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羅家與其商業夥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時又改變主意，不惜祭起反猶主義的法寶，告訴他的合作伙伴們，未經允許不得與猶太人做生意。聽到這個訊息，羅斯柴爾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決心組織了一個反對巴林—霍普財團的同盟，試圖挑戰巴林的金融霸權。
從巴林和羅斯柴爾德兩個家族的家族檔案中找到的幾封信裡可以看出雙方的態度，其中羅斯柴爾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則指責羅斯柴爾德「作弊」「惡毒」。公平地說，這些相互指責中至少有一部分對他們而言是客觀的評價。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獲得了265億法郎的債券承銷業務，他們給了拉斐特2000萬法郎的額度，卻只給了羅斯柴爾德1000萬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財團獲得了一筆300萬英鎊的奧地利政府公債。羅斯柴爾德被邀提供財政支援，但是無權處理貸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這些人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內政部長那裡，我正與貝斯曼聊天，雷波切爾與我擦肩而過，甚至都沒說一聲晚上好……」從此，雷波切爾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腦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爾對兄弟的惱怒進行了更有哲學深度的評論：「首先我們是猶太人，其次我們不是生下來就是百萬富翁，最後我們正與巴林家族激烈競爭。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求他們成為我們的好朋友呢？」
無論誰是誰非，1818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為自己製造了一個強大而可怕的敵人。羅斯柴爾德要開始報復了。
謀定而後動：羅斯柴爾德終成霸主
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當然對於打擊對手來說，羅斯柴爾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爐火純青的看家本領。
他們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場上大量吃進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國公債，將其價格炒高。隨後在同盟國亞琛峰會的節骨眼上，突然在市場上海量拋售這些法國公債，一下將其價格打到崩盤的價位，市場立刻一片恐慌。此時，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購這些公債以穩定價格，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由於現金流吃緊，巴林家族幾乎垮臺。幸虧參加峰會的各大國政治領袖不願看到法國國債崩盤對歐洲局勢可能產生的爆炸性影響，梅特涅和普魯士、俄國的親王、首相們紛紛出面從政治上支援巴林家族，因為他們個人的身家財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這些法國公債上，於公於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國公債。法蘭西銀行又果斷出手整頓金融市場、遏制市場投機，這才穩定了局勢，法國公債價格重新穩定走高，巴林終於倖免於難，不過也驚出一身冷汗。撫古思今，唏噓長嘆，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誰的暗算之下。
但這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打擊巴林家族的小試牛刀。他們真正的戰略盤算是，既然巴林—霍普財團壟斷了法國賠款公債的承銷權，那麼羅家就應當謀求成為俄普奧三國「神聖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將這三個歐洲大帝國整合進自己的金融網路之後，再與羅家在英國公債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有機結合起來，從東西兩個戰略方向上對巴林家族的金融網路進行毀滅性打擊，最終將巴林家族的勢力從歐洲金融舞臺的中央排擠出去。
經過25年漫長的反法戰爭，歐洲各國無不打得民窮財盡、遍地廢墟，急需獲得大量資金恢復國民經濟。作為歐洲反法戰爭的主力軍和主戰場，普魯士、奧地利、俄國三國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發達的金融市場上大量融資。
正如若干年後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經過25年漫長的血腥戰爭，歐洲必須獲得資金來維持和平……法國需要很多錢，奧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魯士所需稍少，俄國則需要好幾百萬。」而當時歐洲「第六強權」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財力都投入運作法國賠款公債，根本無暇他顧。羅斯柴爾德家族抓住這一戰略時機果斷出手，先後與普魯士（1818年）、奧地利（1820年）和俄國（1822年）分別達成代理發行鉅額國債的合同，將這個在歐洲權傾一時的「神聖同盟」牢牢地納入自己的金融網路。而這三國對於羅斯柴爾德在倫敦金融市場的控制力也歎為觀止：「羅斯柴爾德對倫敦的所有金融業務都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力。大家都認為，而實際上也最接近於事實的是，他們完全控制了倫敦金融城融資匯兌的利率。作為一個銀行家族來說，他們所掌握的權力近乎無遠弗屆。」
事實上羅斯柴爾德對神聖同盟三國的影響力十分深遠，關係非常密切，以致人們指控內森·羅斯柴爾德是神聖同盟的「保險經紀人」，幫助神聖同盟撲滅歐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義浪潮）。到1821年內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因為「他與外國強權的聯絡，特別是對奧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援，使得那個政府（梅特涅）能夠策劃鎮壓全歐洲的自由」。
羅斯柴爾德的勢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強權」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整個巴林家族的商業素質和進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員興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轉向了文學藝術和其他聲色犬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亞歷山大本人越來越少過問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了縱情山水、藝術追求和下院的政治鬥爭。由於巴林家族的非猶太身份，在傳統反猶的歐洲政界機會更多，這就將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壇鬥爭，對於金融業務的精力投入相應降低。而高手過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資方向也出現了失誤。首先是大量投資地產，由於陷得過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銀行自有資金支援地產投資，結果使得巴林投行業務的自有資本金從1821年的622萬英鎊，在兩年內銳減到這個數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羅斯柴爾德卻有更充足的資金和分佈更廣的分支網路支援其投行業務。而巴林家族投資拉美的業務屢屢受挫，損失極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實力。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大趨勢就是，從1809年到1939年間，世界上自有資金過百萬英鎊的投資銀行家有31位，其中猶太人就有24位，佔到總數的774％，而英國國教信徒只有4位，僅佔129％，巴林就是這四家中的一家。整個19世紀中，猶太銀行家們從德國起家，迅速撲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核心，英國方面軍有朗熱家族，德國方面軍包括奧本海默、孟德爾頌、佈雷施勞德、沃伯格、厄蘭格家族，法國方面軍則包括福爾德、海涅、貝列特、沃爾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國方面軍包括貝爾蒙特、賽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庫恩、雷波、高曼家族。這些家族形成了集團軍作戰的態勢，互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鎖，逐漸形成了一張龐大而綿密的金融網路，外人越來越難以打入這個圈子。結果在投資銀行這個猶太銀行家所主導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夠得到的商業機會越來越少。
此消彼長，巴林家族的衰退，給了處於上升期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趕超的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也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首先是1822年的俄國650萬英鎊公債的承銷被羅家一舉拿下，而在這之前俄國政府公債業務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財團壟斷。為此，巴林—霍普財團指責羅斯柴爾德家賄賂了俄國駐倫敦大使列文親王，才拿到了這筆公債合同。
1824年法國政府國債準備發行，此時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反客為主，巴林家族淪落為參與者而非從前的決策者。坐鎮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召集他倫敦的堂兄弟、法國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開會，提出了重組法國債務的計劃，羅斯柴爾德和拉斐特對巴林的意圖極不信任，因此兩家在協議的補充條款上加上了這麼一條：如果巴林退出，他們兩家就自己把這筆法國債務處理好，從而將巴林家排擠出處理法國債務問題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夥人在信中告訴正陶醉於政治漩渦的亞歷山大·巴林：「總的來說羅斯柴爾德家計劃周詳，非常聰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戰時的拿破崙一樣，一旦有突發狀況，他們就會像其他人一樣墮入平凡。我真希望我們能擺脫出他們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勢越發明朗，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無可爭辯地成為國際金融領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羅斯柴爾德倫敦分行的資本金有114萬英鎊之多，巴林家族相應的資本金只有49萬英鎊，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總資本金高達500萬英鎊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銀行的分紅還有12萬英鎊，一年之後卻虧損了56萬英鎊，巴林家族甚至連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雖然巴林在資本金的賬面數字上仍然超過除羅斯柴爾德之外其他所有銀行家族，但是美國巴爾的摩、紐約和波士頓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驚人，緊隨其後，其資本金達到35萬英鎊之多，並且增長速度超過巴林。巴林雖然勉強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國際鉅額信貸融資和國際關係領域依然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舞臺的主角已經變成了羅斯柴爾德。
金融家與政治家
「毫無疑問，政治和金融從來是手拉手的。」
——羅斯柴爾德
19世紀中期以後，羅斯柴爾德家族鞏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時開始向權力巔峰攀登，他們在政壇上的影響力和作用越來越浮現出來。他們同各國首腦政要結成非同尋常的私人關係，廣泛深入參與國政大事的決策和施行。從不登臺面的幕後「師爺」逐漸演變成各個黨派和政界勢力不敢小覷的新生力量，進而成為被極力爭奪的重要物件。
英國自由黨領袖格朗維爾伯爵鄭重向女王進言，羅斯柴爾德代表著一個特殊階層，以他們巨大的財勢，出眾的頭腦，無所不至的人脈關係和對下院眾多席位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最好儘快把他們納入貴族階層，以防他們歸入保守黨的陣營。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關係非同尋常。迪斯雷利的當選，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羅家這個財大氣粗的金主的背後支撐。迪斯雷利多次讚揚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猶太富豪對自由黨的忠誠。而在他執政期間，英國政府的海外擴張以及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援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羅斯柴爾德和首相迪斯雷
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
利互相稱呼為「我最親愛的朋友」「我們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賴的朋友」。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猶太人，在英國政府的政治生涯長達三十餘年。他從1838年就認識了羅斯柴爾德併成為羅家親密的朋友，他於1848年首次當選首相。1846年，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就幫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國鐵路的投機生意。首相是資深政治家，同時是一位多產的文學作家，但在個人理財方面卻極不運氣，始終面對一團糟的欠債。多虧萊昂內爾出手幫忙，僅1846年就幫迪斯雷利還了超過5000英鎊的欠款。
坊間一直流傳迪斯雷利個人財務狀況極糟，負債累累。而羅家的錢袋始終跟在他身後，出手料理著首相的欠款。對此羅家給予了正式否認，並列出一張清單，說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發表文學作品所得的稿費，足以還清欠債了。的確，羅家作為債主應該對首相的財務狀況最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瑪麗安沒有孩子，幾乎把羅家的5個孩子視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羅家共度。1845年夏天，瑪麗安宣佈立羅家6歲的女兒伊芙琳娜為迪斯雷利夫婦全部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羅夫人夏洛蒂受寵若驚，謙遜推辭。但首相夫人已經把遺囑都寫好了：「我們早是一家人了。」並且把最心愛的蝴蝶配飾指定給伊芙琳娜佩戴。
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誠信奉猶太教，將萊昂內爾認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無數次傾心長談中充分交流他們對政治和國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說《科寧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認為是以萊昂內爾和迪斯雷利為原型的綜合體，在出身背景、職業、宗教信仰、個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儼然是萊昂內爾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國另外一位首相羅斯伯裡伯爵甚至還成了羅家的女婿，他娶了漢娜·羅斯柴爾德。1884年，羅斯伯裡時任英國外相，羅家倫敦銀行從剛發行的埃及貸款中撥出5萬英鎊給羅斯伯裡使用，這筆錢就直接划進漢娜的賬戶。羅家銀行越來越能將天下事、國事、家事融會貫通，一舉拿下。
由於政界關係做得到位，從1865年至1914年之間英國總共發行了40億英鎊的各國債券，羅家承辦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額。在他們之前的巴林銀行，其後的摩根集團，以及同時期的美國賽林格曼都難以望其項背，羅斯柴爾德銀行在世界金融市場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對於所有政治家而言，戰爭無疑是昂貴的。1899年，波蘭作家兼銀行家伊萬·布勞其估計，在主要歐洲國家之間開戰的費用大約是每天400萬英鎊。1902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hobson）說，只要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它的關係戶們反對，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打得起戰爭。
蘇伊士運河：羅斯柴爾德的金融閃擊戰
對於英國而言，從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徑就是從直布羅陀海峽，經馬耳他到埃及，再從埃及到印度，這是一條被英國視為不容任何挑戰的「帝國生命線」。作為海洋帝國，英國必須依靠海軍，而海軍則依賴堅固的海外基地。19世紀英國海軍全盛時期，英國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海軍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買和亭可馬裡；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馬特；在紅海，有亞丁港。這些海軍基地分別地處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著全球海上重要的航運水道。但是，埃及的蘇伊士卻是一個通往帝國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關鍵地區，恰恰是這一地區構成了帝國生命線最薄弱的環節。
埃及自1801年趕走拿破崙，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執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國，1840年被迫接受《倫敦條約》，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統治時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勢力乘虛而入。1851年英國獲得了修建亞歷山大至蘇伊士鐵路的特權。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1869年，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勒賽普斯在法國資本的支援下，建成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從此將地中海與紅海連成一體，大大縮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運距離，成為極具戰略價值的黃金水道。每年通過運河的70％的船隊屬於英國，英國與印度貿易的50％通過蘇伊士運河進行，難怪蘇伊士運河被俾斯麥稱為「大英帝國的脊柱」。
不過，這個帝國脊柱有可能被英國的最大競爭對手法國攔腰斬斷，這是讓英國人始終寢食難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上臺以後，曾委託老朋友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去試探能否出錢將蘇伊士運河買下來，但被法國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這一天正好是週日，迪斯雷利首相又來到羅家做客。賓主正在把盞言歡之間，羅家信使送來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萊昂內爾看了之後告訴迪斯雷利，埃及總督負債累累，急需出售177萬股蘇伊士運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國政府提出動議，但對法國方面的報價和反應速度很不滿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現，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萊昂內爾同時意識到這是一次重大的機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問了一句話：「多少錢？」萊昂內爾馬上發電詢問巴黎方面對方的報價。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沒有心思品嚐被他稱為「倫敦最好吃」的羅家晚餐了。等上白蘭地的時候，羅家快報又到了，對方報價：400萬英鎊。
迪斯雷利毫不猶豫地說：「我們一定要拿下運河。」萊昂內爾沒有正面表態，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實情報的準確性。星期一上午，情報被確認無誤。
現在他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在別的國家沒有反應過來之時立刻搞定這個買賣，出手一定要快，同時更要高度機密。但是，當時議會正在休假，來不及重新召集開會進行冗長的辯論。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蘭銀行，「老太太」（英格蘭銀行）的反應遲鈍，同時也沒有這麼多現金，並且法律規定英格蘭銀行無權在議會休假期間給政府放貸。找股份制銀行也行不通，他們還得召集董事會，然後是英國紳士般地慢慢討論。如果在金融市場進行募集，一是這樣大的一筆鉅款難以短時間籌措完成，二是動靜太大容易走漏風聲。只有羅斯柴爾德銀行堪當此任。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內閣大臣開會，會上的議題就是授權向羅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親信的首席私人秘書守候在內閣會議室外面，會上一經達成決議，他立刻探頭出來說了一聲「yes」,私人秘書立刻跳上早已在門口等待的馬車，飛奔去見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氣喘吁吁的秘書一見到萊昂內爾就說：「首相急需400萬英鎊，明天就要。」萊昂內爾不慌不忙地夾起面前的一顆葡萄，慢條斯理地吃起來，然後吐出葡萄皮，問道：「首相用什麼作擔保？」回答是：「英國政府。」萊昂內爾淡淡地說，「好吧，你們得到這筆錢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報告的時候難掩興奮和激動：「這回法國出局了，他們沒戲了。400萬英鎊！立刻就能拿出來！能做到這件事的只有一家銀行，羅斯柴爾德！」
羅斯柴爾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當然不是見義勇為，如果這筆投資回報率達不到他的目標，別說是英國政府作擔保，就是拿女王來質押，羅家也未必肯幹。驅動萊昂內爾一口答應下來的是這筆投資的利息：3個月利息15萬英鎊，相當於年息15％，這是筆毫無風險的快錢！
更何況羅家此舉的深層意義又在錢之外，通過對蘇伊士運河收購的財政融資，羅斯柴爾德踏上一個難得的進階，向英國內政外交的核心決策層進一步靠近，把關係做得更實了。出了這筆錢之後，羅家對英國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務就名正言順「說得上話了」。這件事成為一個戰略拐點，羅家對英國公共政策和事務的影響和參與開始超過「政治掛帥」的巴林銀行。
英國如此熱衷蘇伊士運河工程，著眼於對埃及政治經濟的全面控制。而隨著英國勢力在埃及的深入滲透，羅斯柴爾德銀行順風搭車，把融資業務全面鋪進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間，羅斯柴爾德銀行和佈雷施勞德聯手，由羅家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機構主導，包攬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國債發行，總額接近5000萬英鎊。
羅斯柴爾德和其他猶太銀行家在「政治站隊」上選擇了自由黨，並大力支援自由黨的「帝國主義」海外擴張政策。英國在19世紀末大力拓展海外勢力，靠的是猶太財主豐厚的金錢滋補。而以羅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們藉助英國的殖民擴張不僅獲得鉅額經濟回報，更把他們的「金手指」伸進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脈。
拯救宿敵巴林銀行
19世紀80年代，南美洲異軍突起，以其豐富的礦產和自然資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膠，智利的磷礦和銅礦，阿根廷的鐵礦）為基礎和後盾，經濟獲得飛速發展。其中阿根廷風頭最勁，在南美洲一枝獨秀。南美各國都在迅速擴張工業，產能和經濟數字不斷創造歷史記錄。以巴林銀行為首的英國銀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國的債券。巴林銀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債券，羅斯柴爾德則看好巴西。
1888年時，執掌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的奈提·羅斯柴爾德開始陸續發表他對阿根廷的擔憂：「阿根廷經濟發展過熱。」「阿根廷的實際經濟增長已不能支撐它的負債水平。」進而預言「阿根廷的資本市場將出現崩盤，而這場危機會迅速殃及其他國家。」
兩年以後的1890年，阿根廷的經濟泡沫破碎，爆發經濟危機，其債券如雪崩般貶值。首當其衝受害的就是巴林銀行。由於阿根廷債券巨幅貶值，加上俄國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銀行的存款，巴林銀行連遭重創，現金流乾涸，頓時陷於破產邊緣。
英格蘭銀行立刻發起對巴林銀行的救援，呼籲各大銀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羅斯柴爾德立刻給予了積極的口頭響應：「如果巴林銀行倒下的話，絕大多數倫敦的金融機構都要隨之崩潰了。」「我們會盡最大努力防止災難發生。」當巴林危機愈演愈烈，羅氏倫敦銀行在一個月內兩次緊急從巴黎分行抽調相當於200萬英鎊的資金和100萬英鎊的黃金，以助英格蘭銀行應付資金短缺。
救助巴林銀行的時間緊迫到以小時計算，英格蘭銀行把眾銀行巨頭召集起來，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運一次又一次落到羅斯柴爾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緊急會議上猶豫不決，提出需要「徵求其他兄弟的意見」。在另一銀行巨頭科瑞決定加入救援後，英格蘭銀行急不可耐，不斷向奈提施壓:「沒有你，我們也必須繼續（拯救巴林銀行）了。」終於，奈提極不情願地首肯了。
有了羅斯柴爾德和科瑞銀行牽頭，各銀行紛紛出資投入巴林救援資金，在24小時的最後期限截止時，救援資金達到1000萬英鎊，後來上升到1700萬英鎊。
巴林銀行在命懸一線的時刻被拯救了。
關於1890年巴林銀行危機中羅斯柴爾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學界提出三個問題：第一，這場危機中是否存在「猶太人的手指」？眾所周知，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為死敵和強勁的競爭對手。奈提甚至在兩年前就預言了巴林的危機，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槍上扣響了扳機？第二，究竟是什麼最終促使奈提擔當了拯救巴林的排頭兵？第三，為什麼羅斯柴爾德銀行沒有遭受巴林銀行的厄運？
對前兩個問題，執掌羅斯柴爾德巴黎銀行的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作出評論說，巴林銀行實質上已成為整個英國商業和經濟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國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將嚴重受損。從保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羅斯柴爾德銀行最終決定要盡全力拯救巴林。
關於第三個問題，羅斯柴爾德銀行回答說他們持有的債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雖然阿根廷危機席捲南美，但在危機爆發前羅斯柴爾德銀行已經將大部分巴西債券轉手賣出了。在1886年時巴西債券只佔羅家倫敦銀行資產的24％。另外，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資產負債情況遠遠優於巴林銀行，即使在南美經濟泡沫最大最熱的時期，羅家始終保持清醒和冷靜，沒有讓自己負債過高，而頭腦發熱的巴林銀行就太冒險了。
不管怎樣，巴林銀行終於被救下來了，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羅斯柴爾德的世紀老冤家終於沉寂了。
巴林銀行在1995年終於被一個27歲的年輕交易員尼克·裡森（nickleeson）徹底摧毀了。此為後話。
黃金十字架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貨幣體系的發展促成的。19世紀70年代，世界貨幣體系由金銀雙本位制轉變為金本位制，並且與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英鎊掛鉤。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這一重大轉軌過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紀最後的20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金礦開發方面的興趣和利益迅速增長，他們在這20年中經辦的外國債券絕大多數是採用金本位制國家的。
美國南北內戰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他們的美國代理人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belmont）及賽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廢除林肯綠幣和重新使用黃金支付的程式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和紐約猶太銀行家約瑟夫·賽林格曼（josephseligman）聯手承銷價值5500萬美元的美國債券。後來，摩根集團和紐約第一國民銀行也加入進來，發行了2500萬美元的美國債券，羅斯柴爾德銀行佔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和華爾街銀行家共發行了267億美元的美國債券。這些貸款對穩定美國金融起到重要作用，併為美國未來採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礎。
然而，1877年10月美國在第45屆國會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法案，重新啟用銀幣作法定流通貨幣。這項法案被貝爾蒙特憤怒地稱做「公開的盜賊」、「瞎了眼的瘋狂蠢事」。在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壓力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規定銀幣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流通，並且不得用於支付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貸款利息。美國財政部長約翰·謝爾曼（johnsherman）在1899年通過貝爾蒙特銀行與羅斯柴爾德銀行重新簽訂了一筆5000萬美元的貸款，以金幣結算。這筆交易成為了從1879年起羅家試圖在美國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轉折點。
1893年3月，為在美國黃金儲備急劇縮減的時期維持美元的兌換性，克利夫蘭總統嘗試發行一筆5000萬~6000萬美元的黃金貸款。雖然摩根財團躍躍欲試想要加入，羅斯柴爾德卻表現得非常猶豫。即使在克利夫蘭承諾會把本來已經極大限制銀幣流通的《謝爾曼購銀法案》(shermansilverpurchaseact)廢除掉之後，阿爾弗雷德·羅斯柴爾德還是很不滿意。羅家兄弟的談判技巧實在了得，他們最後使這一協議在確保羅家獲益非凡的條件下得以簽訂。羅家以1045的價格承銷價值6230萬美國國債，轉手就以11225（後來更升到119）的價格賣給急迫的投資者們。此舉創造了在22分鐘內獲利600萬美元的神話。這一項交易在美國備受詬病，最終導致189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力主白銀貨幣的布萊恩（williamjenningsbryan），而不是克利夫蘭。
1868年時只有英國和屈指可數的幾個英國經濟附屬國：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亞採用金本位制。法國、俄國、波斯和一些拉美國家採用雙本位制。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歐多數國家，都採用銀本位制。40年後，只剩下中國、波斯和幾個中美洲國家仍然用銀本位制。黃金實際上成為世界貨幣體系的標準。
在歐洲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轉軌過程中，德國於1871~1873年，法國於1878年，俄國於1897年，義大利於1881~1882年採用了金本位制，羅斯柴爾德銀行在這一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羅斯柴爾德倫敦和巴黎銀行實際上成為這些國家的第二中央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網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大量輸送信用和貨幣，各國只有在他們主導的金本位體系下才能避免匯率急劇變動的風險，其主營業務——公債交易又需要各國貨幣之間保持自由兌換，於是各國統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於羅家業務開展。由於羅家在黃金市場的壟斷地位，也就間接形成對各國中央銀行的控制力，羅斯柴爾德銀行在19世紀後期不遺餘力地促使各國實現金本位制，其戰略意圖正在於此。
進軍中國
「羅斯柴爾德家族非常獨特，他們彼此爭吵不休，但是團結如一對付全世界。」
——英國著名的政論家查爾斯·狄爾克1879年3月
自從1874年中國清政府簽訂第一個外國貸款合同後，就依賴兩家英國機構進行海外融資：滙豐銀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同時英國政府通過任命羅伯特·哈特爵士（sirroberthart）為總監，掌控了大清海關。1885年3月，坐鎮巴黎的阿爾方斯·羅斯柴爾德聽到風聲說俾斯麥「有意插手中國問題」。羅斯柴爾德情報網很快證實德國財政部長戴維·漢斯曼（davidhansemann）提議由羅斯柴爾德和滙豐銀行分別代表德國和英國，平分中國政府和鐵路工程的融資業務。阿爾方斯立刻表示贊同，認為「德國早該如此向遠東發展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方向」。唯一的問題是漢斯曼想要在這個聯盟中佔到超過一半的權利。在陪同中國駐倫敦大使到德國訪問的時候，奈提·羅斯柴爾德督促英國外相「在未來同中國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證英國製造商佔到合理的比例」。
當漢斯曼發動威廉·卡爾（wilhelm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華銀行（deutsch-asiatischebank）時,包括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在內的13家主要德國銀行都加入了進來。奧本海默被選作代表前往中國進行經濟形勢考察，羅斯柴爾德倫敦機構負責出資贊助。
在遠東利益上，英國獨霸一方，與之對立爭奪的是法國和俄國。儘管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和影響不斷壯大，但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最終打敗了中國，此事給柏林和倫敦聯手合作奉上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羅斯柴爾德和漢斯曼就是這背後的總策劃師。他們的設計是：促成滙豐銀行和德華銀行的合作，分別以英國和德國政府為後盾，遏制住俄國在中國勢力的進一步擴張。然而銀行家們的想法和外交家與政治家們存在很大分歧。德國政界一些官員想促使德國站在俄國和法國一邊，而不是英國，並且反對1895年4月日本吞併遼東半島。另一些官員則懷疑羅斯柴爾德是要將德國銀行排擠出中國市場。而滙豐銀行當然不情願放棄它對中國政府融資的一向壟斷。羅斯柴爾德和漢斯曼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1895年5月，清政府宣佈從俄國貸款1500萬英鎊來支付對日本的戰爭賠款，而沒有采用羅斯柴爾德和漢斯曼極力推薦的多國貸款。阿爾方斯認為這對英國和德國政府而言都是「一劑苦藥」。
實際上俄國根本沒錢借出這筆款項，它自己正負債累累。於是這筆錢實質上是法國貸款，由巴黎銀行等三家法國銀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卻是俄國跟法國平分，俄國得以把跨西伯利亞的鐵路修到滿洲里，法國拿到中國的鐵路修建權。搭著這順風車，1896年俄國銀行家羅斯坦（rothstein）用法國資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銀行，還訂立了俄中聯盟。
眼看俄國霸著中國大蛋糕大快朵頤，吃個不亦樂乎，漢斯曼這廂又急又恨，而羅斯柴爾德更急於要把誘人的中國貸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於是兩人快馬加鞭，促使滙豐銀行和德華銀行在1895年7月正式簽署合作協議。這番工夫總算沒白費，趕上1898年中國要第二次借款了，這回是1600萬英鎊。難題又來了，英國政府不願意給這筆借款作政府擔保，以致難以界定英國在借款中的佔比份額。而英國和德國政府又都對對方不放心，彼此懷疑對方針對中國的領土野心。此時滙豐銀行和漢斯曼為爭奪在山東省的鐵路准入權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這可急壞了阿爾弗雷德和奈提兩位羅家兄弟，兩人分頭在滙豐銀行和漢斯曼之間連撫慰帶調停，總算在8月把雙方的火氣都壓下去了。
阿爾弗雷德親自出面，把英國和德國的政要全請到倫敦羅家的晚宴上，讓德國方面以一種「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訴說在中國問題上受的委屈。那邊滙豐銀行正暴跳如雷，指責德華銀行背信棄義，奈提趕忙在漢斯曼和滙豐銀行之間調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後，1898年9月初，銀行家和政客終於一起坐到了倫敦的會議桌邊，就中國鐵路權的劃分達成協議，英國銀行家佔揚子江沿線，德國銀行家管山東半島的鐵路，天津到秦皇島鐵路由兩家平分。奈提高調重申「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上，德國總理誠懇地願意與英國以及美國和日本聯合」。
協議是達成了，爭端、猜忌和矛盾卻從沒停止過。1900年，德國在義和團運動後向中國出兵，俄國則直接佔了滿洲里，兩邊眼看著又要擦起火花，雙方都找羅斯柴爾德去傳話。羅家一邊向英國政府傳遞「俄國人保證不開戰」的信兒，一邊牽線搭橋讓英國和德國簽署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新一輪協議，維持清王朝完整並促其「開放國門」同外國進行貿易。在羅家一手運作下，英國和德國在中國的利益分配上達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漢斯曼又在柏林組織銀行家們開了個會，組成北京辛迪加（壟斷組織形式之一），專門針對在中國進行商業合作的問題。在這一系列問題上，英國、德國和俄國都把羅斯柴爾德視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紀末就開始進入中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戰爭的程式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1979年，羅家再度進入中國。只是這一次，他們來的「悄無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