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冬季的一天，上午十時，a市對一批死刑犯執行槍決。
前幾天，共樂區主要街道的顯眼處，貼出了判決佈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決佈告貼在專門的佈告欄上。共樂區非市中心區，未被要求有專門的佈告欄。所謂顯眼處,便是人行道里側,人們經常過往的某面牆而已。
正值「文革」期間，那樣的牆上早已貼著數層大字塊或大字報了，風扯人撕，像叫花子的破襖。一份新佈告，便貼在那樣的牆上。
當年，在a市情況差不多是這樣一一對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張貼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刑，判了也就判了，並不一定要廣而告之，只有判決死刑的佈告才四處張貼。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數名，名字全都劃上鮮紅的x,給看到的人以心驚肉跳的感覺。有時，被判二十年以上及無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會出現在死刑佈告上，那往往是由於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決詞印不滿一整張大白紙，看上去效果不好。
此番一共判決的是七名死刑犯，判決詞足以印滿一整張大白紙，所以也就完全不必用陪襯豎行七個恰好能壓住罪犯們名字的大紅x,極有視覺衝擊力。
七名罪犯中六名是殺人犯，一名是屢教不改的強姦犯。六名殺人犯中，一名二十三歲的男犯，在數日內成為本市青年們的談資。不僅因為那死刑犯也是青年，更因為他曾是本市「九虎十三鷹」之「九虎」中的一「虎」。
何謂「九虎十三鷹」？
以今天的眼光看來，無非是當年的男女流氓團伙而已。用香港人的話說，「古惑仔」也。「九虎」皆男，「十三鷹」皆女。「鷹」中，年齡最小的才十七歲。「虎」中，當時年齡最小的未滿十九歲。成為談資的那位叫塗志強。認得他的人，都叫他「強子」——出生於共樂區光字片的一間土坯房。
一九六八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三年，兩年裡將城市鬧騰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們，隨著「上山下鄉」的號召，幾乎全都變成了「知識青年」。有點兒知識的得變,沒什麼知識的也得變。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o到一九六九年底，全市的初高中生差不多走光了，留在城市的大抵是病殘者，或誓死也不離開城市的頑固者。當年，a市動員「上山下鄉」的工作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因為東北有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二三十處大小農場，a市的初高中生不出省就可以「上山下鄉」了。大多數人響應了號召還有工資可掙，動員工作比較容易開展。
極少數誓死也不離開城市的頑固者，對抗運動的日子很不好過。只要自己的身影一被街道幹部發現,後者便會成為他們甩不掉的「尾巴」。而後者又都是些熱心於居民工作的，原本能說會道的家庭婦女。她們一旦將什麼事當成了使命，就會變得像虔誠的教士傳教一般盡職盡責。若她們自己的兒女已經「上山下鄉」去了，她們的動員就更來勁兒了。她們纏住頑固者們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彷彿唐僧對任性的一意孤行的孫悟空念緊箍咒一般，那時前者往往被折磨得想殺人。如果被動員物件是男青年，比女青年更難以忍受那種折磨般而言，女青年忍受絮叨的耐力比男青年強。
結果，他們有家也不願回了。
在a市的每個區，都有些這樣的男女青年，都是初中生，處在青春叛逆的高發年齡段。並且,家裡只剩他們自己,父母或下放到幹校去了,或被關押在「牛棚」裡甚至監獄裡。
不知怎麼一來，這樣的幾個小青年相互認識了，在感情上抱團取暖了，模仿古人，結拜為兄弟——「九虎」於是產生。又不知怎麼一來，對與他們命運相同的女孩子們產生吸引力了，她們便也情投意合地入夥，於是「十三鷹」也湊齊了。沒人清楚，所謂「九虎十三鷹」，究竟是他們當年自詡的呢，還是別人加在他們頭上的。
他們皆無業青年，生存是頭等大事。無業且要生存在城市裡，得有特殊的本領。他們無師自通地實踐出了另類生存「技能」，也可以說是生存本能驅使的結果——扒、偷、騙、搶之「技能」。此種「技能」輔以「鷹」們的色相勾引，每使他們出師便告捷，無往而不勝。他們的勾當一般不在本市進行，外市甚至外省之市才是他們大顯身手的江湖。底層百姓通常也不是他們鎖定的作案目標，他們都還有點兒盜亦有道的意識，再說從普通百姓身上也獲得不了多少油水。他們的目標通常是當年的大小「三結合」幹部。「三結合」幹部中有本是幹部的人，也有後來成為幹部的造反派。手錶、腳踏車、高檔半導體收音機、皮襖、皮鞋、靴子是他們的最愛,在黑市可以賣出好價。當然，現金和全國糧票更是他們絕不放過的。在某次列車上，一行十幾名乘軟臥車廂的幹部早上醒來時，發現他們的錢包、手錶和鞋靴都不見了。有人連褲子也不見了，在廁所找到的，被從褲襠剪成兩片，掛在掛鉤上。「虎」和「鷹」們作案得手後，總喜歡搞那類惡作劇，滿足覺得自己是高手的虛榮。
這件事震驚也震怒了a市的公安人員們，因為那一行幹部是從北京到a市來指導工作的，那次列車也歸a市鐵路局管。
「九虎十三鷹」卻集體住進了某縣的招待所，一方面享受身心放鬆的愉快，一方面開會總結成功經驗。他們所持的蓋有公章的介紹信上,寫著他們要開的是一次職代會，會後將由a市某級革委會結賬。蓋有公章的介紹信紙是他們偷的，所以招待所的同志信以為真。
僅僅兩天，同志們就發現不對勁兒了，因為「代表」們不分白天晚上，經常男女成對地反鎖了房門鬼混。「虎」們和「鷹」們之間的性關係是混亂的，簡直可以說混亂不堪。性事是他們與她們之間保持親密關係的紐帶，也是頂級享樂。男女雙方不但認可那種混亂的性關係，還特別看好那種混亂的性關係，覺得有利於增強團結。他們從不會因為性事反目，一致的態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論「虎」們還是「鷹」們，都根本不擔心性事後果。當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所能搞得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見過避孕藥是怎樣的一種藥。他們不缺那些東西，到藥店裡去「取」避孕套對於他們易如囊中取物。當年避孕藥是特供給十三級（包括十三級）以上高幹的，起碼在a市是這樣。「鷹」中有兩三個竟是那等級別的幹部的女兒，她們知道在高幹人家那種藥一般放在哪兒。有一次「虎」「鷹」聯手不但偷光了那種藥，還將預先準備好的類似藥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該放在哪兒仍放在哪兒……
市公安局接到縣招待所的報告，於一個深夜將「九虎十三鷹」一網打盡。那在當年的a市也算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了。不久按照階級成分政策區別對待，該嚴判的嚴判，該從輕發落的從輕發落。
塗志強是被判得最輕的。因為他是有家可歸的小青年，陷得並不深。母親在他幾歲時病故了，他由父親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廠電鋸車間的老鋸手。該廠在另一個區，他父親得跨區上班，五十多歲了，終日來回奔波，身體不支。他上中學後，父親就經常住在廠裡，往往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他是獨子，既失母愛，亦少父愛，形成了孤僻內向、寡言少語的性格。按政策，獨子是可以留城的，父親卻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鄉」去，因為那老工人想續老伴。兒子走了，自己的願望更易於實現。既然家長巴不得兒子早日「上山下鄉」去，街道幹部們當然便將塗志強視為賴在城市裡的壞典型囉。他猜準了父親的打算，不禁滿腹怨惱，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這世上最對得起他的，其實還是父親。塗志強成了罪犯沒幾天，父親死在廠裡了。他是在電鋸破碎飛起之際為了保護工友而死的，被追認為烈士，市報發表了號召人們學習的長篇報道。廠裡的幹部職工聯名給市裡寫信，要求批准保釋。也有不少市民給有關方面寫信，表達同樣的心願。
結果，塗志強僅被勞教了三個月，之後居然得以接他父親的班，成了木材加工廠的一名青年工人。他還免了學徒期，直接掙一級工的工資。
這不就是壞事變好事了嗎？
孰料他又成了殺人犯，即將被槍斃了！
沒誰知道他為什麼殺人，公安局也沒審出較複雜的原因。
他反覆所說的口供僅以下幾句：「我喝醉了，他也喝醉了。他先罵我,我們打了起來。他掏出了刀，我奪過了刀。一命抵一命，我償命好了。」他那英雄父親的光榮事蹟以及他的「紅五類」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於一死了，何況他有前科。
但他成為殺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沒如實交代。
在當年的a市，並非每次處決死刑犯都必遊街示眾。一次處決七名之多時，則照例要遊街示眾，以顯示威懾力。罪犯屬於哪一區哪一單位，那一區那一單位便有義務出動一些人，配合著沿途呼喊口號，維持行刑現場的秩序o一次處決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隨觀的人多,行刑現場那兒，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著看了。
監獄的鐵門外已圍著不少人。他們可不是被組織到那兒去的，而是些本市最愛看那種特殊場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輛腳踏車，沒騎腳踏車的人，也是別人用腳踏車載來的。他們將騎行於載死刑犯的卡車兩側，一直跟到行刑現場，為的是看得自始至終，沒錯過任何細節。
當死刑犯們走出鐵門，依次上卡車時，有一名公安幹部攔住了塗志強，轉身對同事說：「該講的人道主義還得講，找頂帽子給他戴上。」
那種情況之下，臨時很難找到一頂帽子。被吩咐找頂帽子的公安人員愣了愣，居然從自己頭上取下了警帽。
發話的公安幹部火了：「胡鬧！他怎麼可以戴你的警帽？」
是下級的公安人員趕緊往下取警帽上的紅星。
大小是個官的公安幹部更火了:「那也不行！早幹什麼來著？我不說就等於你們沒看見嗎？他戴過了你還怎麼戴？再說你就不冷嗎？」
昨天下了一場大雪。正是數九寒天的日子，用東北人的話，雪後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蜂唾成冰。
「等我回來再發車！」——大小是個官的公安幹部轉身欲走。
圍觀者中忽然有人說：「我的帽子可以嗎？」
那公安幹部循聲望去，見是個臉小個子也小的三十來歲的男人，已用長圍巾上下包住了耳朵護住了臉頰，手託的是頂嶄新的羊剪絨的皮帽，a市人叫那種帽子為「坦克帽」。
公安人員毫無表情地問：「捨得？」
小個子男人點頭。公安人員一擺下巴，小個子男人便向塗志強走了過去——他是痛子。塗志強腕上有手銬，他彎下腰，於是小個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倆分開，公安幹部嚴厲地問小個子男人：「他跟你說話了吧？」小個子男人點頭。
公安幹部緊接著問：「說什麼了？！」
小個子男人不動聲色地回答：「只說了四個字——謝謝大哥。我比他年齡大，他叫我大哥也是應該的。」
公安幹部沉吟了一下，一揮手，「發車！」
車輪剛一滾動，小個子男人靈巧地躍坐到一輛腳踏車的後座上了。
a市當年對死刑犯執行槍決的地點，一向在松花江邊的一處沙灘那裡。春夏秋三季，江水再怎麼漲也不會將那一大片沙灘完全淹沒，因為那裡是松花江特寬的江段。冬季，那裡白雪皚皚，少有人往，並且離市區不遠，也就半個來小時的車程。
果不其然，那裡已人山人海。在當年，不知怎麼的，國人很喜歡圍觀槍決犯人的場面，也許是由於平時的娛樂活動太少吧。
木材加工廠去了十幾人，兩名中年工人帶隊，其餘都是青年工人。廠裡出了殺人犯，按慣例，單位必須出人去協助公安人員維持秩序。再者說了，出了青年殺人犯的單位，其他青年工人更應該接受特殊的現場教育。
有人是願意去的，因為既有刺激的熱鬧可看，還可以不幹活。如果幸運，也許有機會認識了某位公安人員，搭上了以後交往的關係，豈不更划算了？若能與藍警服交往成朋友，那種關係可就太寶貴了！
有人無所謂願不願意，領導指名道姓地叫去，那就去唄。聽領導的吩咐總是沒虧吃的。
有一個人卻非常非常不願去，——周秉昆。
周秉昆與塗志強同是在共樂區光字片出生的，塗志強比周秉昆大兩歲，周秉昆一向親暱地叫他「強子哥」，而塗志強總是叫周秉昆「昆兒」。他倆的家住前後街，二人是「發小」。
無論塗志強還是周秉昆，都沒跟別人強調過他倆是朋友，但廠裡的人都認為他倆當然是朋友——在出料班，他倆還是同時幹活兒同時休息的「對子」呢。電鋸一響，出料是累死人的活兒，兩兩一組，輪番出料。那活兒只有那麼一種幹法，一組幹一組歇，才可持續，不至於將人一個個全都累趴下。塗志強與周秉昆抬沉重的木樑時，總是儘量往木樑的中間移肩，那樣周秉昆肩上的分量會減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