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內森·羅斯柴爾德曾經不可一世地宣稱他已經「控制了大英帝國的貨幣發行權」，但歐洲老牌貴族們仍從骨子裡對羅斯柴爾德等猶太銀行家新興「暴發戶」有著一種難掩的輕蔑心態。然而在特定情況下，貴族們也不得不屈服於金錢的權力。俾斯麥持有類似心態，對猶太銀行家們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麥初到法蘭克福，很快跟羅斯柴爾德家族開始了一段相當溫馨的蜜月期，但是沒過多久就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爆發了一次異常激烈的爭吵。事情的起因源於當時作為德意志邦聯首領的奧地利，經常獨斷專行，並不尊重普魯士政府，而俾斯麥是一個極端敏感和強勢的人，作為外交官雖然只能服從於柏林方面的政治意願，但他經常會為奧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細節問題大發雷霆。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資源就是依靠跟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關係。1852年，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意志邦聯問題上產生了一次不算太嚴重的衝突。當時德意志邦聯擁有一支小型艦隊，資金匱乏，難以為繼，急需一筆錢來支付船員的工資。奧地利不顧普魯士的堅決反對，直接就要求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一筆6萬荷蘭盾的貸款。羅斯柴爾德在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情願資助這個艦隊，但他還是願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麥，和阿姆斯洛激烈地爭吵了一番。
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政府之間較勁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縱使富甲一方，也難免成為風箱裡的老鼠，處境左右為難。這些封建統治貴族階層從骨子裡仍然把猶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屬族群，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有錢並不能解決猶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問題。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後，俾斯麥的憤怒仍然沒有完全平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更親近奧地利，而並不敬畏普魯士，一氣之下他開始拒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邀請，同時遊說普魯士政府啟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貝斯曼銀行，用貝斯曼銀行作為整個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可惜普魯士的財政部並不像俾斯麥那麼容易衝動，他們並沒有替換羅斯柴爾德家族。究其主因還是羅斯柴爾德的地位實質上無人可取代。普魯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錢的時候，也只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提供決定性的幫助。如此一番爭吵之後，奧地利大使憤然離開了法蘭克福，俾斯麥認為他在這場爭鬥當中取得了勝利。
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俾斯麥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手的過程中，也掂量出了對手的分量。
他是一個在政治上理性而現實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戰勝了奧地利，他馬上調整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又開始示好於羅家。1853年，俾斯麥支援政府的建議，把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家。不僅如此，他繼而要求授予梅耶卡爾爵士（阿姆斯洛的繼子）普魯士的紅鷹勳章。雙方關係修復之後，比從前更現實和更緊密了一層。
1858年時，普魯士王儲（後來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麥為駐聖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麥離開法蘭克福之前，專門向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求教，希望梅耶卡爾為他在柏林推薦一位可靠的銀行家，而且俾斯麥堅持在柏林負責打理他的個人財政的私人銀行家必須是猶太人。出於種種原因，他認為只有猶太銀行家才具有足夠的天分和能力，幫助他實現理財方面的目標。這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過此道繼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緊密的關係。
於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正式推薦了格森·佈雷施勞德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1861年，佈雷施勞德已經成為柏林極有影響力的猶太銀行家。儘管當時在柏林還有像孟德爾頌這樣資歷更老的幾個銀行家族，而且這些老牌家族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深度上都比佈雷施勞德高出一籌，但佈雷施勞德家族依靠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來，在柏林銀行業中迅速竄升，成為「新星」。換言之，在眾多銀行家族當中，誰能夠保持與羅斯柴爾德越密切的關係，誰就越有機會成為市場競爭中的佼佼者。
佈雷施勞德家族成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之後，迅速進入了角色。俾斯麥全部工資和其他收入都一併交給佈雷施勞德家族的銀行來打理，同時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債務支付，為他設定和經營海外的銀行戶頭，負責經營俾斯麥當時還不算太多的資產。
從這時開始，俾斯麥和佈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密切的通訊往來。跟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所有銀行家族都對政治訊息和市場情報超級敏感，因為這些資訊背後蘊藏著大量的商業機會。佈雷施勞德家族並不要求俾斯麥給予任何金錢形式的酬勞，他們所圖求的報償就是政治情報和一些內幕訊息的透露。
丹麥危機：俾斯麥的意外機會
任何一場戰爭背後打的都是錢糧，誰的經濟潛在資源更龐大，誰就越有可能在戰爭中贏得最終的勝利。俾斯麥在統一德國的歷史程式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錢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繼承王位時，他所面對的首要難關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議會。自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來，以民主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橫掃歐洲，特別是1848年革命後，自由派在歐洲的影響力更加深遠，甚至不惜採取暴力與流血的方式力圖徹底砸碎封建專制的社會權力結構。在思想傳統較為保守的普魯士，自由派既嚮往法國與英國的民主模式，又從內心深處懼怕法國曾經歷過的血腥革命。這是普魯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點，他們從骨子裡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而僅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層皮。
威廉一世身上繼承了普魯士軍人的傳統，多年的軍旅生涯使他對軍隊建設分外關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鎮壓歐洲革命最堅決的少數派，反對任何政治妥協。他認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權是普魯士崛起的先決條件，這一點與俾斯麥不謀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軍隊改革法案屢屢遭到議會阻撓的情況下，終於下定決心啟用極具爭議性的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麥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鐵血理論，他說：「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那是我們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錯誤，（這些問題）只有通過鐵和血的方式來解決。」俾斯麥同時也給威廉一世打了一針強心劑：「既然我們遲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體面一些……陛下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奮鬥！」從此俾斯麥贏得了威廉一世對他的政策的堅決支援。\[10\]
軍隊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強化正規軍，削弱國民警衛隊。法案將正規軍服役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議會反對的表面理由是軍費開支過大，骨子裡是對國民警衛隊被降格感到不滿。在普魯士的軍事建制中，正規軍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貴族勢力集團，而國民警衛隊則代表城市中產階級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強化正規軍的結果必然是普魯士專制力量得以進一步增強，這一點是自由派的議會所深為忌憚的。他們的手段就是拒絕批准政府的預算，在錢的問題上死死卡住俾斯麥的脖子。俾斯麥毫不示弱，馬上威脅將議會休會，要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執政。
正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丹麥危機突然爆發了。在1863年3月，丹麥國王欲將普丹邊境地區存有領土爭議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兩地納入版圖，此事立刻激發了普魯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處地區按照1852年《倫敦條約》的規定雖然由丹麥治理，但主權仍屬德意志邦聯。戰爭的陰雲開始籠罩在普魯士的上空。\[11\]
對於俾斯麥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將借對丹麥的戰爭大大削弱國內自由派的反對力量，鞏固自己的權力。此時俾斯麥太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了。從戰略上分析，俾斯麥的手法沉穩老到。為了達到擊敗丹麥的目的，他必須拉攏奧地利。為此他巧妙地建議將石勒蘇益格劃歸普魯士統治，荷爾斯泰因則歸屬奧地利，奧地利欣然接受。同時，為了擺平歐洲其他強權的干涉，俾斯麥作出支援《倫敦條約》、維護現有歐洲秩序的姿態來安撫英法俄。
俾斯麥在丹麥危機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經發揮到了極致，普魯士的軍事機器對付丹麥也綽綽有餘，但最讓俾斯麥焦心的是他龐大的戰爭費用並沒有著落，議會頑固地反對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過他的戰爭預算。
普丹戰爭：金權小試鋒芒
俾斯麥的唯一希望就是繞開議會預算牽制，另闢蹊徑進行戰爭融資。他將主要希望寄託在了自己的私人銀行家佈雷施勞德身上。佈雷施勞德與手眼通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關係緊密，他們不僅可以解決龐大的資金問題，對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影響力也非同一般。在對丹麥的戰爭中，拿破崙三世的中立是成敗的關鍵。
此時，俾斯麥身側的佈雷施勞德一直靜靜地觀察著普魯士政壇的一系列動盪，盤算著如何利用這一重大政局變動來謀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從個人好惡來看，作為猶太人的佈雷施勞德更加傾向於自由派的觀念。實際上，猶太人為爭取自身的公平權力構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為銀行家，他的判斷必須絕對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須選擇利益！
通過佈雷施勞德每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密切聯絡的信件往來，柏林方面的商業市場情況和政治軍事情報源源不斷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1863年5月1日，佈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情報快訊中透露丹麥危機已經導致「我們的（財政）部長本來計劃貸款5000萬泰勒進行海軍建設，但是（丹麥危機）使該貸款減少到3000萬泰勒，主要用於波羅的海的港口防禦……（俾斯麥）透露丹麥事件可能導致嚴重的複雜局面，但在3個月的時間裡暫時不會有動作，因為軍事準備尚未完成」。\[12\]
從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麥的戰爭準備工作在緊張地進行，而資金壓力卻越來越大。佈雷施勞德與羅斯柴爾德反覆磋商之後，終於在11月向俾斯麥出價了。佈雷施勞德的建議很簡單，普魯士可以出售國有資產進行融資。他們看中了薩爾地區儲量豐富的煤礦，這些煤礦主要處於普魯士政府控制之下，佈雷施勞德提議將煤礦賣給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其實，早在1861年就有傳聞羅斯柴爾德家族願意出價2000萬泰勒收購薩爾地區的煤礦。俾斯麥早就知道拿破崙三世對該地區的煤礦也大感興趣，拿破崙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麥攤牌：如果想讓法國在普丹戰爭中保持中立，必須拿普魯士的薩爾煤礦作交易。1864年初，關於普魯士的煤礦即將賣給法國的訊息在法國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威廉一世的面子掛不住了，俾斯麥的融資計劃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佈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將向議會提交1000萬泰勒的預算，議會可能拒絕。兩天以後俾斯麥果然提出1200萬泰勒的預算用於普丹戰爭。當時普魯士的國庫中可用於對丹麥作戰的資金有2100萬泰勒，但俾斯麥出於對戰爭開銷謹慎的評估，認為這筆錢必須保留以備意外情況的發生。1864年1月22日，議會果然以275對51票的懸殊比例否決了俾斯麥的要求。\[13\]
俾斯麥只得再想辦法找錢。此時，法蘭克福的銀行家厄蘭格家族（raphaelvonerlanger）找上門來希望提供1500萬泰勒的貸款，俾斯麥大喜過望。此事激怒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厄蘭格家族原本是羅氏家族的門下，後來自立門戶發展壯大成為羅家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已經躋身於國際銀行家的序列。羅家歷來痛恨自己的門下背叛，更何況厄蘭格家族還時常拉上法國的福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與羅家搶生意。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為此大動肝火，痛斥佈雷施勞德辦事不利。佈雷施勞德趕緊保證，議會堅決反對任何沒有議會批准和授權的私人銀行對政府的放貸行為，「厄蘭格對政府貸款的辦法已經被完全否決了」。\[14\]
普奧聯軍於1864年2月1日正式發動對丹麥的戰爭。2月3日，佈雷施勞德見到俾斯麥之後，再度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警告俾斯麥不得接受厄蘭格的貸款。羅斯柴爾德甚至要求俾斯麥在普魯士媒體上抹黑厄蘭格。俾斯麥拒絕了這一過分要求，不過保證普魯士政府會謹慎考慮與厄蘭格的合作。佈雷施勞德隨即向俾斯麥提出新建議，把議會曾經批准的用於鐵路建設的貸款額度做抵押，向銀行家進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資，銀行家們再向投資人出售足額債券。
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裡，俾斯麥對後續戰爭經費的憂慮超過了對戰局的關注，戰爭的開銷明顯超出了他的預測，再沒有後續資金的跟進，俾斯麥的大軍可能只能再支援兩個月左右。屆時如果戰爭仍然沒有結束，俾斯麥必將陷於議會狂轟濫炸的痛斥和歐洲列強幸災樂禍的嘲笑兩面夾擊之下。毫不誇張地說，俾斯麥這個名字將成為歐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將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3月初，普魯士銀行與厄蘭格家族達成了秘密協議，羅斯柴爾德聞訊暴跳如雷，再次怒罵佈雷施勞德無能。3月14日，佈雷施勞德回信發誓「俾斯麥決不知道此事，而且對這一行為深感困擾」。俾斯麥保證將譴責具體經辦的財政部長。
當然，俾斯麥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瞧出了羅斯柴爾德與厄蘭格之間的矛盾，便有意無意之間誇大了厄蘭格的潛在威脅，目的是儘快從羅斯柴爾德那裡得到條件最好的貸款。他將國際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這一招「以錢制錢」的手段的確高明。最後，俾斯麥拿到了利息為45％的戰爭融資，而羅斯柴爾德拿到了豐厚的融資代理費。
1864年4月18日，普魯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戰爭的開銷也造成了嚴重的危機，「整個1864年的夏天，俾斯麥都在為普丹戰爭所導致的流動資金緊張而煩惱」。這場戰爭總共開銷2250萬泰勒，歷年財政盈餘530萬泰勒和普魯士政府融來的資金1700萬泰勒已經消耗殆盡。\[15\]
通過戰爭，俾斯麥終於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對銀行家進行重大妥協。普丹戰爭的爆發時間大約與美國南北戰爭相當，在對戰爭和林肯被刺的評論中，俾斯麥曾說：「毫無疑問，把美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定好了的。」「他（林肯）從國會那裡得到授權通過向人民出售國債來進行借債，這樣政府和國家就從外國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來。當他們（國際銀行家）明白過來美國將逃出他們的掌握時，林肯的死期就不遠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損失。美國可能沒人能夠沿著他偉大的足跡前行，而銀行家們將會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擔心外國銀行家以他們高超和殘酷的手腕會最終得到美國的富饒，然後用它來系統地腐蝕現代文明。」
俾斯麥的話應該是有感而發的。
普丹戰爭是俾斯麥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達到了一石多鳥的效果。一是利用對手奧地利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二是離間了奧地利與盟友的關係，三是壓制了國內自由派的反對。
議會自由派：德國統一道路上的障礙
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神聖羅馬帝國崩潰後，眾多德意志邦國成立了組織鬆散的德意志邦聯，奧地利成為德意志邦聯的領袖。隨著拿破崙光輝的逝去，法國在德意志的影響力減弱，民族主義興起，德意志統一運動日益壯大。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德意志的統一形成兩種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區，其中包括奧地利這個多民族帝國；以普魯士為核心，建立一個排除奧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麥出於現實考慮，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線。
普丹戰爭結束之後，奧地利成為阻擋俾斯麥統一德國雄心的主要障礙。為達成這一戰略目的，俾斯麥仍然採取了用對外戰爭凝聚國內共識，迫使議會讓權，鞏固自己在普魯士內部地位的策略。所謂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麥看中了義大利反抗奧地利統治的機遇，建立與義大利的戰略同盟。同時借薩爾地區煤礦的重大利益誘惑法國，使拿破崙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麥還利用俄奧在巴爾幹半島的爭端，爭取俄國的理解。最後是英國的態度，英國對歐洲大陸勢力均衡變化的潛在趨勢缺乏敏感，雖然英國不願看到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但從形勢上看奧地利似乎勝算更大，更何況拿破崙時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國的思維慣性仍在，俾斯麥認為英國對普奧戰爭雖不會滿意，但也不至於激烈反對。經過俾斯麥的運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魯士的朋友比奧地利多，敵人則比奧地利少。
此時，最讓俾斯麥憂心的還是錢的問題。
普丹戰爭已經使普魯士財力大傷，多年的財政盈餘隨著戰火灰飛煙滅，戰爭對於財富的驚人吞噬能力讓俾斯麥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戰爭，實際上打的是錢糧！
從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麥在拼命做兩件事情：盡最大努力為普魯士搞到每一分錢用於戰爭準備，同時竭盡全力阻止奧地利在歐洲金融市場籌到戰爭經費。俾斯麥的戰略是在金融方面將對手逼上絕境，在戰爭威脅之下，拖垮奧地利的國力。奧地利的財政情況的確比普魯士更糟，常年疲於鎮壓巴爾幹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騷亂，使之早已財源枯竭，瀕臨破產。雙方誰也不願意公開表現金融窘境，都在幕後秘密籌措資金，準備大打出手。
最讓俾斯麥抓狂的還是議會同以往一樣全部否決了他的所有預算，並宣佈政府未經議會批准無權動用國庫資金，否則就是違憲，政府部長要對此負全部責任。俾斯麥當天就發表了措辭強烈的回應，他將議會反對派定性為阻撓國王的外交政策，客觀上起到了通敵效果的「賣國賊」。其實，俾斯麥深知議會自由派中很多人對普丹戰爭中普魯士大獲全勝骨子裡是歡欣鼓舞的，他的叛國指控就是有意去刺傷這些人的自尊，從而促使他們改弦更張。議會自由派中的狂熱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擊俾斯麥在欺騙議會和國王。俾斯麥聞訊大怒，立刻向對方提出決鬥要求。整個柏林政界為之震動，要知道決鬥是勇敢和魯莽的混合體，一旦決鬥開始，絕無退縮和勸架的可能，雙方非死即傷的機率極高。堂堂普魯士首相若死於決鬥場，整個歐洲的局勢都會發生突變。偏偏這個俾斯麥天性暴躁，早在大學期間，就曾27次與人決鬥，膽子大得驚人。佈雷施勞德等人趕緊私下勸阻，連遠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都在關注決鬥的事。雖然最後決鬥被勸阻，俾斯麥對議會拒絕政府預算的憤怒和焦慮卻與日俱增。
俾斯麥太渴望金錢了，沒有錢，他的理想只能是夢想，他的夢想最後會退色為幻想。
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普奧戰爭的財源
1865年，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懸於一點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動的方向。7月，俾斯麥苦等的戰爭經費終於有了眉目。這就是科隆—明登鐵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鐵路是普魯士最早興建的鐵路線路之一，1833年開始設計，1859年全部建成，成為普魯士鐵路系統的樞紐。該鐵路專案的建設初衷是將魯爾地區的煤廉價地運送到工業生產基地。佈雷施勞德在科隆—明登鐵路融資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成為該鐵路公司的董事，同時又是為公司進行融資的銀行家。考慮到未來戰爭中鐵路運輸系統可以高效低耗地運送大批軍事人員及物資，所以鐵路公司的國有化是公司發展的主要方向。事實上，科隆—明登鐵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普魯士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基建專案。普魯士政府直接購買了1/7的原始股，並以1400萬泰勒來擔保該鐵路債券以35％的票面利息發行。作為回報，政府可以分期買入該公司的流通股，並最終成為該鐵路的唯一股東，完成漸進式的國有化。1854年普魯士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潮流的影響下，暫停了國有化程式，至1870年視情況發展再定是否繼續。但政府對鐵路債券利息的擔保仍然有效，擔保金1400萬泰勒被鎖定在專用賬戶上無法動用。
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戰爭準備需要大約6000萬泰勒的總額，籌措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費用的重擔就落在了佈雷施勞德的肩上。其實，早在1862年12月，佈雷施勞德經過仔細計算和反覆考慮，就曾提出過極具爭議性的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與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資全面收購鐵路公司的股份，從而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不如普魯士政府以放棄國有化為代價，立刻就可以從鐵路公司拿到一筆補償金，同時放棄對債券利息的擔保，可以馬上盤活1400萬泰勒的部分保證金。
方案一齣臺就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些人認為佈雷施勞德方案是以政府長期損失為代價，使包括佈雷施勞德本人在內的鐵路公司股東實現暴利。在這一方案中，政府將損失各種權益總額高達3000萬泰勒，換來的只是1000萬泰勒的補償和400萬泰勒的可動用保證金。而科隆—明登鐵路是政府投資中非常盈利的專案，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給政府提供緊急資金，但付出的代價是以不到5折的價錢賤賣了優良資產，同時還損失了未來長期的收益權，對政府而言無論如何都不是什麼好的交易。
當時間到了1865年，情況發生了鉅變。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雄心壓倒了一切，為了準備對奧地利這一龐然大物發動戰爭，其他的代價就顧不了許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銀行家酷愛戰爭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時，將以異常低廉的價格出售優質資產，此時才是發大財的好機會。當國際銀行家的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刺激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國家對立，推動政府大規模軍備投資，激化潛在矛盾，誘發戰爭程式，然後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戰爭賠款。只要有大規模資金過手，雁過拔毛，國際銀行家總能收到高額的服務費。哪裡有資金與信用流動，哪裡就能找到投資銀行家的身影。
這麼大的買賣不是一個佈雷施勞德啃得動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還有他的老闆羅斯柴爾德家族，共同在歐洲各大國際銀行家族圈內消化這塊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魯士政府與科隆—明登鐵路公司正式簽署合同。最終結果是政府放棄鐵路國有化權力，獲得1300萬泰勒的補償，其中第一筆支付300萬泰勒現金，付款期為1865年10月1日，第二筆支付2705萬泰勒現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餘部分由鐵路公司發行新股來補償。為了嘉獎佈雷施勞德的功勞，俾斯麥將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條約所涉及的資金劃轉業務委託給了佈雷施勞德。這筆250萬泰勒的轉賬對家就是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佈雷施勞德當仁不讓地將1％的「管理費」入袋為安。
在沒有落實財源時，俾斯麥還準備了外交解決方案的另一手，談判也進行了多時。當俾斯麥得知政府與鐵路公司合同正式簽訂後，立刻在外交上對奧地利採取了強硬態度。在合同簽訂當天，俾斯麥馬上給普魯士王儲發電：「在雷根斯堡會議上，陛下下定了決心，完全戰備啟動和進行一年戰爭的金融手段已經具備，數額大約為6000萬泰勒。」一週之後，俾斯麥的戰爭部長榮恩（roon）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們有了足夠的金錢給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動員全部軍事力量來進行一場全面的戰爭。這使我們的立場更加堅定，我們可以迫使奧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從而使雙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錢從哪裡來？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通過科隆—明登鐵路的重新安排就實現了。」\[16\]
奧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金融安排是為了發動戰爭所做出的緊急安排，而奧地利方面的備戰還遠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談判中開始軟化立場。另一方面，俾斯麥在最初的興奮冷卻之後，也逐漸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資金到位還有相當一段時間，而從佈雷施勞德與國際銀行家們聯絡後的反饋情況看，情況並不樂觀。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明登鐵路之間900萬泰勒的債權轉讓由於雙方價格無法達成一致陷於停頓。戰爭資金難題如劍懸頭頂，俾斯麥再次開始上火，他最急於知道的就是錢什麼時候能夠到位。
此時俾斯麥的堅定開戰的決心也開始發生動搖，他不得不認真考慮外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麥透漏了自己的動搖：「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籌集資金，並使法國保持中立……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可以維護我們的榮譽，同時保留戰爭的選擇。」俾斯麥的判斷同樣影響著他的私人投資決策，他託人給佈雷施勞德帶話：「如果我的投資賬戶上還有債券投資，現在我在這裡無法知道，他不應該僅僅是由於過早的戰爭擔憂就賣掉這些債券（明登鐵路）。」\[17\]俾斯麥的行為用今天的標準看，有利用內幕訊息投資並獲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這樣的氛圍下，普魯士與奧地利達成了蓋斯登（gastein）協議，普魯士管理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奧地利管理荷爾斯泰因(holstein)，雙方繼續共享主權。然而普魯士與奧地利都心知肚明該協議只不過是個緩兵之計，他們都在等待戰爭經費的問題出現重大突破。
為什麼普奧戰爭戛然而止
1866年2月，佈雷施勞德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資金購買明登鐵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國際銀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紛紛認為購買股票的資金將被普魯士用於戰爭，而和平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共同理想」。2月中，佈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密信中用暗語提到政府可能在考慮出售薩爾煤礦，市場上風傳羅斯柴爾德和奧本海默可能是買家。顯然，封殺明登鐵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薩爾煤礦轉手，意味著國際銀行家們發現煤礦的潛在收益更大，如果讓俾斯麥順利通過鐵路股份轉讓而獲得足夠的資金，普魯士政府勢必不願再出售薩爾煤礦了。
錢的問題並沒有實質性進展，而戰爭準備卻在升級。1866年3月28日，普魯士軍隊開始大規模備戰。3月底，在私下找買主無望的情況下，普魯士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公開出售科隆—明登鐵路股份。可是市場狀況在戰爭的陰影籠罩下走向低迷，大規模出售將導致資產嚴重損失。4月8日，普魯士宣佈與義大利結為軍事同盟，股市大跌。羅斯柴爾德給佈雷施勞德的指示是，一旦戰爭即將開始，立刻丟擲羅家在柏林的所有債券。而此時，佈雷施勞德已經大舉拋售羅家債券，結果羅家大怒，因為按照他們的想法在俾斯麥得到實質性的資金之前，決不會貿然發動戰爭，所以與義大利結盟並不意味著戰爭即將開始。
佈雷施勞德明顯犯了沉不住氣的錯誤。
羅斯柴爾德在信中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你是在保護我們家族的利益，我們希望聽到你拋售我們的債券的解釋。我們早上發給你的電報中指出，我們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債券）的行為。」4月18日，佈雷施勞德趕緊回電說明，最近與奧地利的關係出現緩和，所以出售債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魯士開始軍事總動員，全部9個軍團進入戰備狀態的費用為2400萬泰勒，並且以每月600萬泰勒的數字遞增。\[18\]5月18日，在資金嚴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魯士政府被迫宣佈成立公共信用機構並提供無抵押的2500萬泰勒的信用，同時廢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圖吸引民間資本進行信貸。即便如此，信用緊張的局面並未緩解，財政部長哀嘆他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髮動戰爭，甚至連兩個月後的開支都沒有著落。\[19\]
到了戰爭爆發前的最後關頭，佈雷施勞德的科隆—明登鐵路方案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資金的嘗試都歸於失敗後，普魯士財政部痛下決心委託佈雷施勞德和漢斯曼組成購買鐵路股份的銀團。股權收購定價為110泰勒，市場交易價格為117泰勒，除了他們兩位之外的其他銀行家試圖利用政府的財政窘境把價格壓低到105泰勒。政府無法接受如此之低的報價，決定分批出售。如果戰事順利，股票價格將一路攀高。這也是一招險棋，萬一戰爭打得不順，政府將面臨經費枯竭和股價暴跌兩重壓力。但俾斯麥決心冒險！
由於政府放棄了國有化並解除了貸款利息擔保，立刻拿到了1400萬泰勒被鎖定的擔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鐵路股份銷售所得資金用於軍事總動員之外，正是這筆錢支撐了未來7周的戰爭。等到俾斯麥兵臨維也納城下之際，這筆錢已不足300萬泰勒，而奧地利尚有18萬大軍駐守維也納，如果兩個星期之內無法迫使奧地利投降，俾斯麥將成為歷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麥戛然而止的戰爭，使其在這場事關德意志命運和他個人命運的重大賭博中大獲全勝！
普法之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普奧戰爭的輸家當中最窩囊者，非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莫屬，他眼睜睜地看著普魯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國在俾斯麥的戰略性欺騙之下，非但沒有獲得任何實質上的「中立補償」，反而在盧森堡的問題上被俾斯麥奚落嘲弄。拿破崙三世在疏遠奧地利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與楚懷王被張儀用「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楚國與齊國斷交如出一轍，楚懷王與拿破崙三世同屬那種愛貪便宜、志大才疏之輩。
一向玩大國均勢遊戲爐火純青的英國，此時對普魯士即將統一德國而崛起成為英國最大的挑戰者這一危險前景並沒有應有的敏銳。英國仍然被愛虛張聲勢的拿破崙三世忽悠住了，過高估計著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實力。法國於1859年動工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國認為這是對它統治下的中東地區和印度的一種直接威脅：如果斷了英國本土與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線就等於斬斷了英帝國的脊樑，這是英帝國主義者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於是戰略短視的英國政府把普魯士作為抗衡法國的力量，對普魯士統一德國的行為大開綠燈。英國對法國的顧慮壓倒了對德國統一的擔憂。
沙皇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慘敗後，同英、法關係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態度，實際上支援普魯士對法國作戰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以報當年的一箭之仇。遲鈍而封閉的沙皇正專注於在巴爾幹煽風點火撈取些蠅頭小利，對普魯士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幾十個鬆散的德意志邦聯小國並未完全放在眼裡，從而埋下了未來敗亡的伏筆。
奧地利新敗，財政瀕於破產，雖想支援法國對普魯士進行報復，但已力不從心。
俾斯麥與其說是個偉大的戰略家，不如說是個幸運的冒險者，他的幸運在於他的對手們在戰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閃電般的崛起。普奧戰爭結束後，只有俾斯麥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國的統一大業，不打敗強大的法國是不可能實現的。普法戰爭將不可避免。
普法戰爭的導火線是所謂「埃姆斯電報」。1870年7月初，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一位親王被選為西班牙王位繼承人。拿破崙三世以法國不能容忍東西兩翼均受到威脅為藉口，命令法國駐普魯士大使提出抗議。當時，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溫泉療養院休養，他向法國大使表示，霍亨索倫家族可以考慮放棄西班牙王位繼承權。但拿破崙三世仍不罷休，又命令法國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書面保證。威廉一世答應回柏林再談判此事，同時給俾斯麥發了一份電報。俾斯麥接到電報後，刪改了電報的一些內容，使之成為威廉一世拒絕同法國大使談判的通電，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崙三世以受到侮辱為藉口對普魯士宣戰。
而此時的法國連一個盟國都沒有。
作為普奧戰爭的主要功臣，佈雷施勞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經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小兄弟變成了平起平坐的夥伴。俾斯麥對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奧戰爭結束不久，俾斯麥毅然將自己全部私人賬戶中的財產從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銀行轉到了佈雷施勞德銀行。
就在戰爭爆發前的10天，佈雷施勞德在給俾斯麥的密信中詢問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並狡猾地提到俾斯麥私人賬戶上的投資情況。在信中他問道：
「在我這方面看來，我並不認為極端嚴重的政治情況已經出現，所以我並沒有將閣下賬戶裡的資產出售。如果我的判斷有誤，您認為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將發生，我請求您及時給我示警。」
果然，事關俾斯麥個人財富的損益，俾斯麥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過是以俾斯麥夫人的名義回覆的：
「他並不認為其他人會突然對我們發動進攻，因為西班牙的投票並未符合任何人的意願。不過他覺得也許到了某個時刻，對戰爭的預期會比現在更強烈，所以賣掉鐵路股份也許是個好主意，反正他這裡也需要錢。」
佈雷施勞德收到回信後，立刻明白了戰爭即將開始。第二天，他即刻將這一價值連城的情報發給巴黎的羅斯柴爾德：「所有的報價都會快速下跌。」同時，他指令在歐洲各個市場的交易員全部丟擲他的各類資產，有些甚至是在虧損中售出的。佈雷施勞德此時已顧不了那麼多了。
普奧戰爭的一個結果就是普魯士的憲法危機結束了，俾斯麥的政府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財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魯士主導下的北德意志邦聯議會批准了12億泰勒的戰爭信用。
在戰爭爆發初期，柏林股市情況近乎恐慌，連科隆—明登鐵路這樣的優質股票都下跌了30％。普魯士政府緊急出售1億泰勒的第一期戰爭債券，試圖擺脫由銀行家壟斷的承銷渠道，直接向市場發售，條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銀行家們的建議是打85折，被政府拒絕了。奧本海默在寫給佈雷施勞德的信中強調，「這是一個當前市場情況下的可笑的條件」。結果銷售遭遇了巨大的失敗，債券只賣出了6000萬泰勒。其實，問題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銷售，銀行家們無法賺取承銷費，因而採取了集體抵制的行為。這一點再次表明，金融市場上「渠道為王」的威力。\[20\]
1870年9月1日，普法雙方在色當進行大會戰，法國軍隊再次慘敗。次日，拿破崙三世率領10萬法軍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拿破崙三世的統治。
色當戰役後，多達30萬的法軍俘虜被普魯士關押。佈雷施勞德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賺錢的大好機遇，他主動承擔起每月為戰俘向普軍支付生活費的「責任」。對於他而言，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放貸生意，未來無論誰代表法國政府，他們都必須支付這筆鉅額貸款的本金和利息，這將是戰爭賠款的一部分。佈雷施勞德並不懼怕法國人賴賬，因為普魯士的大軍一日不收到戰爭賠償，就一日不會離開法國的國土。而法國軍隊已經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內絕無東山再起的可能。
隨著戰爭的臨近和爆發，佈雷施勞德與巴黎羅斯柴爾德的每日商業信件往來越來越困難，後來柏林與巴黎的直接聯絡被迫改為經由布魯塞爾與阿姆斯特丹轉送。佈雷施勞德照例彙報柏林市場的行情。色當戰役之前，佈雷施勞德緊急通知羅斯柴爾德儘快賣掉他們持有的科隆—明登鐵路股票，隨即佈雷施勞德替羅氏在128泰勒的價位賣出1250股鐵路股票，7月時，該價格為9572泰勒。9月15日之後，雙方聯絡中斷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圍，羅斯柴爾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聯絡上。這期間，巴黎的羅氏只能藉助氣球偶爾傳遞資訊。10月5日，普魯士軍隊徵用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費裡埃莊園，成為威廉一世、俾斯麥和普魯士元帥毛奇的指揮部。著名的「費裡埃會晤」就在這裡進行，法國外交部長試圖說服俾斯麥簽署和約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魯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訓，任命漢斯曼組建承銷團在倫敦和柏林出售2000萬泰勒第二期貸款。隨著普魯士軍隊的捷報，這些貸款合同價格水漲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夠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額度，最後戰爭國債的利率被敲定為5％，期限為5年。龐大的戰爭經費源源不斷地流向法國前線的普魯士大軍。11月30日，銀行家們再接再厲，又一次在英國成功發行了3400萬泰勒的92折貸款，並可選擇進一步發行1700萬泰勒的權力。而同時儘管英國人開始同情倒霉的法國，但法國的債券在英國幾乎賣不動，在金融這一看不見的戰線上，法國再次失敗。
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為皇帝,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28日,交戰雙方簽訂停戰協定，2月26日簽訂預備和約。
至此，普法戰爭結束，整個戰爭普魯士的戰爭耗費總額為2200萬泰勒。
50億法郎戰爭賠款：銀行家的「大餡餅」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鉅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戰爭進行到1870年11月時，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就主動向俾斯麥提出希望能為普魯士提供服務，代收法國未來的戰爭賠款。當然，奧本海默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族們也都競相要求提供服務。俾斯麥徵求佈雷施勞德的意見，這樣一個肥缺當然大家都想自己攬著，佈雷施勞德自告奮勇迫不及待地於1871年2月7日來到凡爾賽。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兩個大單，為巴黎籌集2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和安排協調整個法國的戰爭賠款。
在戰爭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爭吵。俾斯麥對法國的反對怒不可遏，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英國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麥適可而止。梯也爾認為，過多的戰爭賠款既不公平也不現實，法國拿不出這麼多錢。俾斯麥暴跳如雷，不依不饒。最後，梯也爾建議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面轉圜。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將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於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後來佈雷施勞德在給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滿俾斯麥故意的粗魯行為。
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爭賠款，普魯士大軍就得無限期地呆在充滿敵意的法國境內，每日大軍的一切供應開銷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魯士國內和歐洲各國對俾斯麥的不滿也在快速積累。權衡利弊之後，俾斯麥只得接受羅斯柴爾德的50億法郎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齣面立刻擺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簽訂《法蘭克福和約》。條約規定：法國賠款50億法郎，割讓阿爾薩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區。
隨即法國方面開始籌備第一筆2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債券，利率設定為5％，以佈雷施勞德為首的德國承銷財團建立起來了，奧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參與發行。結果債券發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超額認購高達14倍。賠款總額提前完成，並由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直接匯到佈雷施勞德銀行和漢斯曼銀行。1872年，第二筆30億法郎的戰爭賠償債券超額認購達13倍，奧本海默家族單獨承銷了49億泰勒，其中他們自己持有7400萬。賠款工作進行得出奇順利。1873年夏，驚人的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全部完成。德軍開始撤出法國領土。現代金融市場強大的資金籌集能力是過去完全無法想像的。清朝的戰爭賠款往往是以稅賦形式直接壓在貧困的老百姓頭上，而西方則是通過債券投資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種投資機會。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這一程式中，國際銀行家起到了雙重作用。他們一方面扮演了問題的解決者，另一方面卻又是問題的製造者。他們為戰爭雙方提供從軍火公司上市、發行軍火債券、運轉融資，到國家戰爭債券發行、戰後的賠款債券承銷、賠款資金劃轉、國家重建融資等業務的一攬子戰爭綜合解決方案。在戰爭中，政府是不計代價的，正是銀行家們廉價收購國有資產的良機。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得明白：大炮一響，黃金萬兩!無論戰爭結果如何，兩邊的國際銀行家們同樣賺錢。
還是拿破崙看得透：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們的眼中只有獲利！