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沒有院子的小街。一戶人家挨著一戶人家，家家戶戶的門窗都直接開向沙土街道，開向對面的人家。初來乍到之時都窮得叮噹響，拖兒帶女僅挑一副擔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處有院子的家啊！並且，如前所述，那時都還心繫著老家呀，沒打算長住下去嘛。既沒打算長住下去，可不好歹蓋成一兩間土坯房，全家湊合著有個容身之處就行了唄！所以家家戶戶捱得緊，大多數人家是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牆，共有的那面牆也不會是冷牆了，對兩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對窗，門對門，在當年圖的是安全。任何一家發生了不好的事，開窗或開門一喊，幾乎一條小街的人都能聽到。
在此種居住情況之下形成的左鄰右舍的關係，是以前他們在農村時沒有過的新型關係。好處是，「拆了牆就是一家人」這句形容親近程度的話，提醒著家家戶戶和諧是多麼重要。不好之處是，如果兩戶人家鬧成了誓不兩立、水火難容的惡劣關係，那麼可就都別想有順心的日子了！甭說那麼一種關係的兩戶人家了，就是住在同一條街的任何兩戶人家，也不願甚至不敢使彼此的關係糟糕到那麼一種地步。「低頭不見抬頭見」，用以形容小街上人與人包括孩子與孩子的生活常態，特別貼切。還有種不好之處是，家家戶戶都難有隱私可言。誰家剁菜劈柴砸煤塊，無論冬夏，起碼左鄰右舍是聽得清楚的。若在開窗圖風涼的季節，街對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幹什麼，彼此一目瞭然。若誰家來了陌生人，想讓別人家在一整天內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與一九四九年前後相比，小街雖已有了街名，每戶人家有了門牌號，但所有的人家，都變得越發不像家了。從前的草房頂看上去還較為順眼的草，二十幾年間早已不知被無數次大風颳到何方去了，草房頂變成了油氈的房頂。油氈房頂換一次得花不少錢，沒有哪家花得起。這裡那裡破了，雨天屋裡漏雨了，只得用不知從哪兒撿的油氈片兒蓋住。怕被風颳跑，用各種各樣的石頭壓著，許多人家的房頂看上去像留在那兒的象棋殘局。
家家戶戶的門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門窗歪斜得厲害，開關都費事。男人們一次次用菜刀斧頭砍削門框窗框，多次後，門框窗框就不成樣子了。
若誰家的女人到別人家串門，見別人家的門框窗框接近完好，都會忍不住羨慕地說：「我家門窗要是也這樣，我這輩子對家也就再沒什麼其他奢望了。門窗這樣，才多少像個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變矮了。這是因為當初修路時，將路面墊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會從街上流進屋裡。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戶戶不得不在門前「築壩」。當然，說築壩是誇張，其實是用泥土摻煤灰堆成弧形的坎——從小街的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彷彿每一戶人家門前都修築了射擊掩體。
街頭街尾的公廁也都搖搖欲墜了。有的公廁已不存在，由街道幹部指揮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廁所成了冒險之事，怕孩子們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從開春起，臭味兒便從地下散發上來，人們無不掩鼻而過。街道幹部們又煞費苦心，弄來半高不高的樹栽在那兒。不久樹死了，都是從農村來的人，誰都知道是被過足的肥力燒死了。這點兒屬於農民的常識他們是有的，卻誰都不道破，怕街道幹部指責自己是「事後諸葛亮」。
每一根電線杆子還立在原地，但早已沒了燈泡。燈泡總丟，證明那幾條街上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電線杆子也傾斜了，人們經常懷想曾有街燈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頭，是那條小街的第一戶。他家由裡外兩間構成，兩間屋同樣面積，都是二十幾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間。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是孝子，當年考慮到了，自己作為單傳獨苗，一旦在城市立穩了腳跟，應將父母從山東老家接出來，以盡床頭之孝。他當年一咬牙借了民間的高利貸，非要使自己的家有兩個房間不可。他在做兒子和做父親兩方面都極要強，並且還較幸運。兩位老人從山東來到這個家後，秉昆的奶奶交給他一副鐲子，說是祖上傳下的，值些錢。那年秉昆的哥哥秉義剛出生，周志剛請識貨的人過過眼。識貨的人斷定是好東西，願意將他介紹給一位喜愛中國玉器的富有的俄國人，條件是成交了給點兒提成。當時東北已「光復」了，放高利貸的人因為有不少惡行被新政府鎮壓了，高利貸不必還，也沒法還，滿洲幣作廢了。所以，那副鐲子保留下來了。待周秉昆出生時,新中國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還有了姐姐。姐姐大他三歲，哥哥大他姐三歲。
在六十年代初的飢餓時期，秉昆的爺爺奶奶因為沒有城市口糧，不得不回山東老家去了，不久先後死在老家。
那時，周秉昆的父親已是建築工人，身在大西北。
雖然，住兩間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羨慕，卻有不那麼開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廁時，地點離周家最近，也就十來米的距離。秉昆的母親當然強烈反對，但經不住一位善於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幹部的說服。實際上，因為小街太窄，公廁除了建在周家門窗的斜對面，也沒另外的地方可選。建公廁是有益整條街的事，如不許建，會將整條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為了對周家的體諒予以補償，街道幹部允許周家在門前圍上十幾米地面做小院子。這麼一來，周家又成了那條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後的兩年，不論多熱的夏季，周家的門窗輕易是不敞開的。
周秉昆的父親從大西北迴來探家那年，見已是那種情況，倒也沒多麼的不高興。
這位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自我安慰地對妻子和兒女們說:「看來政府辦事還是公平的，你們不是都喜歡養些花花草草嗎？沒有那公廁，咱家哪來這院子？再者，離公廁近有近的好處，上廁所還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裡，他在兩間屋的後牆上各開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了，夏季也涼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條小街唯一的景點。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親兩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義「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學生，他本是要考大學的，父母也支援。「文革」一起來，他的大學夢成泡影了。「上山下鄉」前，他是「逍遙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閱禁書，就是與自己的同班同學郝冬梅戀愛。郝冬梅的父親曾是副省長，「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類」子女是哪一派紅衛兵組織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願死乞白賴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遙派」。「逍遙派」是造反派們對自行邊緣化的一類人的嘲諷之謂，其實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工作，他們的心理狀態並不「逍遙」。比之於狂熱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閒愁。造反畢竟是一樁可以讓青年人暫時忘憂的似乎特有意義的事，連這樣的事也不積極，當然就得自己解決煩惱問題囉！
周秉義與郝冬梅這對戀人，抵抗煩惱與閒愁的辦法，只有讀禁書和戀愛，那簡直也可以說是他倆的絕招、法寶。除了毛澤東和魯迅的書，其他書籍在中國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時代都有些不怎麼怕事的人，周秉義和郝冬梅便總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讀過的書來讀。有時還在周家拉上窗簾一個讀，一個聽；還討論，甚至爭論。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曉光，是他倆地下讀書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他倆便破釜沉舟地報了名，第一批離開了城市。遺憾的是，郝冬梅由於父親的問題去不了兵團，只得去農場，好在她去的農場離周秉義分到的兵團不遠。對於大兒子的走以及與「走資派」女兒的戀愛，周母持順其自然的達觀態度。周秉義成為兵團知青的第二年，調到師部宣傳股當上了宣傳幹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學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點中學，周蓉與周秉義都曾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且都有文藝細胞。周秉義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園詩人，「文革」前已有幾首詩發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兒，以學生演唱者的身份參加過a市舉辦的音樂會。她的追求者蔡曉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頭頭，其父是省軍管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省革委會成立後，他服從上級安排，脫下軍裝，在省商業廳當了一把手。不過周蓉與蔡曉光的關係不像哥哥與郝冬梅的關係那麼明確，似乎是蔡曉光剃頭挑子一頭熱。周蓉甚至不承認他倆是戀愛關係，多次對家人強調僅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關係。
周母卻希望女兒與蔡曉光是明確的物件關係，在當年那意味著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關係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護，當年卻是民間「道德法庭」最喜歡保護的關係。那種保護的義務感和熱忱，往往高於對街道衛生的保護。
周母不止一次對女兒苦口婆心地說：「蓉啊，如果連小蔡這樣的物件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麼樣的呢？他除了個子比你稍矮點兒，依媽的眼光看，別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種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門檻低，媽覺得單憑這一點，就是人家孩子難能可貴之處……」
周蓉總是笑盈盈地應付道:「媽,我的個人問題，你就別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則說：「你哥與冬梅，人家兩個好成一個人似的，已經是板上釘釘的關係了，釘透了還又砸了個彎的關係，媽有什麼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讓媽操心不行，媽是怕你錯失了良緣！」
周蓉聽煩了，就會反駁道：「媽，第一點，你一定要明白，我與他蔡曉光根本不是什麼物件關係！我已經在家裡宣告過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過是朋友關係！而且是一般的朋友關係！第二點，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門檻怎麼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
周母也會光火起來，指著門說：「你看你看，咱家的門檻高嗎？」
周蓉看一眼門那兒，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親，摟著母親半撒嬌半認真地說：「媽，我沒嫌小蔡的個子比我矮，我承認他對我特好，人也不錯。可全市又不是隻有他一個未婚青年，不能說什麼錯失不錯失良緣的。媽，我不急著像我哥似的將個人問題定下來,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別再絮叨,多給我點兒考慮的時間啊！」
女兒一撒嬌，當媽的沒咒唸了。別看周蓉一向文文靜靜，其實是有拗脾氣的，當媽的也有幾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兒犯了脾氣。母女倆如上內容的談話從無結果。
蔡曉光經常來周家，與周蓉、郝冬梅一起聽周秉義讀《戰爭與和平》《德伯家的苔絲》《紅與黑》等名著。他雖是技校造反派頭頭，卻並不每每擺出唯我獨革的嘴臉，起碼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從沒那樣過。相反，他表現得特別有禮貌，有教養，文質彬彬。周秉義與冬梅討論時，他也不見外地坦率發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觀點，連周秉義與冬梅也常常一致贊同。
比如，他認為《戰爭與和平》，其實更應理解為一部反映戰爭與人的關係的文學著作。它不僅描寫到了沙皇、拿破崙這樣的君主和庫圖佐夫等兩國元帥、將領，還描寫到了安德烈、皮埃爾等俄國貴族，併為戰爭大背景之下的俄國貴族女性刻畫出了難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還用如椽大筆描寫了雙方軍隊的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特別是被佔領國俄國的市民、農民甚至農奴的命運和心理感受——它是托爾斯泰筆下人物最多的小說，幾乎描寫到了戰爭背景之下的俄國各階層人物。如果沒有這樣一部史詩性的小說，托爾斯泰當不起「俄國的一面鏡子」，估計列寧也不會以那樣的比喻評價他。
那一日，蔡曉光說罷他的看法後，周家的三個兒女一時都低著頭默不作聲。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沒讀過幾部外國小說，也就沒什麼個人觀點可言，只有默不作聲的份兒。但他極喜歡聽哥哥們的討論，覺得比聽年長於自己的人聊閒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運的，也明白自己是幸運的，所以將那種幸運的時光當成幸福的時光來享受。
周秉義沉默片刻，用小指撓撓腮，抬頭看著郝冬梅問：「你認為呢？」郝冬梅想了想說：「曉光的看法不無道理。在俄語中，’和平’一詞的詞根不是’社會’嗎？那麼《戰爭與和平》也可以理解為戰爭與社會、戰爭與人。」
蔡曉光又說:「我還認為，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受《戰爭與和平》的影響很大，也可以理解為反映革命與人的小說。它的主人公不是徹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挾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別是他後來寫出了《一個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對革命與人這一主題意猶未盡的補白式的創作。」周秉義聽完他的第二番話，沒再低下頭去，而是繼續微眯雙眼注視著他，直接問道：「你對葛利高裡這個人物究竟怎麼看？」
他立刻回答：「一個身不由己而又不甘於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頭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頭來，她先看一眼蔡曉光，見他起身離開屋子，到外邊去了，便將目光望向秉義，微微搖頭。
秉義說：「好，不問他什麼了。但我承認，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說：「他也挺喜歡看書的，這倒是一個事實。」
原來蔡曉光聽到了賣冰棒的老嫗的叫賣聲，出去買回了十幾支冰棒，還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過冰棒後，吩咐弟弟也給在小院裡的母親送一支一一每當孩子們在屋裡讀書、交談，周母便找點兒活到小院裡去做，就像早年間做地下工作者的兒女和同志們秘密開會，當孃的在院門口放風。周母知道自家的兒女在和別人家的兒女讀禁書，卻從不反對。如果說有些書是對青年人有害的，這她信。但將全中國的書幾乎都禁了，燒了，都說成是「封資修」的，她就不信了，因為連她這位文盲母親的常識也違背了。何況，自己的兒子女兒自己瞭解，那是絕不會把壞書當好書讀，還與別人家的好兒女一塊兒討論的。既上不成學了，也沒工作可找，再不許他們讀書，還不將些好孩子閒出病來呀？當媽的總不能跟著社會走，把自己的兒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從不反對。
蔡曉光說，他進院時已給周母一支了。
秉義接過冰棒後對周蓉說：「別讓曉光走啊，留下一塊兒吃飯。」
周蓉說：「你要想留他吃飯，那就自己對他說，幹嗎下指示似的讓我留住他？至於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關係決定的，與我何干?
她說罷，吮著冰棒也到小院裡去了。
秉義皺皺眉，批評道：「陰陽怪氣。」
他只得看著蔡曉光說：「聽我的，留下吃飯。」
蔡曉光笑著點頭。
周母拿著冰棒進屋了，也說:「這個小蓉，有時候就是陰陽怪氣的，曉光你別和她一般見識啊！」
蔡曉光說：「大娘，我怎麼會呢？」
周母又對秉義說：「你是當哥的，該訓她的時候，那就得替爸媽板起臉來訓她，只是背後表示不滿不行。」
秉義說：「我才不，她會記我仇的。」
周蓉在外邊聽到了，大聲說：「哥，這點兒明智可要永遠保持啊！」
周母只得自己朝外邊訓了一句:「小蓉你有點兒樣啊！別忘了你是當姐的，也是大姑娘了，給你弟做的什麼榜樣？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話你嗎？」
郝冬梅趕緊大聲說：「我不笑話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調節氣氛暱！」——她主要是說給周蓉聽的。
周母更加認真了，也大聲說：「冬梅你用不著替她分辯！屋裡氣氛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勁兒的，需要她那麼陰陽怪氣地來調節？」
周秉昆冷不丁說了一句：「十個美人兒，九個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話音剛落，周蓉衝入屋裡，嚷嚷道:「你個沒大沒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頭系成死扣！」她邊嚷嚷，邊舉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將冰棒也掉了，從他媽背後躲到冬梅背後又躲到蔡曉光背後。
除了姐弟倆，大家都樂了。
吃晚飯時，不知誰引的話題，這些青年又談論起了《葉爾紹夫兄弟》，秉昆實在按捺不住表達看法參與討論的衝動，幽幽地說：「老三謝爾蓋是值得同情的！」
一語方出，哥哥姐姐們一齊將目光注視在他臉上，像聽到啞巴說話了似的，每個人的表情都是那麼的驚訝。
那時周母串門去了，也不是尋常的串門，街上有戶人家婆媳吵架了,她去勸勸。她是街道組長,那類事能帶給她別人無法體會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帶給少女們愉快一樣。
秉昆既已開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將久悶在內心的觀點一股腦兒傾吐出來。有次郝冬梅在他家讀《葉爾紹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裝睡，聽到了幾段。
他像要與誰爭吵，臉紅脖子粗地又說：「沒有哪一個士兵是甘願當俘虜的！他受傷了，失去了戰鬥能力，因而成了俘虜，這能怪他嗎？能算是種罪過嗎？哥哥嫂子們都不理他了，連與他相愛的姑娘也對他無比冷漠，這對他公平嗎？」
郝冬梅將另外三人環視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說：「從今往後，我對小弟也將刮目相看了。」
周蓉拍了弟弟後腦勺一下：「以後不許偷聽啊！要聽我們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樣，規規矩矩地坐在一旁聽。」
她那一拍，又拍出了弟弟一句話：「斯大林的兒子還成了俘虜呢！」
哥哥姐姐們的表情全都更加驚訝了。
周蓉嚴肅地問：「老實交代，聽什麼人說的？」
秉昆猶豫。
周蓉用筷子打了他的頭一下，「別裝啞巴，說！」
秉昆小聲說：「那天媽讓我替你送送曉光哥，他路上跟我說的。」
周秉義與郝冬梅對視一眼，都暗鬆了一口氣。
蔡曉光平靜地說：「是我跟他說的，但我說的並不是謠言啊！」
周蓉打斷道：「別解釋了。希望你能記住，我弟弟頭腦簡單，愛認死理，以後別什麼話都跟他說。」
秉義忽然微笑了，對周蓉說：「你也不必把氣氛搞得這麼嚴肅，多大點兒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後，摟著弟弟說：「哥哥姐姐們讀了些什麼書，談了些什麼看法，別對外人講啊！」
秉昆說：「我明白。」
郝冬梅對周蓉說：「我認為小弟的頭腦並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
蔡曉光緊接著說：「我也這麼認為。」
大家就都笑了。
秉昆卻快哭了，他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嚴重傷害。
哥哥下鄉不久後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幹部來到周家，當時秉昆和母親、姐姐剛吃完飯，還沒收拾桌子。
姐弟倆都禮貌地起身讓座，親近地稱對方「嬸兒」。周母與那位「嬸兒」稔熟，關係處得很好。
嬸兒坐下後，看著周蓉和秉昆說：「當著她姐弟倆，我話到嘴邊還不好講了呢！」
周蓉是冰雪聰明的人兒，嬸兒一進門，她便猜到了嬸兒光臨的目的。
不待母親開口，她已微笑著問：「嬸兒是來動員我姐弟倆也下鄉的吧？」
嬸兒兩手一拍，誇道：「哎呀你個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搶話道：「可我哥不是下鄉了嗎？」
周母說：「既然事關你倆，那你倆就坐旁邊，聽你們嬸兒怎麼說。」
嬸兒說:「我要說的事它是這樣的，上級政策很明確，也不是咱們省市一級，而是北京那邊中央一級那種上級的規定——多子女家庭，只能有一個留城的，其他屬於’上山下鄉’物件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鄉’這條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了嗎？……」
不待她說完，周蓉爽快且無所謂地說:「嬸兒，打住。你已經說得夠明白了，我現在就當你的面表態，我和我弟倆，我走。」
秉昆也大聲說：「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煩意亂地說：「你倆爭什麼爭啊？我還沒表態呢，我這個媽是什麼態度就一點兒不重要了嗎？」
「是呀是呀，你倆先別爭。這麼重大的事，擱誰家都是當媽的意見很重要！你倆究竟誰走、誰留城，孃兒仁好好商量商量，過幾天給我個準話兒。我呢，還得到前趟街去繼續動員，就不多待了。」嬸兒是很識相的人，見機行事地邊說邊站了起來。
周蓉緊跟了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了。」
「行，行，你說定下了那就定下了吧。唉，誰願意做這種背後捱罵的工作啊！」嬸兒說此話時，一隻腳已在門外。
母親流淚了，看看女兒，看看小兒子，卻說：「她也確實是沒法子。」
周蓉瞪著弟弟說：「你是老疙瘩，我是當姐的，必須我走。」
秉昆賭氣說:「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媽身邊，我男的走！反正媽對我這個老疙瘩也不怎麼重視。」
「我哪點上不重視你了？」母親摟抱住小兒子哭了。
周蓉笑道：「媽，我認為你表態了啊！」
秉昆惱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讓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親雖然一句明確表態的話也沒說，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兒拆洗起被褥來，還給了女兒二十元錢，意思是讓她買些自己需要的東西。
晚上，睡在外間屋的老疙瘩聽到睡在裡間屋的母親和姐姐說悄悄話。
母親說：「媽當然也捨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從小就缺心眼兒，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媽不放心啊！」
姐說：「媽，我走我沒不好的情緒。全國統一的政策，別人家也都是隻留一個，咱家有什麼資格例外呢？何況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歲的一個大姑娘,整天在家裡晃進晃出的,早晚會被笑話。趁現在還沒人笑話,何不主動點兒一走了之呢？至於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別說在媽面前了，就是在我和我哥眼裡，也總是把他當成個長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家裡從沒人徵求他的意見，就是他發表了幾句看法，咱們也從不認真對待，漸漸的他可不就那樣了唄。」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樣了？」卻沒喊成。哥已經走了，姐即將走了，郝冬梅和蔡曉光肯定也不會到家裡來了，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適應以後的孤獨。
姐又說：「媽你放心，小昆畢竟是個好孩子，就是不太聰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了，興許還能聰明起來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了嚴重傷害，不知不覺流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