪磕大禮！按邵敬文的主張，秉昆對坐著的白笑川鞠三次躬就可結束。
秉昆二次鞠躬時，心裡簡直可以說激動萬分，只鞠躬根本壓不下去那種大激動。他不由自主地跪下，磕頭，慌得邵敬文和白笑川同時哎呀連聲，一左一右將他扶起。
邵敬文生氣道：「你這是幹什麼？如果屋裡有監視鏡頭，咱仁的飯碗準砸了！白老師還得落個拉攏工人階級子弟的罪名，先批鬥，再遊街，最後判刑。」
白笑川雖也慌了一下，看上去卻挺受用，矜持地說：「反正跪也跪了，磕也磕了，就別數落他了。這麼著，一跪抵二躬，他那第三鞠就免了吧。」
因為邵敬文說到這兒，他們二人竟多心了，懷疑辦公室內真隱蔽地安裝了監視竊聽之類的儀器，開始這兒那兒檢視。
秉昆覺得好笑，說幹嗎要那麼對待咱們呢？不信任咱們，當初不讓咱們幹就是了嘛！
邵敬文說，咱們也別太不當回事，這年月，讓你幹著又監視著你的情況不新鮮，防人之心不可無。
白笑川附和地說，是啊，即使對咱們犯不上動用監視器那麼高階的東西，竊聽咱們平時的交談是可能的，安裝那種簡單的東西又不費什麼事。對某些人而言，收集各類人的思想情報那也同樣是人家的飯碗啊！
見他倆檢視得仔細，秉昆雖大不以為然，也還是裝模作樣地幫著檢視了一番。沒發現任何可疑之點，三人才終於罷休。
不檢視了，邵敬文卻宣佈了一條紀律：在辦公室內，三人之間絕不聊任何涉及政治的小道訊息，最好是除了工作不談別的。誰忍不住了想議論點兒，就只說那種特別革命的話，過過關心國家大事的癮算了。
秉昆和白笑川師徒倆便諾諾不已。
認了曲藝界的名師，秉昆對自己在曲藝方面的發展信心大增，組稿和創作的熱情更加高漲。很快，二期的稿件他也提前幾天備齊了，邵敬文和白笑川二人看了都甚為滿意。
當著他的面，邵敬文問白笑川：「白老師，你覺得小周將來會怎麼樣啊？」
白笑川說：「照他這麼虛心好學地進步下去，我看行，前提是他將來得趕上好時候。」
邵敬文說：「我對此點還是樂觀的。名師出高徒，你就只管好好做伯樂，我呢，儘可能多給他提供版面。將來他出息了，也算咱倆為曲藝界立了一小功。」
秉昆心裡的高興到了不與人分享就裝不下的程度了，他首先想到的分享者不是幾個哥們兒，而是鄭娟。他在寫給她的一封簡訊中稱她為「我的郝思嘉」，而將自己的名字寫作「不一樣的德魯」。那封簡訊除了對她的稱謂和自稱有些不同尋常，內容相當健康，連一個愛字或想字都沒出現，只不過寫了自己的一些近況：工作有成績了，受表揚了，拜師了，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希望這一切也能帶給她一份快樂o如此而已,僅此而已。
失去她絕非他所願，但他又本能地在自己和她之間畫地為牢。
幾天後，他從光明那兒得到了回信。她沒看過一本外國小說，對於「我的郝思嘉」和「不一樣的德魯」沒做任何文字反應，對於信中既沒出現一個愛字也沒出現一個想字似乎也無意見。她的信很短，同樣沒出現一個愛字或想字，然而又不難看出她確實分享到了他的快樂，並叮囑他要少吸菸,儘量別沾酒，勞逸結合,別牽掛她等。她的信自然也是真誠的，這一點毫無疑問。她的信更像是一位中學女教師，對一名當年的男學生的回信——男學生工作有成績各方面有進步了，寫封信向老師彙報彙報，老師必定要回信，而回信必定是高興的。
秉昆卻很失落，因為她的信缺少明顯的愛意，又一想自己的信既然是那樣的，收到同樣的信實屬正常。
他覺得他和她的關係似乎成了這樣一他站在一條河中，河的對岸是她；他為她而下水，卻不敢再貿然向前，因為前邊水太深，而他不識水性，每進一步都有沒頂的危險。退回去不成問題，卻又不甘心退回，因為身後的岸上沒有能讓他感到幸福的事物。因為她在彼岸，彼岸對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讓他對幸福產生豐富的想象。他希望她不停地向他招手，給予他前行的勇氣。而她並不，似乎也不會主動望向河中的他，更不會自己也下水拉他過去。他如果真的退回去，她似乎還能夠忘了他。
失落過後，他又多少獲得到了一些安慰。畢竟，河中只有他一個「不一樣的德魯」，並沒有其他和他有類似想法的男人;彼岸也只有她自己，沒有另外一些別樣的「郝思嘉」。只要他呼喚她，她的目光就會望向他，還向他友愛地微笑。
他希望他們的關係在一個時期內起碼能保持這樣。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德寶突然來到秉昆家。他抱怨秉昆把好哥們兒忘了，接著說呂川失蹤了。
秉昆有了新的興趣，正在創作山東快書，心不在焉地說：「開什麼玩笑！快說有什麼事，說完快走。」
德寶說他因為經常住在春燕家，和呂川一塊兒上下班的時候少了。他奇怪連續幾天沒在廠裡見到呂川的影子，就去味精車間詢問，味精車間的人只知道呂川調走了，再就一問三不知了。他又去問唐向陽他們三個，結果也都一無所知。他只得問廠裡的一個頭頭，頭頭說：「知道你倆是哥們兒，所以告訴你，哪兒說哪兒了，有關方面要求廠裡保密，絕對不許外傳啊！呂川不是調走了,是上大學去了。」問上了哪所大學，頭頭說:「我們當領導的也沒人知道，已經告訴你了是保密的事，你就別到處瞎打聽了。」
「呂川……上大學去了？」
「對。」
「沒參加考試？」
「沒有。」
「也沒經過群眾評議？」
「沒有。」
「那……沈一兵呢？」
「他也從廠裡消失了。這對向陽是好事，現在向陽是班長了。但對老太太不是好事，很多人知道沈一兵是老太太塞到廠裡的，他沒上成大學，希望他帶給廠裡的那些好處也泡湯了。他們就議論老太太盡幹不靠譜的事，有些人的話挺難聽的。對咱們三個也不是好事，以前都把咱們三個看成老太太的親兵嘛，現在咱三個被有些人譏笑為馬屁精了。呂川是聽不到了，你也不回廠裡了，難聽的話只有我自己聽著了。向陽他們三個的感覺同樣不好，只不過他們都覺得沒資格抱怨什麼罷了。」
「那，你沒到呂川家問他爸媽？」
「能不去嗎？他爸媽說，呂川臨走留下話，在他可以說出詳情的時候，會寫信告訴你，再由你轉告哥們兒姐們兒的。你沒收到他的信？」
「你問的什麼話呢？我如果收到了他的信，還能跟你裝這麼半天糊塗？」
兩人之間的話說到這份兒上，彼此除了困惑、鬱悶，都無話可說了。
德寶走後，秉昆想到各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工作正是本月，立刻換了一頁紙給哥哥寫信，問哥哥被招成工農兵學員沒有？他聽哥哥和嫂子談過此事，知道哥哥挺渴望上大學的，嫂子也百分之百支援，而那正是他樂見其成的事。他非常清楚，如果他們周家只有一個兒女能搭上這條工農兵學員的大船，那夠條件的非哥哥莫屬。
一個月後，他才收到哥哥回信。哥哥在信中淡然地表示，他對上大學的事一點兒都不熱切，自己確實對北大荒對兵團有了深厚的感情，對當地教育事業做出一點兒貢獻，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心願。
秉昆從字裡行間看出的卻不是淡然，而是索然，從此泯滅了那個盼頭。
實際情況是，由於張鐵生、黃帥兩樁事件在全國的持續發酵，周秉義他們那個師受到了一些上大學的夢想破滅而心懷怨氣的人的攻擊。他們四處告狀，使身為教育處副處長的周秉義難以招架，窮於應付，壓力極大。他與冬梅的夫妻關係也成了那些人攻擊的內容。為了減輕全處其他同志的政治責任，他只得引火燒身，將執行「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的罪名獨自扛下來。
不好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雖然沒有一件直接發生在秉昆身上，但讓自己的朋友們處境犧惶，日子很不好過，便也搞得他心煩意亂。
小龔叔叔龔維則被開除了警籍，成了政治勞改犯。在公安系統政治學習班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上，有人說：「取得了徹底打倒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勝利，即使全中國人都成了文盲，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乃至全世界做出的貢獻！」
聽者們肅然點頭。
龔維則本來是作為積極分子參加學習班的，數次發言也被認為很有水平，甚至還作為代表在大會上發言，給一些領導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還因此預測，估計學習班一結束，他將會受到重用提拔。
也許是有點兒得意忘形，或者那天由於什麼原因情緒不佳，總之他一反常態，瞪著說那話的人問：「你說的那算是人話嗎？擁護’文化大革命’也沒你這麼擁護的吧？你願意成為文盲嗎？也願意你的後人都成為文盲嗎？政治學習是嚴肅的事，嚴肅的事那就不能裝出嚴肅的樣子胡說八道，傳出去是會影響我們學習班的政治聲譽的。」
對方卻說：「你別問我，誰說的問誰去！」
他頂了一句：「不管誰說的，那都不是人話，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是屁話！」
不料對方錦袖出鏢地輕輕點了一句：「那話是春橋同志說的。」
這一「鏢」彷彿正中龔維則的咽喉，他半張著嘴頓時瞠目結舌。
眾人大駭。
更有的人，不知是裝的還是真的嚇成了那樣，嘴張大的程度如同下巴脫臼了，沒人幫著復位就根本合不攏了似的。
突然有人扇了龔維則一耳光，緊接著他遭到了幾個人的拳腳攻擊。
後經查證，那話確實是張春橋在上海「批林批孔」動員會上所講，並未公開發表，後來只口口相傳於訊息靈通人士之間。
於是，龔維則辱罵中央首長的罪名坐實了。他在認罪書中再三辯稱自己確實不知那話是首長講的，自己也確實是為了維護那一屆政治學習班的聲譽。這等於不打自招，承認自己內心裡就是覺得那話不是人話，越辯罪名越實。
實際上，那起事件是幾個嫉妒他的人處心積慮設下的陷阱。他們估計張春橋那話會引起他反感，偏偏丟擲那話來激怒他。真的被提拔了會讓別人嫉妒，可能被提拔的人往往也會遭到嫉妒。他們陷害他，並不意味著他們思想上認同張春橋的話。在這一點上，他們與龔維則思想特別一致。恰恰是他因為表態好被提拔，就更加讓他們妒火中燒。即使龔維則果然被提拔了，那也高升不到哪兒去，無非就是調到別的派出所去當副所長，而且很可能還是調到離市區更遠的鄉鎮派出所去。但是，心中妒火已經燃燒起的人通常不管那些，他們只要享受達到目的的快感。強烈的嫉妒，類似對無辜者實施報復。
有關領導對這起事件很震驚，繼而很遺憾。他們想保一下龔維則，但嫉妒他的人同仇敵忤，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揚言鐵證如山，板上釘釘。於是，那些領導只好表示痛心了。
那起事件當然也會傳到醬油廠去。離北京很遠的a市人，十之八九對發生在北京的事並不真的關心。那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對於他們，發生在本市、本區、普通人中的事則不同了，關注度那可要高得多，彷彿部落人特別關注自己部落發生了什麼那樣。
醬油廠的人有的聽說龔維則的侄子就在本廠，此前不知是誰，於是結伴去出渣房一探究竟，要不就在食堂裡對著龔賓指指點點，交頭接耳。更有甚者，上下班時站在廠門口不走，非讓別人告訴他哪個是龔維則的侄子。龔賓似乎不再是一名片警的侄子，而是張春橋的侄子。進步耳聾，有心想要保護龔賓免受滋擾，卻也不知如何行動。向陽和德寶仗義，因而罵過某些人，還幾乎與人動起手來，結果事與願違，連原本沒那份好奇心的人也好奇起來了。唐向陽自從當了班長後，把愛護龔賓和進步當成自己的神聖使命，時時處處學習秉昆三人的君子風範，希望自己充當老太太般的保護神角色。機會終於來了。這靠邊站的中學校長的兒子，在醬油廠完成了感情立場的根本轉變，不但和幾個草根階層的兒子成了哥們兒，而且一心要做富有犧牲精神的一個哥們兒。他在別處從沒這麼容易獲得真誠的友誼，這讓他立誓回報。
唐向陽經常勸龔賓想開點兒，叔叔的問題，別太當回事。
然而，龔賓天性膽小、心理脆弱，他從未經受過類似考驗。忽然有一天，他在班上開始面壁傻笑，或獨自嘟噥不休。
他精神崩潰，瘋掉了，被送入精神病院。
關於他的住院費問題頗有爭議，廠裡認為不是工傷，也沒廠裡一點兒責任，按公費醫療條例，廠裡是不能承擔的。他的父親只不過是一家小廠的三級車工,母親沒有工作，哥哥在插隊，自己還養活不了自己呢。所謂爭議的另一方,其實只有兩個半人——向陽、德寶和進步。進步耳聾，無法參與爭論，只能算半個人。兩個半人所代表的正義，力量太單薄。何況廠裡也有廠裡的難處，總得照章辦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